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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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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先生认为儒学是哲学，儒教是宗教。本书将儒学史、哲学史、儒家宗教思想史相互融合，互相支撑，而且和单纯的儒家哲学史或儒学思想史研究比较，研究儒家宗教思想史，对于揭示封建社会里儒学的精神实质，总结古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的经验教训，具有更为直接而重要的意义。本书整理了任继愈多年来对儒家和儒教的研究成果及心得，提出了自己的诸多见解，对研究任继愈的思想极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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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任继愈哲学文丛》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任继愈哲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研究成果，搜集和整理了任继愈先生的全部哲学论著，内容涉及中国哲学史、先秦诸子百家、儒教、道教、佛教、秦汉以后至现当代各时期思想家思想、哲学文献整理等各方面，收录更加全面，其中部分论著未被已出版的文集和单行本收录，同时校勘了文字，按照论著内容分门别类，编为《中国哲学总论编》《天人之际编》《儒家与儒教哲学编》《道家与道教哲学编》《诸子哲学编》《宗教学与无神论编》《佛教哲学编》等7卷，共8册。
《儒家与儒教哲学编》收录了任继愈先生对儒家及儒教的研究文章，主要分“儒家篇”“儒教篇”“附录”三部分。“儒家篇”主要收录20多篇对孔子、孟子、王弼、王夫之等人哲学思想，以及对《易经》、魏晋玄学等的研究文章；“儒教篇”收录30多篇探讨儒教发展历程、儒教思想评价、中华传统文化特点、朱熹思想研究等方面的文章；“附录”收录任继愈先生的学位论文《理学探源》和两篇1947年发表的研究宋明理学家教育哲学的文章。任继愈先生认为儒学是哲学流派，儒教是宗教，本书是任继愈先生儒家和儒教的研究成果及心得汇总，书中提出了作者的诸多见解，揭示封建社会儒学的精神实质，对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和任继愈先生的哲学思想极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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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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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县人。1969年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获哲学博士学位。2000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转任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国无神论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儒教和宗教理论。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中国儒教史》《中国儒教论》《宗教论》《隋唐三教哲学》《简明儒学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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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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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篇
《易经》和它的哲学思想
《周易》研究小议
《周易》许多概念给人留下阐发的余地
——《医易会通精义》序
把《周易》研究的方法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关心《周易》研究 促进健康发展
易学与人类文明
不必把后人新见解挂在《易经》名下
——读《易》书札
当代新易学任务之一是摆脱神学迷信
——《易学智慧丛书》总序
孔子——奴隶社会的保守派 封建社会的“圣人”
孔子政治上的保守立场和哲学上的唯心主义
孔子的“仁”的保守思想中的进步意义
孔子讲的“仁”能不能是人类普遍的爱
旧经新见
——读赵纪彬同志一篇论文的感想
孟子
整理古籍需要多方面的专门知识
——韩敬《法言注》序
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它的政治背景
魏晋清谈的实质和影响
王弼“贵无”的唯心主义本体论
魏晋玄学研究如何深入
关于朱熹研究的一些看法
——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序
伟大的唯物主义者王夫之
“儒家德治思想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致辞
璀璨中华文化之花的母树——“十三经”
儒教篇
论儒教的形成
儒家与儒教
儒教的再评价
关于中国封建主义的问题
漫谈封建主义与社会主义
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国国情
中国文化的特点
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特点
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
中国的宗教与传统文化
中国的国教
隋唐时期形成了三教鼎立的新格局
——《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 会通编》序
女皇的苦闷
论韩愈的历史地位
——陈克明著《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序
从程门立雪看儒教
朱熹与宗教
论朱熹的《四书集注》
——儒家经学的一大变革
认识世界的方向道路
论白鹿洞书院学规
朱熹的宗教感情
明清理学评议
《论医中儒道佛》序
儒教的信仰核心是“敬天法祖”
——《中国儒教论》序
说忠孝：儒学的回顾与前瞻
——在纪念孔子诞辰二五五五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继承传统文化精华，迎接文化建设新高潮
——在儒学、儒教与宗教学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附 录
理学探源
宋明理学家的教育哲学
——从朱子到王阳明
朱子的教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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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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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和它的哲学思想*
关于《易经》和《易传》两部分必须分开来研究，现在学术界已初步得到了一致的看法。从它的内部来看，经的部分成书于殷周之际。本文只谈《周易》的经的部分。
现在我们看到的《易经》这部书，统称为《周易》，其中包括有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这一部分相当古，它完成于殷周之际。为了便于占卜，对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必须有它的名称和说明。《周易》这部书，尽管成书时代拖得很长，但六十四卦的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因为不一次完成，卜卦就卜不成，不管谁，只要用八卦相叠，排列下去，必然会有六十四卦出来。而三百八十四爻也是六十四卦必然的产物。另外一部分，是解释卦辞与爻辞的一些注释和说明。这里面说明六十四卦为什么这样排列而不那样排列的有《序卦》，说明各卦之间的关系的有《杂卦》，说明各卦的基本观念的有《彖辞》，说明每卦六爻的基本观念的有《象辞》，说明《周易》的基本原理如何作为普遍法则运用到自然、社会方面的有《系辞》。这些说明和解释，有的是从唯物主义观点解释的，也有从唯心主义观点解释的。这些注释说明，过去称为十翼（彖辞、象辞、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系辞传），统称为《易传》。
十翼虽统称为《易传》，而实际上作者的时代和作者的立场、观点有很大的区别。根据《左传》《史记》的记载，孔子对《易》花过很多时间去研究它。旧说《系辞》是孔子所作，现在从阶级观点、时代特征来看，这个说法是有些根据的。
《史记·周本纪》说，“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文王在被囚期间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中明确地说：“西伯拘而演《周易》。”《日者列传》也说：“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西汉末年，扬雄也说：“《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又说：“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王充也认为《周易》作于伏羲，完成于文王。他说：“《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
在西汉以前，文王演《周易》已经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文王拘起来，用《易》来推演，犹如今天用扑克牌“过关”，这也是说得通的。再从《易经》的内容来看，《易经》有许多地方带有古代早期奴隶社会的一些生产和生活的特征，跟今天少数民族的某些民俗相比较，也有些相像。在解放前，彝族地区，宗教巫术，相当盛行。他们卜卦，有的用鸡骨，有的用牛、羊、猪骨。方法是巫师（彝语称为“毕摩”）用骨块掷出，看它落下来的正面反面，从而断定事情的吉凶。方法是一正一反。这和周易用“-”和“- -”两个符号表示事情可行或不可行，基本上一样。随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容逐渐丰富，阶级斗争日趋复杂，生产方面也有更多的问题要解决。仅仅用“可行”或“不可行”、“好”或“不好”这样简单的处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需要，六十四卦因而出现。
再从《易经》所涉及的内容来看，其中有关于古代原始战争的，祭祀的，占婚姻的，也有关于生产的。这些和甲骨文的卜辞中所透露出来的生产状况、阶级状况，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最能体现时代特点的如对待奴隶的残酷刑罚，如《噬嗑》的卦辞和爻辞：“噬嗑，亨，利用狱。初九，屦校灭趾，无咎。六二，噬肤灭鼻，无咎。上九，何校灭耳，凶。”有关于畜牧生产的，如《晋卦》辞：“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利牝马之贞”。有关于寻找家畜的，如《否卦》九五爻辞：“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有占打官司的，如《讼卦》的卦辞和爻辞：“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占卜战争的胜败，问建侯、行师、娶妇的吉凶，问婚媾、聘女、归妹；问产子、怀孕、出行、涉川或出行的方向，问疾病能否痊愈的就更多了。
从《易经》卦辞、爻辞中引用的一些例子来看，也能说明它是殷周之际的产物。其中提到箕子之明夷，提到晋康侯（即康叔），还提到当时人人都懂的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丧羊于易的故事。《易经》“中行告公”的中行，乃是殷周之际的故事。高亨在《周易古经今注》中引用《竹书纪年》旧说，可信。
《周易》这部书在春秋时已广泛流行，流行的版本基本上和今天我们看到的相同。
晋国的使者韩宣子到鲁国访问，在鲁国保存古籍的地方，曾看到《易象》与《鲁春秋》。《易象》是卜卦的三百八十四爻的解释。鲁国有完整的一套，时间是昭公二年（前540年）。又《左传》记载用卜筮的地方有二十二处，其中明显地和现存《周易》的《经》有关系的有十多处。列举如下：
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2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按：《左传》记载的占法与今本《周易》相同。）《观》之《否》即《观》六四爻，爻辞与今《观卦》六四爻辞相同。以下是这位周史的解释：“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
闵公二年（前660年）：“成季之将生也，桓公使卜（按：卜用龟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复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
僖公四年（公元前655年）：“初，晋献公欲以骊姬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从筮。’卜人曰：‘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且其繇曰：“专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莸，十年尚犹有臭。”必不可！’弗听。”
以上这两次筮卦，爻辞都和今本《周易》不同。
僖公十五年（公元前644年）：“其卦遇《蛊》（），曰：‘千乘三去，三去之余，获其雄狐。’夫狐《蛊》，必其君也。《蛊》之贞，风也；其悔，山也。”
僖公十五年：“晋献公筮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睽》（）。史苏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无衁也；女承筐，亦无贶也。西邻责言，不可偿也。《归妹》之《睽》，犹无相也。”’震之离，亦离之震。‘为雷为火，为嬴败姬。车说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师，败于宗丘。《归妹》《睽》孤，寇张之弧。侄其从姑，六年其逋，逃归其国，而奔其家，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虚。’”
僖公二十五年（公元前634年）：“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战克而王飨，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为泽以当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复，亦其所也。’”
成公十六年（公元前575年）：“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复》（），曰：“南国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国蹙、王伤，不败，何待？’”意思相同，辞句有出入。
襄公九年（公元前564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按：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段话，从“元，体之长也”到“贞固足以干事”，文字完全同于《乾文言》。）由此也可以推知《易传》（包括《文言》等）不会迟于春秋中叶。再从卦象的意义来看，意义与《随卦》辞也接近：“《随》，元、亨、利、贞，无咎。”
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武子筮之，遇《困》（）之《大过》（），史皆曰‘吉’。示陈文子，文子曰：‘夫从风，风陨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据于蒺梨，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济也。’”按：今《周易》，《困卦》六三爻辞为：“六三。困于石，据于蒺梨，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庄叔以《周易》筮之，遇《明夷》（）之《谦》（），以示卜楚丘。楚丘曰：‘是将行，而归为子祀。……《明夷》，日也。日之数十，故有十时，亦当十位。自王已下，其二为公，其三为卿。日上其中，食日为二，旦日为三。《明夷》之《谦》，明而未融，其当旦乎，故曰“为子祀”。日之《谦》，当鸟，故曰“明夷于飞”。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动，故曰“君子于行”。当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离》，火也；《艮》，山也。《离》为火，火焚山，山败。于人为言。败言为谗，故曰“有攸往……”’”按：今《周易·明夷》初九爻辞是“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意思基本相同。
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亨卫国，主其社稷。’遇《屯》（）。……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屯卦》初九爻辞是“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惠伯曰：‘……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饰也；元，善之长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饰；事不善，不得其极。外内倡和为忠，率事以信为共，供养三德为善，非此三者弗当。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按：即《乾卦》的初九爻辞），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
哀公九年（前486年）：“阳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宋、郑，甥舅也。祉，禄也。若帝乙之元子归妹而有吉禄，我安得吉焉？’”
《左传》保留下来的许多卦辞、爻辞就是现在的《周易》的原文，有些意思稍有出入，甚至《文言》中的一段早已见于《左传》。因此推知，《易传·十翼》中，最迟的是《系辞》上下传，其他部分都应该比《系辞》早。
汉儒郑众、贾逵等以为卦之彖辞为文王作，爻下之象辞为周公作，现在还看不出他们有什么证据。但是，为了解释卦辞和爻辞，每一卦每爻之下的彖辞和象辞多半是从卦的具体的矛盾出发，概括、抽象为一般理论，这是相当早的，比《易传》的其他部分应当更早一些。韩宣子在鲁国看到的《易象》，应当指的是每一爻的象辞。他相信周公是象的作者，所以才称赞“周公之德”。《易经》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分为以下几点来说明。
一、观物取象的观念
《易经》从生活中所经常接触的自然事物中，选取了八种东西，作为世界上其他更多的东西的根源：天（乾）、地（坤）、雷（震）、火（离）、风（巽）、山（艮）、泽（兑）、水（坎）。这八种之中，天和地又是总根源，一切都是天和地产生的。
天地的根源是什么？有没有一个万物的总根源？《易经》认为万物开始于阴（）和阳（）。阴、阳，在《易经》体系里，既是指的阴、阳两种气，又是指的阴、阳两种势力。阴、阳两个基本范畴，正如《系辞》中所说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即指的男女两性的区别；远取诸物，即天地万物的昼夜、寒暑、牝牡、生死等等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易经》从复杂的生活经验中抽象出阴、阳两个对立的基本观念。阴、阳同时又是两种对抗性的气。
阴、阳这一对范畴，在古代哲学中和五行同样重要，对后来的哲学、科学有着深远的影响。阳代表积极、进取、刚强、阳性这些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阴代表消极、退守、柔弱、阴性这些特性和具有这些特性的事物。世界就在两种对抗性的势力运动推移之下滋生着，发展着。
《易经》作者又根据乾坤八个基本的卦，两个一组，错综配合，结果产生了六十四个卦。这些观念是对事物的变化、发展经过长期的精密的概括而得出来的一条原则。一切东西，都有它的正面反面、阴面阳面，有新生的方面同时也有消亡的方面。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不受阴阳总规律的制约。《易经》的作者天才地观察到事物的发展有它内在的原因。
二、万物交感的观念
万物在阴、阳两种势力的矛盾推动中产生变化。变化的过程是通过交感。这一观念的起源可能也是素朴的，男女的交感产生子女而引起。但《易经》提出了“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彖），“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姤彖）。
《易经》是占卜的书，一般说来，占卜问吉凶这件事本身就是迷信，但《易经》对占卜的解释却有一定的哲学见解。《易经》所谓“吉”的卦，一般都是具有交感的性质的。《易经》的作者认为上下两个事物，如果各不相交，这一卦就不吉；上下易位，才可以各得其所，凡是这一类的卦，都有上下交感之象，所以一般是吉卦。与此相反的卦，就是不吉的卦。
如《泰》（）卦的含义是地在上，天在下，而实际上应当地在下，天在上。这种情况，势必发生地位的变化，要上下相交易位。由于天地的位置错综，才引起上下交感的作用。与此相反，如《否》（）卦的情况是天在上，地在下。天本来就在上，地本来就在下，这就不会引起上下易位的交感作用。不交感，没有变化，事物没有发展前途，所以遇到这一卦就不吉。《泰卦》和《否卦》是一个对立面，一吉一凶。吉和凶的根据就是变和不变、交感和不交感。透过宗教迷信的形式，反映出极其素朴的辩证法思想。
此外，如《既济》（）是水在上，火在下。火性本来炎上，水性本来润下。火下与水上的情势，一定引起动荡不安，所以《既济》这一卦代表事情的顺利，有前途。与此相反，《未济》（）是火在上，水在下，这样不会引起上下相交，所以《未济》意味着事物的不成功，《既济》意味着事情的成功。根据这个原则，事物在变化、发展时就有前途，就吉；停滞、不变化时，就没有前途，就凶。这种素朴的辩证观点，是古代人从丰富的生产斗争、社会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原理，这是十分可贵的思想，这是公元前十二世纪中国奴隶社会时期辩证法的最高成就。这一原理贯串着整个的《易经》。比如，《革》（）泽在上，火在下；《丰》（）雷在上，火在下；《大畜》（）山在上，天在下等卦，都意味着顺利。相反的《睽》（）火在上，泽在下；《噬嗑》（）火在上，雷在下；《遯》（）天在上，山在下等卦，都意味着不顺利，事情不会成功。宋朝朱熹受到当时韩侂胄一派的排挤，他打算上书给皇帝为自己辩解，犹疑不决，占了一卦，是《遯卦》，他认为这一卦不利，就不敢辩解了，容忍下来，并自称“遯翁”，以随时警惕着。荀子也曾利用交感来说明他的哲学思想：“《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
《易经》用占卜的方式猜测未知的命运，这是荒谬的，但就它善于从交感的观点来观察万物的动静变化，并认为凡是有动象、有交感之象的行为，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原则，有前途，这一点是可取的。它接触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基本原理。停止就是死亡，运动才有生机。《易经》的作者天才地猜测到这一点，它包含着辩证法的真理。
三、发展变化的观念
发展变化的观念也是贯串在《易经》中的一个基本内容。《易经》的作者认为世界上没有东西不在变化。变化是有规律的，有阶段的。《易经》的作者对每一卦从第一爻到第六爻都做了详细的说明和解释。事物刚刚开始时，变化的迹象还不显著；继续发展，它就深刻化、剧烈化；发展到最后，超过了它最适宜发展的阶段，它就带来了发展的反面的结果。本来开始是有前途的，发展过了它的极限，它反而没有前途了。以《乾卦》为例：
初九（第一爻）：潜龙勿用。
九二（第二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第三爻）：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第四爻）：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第五爻）：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第六爻）：亢龙有悔。
为什么事物可以从顺利走向不顺利，从有前途走向没有前途？《易经》的作者认为，一切事物有进就有退，有得就有失，有顺利就有不顺利。事物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就会招致相反的结果，过渡到它的对立面。
这一物极必反的原理，到后来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因为它包含着辩证法的真理，也得到许多人的相信。像蔡泽就曾利用这一道理，分析了范雎的具体情况，取得了秦国宰相的地位。他劝范雎说：“《易》曰‘亢龙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伸）而不能诎（屈），往而不能自返者也。”
《易经》指出了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不得不过渡到它的对立面，这是天才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易经》这种自发的辩证法思想，也和一切古代的自发的辩证法一样有它的基本弱点：变化、发展是无条件的、抽象的。它不能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观点密切结合起来。变化、发展如果脱离了具体的条件，最后必然成了人类难以理解、难以驾驭的神物。人尽管能掌握一定的变化、发展的规律，但是变化、发展的方向和前途，人们却无能为力，人们的命运属于不可知的天命，而不属人们自己。
同时也必须指出，科学思想、唯物主义本来就是宗教迷信的敌人。作为思想体系来说，它们两者之间是不能互相包容的。但是从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漫长过程来看，它们之间又常常相互纠缠，有时不易分清界限，特别在人类的幼年时期，这种情况极为普遍。比如，古代的天文学，在整个封建时代，没有和占星术彻底割断联系；古代的医学和药物学、化学，也经常和神仙长生之术有一定的联系。从体系上看是对立的，从认识者来看却又并存着。只是科学越发达，唯物主义思想越彻底，宗教迷信的管辖区域就越被迫缩小，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建立以后，才彻底地从理论上摧毁了宗教神学的阵地，彻底地打败了唯心主义。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之类的幻想的一种联系。而今天呢？同样，还是有那种联系，只是科学和神话间的比例却不同了。”列宁的话是针对希腊古代毕达哥拉斯的“灵魂不死说”来说的。但对于中国古代宗教中萌芽的科学思维，同样具有原则指导意义。我们很难要求三千年前的古代人不讲鬼神和上帝，但是也可以通过中国古代哲学史发展的许多事例，证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是怎样艰苦地经过了几千年的长期和宗教、唯心主义反复的斗争，才成长起来的。
《周易》研究小议*
《易》为卜筮之书，已有定论。古代巫史不分，通过占卜，问岁时丰歉、个人行止，占军国大事吉凶，经过长期积累，遂汇集成书。
秦汉以前的《易经》与后来流传的《易经》六十四卦的顺序不同，可以推知，先秦时易卦顺序仍为占卜方便而设，经过汉人的推衍、讲习，受“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思潮的影响，汉《易》成为“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的一个分支学科。汉人说《易》，义理与象数未曾截然分流。
魏晋时期，汉儒师承家法的说经传统被打破，出现了新兴的学派（如荆州学派），学术界尚清通、重玄谈、轻象数。易学自王弼始，形成一大变革，此后，象数与义理截然分途。义理易学与玄学伴生，得到朝野重视，蔚为大观。象数之学由于汉儒传统衰落而趋于萧条。
但人类社会生活中，命运不能自己掌握，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预卜吉凶、祸福的客观要求并未减弱。象数玄学与阴阳五行、八卦、星相、卜筮、堪舆相纠结，流行于民间，并未歇绝。
汉魏以后，《易》向两个方向发展，作为“六经”之首的官方易学，其义理发挥，无不受封建宗法制的制约，为治国平天下服务。其在下层社会则发展了象数易学，其传播者或浪迹江湖，或韬晦市肆，借占卜以糊口。有时与民间信仰相结合，在社会动荡时期，有时制造一些宗教预言，与农民起义相呼应。
《周易》作为一种独立的分支学科并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兴趣，不过是近年的事。
我们现在有了比较好的研究环境，学术研究没有过去那些过多禁忌，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思想工具，可以摆脱牵强附会的干扰，我们有其他比较成熟的学科作为背景，如历史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及近代数学，可以避免不必要迂回探索，这都是有利的因素。
诸多有利因素，只能作为外缘，却不能代替我们自己的亲身钻研。因为千余年间易学在社会流传中，难免与封建迷信等文化糟粕相混杂。如何剔除糟粕，发现其中的精华，不很容易。现代科学知识给我们提供了剖析古人思想的工具，这是好事，但容易把古人现代化，今人对《墨子》中的关于古代科学知识的解释失于偏高即是一例。有些《周易》研究文章和著作，也有过根据不足而轻率比附的现象。即使研究者出于爱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好心，违反了科学原则，也是不可取的，我们的科学成果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要能取信于天下后世。
研究刚刚开始，在前人已有的成就的基础上，我们继续前进。随着工作的深入，将发现更多的困难有待于克服，做过研究工作的都有同样的经验。我愿和大家共同努力，从自己从事的工作领域，推动《周易》研究。
《周易》许多概念给人留下阐发的余地*
——《医易会通精义》序
《周易》是中华民族流传下来最古的一部书，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一部奇书。它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有深远的影响。现存的《周易》有《经》《传》两部分，《易传》晚出，成于秦汉时期，是一部哲学著作。《易传》成书较迟，所用的文字和哲学概念比较明确，给后人留下的发挥余地不及《易经》大。
《易经》部分，起源于八卦，相传起于伏羲氏。八卦是符号，却有意义，形式上是“文”（符号），同时也赋予“字”的功能。世界上有不少民族，如中国的云南西部纳西族的《东巴经》、美国的印第安人的文字，都是一种文字画，保留文字的原始形态。象形文字画还好识别，表意的文字画指的一件事或一个动作，其意义往往不固定，有时要受解释者的理解的制约，对同一文字（符号图画）的理解往往因人而异，因为它缺少文字所要求的确定性，具有较多的随意性。作为一种文字，它显然不能符合人们生活逐渐丰富的要求，而流传不广，渐被冷落。
《易经》也是卜筮之书，与华夏民族原始宗教联系密切。但它经过儒家历代学者整理和诠释，遂成为显学，列为经典，奉为“六经”之首。它冲破了古代文字画的束缚，不断吸收历代各民族的文化，使之逐渐丰厚充实，利用它的独特的框架结构，不断容纳社会前进中出现的新事物，并赋予新解释，使它古而不老，旧而常新。《周易》的辩证法，充分发挥其融摄机制，随时吐故纳新，吸收其他学科的某些内容，如天文、数学、医学等社会多方面都能在《周易》的框架下有所发挥。它有许多概念，引而未发，给后人留下阐发的余地。如王夫之的《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名为注释，实际上是王夫之借《周易》的形式发挥他自己的哲学学说。
萧汉明同志，好学深思，善钻研，治古代思想史，有他独到的地方。他与武汉地区著名的中医学教授李浚川先生一起主编的《医易会通精义》一书，要我为之写一篇序。他们独辟蹊径，不蹈前人窠臼，以今日新知剖析传统中医学。这是一个在探索中的新领域，发前人之所未发。走一条新路，艰难险阻自在意中。望萧汉明等同志以此书为起点，不断前进，继续深入，祝他们取得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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