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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本书，是一场持续至今的对话的延续，也是一封面向未来的邀请函基因编辑不仅治愈疾病、优化作物，更深刻挑战人类的身份认知、道德边界与艺术表达。
在这场科学与人文的对话中，本书拒绝简单赞美或批判，而是以开放、多元的视角，邀请读者共同审视“编辑生命”所带来的巨大可能与深远责任。
这是一部属于未来的之作，适合每一个关心技术、哲学、艺术与人类命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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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前 言
以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太空技术为代表的前沿技术不断发展，而随着宗教的日益世俗化，技术对人类整体的影响日益重要并趋于本质。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则是二十一世纪诸多呼啸而至的前沿技术的代表——从2012年出现，到2020年其研究者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短短八年就完成了从前的技术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进化”过程。与技术出现的短时爆发相反，其影响力却绝非昙花一现，反而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医疗领域为遗传性疾病患者提供生存的希望，在农业领域提供更为快速高效的改良技术，同时也为丰富生物多样性、环境治理等重点领域提供更为深入的支持。技术的狂飙突进，使得其他领域略显尴尬，政策制定、技术、哲学、社会管理等往往来不及升级应对，而文学、艺术等领域即使能够有所回应，也显得形单影只——这预示着一种新的模式，即针对技术的迅速进化和对全人类所产生的影响，警惕是非常必要的，但诸多领域或许更应该与之充分交流并提供策略建议，而非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持单一的批判态度。
从这个角度出发，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与中央美术学院于2019年11月共同组织的、围绕基因编辑技术的系列项目，依然具有前瞻性的视角。适逢国际著名生物艺术家玛尔塔·德·梅内泽斯（Marta de Menezes）受邀来中国，与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教授汪阳明合作，于2019年11月11日至14日，在北京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共同举办关于基因编辑与艺术实践相关的工作坊，带领新一代的创作者深度了解基因编辑技术，了解新技术对艺术的影响，及其给伦理与艺术带来的话题与挑战。
在此基础上，本项目继续邀请更多的学者、创作者共同进行后期讨论，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了论坛“可编辑的未来——基因编辑的技术·哲学·法律·艺术维度”，就基因编辑技术给疾病治疗、社会、法律规制等带来的挑战，对艺术创作产生的启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于是出现了这个年轻而专业的阵容：在自然科学领域，我们邀请到两位基因编辑领域的科学家——汪阳明老师和王皓毅老师，他们身处技术的前沿领域，并参与了基因编辑科学共同体对于技术在全球的推进和普及工作；在社会科学方面，有中国科学院的高璐老师和彭耀进老师参与，虽然生物技术与法律同社会治理的结合在国内尚属新方向，但两位学者已在各自领域深耕多年；在艺术领域，本项目的策划人也是编者之一的魏颖老师从艺术史和策展实践的角度，针对生物媒介和艺术结合的前卫历史进行了系统阐释；受邀在中央美术学院和北京大学举办艺术工作坊的著名的葡萄牙生物艺术家玛尔塔·德·梅内泽斯，也欣然加入讨论。
在成书之际，我们又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两位博古睿学者——吴天岳老师和陆俏颖老师，吴天岳老师在中世纪哲学领域颇有名望，提供了来自人类尊严的讨论；陆俏颖老师则是生物学哲学的专业青年学者。在本书编纂期间，八位作者有诸多沟通讨论。感谢中央美术学院慷慨提供场地和艺术支持，以及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富有远见的项目策划、管理支持。
“基因”“基因编辑技术”“基因疾病”，来自科学家的诠释与担忧
在本书开篇的《基因编辑：逆天改命的法宝，还是万劫不复的深渊？》一文中，基因编辑技术一线研究者、北京大学未来技术学院教授汪阳明清晰、幽默地介绍了基因编辑技术的原理与发展历史。文中提出，尽管早在1909 年“基因”的概念就已经由丹麦遗传学家威廉·约翰森提出，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科学界就DNA 和蛋白质谁是遗传物质有很多争论。埃弗里等微生物学家于二十世纪中期做了一系列实验之后确认DNA为主要遗传物质，并逐步厘清了DNA 工作的原理，从而给出了基因的定义，即“控制生物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
在揭示如“从蛋白质编码基因的角度来看……人和香蕉的基因相似度也高达50%”这些有趣的现象之后，汪教授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差异的来源，进而从基因突变的角度解释了一些人类疾病的来源。从治疗疾病的角度出发，在技术原理上如何实现特定DNA 位点的切割，可以“简单地”分为两个问题：如何定位到特定的DNA 位点，以及如何实现切割。但是从ZFN 到TALEN，直到最近的CRISPR/Cas9技术的发展过程来看，科学家用了十多年时间终于找到了相对容易掌握的基因编辑技术。
但是他提醒，因为我们对基因的工作原理、功能并没有完全掌握，“贸然改变一些基因是带有风险的”。而伴随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就例如“要不要用基因编辑对人类自身进行改造”等重要问题，并不会有一个固定答案，需要在一定的规范前提下进行公开讨论，并且，相关实验和流程也应该透明，本着负责任的态度进行渐进而缓慢的尝试。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王皓毅带我们直击基因与疾病的关系，与基因编辑作为治疗疾病方法的工作原理。想象一下，通过精准修改DNA，那些曾经被视为不治之症的遗传疾病，如今有了治愈的希望，这看起来是很美好的前景。
但是王皓毅开篇就严格区分了“不可遗传的人类基因编辑”（对体细胞进行编辑）与“可遗传的人类基因编辑”（对配子细胞进行编辑）两种情况。通过详细介绍两种基因编辑的技术原理及其可能对个人、人类种群造成的影响，王皓毅提到，“总体来说，通过体细胞基因编辑进行疾病治疗是非常有前景的新型治疗方式”，相应的伦理风险较小，但因为“人类有大量的疾病是单个基因或多个基因突变导致的，而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是基因和环境相互作用所引起的”，所以，即使我们现有技术可以将导致疾病的突变基因修复回正常的基因序列，在治疗技术的开发中仍面临诸多技术挑战。
而“任何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可遗传基因编辑在当前都是应该被禁止的”，因为技术“还远远没有达到可以在人类生殖系统中应用的水平”，考虑到对早期胚胎进行编辑可以将被编辑后的基因遗传给后代的配子细胞，从而在代际上改变人类基因，即使未来技术达到了可以安全进行的水准，依然要从社会公平等伦理底线出发直面更深刻影响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的一些问题：我们是否有权改变人类的基因蓝图？如果基因编辑能够让某些人具备特殊的优势，是否会加剧社会的不平等？在这个充满未知的新领域，科学家、伦理学家、法律专家以及公众需要齐心协力，探讨这项技术的界限和责任。
“尊严”“基因本质主义”，伦理风险与挑战
在文章《可编辑的未来和不可触碰的底线》中，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天岳探讨了基因编辑技术对个体尊严的深刻挑战，并从后果主义和义务论的角度揭示了技术应用中的伦理复杂性。
吴天岳通过聋哑群体的例子，阐明了基因编辑的伦理两难。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基因编辑可以帮助消除遗传性耳聋这一“缺陷”，提升生活质量，这符合后果主义的基本观点，即通过减少痛苦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然而，聋哑群体的一部分人认为耳聋不仅是生理上的缺陷，它还是文化身份的一部分，基因编辑可能导致使用手语的人数急剧下降，既有聋哑人群被边缘化，甚至受到歧视。我们看到，单纯从结果论出发忽视了对少数群体的尊重与理解。
他指出，在现实复杂的道德实践中，重要的是通过这两种理论去展示那些我们在日常道德实践中所奉行的基本法则。后果主义要求我们权衡技术的好处和代价，确保科技的应用能够带来更多福祉。而义务论则提醒我们，必须尊重每个人的自我认同和选择，这是不可妥协的道德义务。在基因编辑的讨论中，两种道德立场不可偏废：我们既要考虑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与医疗效益，也要确保技术不会侵犯个体的自主权和尊严。
吴天岳强调，伦理讨论需要平衡科技进步的潜在后果与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应当在追求福祉的同时，始终保持对个体尊严和自由选择的深刻敬畏。“生命有其本质吗？如果有，那是基因吗？”在《基因编辑改写了生命的本质吗？》一文中，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教授陆俏颖通过探讨这些哲学问题，挑战了我们对生命和基因的传统认知。传统的基因本质主义者认为，基因是决定生命个体性状的根本要素，而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似乎带来了对生命本质的改变，必然导致严重后果。此文追溯了基因概念的历史——从孟德尔的遗传理论到DNA 双螺旋结构的发现，再到当代的基因编辑技术，展示了生物学研究的进程如何塑造了我们对基因的理解。
陆俏颖进一步揭示了一种对基因本质主义的挑战：通过分析现代生物学的发展，特别是发育系统论和表观遗传学等领域的发现，指出基因并非唯一决定个体可遗传性状的因素，发育过程中的环境影响等同样至关重要。这意味着，生命似乎并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
最重要的是，对基因编辑技术的伦理风险过度恐惧可能会放大潜在的未知风险。比如，基因编辑的后果并非不可逆转，科学家可以通过后天干预来修复潜在问题。类似的，表观遗传的存在使基因遗传和非基因遗传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因此，基因并不是唯一主导生命发展的因素。现有技术也远没有达到可以通过基
因编辑创造“超级人类”的水平。此外，作者还指出，“自然的” 不一定就是好的，人工编辑基因可以为那些遗传不利的人带来更好的机会。作者呼吁我们冷静、全面地看待技术的潜力与局限， 避免过度恐惧的束缚。
建立适合时代发展的技术治理框架
近年来，有科技从业者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对人类胚胎基因组进行编辑，引发了强烈争议与讨论。在《从阿西洛马会议到华盛顿峰会》一文中，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高璐回顾了新兴生物技术相关监管制度与治理模式形成的历史，以回答“当下依赖的技术监管体系的合法性如何获得”这一问题。
1972年，重组DNA技术诞生，科学家群体面对这一技术带来的风险与生物安全难题，选择暂停研究，于1975年召开阿西洛马会议并发布了相关指导文件。这次会议之所以被载入史册，是因为它不仅确立了科学家自我规制与预警模式，同时也直接推动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兴生物技术的监管和治理。
反观美国的风险管理模式，专家将生物技术风险定位在能够脱离政治与伦理争论的“DNA分子”层面，其对风险的认知是“线性”的，对风险的管理落实在其最终的“产品”之上，这一理念推动了新兴生物技术的加速发展和大规模商业化。但是，这一模式必然无法适应新兴技术带来的社会与伦理挑战。转基因作物引发的社会争议与基因编辑技术带来的监管难题，都印证了这一判断。2015年的华盛顿峰会的目标是确保人类基因组编辑与伦理、社会公平发展和社会责任相互平衡，但是若我们的治理范式套用
阿西洛马模式——“专家预警”与“政府监管”，将技术管理权下放到各国是很难完成科技向善的根本目标的。
新兴技术治理的本质是政治、社会与文化之间的彼此制约与共同发展。过往的例子也能够证明，当下所需要的并非单纯的强化监管，而是在结合历史事件背景和全面反思科技体系的基础上重构科技与社会关系的新模式，从而更好地将技术进步转化为惠及全社会的福祉，建构一个面向未来、适应中国以及全球技术发展的治理体系。
在《中西文化差异下的生命科技立法及我国基因编辑规制》一文中，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博士宋凌巧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彭耀进尝试厘清、比较中西方在生命科技立法及基因编辑规制方面的异同。
生命科技立法的核心目的是协调生命科技、自然、社会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确保生命科技的发展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推进。近年来，随着前沿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生命科技立法呈现出蓬勃、多元且体系逐步完善的趋势。例如，《生物安全法》进行了系统性、综合性的规定，《刑法》也针对生命科技领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同样的，美国、德国、法国和以色列等国家也采取了自上而下的立法模式来规制包括基因编辑等在内的新兴生命科技。
由于生命科技立法以人类个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互动为核心关切，立法内容往往与传统文化中的身体观、道德观紧密相连。这种文化背景引致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相关法律法规上有所差异。例如，受儒家文化中“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及我国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我国在法律法规中常见“亲属知情同意”的规定。而西方国家则更多基于个人主义理念，强调个人的知情同意权。基因编辑作为一项极具前沿性的技术，其在人体的应用不仅需要伦理和哲学层面的深入讨论，更急需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由于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世界各国尚未就基因编辑形成统一的监管框架。目前，我国的相关规定多以部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为主，法律位阶较低，效力有限，体系仍在不断完善之中。这反映出我国在该领域的法律建设尚处于过渡阶段，有待进一步提升和健全。
生物艺术与基因编辑：关于“自然”“身份”的反思
接着，我们返回到对基因编辑技术更加前瞻未来、充满想象的艺术讨论。
策展人魏颖在《激进的基因和隐藏的自然》一文中深入阐释了生物技术，特别是基因编辑技术在艺术领域的应用与引发的思考。以爱德华多·卡茨创作的“转基因三部曲”和希瑟·杜威－哈格博格的《陌生人印象》等作品为例，展现出艺术家通过基因相关的生物技术，不仅在物质层面改变了作品中的“生物体”，也在思想层面提出了关于自然、生命和伦理的深层问题。以魏颖策划的于2019年在北京现代汽车文化中心举办的“准自然——生物艺术，边界与实验室”展览为例，文章提出“生物艺术”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不仅推动了艺术与科学的交融，也提出了关于生命本质的哲学问题。参展艺术家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探讨了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其他物种的关系，以及在生物技术发展中重
新审视自然的方式。生物艺术的发展，从早期的普罗米修斯式探索，逐渐转向了更为多元和反思性的创作路径，涉及生命伦理、身份政治和基因隐私等复杂议题。而回到故事的另一面，如《无受害者的皮革》等作品，以及作品中出现的“半活体”概念带来的观念、伦理挑战，提醒我们在技术发展中建立伦理标准、合理规则和制度的重要性。
生物艺术已经成功吸引了全球主流艺术机构的注意和支持，相信未来艺术家将在创作中融入更加多元的文化视角和哲学思考。
著名生物艺术家玛尔塔·德·梅内泽斯与科学家路易斯·格拉卡在《艺术与基因编辑》一文中，通过分析其联合创作的生物技术相关的艺术作品，讨论了“身份”在艺术和科学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基因编辑如何为理解自我和身份提供新的机会。他们1998年创作的作品《自然？》是艺术家在质疑自然与人工的界限时所创作的早期作品，而二十年后的作品《真正的自然》则展示了基因编辑在艺术中的应用，并探讨了这种技术如何挑战我们对自然和人工的传统认知。二者虽然都与对自然概念的探索相关，但它们在提出“什么是自然”的问题时，却立足于截然不同的视角。2016年的作品《两者的永生》又探讨了一个新议题，即人类对永生的追求及其带来的伦理和哲学问题。作者分析了永生的概念及其对个体和社会的潜在影响，同时反思了通过科技实现永生的愿望可能带来的后果。作品《抗玛尔塔》则以皮肤移植带来的免疫系统的反应，探讨了“什么是自我”这一话题。这些作品通过基因编辑来逆转进化，提出了关于生命、物种和身份的哲学问题，同时探讨了人工干预对自然进化的影响。艺术家认为，“进化永无休止。我们眼中的前沿技术将会证明，进化的利刃在逐渐钝化”。还有超乎想象的新技术将会出现，我们的身份也会改变。因此，我们应该随时对我们的身份进行评估。无论作为艺术家还是科学家， 都是如此。
有关基因编辑技术的思考，是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前沿科技与哲学”研究话题下一个重要的课题。诚然，从本书的项目开始以来，我们对该话题的讨论依然没有更加深刻的突破。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出版，把该话题重新带回学界、产业界、思想圈、艺术圈以及大众的讨论中，也期待有更多有识之士与我们取得联系，激发我们对这一重要话题的深度探讨。
魏 颖
研究者、策展人
李潇娇
博古睿研究院中国中心首席运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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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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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博古睿研究中心由博古睿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共同发起，于2018年12月19日正式成立。中心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大学校园内。中心致力于汇聚杰出的中国思想家，共同研究、应对人类面临的变革与挑战，发展并分享他们的新理念。
中心聚焦前沿科技与哲学、创意未来，以及古典智慧与全球治理议题，并设立博古睿学者项目，支持以中心研究内容为主题的学术出版工作，举办学术讲座和学术研讨会，制作和推出全媒体传播产品以及其他项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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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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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逆天改命的法宝，还是万劫不复的深渊？
——基因编辑技术的原理和历史 汪阳明
人类基因编辑：可遗传与不可遗传
——科学与技术层面的问题讨论 王皓毅
可编辑的未来和不可触碰的底线
——什么是人类基因组编辑的真正伦理风险？ 吴天岳
基因编辑改写了生命的本质吗？
——从基因本质主义看基因编辑 陆俏颖
从阿西洛马会议到华盛顿峰会
——基因编辑治理的历史与未来 高 璐
中西文化差异下的生命科技立法及我国基因编辑规制 宋凌巧 彭耀进
激进的基因和隐藏的自然
——生物艺术的前世今生 魏 颖
艺术与基因编辑
——从艺术创作者的角度出发 〔葡〕玛尔塔·德·梅内泽斯（Marta de Menezes）
〔葡〕路易斯·格拉卡（Luís Gr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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