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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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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稿精选了有代表性的老师、学生，将他们在西南联大学生、生活、抗战的故事集结成册。1944级学生在西南联大的故事始于叙永，却又不局限于叙永，他们在昆明、印缅、祖国的领空、重庆渣滓洞身体力行地践行着“刚毅卓绝”“不问西东”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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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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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抗战烽烟正炽，山河破碎之际，数百位西南联大师生再度踏上迁徙之路，将知识的火种带至西南边城叙永，虽不足一年光阴，却在民族存亡的至暗时刻，绽放出璀璨的光辉。本书通过珍贵的史料和亲历者口述，重现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办学岁月，见证了中国学人在民族危亡时的文化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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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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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立，女，1953年12月生，祖籍湖北黄冈，中共党员、民革党员，江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江汉大学社会语言学研究所所长，退休经年，居北京。因家中多位长辈抗战期间求学于湖北联中、西南联大等大中学校，退休后即致力于中国抗战教育研究，出版专著《黉府弦歌烽火中：抗战烽火中的湖北联中（1938-1946）》（九州出版社，2018年2月），发表《王康与闻一多》《燕京、魁阁、清华：那些社会学先贤的心灵驿站》《民主之火永不熄灭》《让艺术成长在人民里》《向达与胡庆钧的师生之谊》等有关西南联大研究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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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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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忆往昔 永铭怀想（代序） 向清三 / 1
黉府弦歌叙永城（前言） 王立 / 1
弦歌春秋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叙永分校大事记 / 34
樊际昌关于叙永分校校舍致梅贻琦、蒋梦麟函 / 37
忆叙永 苏良赫 / 40
叙永杂谈 辰? 伯（吴晗） / 44
在叙永的西南联大 欧阳青 / 51
在叙永一年 赵景伦 / 53
码 头 彦元甲（韩明谟）/ 55
岁月回响
“到橘子林去” 李? 岫 / 60
童年记忆中的叙永之行 袁? 刚 / 68
父亲袁复礼的西南联大情结 袁? 方 / 77
终生难忘的西南联大 孙捷先 / 90
追念五位在西南联大工作或学习过的长辈
——从联大叙永分校说起 朱庆之 / 104
永宁河记忆——朱自清先生叙永逸事 朱小涛 / 112
巴山蜀水行路难——记梅贻琦、郑天挺1941年的川渝之行 郑? 光 / 120
志业长昭 乐育垂绩——追忆我的祖父樊际昌 樊文渊 / 138
薪火相传
我的伯父——著名社会学家王康先生 王? 立 / 150
我的母亲彭兰先生 张晓岚 / 175
我国单模光纤之父黄宏嘉院士 王? 立? 吴? 嘉? / 183
揖别朝天门 南下叙永城
——忆父亲黄宏嘉的联大求学路 黄? 柯 / 194
迈入高等学府 张咸恭 / 210
走向远山——回忆父亲张咸恭 张? 磊? 王? 薇 / 221
刚毅坚卓 矢志不渝
——追忆“叙永哥”蒋大宗的家国情怀 蒋本珊 / 226
联大叙永分校生活琐记 吴铭绩 / 245
平凡的一生体现出刚毅坚卓的精神
——悼念父亲吴铭绩 吴慧文? 吴慧立 / 253
杂 忆——叙永求学，印缅从军 卢少忱 / 257
抗战老兵卢少忱先生 王? 立? 吴? 嘉 / 267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学生参加空军纪实 马? 豫 / 277
从西南联大走出的抗战飞行员
——我的叔叔马豫 马庆芳 / 279
投笔从戎 血染长空
——我的二叔李嘉禾 李? 安 / 288
红岩烈士刘国鋕 刘以治 / 300
后记 联大弦歌永不辍 / 322
参考文献 /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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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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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忆往昔 永铭怀想（代序）
向清三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我父母曾经求学和工作的地方。他们都是清华12级的学生（父亲向仁生，母亲曹宗巽），1936年入学。1937年暑期发生了七七事变，再开学时学校就南迁到了湖南长沙，与北大、南开合并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几个月后，三校联校再度远迁至云南昆明。1938年4月，正式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5年抗日 战争胜利之后，三校才陆续迁返北京和天津的原校址。
在我以往的印象中，提起西南联大，马上就会想到云南昆明。直到不久前，我受邀加入了王立女士主持的一个微信群，才注意到与联大相关的一个更加边远的地方——四川省的叙永县。这里距昆明约600公里，是联大曾经计划再次迁移的目的地。1940年至1941年，联大建立了叙永分校，并在那里集中对当年入学的新生授课。
我母亲作为年轻教师，曾跟随恩师李继侗先生，经艰苦长途跋涉，赴叙永任
教。据多年前我母亲缅怀李先生的文章叙述，“当时由昆明到叙永的交通工具只有随时可能抛锚的长途汽车。记得在贵州毕节我们等了一个星期之久才上了车”。叙永的办学条件，比昆明还要艰苦一些，但师生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却是那般充实而有意义！
在联大叙永分校的教师名录中，我还看到了郑华炽先生。郑先生是中国物理学界的老前辈。他曾负责叙永分校的收尾工作。1982年我大学毕业之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拜见过他老人家。
西南联大，除了位于昆明的本部，还有包括叙永在内的分部，如同璀璨的群星，高悬在祖国的西南方向。这一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令人惊叹，永铭怀想。 据此，写下几句感言。
2025年2月23日于加拿大温哥华
杂 忆——叙永求学，印缅从军
我和许多叙永1941级同学一样，对叙永求学和1944年被征调入伍都有着深切的怀念或感受，值此出版50周年纪念刊之际，也来写一点杂忆。
北平——昆明——叙永
1940年1月，北平已沦陷在日寇铁蹄下两年多了，我正好读完高中三年级第一学期，因不甘在敌人统治下当亡国奴，我和同学黄天佑（叙永商学系）决心离开北平，奔向昆明。我们在天津大沽口乘往上海的轮船，上船前，日本兵逐一盘问、检查，先问去上海干什么，我们说是投奔亲友当伙计，他看我们剃光了头，穿着长衫、布鞋，不像是学生，就没找麻烦，但是箱子翻了个底朝天才放行。我们乘上打地铺睡的五等舱顺利到达上海，在亲戚家住了几天，又转船去香港。轮船一抵香港，不能靠岸，许多小舢板纷纷划近轮船，有人飞速爬上大船，抢运旅客行李到对岸，有的老年旅客一不小心，行李被提走就找不着人了。我们各自一手提箱子，扛上铺盖卷，走下大船，免被抢走。在香港又投靠亲友，住了一个月，等候船期和办理去海防的手续。
乘轮船到海防，刚上岸，只见许多中国人拥挤着排成长队等候海关检查。长长的行李台上坐着一个身穿制服神气十足的法国人，态度蛮横而傲慢，他把每个人的箱子翻遍，只要看见几块香皂或几支牙膏，就只给你留下一块或一支，其余的全扔进行李台里面扣留。最令人气愤的是，他只要看见后面有年轻漂亮的妇女，就用食指向上一挑，示意要她前来先检查，并蓄意问三问四，磨蹭时间，着实可恶。
在海防住了两三天，即乘火车往昆明，车轨窄而陈旧，火车头上标有1905年造的标记，铁路弯曲且多山洞，洞内煤烟呛鼻。车身中间堆放行李货物，两旁是长排座位。乘客大多是不断咀嚼着槟榔的越南人，其中有些是小贩，带上车的成捆甘蔗和硬块红糖不时发出发酵的酸味。
1940年3月到昆明后，找到联大先修班的中学同学许鸿义和吴坚（叙永航空系，回昆明考入空军，赴美训练驾驶战斗机，回国对日作战，一次迫降解放区被救起，送回国统区，一次起飞迎战，机械失灵，坠毁牺牲），经他们指点，我们到教育BU沦陷区各地来昆就学指导处登记，进了高中毕业补习班。因经济来源断绝，又无亲友接济，仅靠每月领到的10余元生活费在联大新校舍入伙，勉强维持。后来居住也成问题，经同学马启伟的协助，黄天佑和我曾在文林街的文林堂里面仅容两张床的小屋住宿。我们经常为举办唱片音乐会和星期做礼拜做些打扫卫生环境、整理座位的工作，并兼管期刊的借阅。平时很清静，倒是读书准备考大学的好地方。报考大学前，自感基础差，希望不大，但很幸运，发榜时竟按第一志愿录取到西南联大文学院。
从昆明到叙永分校又是一个难题，经历了一番曲折。当时西南联大已发给黄天佑、吴坚和我三张搭乘西南运输处卡车的免费票，可是路途要六七天，每人食宿需100元，而我们三个人凑在一起才100元，已经是12月了，学校快开学了，非走不可。第一天我们搭上了西南运输处的一辆货车，刚到沾益，司机看我们是穷学生，没油水，硬说车已超重，就把我们连人带行李甩下车开跑了。真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幸而天无绝人之路，我们从上午等到下午3时，一个年轻的司机开了一辆载满钢板的敞篷卡车，路过这里停下来，我们向他说明是从敌占区北平出来要去叙永上学，中途被甩了下来。他慷慨地让我们上车，坐在钢板上。我们三人担心半路又被甩掉，决心拿出手头上的一半钱（50元）给他，自己宁可忍饥挨饿，只要能到校就行，可是这位好心肠的司机知道我们是流亡的穷学生后，不但拒收我们的钱，反而每到一地都拉着我们同押送钢板车上的商人一齐吃饭，饭后坚决阻拦我们掏钱，而让那位商人付账。我们本无心白吃，他却有意解决我们的困难。
从昆明去叙永路经沾益、宣威、威宁、赫章、毕节、赤水河等地，沿途多高山峻岭、悬崖峭壁，常是云雾遮天，公路曲折、狭窄又颠簸。有的司机为节省汽油私卖，在汽车下高坡时熄火放空档溜车，经常发生坠入深渊的车祸。我们中途遇过两天雨，在无篷的卡车里，淋得浑身湿透，无处躲避。然而，由于这位司机的热心帮助和安全驾驶，我们终于顺利到达叙永。三个人总共花了90元，还余10元，简直难以置信。这位司机热心帮助，不是为了别的，而完全出自他对逃离日寇统治、背井离乡的学子的无限同情。
在叙永，老师们的谆谆教导和同学们的艰苦学习生活永远难以忘怀。吴晗老师在文庙第一次同历史系全班同学见面时曾说：“学历史做大官的不多，不就是胡适和蒋廷黻么！要想做大官，就别读历史系，现在转系还不晚。”接着说：“学历史要像老和尚撞钟，持之以恒。”寓意多么深刻又激励人心啊！吴晗老师讲中国通史讲到汉代外戚专权时感慨地说，“现在是什么政治，一言以蔽之，‘小舅子政治’”，引得哄堂大笑。李广田老师用浓重的山东口音讲起文学的“典型性、代表性”来，深刻又通俗。滕茂桐老师讲到马歇尔的“Marginal Utility”语调缓慢又深沉。龚祥瑞老师讲政治学提到Laski时，音调铿锵有力。还有其他老师……虽然50多年过去了，他们的音容风貌犹历历在目，印象深刻难以磨灭。
一提到叙永，不由得想起同学们勤奋学习和艰苦的生活情景，那时，破旧拥挤的春秋祠和其他宿舍一样，床挨床、上下铺，晚上三五个同学聚在一盏小油灯下，自觉地抓紧学习，唯恐每月发的灯油费不够用到月底。对断绝经济来源的同学们，尤其是从敌占区来的同学，想泡一次茶馆，既解渴又能借灯光看书，却非易事。早上若能偶尔买一小碗“鸡丝”豆腐脑或是晚上喝上一碗炒米糖开水，就是小小享受。若是几个人在饭馆买回一小碗干菜垫底、上面只有几片肉的“回锅肉”，就算大大改善了。难以想象的是每天早上洗脸、刷牙要走到200米远的永宁河畔，如逢下雨，上游黄泥水冲下，只好抹把脸算了，牙就免刷了。因从北平出来一年多，鞋穿破了没办法，我和几个同学只好买草鞋穿，好像是两毛钱一双，麻编的鞋贵约两倍，买不起。开始穿不习惯，逐渐才适应，但就怕下雨，脚板湿冷，草鞋还不易干，一双鞋最多穿上二十几天就破烂了。1989年我有幸再去叙永，但很难看到卖草鞋的了。
叙永虽学习条件差，生活艰苦，但同学们却朝气蓬勃，充满乐观精神和青春活力，课余之时，拉胡琴、唱京剧、吹口琴、唱歌、打球、打桥牌、爬红岩、下河游泳、游橘林，确实是苦中有乐，其乐也无穷。
半个世纪前700多名师生从全国各地和海外冲破艰难险阻不远千里来到叙永，是什么力量把他们凝聚在一起呢？我想，这是由于大家都怀有“驱逐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必胜的共同信念吧。
印缅从军
1944年3月初，随同全校1944级同学征调入伍充当译员，心想距毕业只有一个学期了，放弃学业未免惋惜，然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投笔从戎，也责无旁贷。经过译员训练班半个月的军事生活——每天穿军服、打裹腿、上操和紧张的英语学习后，3月中旬公布了一批人员的分配名单，我是按自己填写的志愿分配到印缅战区。在简单的体格检查后，我们这一批共16人同乘C-47运输机自昆明启程。同机的同学记得有地质系王忠诗、欧大澄、陈鑫，经济系魏书玉、蔡永祺、郭凤章、郑梦奇、陈羽纶和政治系邹宏藩等。飞越驼峰高空时，俯视下面是一片厚白的云层，大家只穿着单军服、短裤、打着裹腿，机内冰冷难熬。不巧气流变化激剧，飞机上下颠簸异常，除我一人外，几乎全部呕吐了，躺卧在两旁座位上。飞机在印度汀江机场降落，正好是炎热的晴天，一下飞机好像进入了热锅。当天晚上住在茅竹搭起的棚屋，一个挨一个排着睡。次晨，除个别人外，全都上了一辆卡车，但不知到哪里去。卡车走了两三个小时，开到了印度列多第48后送医院（48 Evacuation Hospital），才知道是在这里工作。
1.第48后送医院
医院是在荒野上建起的，病房和宿舍很简陋，全都用粗茅竹当支柱，四周用竹篾当围墙，地面是泥土地。睡的是行军床，每人发蚊帐一顶。吃的是罐头和有时带有霉味的粗糙大米，难能吃到青菜。有一种经常吃的猪肉肠罐头（Pork Sausage），肉肠里面多少带有怪味香料，难以下咽，大家起名叫它“大便罐头”。好容易等到轮休，便搭便车到20里外市镇上一家华侨饭馆，花钱吃一顿新鲜蔬菜或肉食，改换一下口味。
医院由美国人管理，医官和护士等也全由美国人担任，当时从前方孟关、孟拱一带用飞机运回很多需急救的中国重伤员，有的连夜动手术、输液、抢救，忙个不停。我们每天还配合美国医官（上尉或少校不等）巡查病房和治疗做翻译工作。总的来说，医院的医疗设备较好，药品充足，医术较高。起初对同日寇作战负伤的中国士兵也还尊重，但是，由于种族歧视传统观念的存在，就必然在一些具体事情上有所反映。例如，最初倒尿壶、便盆由美国护士兵护理，不久则改成雇用当地印度人料理。有的医官对负伤疼痛难忍要求止痛片的伤员，不闻不问，置之不理。有一次，一个伤员手术后双腿裹上了石膏，日久，从里面爬出蛆来，疼痒难挨，要求美国医官用药水或其他办法杀死里面的蛆虫，医官非但不管，反而说没有关系，蛆在里面吃烂肉，有好处，气的伤兵直骂街又无可奈何。诸如此类歧视中国人的不负责态度，时而发生，曾一度激起全医院翻译官的愤懑，集体向美籍华裔的上校副院长（姓关）据实反映，他表示理解和同情，但也无能为力。
在医院工作了三个多月，因不愿忍受这份闲气，王忠诗、陈鑫和我先后请求调离医院到前方的中国作战部队工作，经过军委外事局驻印办事处的批准，我们如愿以偿，调离了医院。
2.参加密支那战役
1944年5月17日，中美联军越过野人山，奇袭缅甸密支那，抢占了机场，日寇退入市区坚守顽抗，当时我方急需增援兵力，也需要译员紧密配合。王忠诗、陈鑫和我分别在五月底和六月初自印度列多乘运输机飞抵密支那。他们俩配属在30师88团，我配属在30师90团二营。
密支那是缅北最大的城市和铁路终点，又是打通中缅印公路必争之地，南下可进攻八莫、南坎、腊戍并切断日寇向我滇西增援，因此，日寇死守密支那，战斗异常激烈，相持了80天，方解决战斗，共消灭日寇3000余人，俘虏官兵60多人，我方伤亡官兵6000余人，其中阵亡2000余人。
当时中国部队是主力，每个步兵团配有美国校尉级联络官5人（两人在团部，每营各1人），翻译官也按5人配备，翻译官主要的任务是在团长、营长同美国联络官共同研究作战情况和请求美方补充弹药、给养或飞机支援等方面做翻译和联络工作。
时值六七月雨季，大雨连绵，双方炮火不断，必须成天躲在积水的掩蔽部里，皮肤泡得发白。最困难的时刻，喝的水是用随身携带的消毒药片泡过的雨水或河水。吃的是密封纸盒包装的干粮，分早、中、晚（B、D、S）三种，大同小异，不外是几片饼干、一小罐罐头、几支香烟、一块巧克力或果脯干，经常干噎，不免倒胃。当地疟疾盛行，有一种恶性疟疾，24小时可致命，每人每天必须吃黄色的阿的平药片，预防疟疾，常吃皮肤会变成黄色。潮湿的地面，蚂蟥遍地，吸住皮肉不撒嘴，如果揪断，仍吸住不放，只能用烟头烧烫尾部或涂以防蚊油方能摆脱。
丛林战（Tungle Warfore）好像是在丛林里捉迷藏，难攻易守。在茂密的丛林中，日寇经常埋伏着狙击手（Sniper），从上下左右放冷枪阻挡我部队前进。有一次，我身后一名士兵挨了一枪，但看不见敌人在哪里。总之，每前进一步都有危险，要付出代价。有时不得不用机枪扫清枝叶和丛草向前进。
战斗的相持阶段，日寇虽被包围，仍抗拒坚守，白天不敢暴露目标，每到夜晚尤其是雨夜，组成三个或几个人的小组出击，企图突围。有一次，半夜里大雨倾盆，我们营部共六个人（营长、副官、勤务兵、电话员、联络官和我）在掩蔽部里忽然听见20多米外日寇“哈依、哈依”的招呼声，我们趁其不备，先下手为强，五支冲锋枪和一支卡宾枪同时猛扫，击溃敌人的偷袭，但次日清晨才发现数十米处我们的一名哨兵靠在树干上被日寇攮死。还有一次雨夜里，我们营部听见后面响起阵阵日本三八枪的“咔嘣”声，这时接到后面团部电话说，一股日寇流窜到团部和营部之间，因团部和营部相距不远，命令营部不要向后开枪，以免混乱，我们营部几个人只好持枪通宵警戒，直到团部将敌人击溃。
密支那战斗艰苦而激烈，我所在的第二营张营长担任一线主攻，曾因斗志消沉，行动不果断，当场撤职，换上沉默寡言、指挥若定的刘营长。在久攻不下两军相持阶段，已经61岁灰白发的史迪威将军曾亲历前线视察战况，他身着一般士兵的绿色军服、戴军便帽，瘦小的身材背着卡宾枪，不断在壕沟跳上跳下了解情况，说话稳重却平易近人，没有总司令的派头。
战斗后期，我军逐渐缩小包围圈，日寇更加困兽犹斗，陈尸遍野。一次我军淌过一条半身深的小河，水上漂着许多具敌军尸体，身上爬满白蛆，整条河水散发着死尸腐烂的臭味，我们过河后，身上沾上的这种臭味，久而不散，令人作呕。
8月3日，逼近市区发动总攻击那天，气候晴朗，从营部用肉眼可望见数百米外日寇占据的火车站附近的仓库。约在上午8时，一声令下，3个连奔向目标，我和联络官跟了上去，因敌人大多已伤亡，个别人渡江逃跑，战斗顺利结束。据说有一个日寇少尉军官在掩蔽部里不肯出来，最后要往里面扔手榴弹，他才举手投降。我曾见到一个负伤的日军俘虏，面黄肌瘦蹲在地上两手合捧着说“密西、密西”要吃的。那份“大日本皇军”的威风，不也烟消云散了吗！我还看见被抓获的一群军妓从远处缓缓走过，她们纯粹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在后方，日本俘虏被关在用刺丝围起来的场地和茅屋，口粮不缺，有时还在空场上打球锻炼身体。这与日寇惨无人道杀害中国人民和俘虏的罪行形成多么鲜明的对比。
在印缅战场上，中国军队有消灭日寇、打回中国去的决心，斗志旺盛，勇敢顽强。有人问过日本俘虏，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如何，他傲慢回答：“印度的，一个抵十个；美国的，一个抵三个；中国的，一个抵一个”，听起来有些夸大其词，但是，也不无反映一定的客观事实。
3.随战车进军八莫
1944年8月初，占领密支那后，9月我因故回到印度列多，当时中美混合战车指挥组（下辖两个战车营）需要翻译官，军委外事局驻印办事处负责人（黎秘书）把48医院欧大澄同学和我转调到战车营的炮一连和炮二连，同学罗济欧也已在指挥组工作。驻地是在印度东北端铁路终点——萨地亚。在那里参加训练坦克、汽车驾驶、炮兵（75mm榴弹炮、37mm战防炮）射击等翻译工作。许多驾驶技术、机件、射击要领等专门名词术语与步兵大不相同，很感陌生，只好从干中学、学中干，几乎每天驾驶坦克，既颠簸又吃力，因天气炎热，训练完已是浑身臭汗，沾满泥土，这时跳入布拉马普特拉大江（雅鲁藏布江下游）洗个澡、游个泳，感到莫大乐趣。
约在11月初，战车营从萨地亚乘汽车和驾驶坦克出发，美国联络官和翻译官同驾驶一辆带有通信设备的指挥车（Command Car），途经印度列多，越过野人山，进入缅甸的新背洋、马科因、夏都塞、卡马因、孟拱、密支那，开赴八莫会战。行军沿途穿过无数原始森林、峻岭、深谷、急流险滩。每到一处驻扎，大部用汽油烧掉丛草开辟宿营地。白天，树上蟒蛇和地面野象足迹到处可见，入夜，森林深处虎啸、狼嚎、猴啼等叫声不绝于耳，枕枪而眠，习以为常，八莫在密支那以南240里，位于伊洛瓦底江边，是缅北第二个大城市，它对打通中、缅、印公路有重大战略意义。战车营约在11月下旬抵达八莫市区外围整军待命。当时日寇西面背倚伊洛瓦底宽大江面，东、南、北三面已被我新一军包围，围困在市区内约3000余人，仍坚持顽抗，战斗激烈。据统计自10月中旬自密支那向八莫进军到12月中旬占领八莫的两个月，共击毙日寇2400余人，生俘20余人，我方伤亡1000余人。
12月15日，发动全面总攻击的头天晚上，坦克部队已做好作战准备，可是次日清晨，我所在的战车营炮兵连还没有上阵，八莫已被新一军所属步兵师占领。据说日寇生沉千余伤员于伊洛瓦底江，残余部队大部已被击毙，极少数溃逃出去。当天，我随部队进入八莫市区，房屋几乎全被飞机、大炮摧毁，仅存一片残垣瓦砾，血染的街道上横七竖八躺着击毙的日寇尸体，有的头部和胸部被炸得稀巴烂，血肉横飞，显然是引爆手榴弹自杀死的。八莫占领后战车营继续向南推进，1945年1月15日，第30师和第38师攻占南坎后，中缅印公路打通，宣告通车，日寇向南腊戍溃退。战车指挥组所属战车营不再随步兵南下，3月间东向回师缅中交界的木姐，建立战车训练班，就地训练坦克部队，直到同年日本投降，我在10月10日回到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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