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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史学与心理学结合，独特的群体精神史
作者利用形式多样、跨越时空及国别的档案、采访记录，更亲自投身采访，追溯了百名幸存儿童七十年的人生经历，呈现了“最后见证者”的战后人生与心路，及其与众多民间、官方、个体、机构照护者、研究者互动的群像；
从二战之前至今，儿童教育及心理学研究不断变迁，社会各方包括幸存儿童本人也在改变相关的认识和态度，进而影响他们的精神世界。精神理论与史实中的人生交相呼应，在幸存儿童身上形成了双重展开。
揭示时代如何对人生施加复杂而绵长的影响
心理学研究逐渐揭示出，时代对人早期经历的影响不会简单进入“婴儿期遗忘”；
父母、机构等照护方及成长环境中的时代烙印亦会代际传承——哪怕是借由缺席与沉默；
儿童幸存者也组建家庭，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也以各种方式影响着伴侣和子女——
不认清出身的时代，就无法驱散阴霾。
透过儿童成长看历史影响，弥补研究空白，荣登众多榜单
本书背后的研究项目“幸存儿童及纳粹大屠杀记忆”是首个追踪1945年至今这批儿童战后生活的项目，动摇了“幼童没有记忆因而不受伤害”的固有印象，也通过儿童的视角和境遇重新审视纳粹大屠杀的伤害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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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这是一部纳粹大屠杀幸存儿童的人生史、心灵史。他们生于1935—1944年，鲜少有战前乃至战时的记忆，以至于成年人起初都觉得他们是“幸运儿”。而别人的战后，才是他们的战争的开始：物质上的生存困境；被视为“受战争损害”、需要情绪和心理“修复”的对象；既可能被各方作为“资源”争抢，又可能因家人穷困或政策限制而被各方抛弃；家庭寄养、机构照护乃至教育研究，都是他们的双刃剑；他们小时候影影绰绰有很多充满创伤感的奇怪记忆闪回，越长大越发现自己不知父母到底是谁，或者“意外”发现自己是有过集中营经历的“外国”犹太人，犹如晴天霹雳；待到时代变化，公众开始真正关注大屠杀，这些长大的幸存儿童才渐渐有机会钻研自己的故事、获得群体身份、接受采访，但外界看重的往往又是他们的亲历者身份，而不太关心他们战后的人生……
作者追踪了百名幸存犹太儿童从走出战争残垣直至耄耋之年的一生，借助大量采访和档案，细致勾勒了以上微妙、深切而又波折的历史段落和集体精神历程，提出了“若不知自己的来历，如何理解自己的人生”“在经历过饱含破碎和丧痛的童年之后还要带着这份童年生活，意味着什么”等引人深思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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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丽贝卡·克利福德（Rebecca Clifford），牛津大学历史学博士，英国杜伦大学历史学系跨国史及欧洲史教授、医学人文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职于斯旺西大学和牛津大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纳粹大屠杀、儿童史及口述史，并教授各种20世纪社会及文化史。本书背后的研究项目“幸存儿童及大屠杀记忆”获英国国家学术院资助，是首个追踪1945年至今大屠杀幸存儿童战后生活的项目。
译者简介
张露露，北京师范大学本科，北京大学硕士，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访问学者，一级翻译（副高职称），从事英语翻译、写作及审定稿工作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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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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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名字
引 言
第 一 章 另一场战争开始了
第 二 章 成人凝视
第 三 章 认领儿童
第 四 章 家庭重聚
第 五 章 城堡儿童
第 六 章 变形记
第 七 章 创伤
第 八 章 幸运儿
第 九 章 成为幸存者
第 十 章 故事
第十一章 沉默
结 语 最后的见证者
注 释
参考文献
插图来源
致 谢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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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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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46年夏，在7岁的丽琪·S（Litzi S）和别的纳粹大屠杀幸存儿童同住的照护之家里，有一个男人来找她。丽琪是从泰雷津（Theresienstadt，Terezín）的隔都营幸存的儿童，被解放后来到了英国。男人表示自己是她的父亲，和他一起的女人是她母亲。在那时，这听起来很有可能：在位于萨里（Surrey）的这座宁静小村的照护之家里，工作人员和孩子们自己都不知道孩子父母的遭遇。红十字会的国际寻人服务局（International Tracing Service）等机构在欧洲大陆及其他地区搜寻失踪人口，但进展缓慢，等待亲人信息的人长期面临着不确定的状态，心情焦灼。战后一年，照护之家的孩子们一直在等待，而丽琪的家人是第一个活着出现的。对丽琪和她的小伙伴来说，那一定像是个奇迹。
丽琪和来找她的家庭走了，从此过上了正常的童年生活—至少从表面上如此。她和家人团聚前的生活渐被淡忘，成为过去。有时候，她会被一些她无法解释的记忆困扰，比如粗糙的木制上下床和全是孩子的大房间。但父母不理睬她的问题，没多久她也就不再问了。18岁时，有一次和家人争吵，她对着那个11年前来找她的男人怒吼道：“我真希望你不是我爸爸！”男人答道：“我不是。”事实上，他是丽琪父亲的兄弟。和很多战后照顾幸存儿童的人一样，他认为最好隐瞒丽琪父母被杀的事，而不是冒着风险说出真相。[1]
与此同时，在同一所照护之家里，另一名泰雷津隔都营的幸存儿童、11岁的米娜·R（Mina R，化名）让工作人员感到棘手。米娜的行为令人费解：她语言生硬，情感似乎也不自然。据工作人员记载，她脸上总是凝固着假笑，让他们担忧。一天，米娜突然告诉工作人员，她在战争中曾亲眼看着自己的母亲被枪打穿了头。照护之家的主管爱丽丝·戈德伯格（Alice Goldberger）认为，讲述战时记忆能对孩子们有治疗作用，因此她鼓励米娜倾吐痛苦的回忆。据她记述，在这次戏剧性的、突如其来的吐露之后，米娜的行为有了改善，看来讲述确有疗愈作用。但六年后，米娜的母亲突然活着出现，根本没有被子弹打穿头，收容所的工作人员都目瞪口呆。[2]
丽琪和米娜的故事证明，战后早期，纳粹大屠杀的幸存儿童身处一个奇怪的世界，在其中，表面的真相可能瞬间就被惊人地颠覆。人们以为有些父母还活着，结果已经死了，就像丽琪那样最终惊讶地得知所谓的“父亲”只是她的叔伯；人们以为有些父母已经过世，结果却像米娜的母亲那样活着，虽然这种例子更罕见。人们往往不知道真相，但也很有可能是故意瞒着孩子。有些大人会倾听孩子们的不安记忆和问题，但更多时候大人们会选择转移孩子们对过去的好奇。
在那时，没有人认为这些孩子是“大屠杀幸存儿童”，他们被称为“无人陪伴儿童”“犹太战争孤儿”“被战争伤害的儿童”等等。更多情况下，人们干脆说他们是幸运儿：别人死了，他们却活了下来。人们说，他们应该感到幸运，因为他们还活着，年纪够轻，适应能力也还强，能够卸下不堪记忆的包袱；也因为他们是战后重建的对象，而非重建的主体—毕竟后者要从物质上、经济上、心理上重建被毁掉的家庭和社群，这些事情既辛劳，又常常令人泄气。这样的说法实在太沉重了。告诉一个孩子她能活下来很幸运，叫她放下过去关注未来，就是要否认她试图理解自身历史的努力。幸存儿童长大后，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开始质疑这种陈词滥调，开始向亲生父母、寄养父母、亲戚及照护工作者提出关于他们早年生活的尖锐问题：“我真名叫什么？”“我到底从哪里来？”“为什么不给我讲讲我妈妈的事？”“你为什么没有我婴儿时期的照片？”这些问题很可能让个人及整个家庭陷入与过去的艰难冲突。
本书试图揭露大屠杀幸存幼童的战后生活，他们此前被学者们忽略了。[3] 本书聚焦生于1935—1944年的人群，他们在1945年解放时最多只有10岁。除了最年长的人群外，这群儿童是大屠杀期间所有年龄层里生存机会最小的。但并非（或说不只是）这一点让他们的故事吸引人。他们的经历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我们要是不知自己的来处，又该如何理解自己的人生？由于这些幸存儿童的战前记忆并不清晰甚至根本没有，往往又没有活着的成年人能够或愿意为他们早年生活填补关键细节，他们常常要花费数十年努力拼凑他们的出身故事。这看起来简单，却是一个人的自述活动最关键的部分，对自我身份至关重要。如果你无法讲述自己家庭、家乡的故事或是自己的成长经历，该如何理解你的童年及其影响？要做些什么才能解释自己是谁？我们大多数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多少可以理解自己童年的一些记忆，很少会静下心来想一想这是一种特权。本书的核心，就是探讨当我们没有这种特权，当我们迫于条件，只能从破碎片段中编织自己的故事时，长大、变老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本关于大屠杀的书，但本质上更是一本关于经历了混乱的童年后如何劫后余生的书。
根本上，这本书关乎的是记忆，尤其是早期记忆及其在人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当被问及最早的记忆时，大多数人总是会高兴地讲述……我们绝大多数人之所以能把自己的故事从头讲到当下，是因为别人帮助我们建立了叙事。我们的父母、家庭和社群是我们生活的集体和社会背景，是他们提供了我们无法记住或解释的细节，帮我们给心里保存的记忆提供了上下文，没有这些，我们就很难做解释。
大屠杀幸存儿童的人生故事之所以吸引人，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社会背景已经被撕成碎片：通常父母、亲属、社群能发挥关键作用，但在他们这里却行不通。没了这些，幸存儿童只有无法解释的记忆和千疮百孔的早年人生故事。随着不断长大，他们必须为自己把所有事情拼凑起来。他们搜寻档案、照片和流散四处的在世亲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回答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是谁？
本书跟随一群大屠杀幸存幼童，讲述他们从战争废墟中劫后余生，经历童年后期和青春期长成大人，步入婚姻，直至自己成为父母并最终老去的故事，勾勒70年里他们与自己的过去不断变化的关系。本书也研究他们如何与成年人、幸存的父母和亲戚、收留家庭（host family）和寄养家庭（foster family）的父母、人道援助工作者、精神健康从业人员等互动。这些人努力为他们打造人生的参量，观察、照顾、养育他们，但有时也忽视、欺骗甚至抛弃他们。
本书还探讨幸存儿童的童年经历对其身份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试图挑战我们关于儿童的主体性、创伤的本质，以及自我与记忆之关系的基本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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