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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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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中国自西周至宋明时期的古典人文主义做了系统而深入的梳理和阐述，并通过与西方狭隘的人文主义历时性的比较，得出中国古典文化蕴含着深潜宏阔的人文主义思想的结论。这种人文思想迥异于西方人文主义，西方人文主义实际是低维度的人文主义，在流变过程中不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中国的人文主义自成体系，意涵深邃，具有贯通天地的超越性。作者大量引用中国古典著作，体现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出心裁的思考角度。观点新颖，论述充分，具有创新性和启发性，使人读来能够感受到中国古典人文精神之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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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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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人文主义，人们自然就想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思潮。实际上，中国古典文化不仅具有某种人文倾向与调色，而且蕴含着深潜宏阔的人文主义思想，只是这种自成体系的思想迥异于西方近代人文主义，未被以西学为标尺的人们所认同。现代新儒家学者，如唐君毅、徐复观、钱穆等，对中华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中的人文精神，曾都做出过相当可贵却又意犹未尽的表述。本书对自西周至宋明时期的中国古典人文主义，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问与阐述，并与西方人文主义做历时性的比较，质疑百年来的诸多成见与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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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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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见，原名邢孔建，1960 年12月生于海南岛，20世纪80年代致力于西方哲学的问学，述有《概然世界与人的选择》等论；20世纪90年代转向东方思想的研习，出入于道、释、儒诸家，问道求礼于诸野，并从事文学写作。出版有思想随笔集《赤贫的精神》《我们的不幸谁来承担》，诗集《水的滋味》，评论集《韩少功评传》，短篇小说集《河豚》，长篇非虚构叙事《海南岛传》《苏东坡时代》等。读写之余，先后出任《海南开发报》副总编辑，《新东方》杂志常务副主编，《天涯》杂志社社长兼主编，第四、五、六届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第七、八、九届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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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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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性的深度及穷尽的可能
—古典人文主义的精神立意
1．文明以止：人文化成的方向
2．天命之谓性
3．性命的三个维度
4．穷尽的期求和遮蔽的发生
5．人性的解蔽与启蒙
第二章 人本立场与生命向度
—古典人文主义的坐标体系
1．贵生：人本立场的奠立
2．生命展开的两个向度
3．人爵与天爵的成就
4．人文主义的乌托邦
5．为仁由己与精神暴力
6．堪称完备的坐标体系
7．内在对话机制的形成
第三章 尽精微与道中庸
—古典人文主义的心法
1．惟精惟一的道心
（1）从人心到道心的转化
（2）微妙玄通的生存旨趣
（3）去宗教化的宗教生活
2．允执厥中的方法
（1）偏极的发生
（2）中悬的立场与整体的动态权量
（3）用中与养中
（4）儒者的中庸与佛家的中道
第四章 人性与天道的贯通
—儒道释三家的内修功夫
1．儒家：明德的开显
（1）反身而诚
（2）格除遮蔽之物
（3）心、性、命的还原
（4）内圣之学的传续
2．道家：离形去知同于大通
（1）老子：推开玄牝之门
（2）庄子：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
（3）性命双修的钟吕丹法
3．佛家：直指心源 见性解脱
（1）自性净土与他性净土
（2）以人的本来面目为神祇的宗教
第五章 从单向度到多向度的建构
—中华文化人格的演进
1．先秦：单向度的文化人格
（1）相互排异的百家
（2）儒家典型人格：屈原
（3）法家典型人格：李斯
2．汉魏：二元互补的双向度人格
（1）儒道互补结构的形成
（2）双向度人格的几个标本
3．两宋：三元会通的多向度文化人格
（1）三家合流局面的形成
（2）苏东坡：多向度人格的代表
第六章 仁道主义的推恩过程
—古典人文主义的治平思想（上）
1．人道与仁道
2．生生之德
3．仁政：爱的推恩
4．天命与民意：权力的合法性来源
第七章 多维度社会综合治理模式
—古典人文主义的治平思想（中）
1．道的维度：人性的自治
2．德的维度：教化与感召
3．礼的维度：恭敬的规训
4．法的维度：刑罚的震慑
第八章 治乱之道与权力的集散
—古典人文主义的治平思想（下）
1．综合治理及其权宜
2．权力的集中与分散
第九章 神本与物本之间
—两条不同的人文路线
1．西方人文主义的流变
（1）古希腊的天空
（2）苏格拉底：一个路标似的人物
（3）神本对人本的兼并
（4）人性与神性的析离
（5）物本对人本的侵蚀
（6）尼采与海德格尔的反拨
2．中国古典人文主义的出身
（1）殷人的生活世界
（2）人天关系的重构
3．人文主义：起点与终点
后记 追寻歧路上的迷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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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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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追寻歧路上的迷羊
因为书写过一些想象与抒情的文字，长期在作家协会机关当差，本人被归入文学从业者的行列。但私底下的自许，始终是个迷途问道的人。生于困惑的我，不愿在迷津中溺亡。做一个明明白白的人，像一尾鱼游弋在澄明透彻的真相里，不兴风作浪把水搞浑以自欺欺人，是我少年以来怀揣的愿想。在天底下做好并做足一个人，比做什么都重要，也更加困难。带着与生俱来的焦渴，我要在沙漠里找到纯净的水源。为此，我可以耗上一生的资粮，乃至生生世世。沙漠里出土的木乃伊的样子，实在令我感到惊恐，特别是得知其曾经是某个传奇古国公主的时候。
四十年前，我从师范专科学校出来，成为一名中学教员。面对白云苍狗下面的世界，躁动人群中扬起的风尘，内心充满着迷惘的激情。诗歌的吟哦让我变得多愁善感，白天在小路上捡起一片零落的树叶，都会浮想联翩。文学激起了我愤怒或伤悲的情绪，却不给这些情绪提供一条出路，它们在深夜里向我喧嚣。青春的生命如同捧在手心的玻璃瓶子，找不到安放的地方，并在想象中一而再发出炸裂的声响。某个无眠的夜晚，面对镜子里野兽般已然变得陌生的端之上的绝顶。
对现代西方思想大师们的跟随，给我带来的启示并不比困惑更多。直到某一天醒来，我忽然发现，那些被当作现代人文导师的人，包括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卡夫卡等，其实都是些病入膏肓的天才、时代精神的祭品、荒野上迷路的羔羊、深夜街头的流浪者。他们以自己为牺牲去祭祀的，都是旷野里找不到归宿的孤魂野鬼。而人们之所以找上他们，并非是因为他们掌握了天地的奥秘和生命的圭臬，而是因为同病相怜，天涯沦落人的抱头痛哭，以生命的伤悲投诉这个世界的苦难，而这种投诉并不使伤悲与苦难的程度有所减缓。跟随他们日落黄昏的脚步，只会走进更浓的夜色，甚至是荒凉惊悚的墓地。正是在这种情形下，一肚子浑水的我，将目光转向了日出的东方，投入古典思想的问学与修习。在一篇短文里，我写下这样的句子：“我不想做庞贝城里的石尸，来记录一场灾难的恐怖。”对于这个世界，我们已经不是孩子，而是孩子他娘他爹乃至他爷爷，早就没有了撒娇与哭诉的权利，唯有义无反顾地受理与担当，甚至是最终的判决，并心甘情愿地接受随之而来的结果。
由道而儒、由儒而释的进入，让我对所置身的世界和拥有的生命，有了某种深入而又辽远的体认，一条四通八达的道路道隐约在云水间浮现。这种将人间烟火的世俗生活与浩渺天道贯通起来、与万物打成一片的文化，可谓气象大焉，蕴含着哺育人格的强大力量，给人带来了深邃而美妙的存在感。与那些已经作古千年的先贤交心，让我的精神获得了如同醍醐灌顶的加持。在被斥为有着吃人本质的传统里，我找到了古老文化的初乳，精神的生命也得以润泽和滋养，并且变得强壮起来，人生有了一个堪称华丽而又豪迈的转身。我学会了对生命本质意义上的尊重，而不是人情世故里的客客气气，坚信自己在沙漠里找到了永不枯竭的水源，并且有了荣归故里的感觉。云在青天水在瓶，那个曾经备感危脆的玻璃瓶子，也终于有了恒久安放的地方，免于碎落一地。
某次旅行的中途，我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诗来：枯枝败叶依旧是，万里长空一雁归。生活似乎还是原来的生活，世界也还是原来的世界，只是生活在世界里的那个人被偷换了。他不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受害者，不再是法堂里蒙冤受屈的起诉人，他甚至什么都不是，一无是处却又处处皆是。回想既往求学的历程，如同在歧路上追羊，并非没有实际的裨益，但也有了“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
钵效贫儿”的感慨。三十年来的进学与历练，让我对自己的文化出身，有了足够深入的认识与自信；对古典文化中启示的意境，也有了切身的亲证，并在回望的时刻深感侥幸——这构成了本书撰述的前提。《穷尽人性的可能——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叙述》，可以视为作者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考证与认同，如同绑赴刑场前的验明正身。
一个世纪以前，国家积贫积弱，饱受列强的欺凌，几乎到了亡国灭种的关头。危机的旋涡中，焦灼的知识人把国家的失败归咎于文化的劣根，恨不得给整个种群换血，刨除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数千年的传统积累成为民族的原罪，受到了一再复加的控诉。当然，这其实是特殊时势下的“文化偏至”。古往今来，从河东到河西，撞了南墙又撞北墙，此类现象并非不可以理喻。每当时代转折之际，西方思想往往要折返轴心时代的希腊。如今，在民族复兴的时刻，我们是否也应该重返古老文化河流的源头，掬饮灵明的活水，来浇灌自己的身家性命，以获得重新出发的力量，并为个体人生旨趣的体认，提供参照的坐标体系？在精神自持力日趋薄弱，生命失格成为日常现象的当今世界，奠基于人性与天道贯通处的古典人文主义，具有某种救援的意义。在一定的意义上，时下的问题，并不出自我们背负着太多的传统，或是背叛了传统，而是我们根本就没有真正领悟过自己的传统。
大约在八年以前，我写出本书近似于导言的文字。韩少功先生过目后，给予热情的回应，并鼓励我尽快展开成书。能够欣赏别人的好，并且慷慨于成人之美，是先生行仪中令我感动的部分，而这种感动也是本书得以完成的驱力，尽管他并不苟同，甚至反对我的一些意见。
本书结笔之际，已经是岁末的季候，南下的冷空气，一枚枚地摘落园子里艳黄的叶子。我不能不想起一位先辈，华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黎克明教授。1986年，在看过我的哲学处女作《概然世界与人的选择》后，先生给我写了一封诚恳而热情的信，不吝溢美之词，除了在他主编的杂志上予以选用，还邀请我出席次年召开的“全国人道主义与人的哲学研讨会”，给这个之前从未谋面的学子以极大的鼓舞。由于后来人生的折转，一路疲于奔命、模样狼狈的我，未能如先生所寄望的那样，继续暗室里的思辨与书写，转而拐上了文学的歧途。数十年间，尽管哲学上的问路追羊未曾停顿，会通文史哲的努力也不敢放弃，但惴惴的内心总觉得辜负于先生的知遇之恩。《穷尽人性的可能——中国古典人文主义叙述》，算是我向黎先生郑重交上的一份作业。无比遗憾的是，先生早已经驾鹤西行，而我也只能合手默然致意于道旁。同样让我难以忘怀的，还有中山大学的冯达文先生，他讲授的中国哲学史，在我心里深深地埋下了种子。学业的进步有赖于对师道的尊重，但师道的意义不仅仅限于解惑。
尊敬的潘凯雄先生、彭明哲先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鼎力的帮助；尊敬的杨海鹰先生、李凌己博士、刘阳博士等，对这一课题的研究给予了亲切的关注与支持；责任编辑王海燕博士和我的学生纪晓娇，为本书的编校付出了辛勤而有品质的劳动，在此谨表示由衷的感激之情。最后，必须感谢以母亲为核心的家人，给予我的写作以无言的关怀。在一本书的后记里，我曾经说过：“有清水流过的地方，就会有草木生长。”现在，这句话我还想再说一遍。
2022 年1 月21 日
于云龙墟木生火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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