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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世界银行曾警惕全球经济“日本化”，所以日本经济未来走势不仅关于日本自身，对全球经济都有启发意义。而对中国尤其如此，因为日本是东亚发展“雁阵模式”的头雁，且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的经济轨迹，包括经济奇迹及之后的回落，人口结构转型，与美国的贸易摩擦等，与中国有很高的相似度，所以日本是中国经济参考的“样板”。
2.本书是微观视角的前瞻性之作。作者基于二十多年的深度观察和一手采访资料，既有对企业具体案例的细致剖析，展现企业在经济变革中的困境与突破，又有对整体经济形势的宏观把握与分析。本书提供兼具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分析，为理解日本经济未来走向提供关键洞见。
3.作者常驻日本二十余年，十分熟悉日本国情，发表过许多关于日本的文章。他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观察日本，相对于日本本土作者，更抽离、更客观，不带民族情绪；相对于外国作者，更了解日本的情况。
4.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季卫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伍晓鹰，《繁荣与停滞》作者、东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星岳雄，日本前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竹中平藏等大咖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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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深入剖析了决定日本经济走向的核心冲突：充满活力的新兴创业企业(瞪羚企业)与根基深厚的传统企业巨头(大象企业)之间的博弈。
二战后，以大型企业集团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缔造了日本经济奇迹。然而，面对数字化浪潮加速、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国际竞争格局剧变，这一模式的僵化与创新乏力日益凸显。与此同时，由风险资本支持的初创企业凭借敏捷创新与颠覆性技术悄然兴起，挑战日本旧有的秩序。本书聚焦这一关键转型期，既分析创业企业在金融科技、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领域打破垄断、注入活力的探索，也解析传统企业巨头依托资源优势与市场势力，推进组织变革和数字化转型的艰难实践。
这场角力不仅关乎企业成败，更将重塑日本经济结构、创新能力与全球竞争力。书中探讨政策、文化、资本如何影响瞪羚企业与大象企业之间的竞争，并指出日本经济的未来取决于新兴力量引领变革，并带动传统巨头涅槃重生。
与传统上从宏观视角解析日本经济发展和失去的数十年的著作不同，本书从微观视角为理解日本经济以往困境的成因与未来发展趋势提供了深刻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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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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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知名日本经济研究专家、资深财经评论家。卡内基国际事务伦理委员会前高级研究员，《东洋经济周刊》特约记者。出版有关日本的月刊通讯简报《东方经济学家》(The Oriental Economist)长达20年，现运营博客“日本经济观察”(Japan Economy Watch)。曾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纽约大学讲授日本经济课程。著作包括《日本体制之困：日本经济奇迹的兴衰》《日本涅槃：漫长的复苏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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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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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译丛”序
导论：一代人的机遇
第一篇 日本企业家精神的兴衰
第1章 企业家精神：从繁盛到衰败
第2章 数字世界中的模拟思维
第二篇 日本经济复兴需要更多瞪羚企业
第3章 亟须一场生产率革命
第4章 大企业病：它们看不到大猩猩
第5章 瞪羚：提高生产率的关键物种
第6章 错失机会的安倍经济学
第三篇 谁会成为企业家？
第7章 风险厌恶文化还是风险与回报的权衡？
第8章 哪些群体无法成为企业家？
第9章 通过企业内部创业培养企业家
第10章 作为创业社区的大学
第四篇 克服瞪羚成长的障碍
第11章 克服招募员工的障碍
第12章 弥合数字鸿沟和研发差距
第13章 新企业的资金来源
第14章 客户开发中的蝴蝶效应
第15章 全球化的重要性
第五篇 改革的政治学
第16章 日本战后政治经济体系的价值观
第17章 弹性保障：第三条道路
第18章 改革成功的政治前景
第19章 日本可以做到，但是它会去做吗？
致谢
参考文献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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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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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一代人的机遇
就像每一次基因突变一样，每一家新企业都是一次新的尝试。大多数企业都会以失败告终，大约一半的企业甚至只能存活四年的时间。就像罕见的有益突变使微生物进化为哺乳动物，经济的进化也是由少数生机勃勃的企业推动的。从1895年至1930年，美国诞生了1 300家汽车企业，数量惊人，有的使用汽油作为动力，有的使用木材，有的使用蒸汽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的甚至使用了电池。至20世纪30年代，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只剩下三家。总之，99.8%的尝试都失败了。然而，汽车本身不仅存活了下来，而且重塑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这种演进模式，最近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兴起也同样如此。
正是这种勇于尝试的精神推动日本在二战之后实现了举世闻名的经济奇迹，在短短27年的时间里（1946—1973年），日本从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贫困国家转变为一个工业强国。这一速度超过了之前的任何国家，也超过了之后除中国之外的所有国家。这一高速增长时代如此奇妙，25岁的农村酿酒师之子盛田昭夫（Akio Morita）可以创办一家小微企业，并亲眼看着它成长为索尼这样的大企业；在这样的环境中，铁匠之子本田宗一郎（Soichiro Honda）未受过良好教育，却能创办一家生产摩托车的企业，并将其打造成能够与丰田和日产相抗衡的汽车巨头。实际上，在1989年日本股票市场上市的1 700家非金融企业中，有一半是二战以后创建的（Whittaker，1997，第32页）。
与所有的经济热潮一样，失败者在数量上远远多于成功者。幸运的是，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不仅允许成功者乘势而上，还能保障那些由于竞争失败而失去生计的人能够重新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甚至创建另一家企业。每个人都能分享发展的成果，这得益于1953—1973年年均增速高达9%的持续增长、充分就业、平等分配，以及那些拥有更多才干而不是金钱的人能够实现社会流动。经济进步与个人保障相辅相成，这是日本成功的关键所在。由于大多数初创企业会失败，除非一个国家能为失败者提供一定的保障，否则就不会有多少人勇于尝试。失败太少，则成功寥寥。
如果年轻企业能够应用新思维和新技术，那么很多曾经辉煌一时的老牌企业就会黯然失色，因为它们无法抛弃曾造就其成功但目前已经过时的体系。索尼就是一个典型而又可悲的例子，它曾经试图生产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个人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电子阅读器，但是都以失败告终。即使老牌企业能够调整发展方向，也往往只是迫于新进入者的压力。正是由于特斯拉的迅速崛起，福特、大众和其他巨头才纷纷涉足电动汽车领域。不幸的是，大多数日本汽车制造商，尤其是丰田，仍在抵制向电动汽车转型。
正如自然界中新物种取代旧物种一样，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也需要领先企业的定期更替。这就是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这一著名概念。如果说自然选择推动了生物的进化，那么，推动生活水平提高的就是“经济选择”，即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的进步。这种经济选择曾是日本高增长时代的标志。新企业的“出生率”，即新企业占现有企业总数的比例，高达12%，而“死亡率”则为5%（MITI，2018a，第492页）。
如果公众支持创造性破坏，现代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就必须确保企业生死存亡引发的动荡不会使个人遭遇灭顶之灾。当前美国和欧洲民粹主义抬头的原因，就是没有吸取这一教训（Broz et al.，2021；Anelli et al.，2019）。
不幸的是，对于如何保护那些受创造性破坏伤害的人这一关键问题，日本给出了错误的答案。为了应对两次石油价格冲击之后经济增速突然减半的困境，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发生转变。该国领导人以社会稳定的名义放慢了创造性破坏的速度。私人部门提供的安全网曾使经济选择不至于引发政治动荡，但是现在已非如此。长期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以下简称自民党）也拒绝建立一个明确由政府出资的大型安全网。他们把维持工人在当前企业的现有工作作为首要保障。这导致选民向政客施压，哪怕是濒临倒闭的企业，也要政府施以援手。政府甚至提供工资补贴以使企业维持冗员，这使得新挑战者更难取代在位者，哪怕后者效率更低。在所有富裕国家中，只有日本的新企业发现最大的困难在于从外部筹集发展所需的资金。结果，企业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急剧下降，目前在27个富裕国家中位居后列。
在一个典型的富裕国家，每年高达一半的生产率增长，即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不仅来自效率更高的新企业的诞生，也来自生产率更低的老企业的退出。然而，在日本，企业更替只贡献了大约10%的生产率增长（Acs et al.，2008；Decker et al.，2014，第12页）。难怪日本GDP的总体增长率如此之低。
人们常常忽视的一点在于，企业出生率之所以如此之低，正是因为企业死亡率保持在很低的水平。新企业无法获得必要的劳动力、资金甚至不动产，因为这些都被老企业占用了。这就是企业死亡率最低的国家，其企业出生率也最低的原因（参见图0.1）。
日本在政治上崇尚稳定，并谎称这根源于日本古老的价值观，这为商界反对竞争的行为提供了合理的理由。高增长时代最成功的企业在政界盟友的支持下，通过设置障碍打击后起之秀，并巩固自己的主导地位。结果，在日本排名前26位的电子硬件企业中，只有一家是在1959年以后诞生的。相比之下，在美国排名前26位的电子产品制造商中，有三分之二是1965年以后成立的，有一半到1991年还没有进入《财富》世界500强。
日本的问题在于，它的企业巨头与其他经济体中有着几十年历史的企业一样，发现很难改弦易辙。日本的龙头企业诞生于模拟时代，当时引领创新潮流的是资本密集型和纵向一体化的大型企业，它们试图在企业内部完成每项工作。如今，我们生活在数字时代，新的技术体制需要新的企业架构。创新的前沿越来越多地由更具企业家精神的小企业引领。此外，很多创新通过新企业与巨头之间的合作，形成了畅销市场的商品。辉瑞公司名下的新冠疫苗是由一家总部位于德国的初创企业拜恩泰科（BioNTech）发明的，来自土耳其的移民创立了这家企业。这是数字时代商业机构所谓开放式创新的一个典型例子，亨利·切斯布罗教授曾经分析并倡导过这种企业间合作的形式（Henry Chesbrough et al.，2006a）。
诚然，日本在数字技术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是，就从这类投资中所获的收益而言，日本在63个经济体中令人沮丧地敬陪末座（IMD，2022，第103页）。尽管从2008年至2021年全球电子产品销售额激增40%，但日本前十大电子硬件制造商的全球销售额均出现了下滑，而日本电子企业的总销售额则骤降了大约30%（JEITA，2020，第2页）。
背弃创造性破坏是日本经济增长乏善可陈的根源所在。日本经济在高增长时期年均增长率接近9%，在步入成熟阶段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年均增长约4%，而在过去30年中，尽管一位又一位的日本首相承诺要实现2%的增长，但是增长速度放缓至仅有0.7%的水平（参见图0.2）。为了恢复增长，商界必须再次为新的挑战者提供安全的环境。这并不要求日本将新自由主义等外国模式嫁接到自己身上，它只需要重拾自己曾经擅长的那些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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