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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技术并未消弭战争的暴力本质，而是将其转化为更隐蔽、更分散的形态。
本书探讨了战争的本质演变及当代新形态，从政治哲学、历史比较、国际关系、地缘战略和技术伦理的多维视角，分析“二战”、“冷战”以来的国际格局如何重塑战争逻辑。作者对“隐形战争”的剖析，亦为我们理解全球化时代的混合冲突提供了新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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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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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代世界的战争
2 战争：理论与实践
战争的定义
战争的制度
什么才算战争？为什么战争的概念很重要？
战略与防御
理念、不确定性、推测：为什么国家会发动战争？
武力的使用
内战与国内冲突
3 变化中的战争环境与特征
战争的模式与战争特征的变化
战争环境的变化
国际秩序
国际规范
技术与军事变革
信息时代的战争
技术与军事力量
4 战争中的问题
战争的连续性
合法性、权力与战争
操纵冲突的门槛标准
技术与合法杀戮
杀戮的追责问题
大国竞争
5 战争的未来
我们能消灭战争吗？
国家间的竞争与合作
冲突预防、维和行动与和平建设
联盟
气候变化
军备控制
改变规则
6 结论
注释
拓展阅读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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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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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军事力量
几个世纪前，我们今天所说的非国家政治团体，通常是武装起来的游牧民族，曾对国家构成重大威胁。直到大约17 世纪，国家还在为这些骑马的入侵者担惊受怕，因为他们可以在各国领土上烧杀抢掠，甚至征服整个国家。火器等军事技术的发展削弱了这些群体对国家构成生存威胁的能力，但直到19 世纪，国家才在帝国体系中征服或消灭了游牧社会，真正有效地瓜分了世界上非国家的剩余部分，并将其划入自己的版图。至少在理论上，现代战争显著增强了国家相对于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力量。虽然非国家实体有时能够在战斗中击败国家军队，但它们已不再具备威胁国家生存的能力。飞机等现代武器系统，也使得国家能够向边远地区投射致命武装力量，进一步减少了抵抗的空间。
然而，当代世界的国家与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力量平衡又发生了变化。如今，任何国家如果想要动用军事力量（理论上）都能够获得比20世纪初期到中期更具杀伤力的武器系统。实际上，由于精确武器的进步，最强大的国家与其他各方之间的技术差距不断扩大。然而，在某些方面，国家与非国家武装团体之间的差距却在缩小。与19 世纪抵抗欧洲帝国的土著力量不同，当代的反叛运动武装几乎都能获得自动步枪、重机枪和简易爆炸装置（IEDs）等基础装备。
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来越少，许多国家反而出现了大规模的内战。先进军事设备对这些战争的影响有限。然而，这一时期的内战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内战有所不同，现代战争中的致命武器（尤其是自动步枪）得到了广泛使用，支持技术（如机动车辆、无线电以及后来的互联网）获得普及，这些冲突还呈现出融入全球供应链的趋势。因此，要想理解当代战争，就不能局限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和2022年的俄乌冲突等引人瞩目的国际问题。
国家如今不得不应对一种情况：即使对付它们的是相对简单的现代军事技术，这种攻击也可能获得出人意料的成效。结合上述通信技术发展的背景，国家会发现当代的叛乱活动韧性惊人。得益于低成本的通信手段，叛乱势力可以通过分发宣传材料或传播国家暴行的证据以争取支持。35国际非法军火交易使得轻武器和小型武器的供应源源不断，进而维持了这些武装团体的作战能力。国家如今可以通过向非国家武装团体提供特定的军事能力，给其竞争对手制造更多麻烦。伊朗向黎巴嫩真主党和也门胡塞武装提供先进的火箭弹和导弹，让这些武装团体能够在该地区对政府构成重大战略挑战。虽然这些有效且相对廉价的远程精确武器对那些可以负担得起昂贵防御系统的国家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能力应对这种挑战。
与“军事革命”强调尖端技术创新不同，非国家武装团体在转化商业技术方面表现得十分灵活。“伊斯兰国”使用商业和定制无人机进行攻击并拍摄宣传视频，缅甸的武装组织甚至利用3D打印技术来制造枪支。由于反无人机系统十分昂贵且需要高水平的专业技能才能实现有效操作，防御无人机攻击对国家而言变得尤为棘手。非国家武装团体还学会了使用曾经使国家军队在战术上占据优势的技术。例如，塔利班在军事行动中使用夜视镜，墨西哥贩毒集团则会使用无线电干扰设备。
在网络空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差距甚至更小。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的权力，这通常是主权的象征，但国家从未在网络空间拥有类似的垄断地位。国家必须与商业公司合作，以确保其计算机网络和关键国家基础设施的完整性，同时还需要说服这些公司保持其网络安全。虽然一些国家在计算机网络攻击和防御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但谷歌和微软等大型商业公司在网络安全方面的知识储备远远超过大多数国家。而与之对抗的则是敌对国家的情报和军事组织、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以及出于各种动机尝试进行网络攻击的非国家团体。
由于计算机网络是日常生活和政府组织运作的核心，国家、犯罪分子和黑客就可以在战争中利用多种多样的方式开展网络攻击。这些攻击可以瓦解输油管道等关键物理基础设施，可以窃取或删除海量数据集，也可以像“震网”病毒使伊朗核武器计划瘫痪那样，直接摧毁物理设备。然而，根据上述对平民参与战争的观察，网络安全中最有趣的一个方面是技术人员获得了主动组建团体并发起破坏性网络攻击的能力。这表明新兴技术具有强大的平衡能力，只要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少数几个人甚至个体就可以对大型公司或国家机构发动破坏性攻击。
综上所述，当代战争与20世纪工业时代的战争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断层。然而，自“二战”及朝鲜战争以来，战争环境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当代战争的特征是新旧战争形式在一个经济上相互依存、名义上都受国际法约束的世界中共存。不过，战争和战争行为常常违反这些规则，非法的战争方式仍然存在。此外，随着技术的发展，国家与非国家武装团体的力量对比发生转变，国家似乎越来越难以对战争进行有效的管控。这些都是与战争相关的核心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一步探讨。
技术与合法杀戮
合法战争的边界是什么？今天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各国不断发展出越来越致命和更具破坏性的战争手段。新的技术和作战方式意味着旨在制约战争行为的实际限制已不再有效，管控这些手段的条约法律仍然停滞不前。例如，在1977年《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签署时，巡航导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如今，多国已经具备有选择地使用导弹发动威胁或报复袭击的能力，如1998年美国发动的“无限延伸行动”，该行动针对阿富汗和苏丹的目标，以报复“基地组织”对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美国大使馆的炸弹袭击。
这一问题的核心在于，战争中造成的许多死亡和破坏是合法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允许军队对抗时使用致命武力，但人人皆知，使用军事力量不可能不造成平民伤亡或严重的附带损害。国际人道主义法旨在平衡军事必要性、区别性、恰当性和人道四项原则。其中，军事必要性原则与人道原则常常相互冲突。如果不存在任何与之相抗衡的原则，军事必要性可以为大范围的破坏行为提供正当理由，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道原则会反对没有充分理由地使用武力。因此，只要军事力量的使用符合这些原则和法律，便在国际人道主义法下是合法的。但对许多非政府组织而言，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允许什么和不允许什么进行军事评估。从本质上讲，各国自己决定国际人道主义法所允许的内容，除非受到更强大国家的强迫，否则很少承认自己挑战了国际法。
这个问题在涉及对平民的伤害时尤为突出。西方军队声称，他们采取了所有可能的措施来防止这类事件的发生，包括严格限制可能伤害或杀害平民的打击行动。恰当性原则要求指挥官在攻击或行动所带来的军事优势与可能对平民造成的伤害之间进行权衡。然而，恰当性评估不仅涉及直接的破坏和伤害，还包含诸多其他因素，这使得军事人员进行这种评估变得相当困难。例如，在军事人员对某地区了解有限的情况下，评估切断该城市地区电力供应可能造成的伤害几乎是不可能的。许多军事打击的恰当性面临着独立审查的挑战，但除了军事发言人提供的简要概述外，外部人士通常难以了解某次攻击背后的逻辑。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军事指挥官在何种情况下才能评估并平衡短期优势与长期危害。例如，战争往往导致显著的生态破坏，这种破坏可能会持续远超冲突本身的时间长度。使用爆炸性武器时遗留的未爆炸弹药，可能在数十年后继续造成平民伤亡。
一些批评者和非政府组织还认为，新技术意味着我们应重新审视相对宽容的国际人道主义法。随着新的武器和战争方法的出现，人道原则的重要性受到极大重视，人们对合法杀戮的限度感到不安。例如，因为依赖空中力量发动攻击，北约部队在科索沃战争行动中仅有两人（因训练事故）阵亡，却造成塞尔维亚军队超过一千人死亡，杀死约五百名平民。近年来，这种极端不对称的问题集中显现在，无人机飞行员在数千英里外杀死对手而不让自己遭受身体伤害，但许多人还是会因杀戮而遭受心理创伤。
这样的战争是否不人道？大多数国家给出否定的答案。毕竟，杀戮就是杀戮，只要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杀戮就是公平合理的。远程定点清理甚至更好，因为可以更好地把控打击的时机。这一现象指向了一个事实：军事技术的进步往往引发新的概念和伦理问题。例如，精确的定点清理手段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国家可以“深入”战争，有选择地杀死目标并以更高的精确度摧毁军事目标；另一方面，存在精确制导武器这个选项本身就会让使用旧式非制导武器攻击同一目标产生道德问题。尽管美国等国家仍坚持对国际人道主义法（IHL）限制的传统解释，但民间团体正在推动制定一项禁止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的条约。这一条约在本质上还是关于如何评估战争中的暴力，不仅体现在人权法是否适用于战争或如何适用于战争的分歧中，还体现在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本身的目的和解释的争议中。对各国来说，这意味着它们在面对公众舆论时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将变得越来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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