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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第一，相比于将中国传统古籍与西学典籍等混编一处的伯希和目录，本书则将其中的中国传统古籍部分离析出来，单独著录，从而首次摸清了此部分典籍的数量和基本情况。 第二，著录的详细程度大大提高。伯希和目录仅有书名、作者等基本信息，本书则著录项齐备规范，且详载各书的序跋、批注、钤印等情况，较一般的馆藏目录详尽很多。 第三，以目验原书为基础，确保著录信息的准确性。 第四，通过广泛查阅国内外图书馆的相关藏本，并与梵蒂冈藏本加以比对，本书著录的版本相当一部分精确到了印次，而非仅据序跋牌记泛泛著录之。此点领先于目前出版的大部分古籍目录。 第五，注明某书进入梵蒂冈之前的旧藏家，为研究汉籍西传提供线索。 第六，本书中的六十篇提要，相当于对六十部中国传统古籍的专题研究，这些典籍中相当一部分此前无人研究，从这一角度而言，本书对于推进这些典籍的深入研究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內容簡介： 梵蒂冈图书馆为欧洲收藏汉籍最为丰富的图书馆之一。据该馆统计，其所藏1911年之前的中文文献约2000部（件），具有收藏版本丰富、珍本善本众多两大特点。本书采用目录与提要两种形式，对该馆早期入藏之西学类著作之外的中国传统典籍进行全面描述。目录部分，共著录355部善本，按经、史、子、集、类丛五部分类法编排。著录各书基本信息力求详尽，可考者注明其进入梵蒂冈之前的旧藏家。部分典籍之版本、来源等需要进一步说明，则另附按语。提要部分，在此355部善本中选择60部品种稀见、版本珍贵，或经中外学者收藏批注者，撰写详细提要。内容包括各书之作者生平、成书过程、主要内容、价值特点、版本描述，以及与其他版本的对比考察。 關於作者： 谢辉，内蒙古海拉尔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中国古代学术史、海外汉籍。著有《元代朱子易学研究史》，点校整理《明清之际西学汉籍序跋目录集》，参与编纂《梵蒂冈图书馆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献丛刊》《欧洲藏汉籍目录丛编》。 目錄： 总目录 梵蒂冈图书馆藏中国传统古籍善本总目 梵蒂冈图书馆藏中国传统古籍善本提要 內容試閱： 前言 梵蒂冈图书馆收藏中国传统古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据梵蒂冈图书馆东亚馆藏负责人余东（Yu Dong Clara）《16世纪梵蒂冈图书馆的中国文献：Vat. estr. -or. 66与尼古拉斯·奥德伯特抄本（节译）》（《国际汉学》2021年第3期）考证，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梵蒂冈图书馆拥有四部中文典籍，全部为中国传统古籍。其中入藏最早的，可能是明嘉靖刻本《新刊四明先生高明大字续资治通鉴节要》（Vat. estr. or. 66）。其余三部为明万历刻本《圣谕疏义》（R. I. III. 331）、明刻本《纂图增新群书类要事林广记》（R. I. III. 332）、元至正五年（1345）梁完者泥金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存卷五十六（Vat. estr. or. 1）。这些典籍构成了梵蒂冈最早的中文文献收藏。 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时期，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 I， 1573—1651）占领海德堡，将巴拉丁选帝侯腓特烈五世（Frederick V， 1596—1632）的藏书转让给教皇额我略十五世（Gregorius XV， 1554—1623）。这批藏书约在1623年到达梵蒂冈，其中可能包括七部中文典籍，分别为明万历刻后印本《编注医学入门》（Palat. III. 189）、明末刻本《新刊京本大字按鉴汉书故事大全》（Palat. III. 190）、明富春堂刻后印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Palat. III. 191）、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建阳余象斗双峰堂刻本《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Palat. IV. 1291）、明万历种德书堂刻本《新刊全相忠义水浒传》（Palat. IV. 1292）、明万历刻本《新刻今古奇观华夷杂纂龙头万宝事山天下一览不求人》（Palat. IV. 1293）、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清白堂刻本《新刊辛丑岁玄谷纂要通书》（Palat. IV. 1294），也全部为中国传统古籍。 1682年，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3—1693）从中国返回欧洲，携带了多达四百余册的中文典籍。此批典籍大部分于1685年被进献给教皇英诺森十一世（Innocentius XI， 1611—1689），收入梵蒂冈图书馆，少数赠送给传信部，现在也应在梵蒂冈。此批典籍应该基本为天主教和西方科学类著作，未必有中国传统古籍。其后意大利来华传教士康和子（Carlo Orazi da Castorano， 1673—1755）于1734年返回欧洲，也携带了一批汉籍。原存于罗马阿拉切利图书馆（Biblioteca di Aracoeli），约在罗马被合并入法国期间（1809—1814）进入梵蒂冈图书馆。中国传统古籍的部分，今编号为R. G. Oriente. III. 251-268，总计二十五部。其中较为稀见的有明崇祯六年（1633）南京国子监刻本《孔圣家语》（R. G. Oriente. III. 261）、明万历金陵唐富春刻后印本《新刻出像增补搜神记》（R. G. Oriente. III. 264）、明末金陵蕴古堂刻本《文公家礼仪节》（R. G. Oriente. III. 262）等。除此之外，康和子带回的其他中国传统典籍，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儒家经典及相关著作，包括《郑孔肩先生家传纂序周易说约本义》《纂序书经说约》《映旭斋六订诗经全旨纂序说约合参大全集注定本》《礼记摘注辑要》《春秋说约》《性理大全标题纂要》《四书集注大全》（R. G. Oriente. III. 251-260），《增补讲义标题金丹大全》（R. G. Oriente. III. 263. 1-5）。其中多数为清代坊间所刻两节版，质量不高，但基本备齐了儒学典籍的主要品种。二是一些清代坊刻训蒙识字类的典籍，包括《新镌幼学杂字》《大方六言杂字》《千字文草法》（R. G. Oriente. III. 265. 2-4），《新镌古今名贤草帖临池真迹》（R. G. Oriente. III. 265. 8-11），《字汇》（R. G. Oriente. III. 268）等。其中还包括一些满汉合璧著作，如清京都二酉堂刻本《满汉合集百家姓》、清京都聚兴斋刻本《出像满汉同文杂字要览》、清京都永魁斋刻本《满汉千字文》（R. G. Oriente. III. 265. 5-7）。三是一些较为实用的典籍，如清康熙刻本《新镌路程要览》（R. G. Oriente. III. 265. 1）、两种雍正十二年（1734）时宪历（R. G. Oriente. III. 265. 12-13）、雍正八年（1730）夏季《新刻官爵全览》（R. G. Oriente. III. 267），以及清德聚堂刻本《增补万宝全书》（R. G. Oriente. III. 266）。这些典籍均应为康和子自用，特别是儒家经典部分，康和子应对其进行了细致阅读，并在几种典籍的书衣上作了大量批注。 1902年，传信部向梵蒂冈图书馆移交了一大批汉籍，大部分为中国传统古籍。此批汉籍主要来自以下四个途径： 第一，巴尔贝里尼（Barberini）家族图书馆旧藏。该家族为17至18世纪意大利豪门望族，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 1568—1644）即出自该家族，其侄弗朗切斯科（Francesco Barberini， 1597—1679）在1626—1633年间担任梵蒂冈图书馆第十二任枢机馆员。巴尔贝里尼家族图书馆创立于17世纪早期，在两个世纪内收藏大量增加。该馆旧藏的中文藏品数量虽然不算太多，但颇为丰富，包括西学类文献、地图星图、碑帖拓片、拜帖信件等。中国传统古籍有十部，也是从不同渠道陆续收集而来。如元至正五年梁完者泥金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存卷五十三、五十九（Barb. or. 148），与梵蒂冈最早入藏的卷五十六形制完全一致，明显是同时进入欧洲的同一部书。明末凝香阁刻本《广舆记》（Barb. or. 135）为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于1651年返回欧洲时带回，卷中有大量西文批注，应是出于卫氏之手。明刻本《大明律直引增注比附条例释义》（Barb. or. 137）应为意大利主教德尔蒙特（Francesco Maria del Monte， 1549—1627）进献。清康熙铜版印本《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Barb. or. 147），则是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 1682—1746）于1720年寄赠，卷前有西文题记，当时马国贤尚在中国。明积善堂刻本《新刊类纂天下利用通俗集成锦绣万花谷文林广记大全》（Barb. or. 138）、明富春堂刻后印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Barb. or. 145）都有西班牙文题记，应该也是较早流入欧洲的汉籍。此外《頖宫礼乐疏》（Barb. or. 146）、《新板全补天下便用文林妙锦万宝全书》（Barb. or. 139）、《新锓四民便用不求人万斛明珠》（Barb. or. 140）等，也都是明代后期刻本。 第二，传教士余天明（Giovanni Francesco Nicolai da Leonissa， 1656—1737）旧藏。余天明或译为余宜格、余若望、廖霓赛，意大利方济各会会士。1684年来华，1696年奉派回到罗马，参与“礼仪之争”的讨论事宜。其带归的汉籍存放于传信部，康和子曾对其进行整理，意大利学者达仁利（Francesco D’Arelli）有详细研究。中国传统古籍的部分约有十余部，比较庞杂，包括儒家经典如《诗经旁训》（Borg. cin. 331. 5-6）、《礼记旁训》（Borg. cin. 470），儒学类文献如《下学堂札记》（Borg. cin. 328. 4）、《闲道录》（Borg. cin. 328. 5）、《上谕直解》（Borg. cin. 328. 1），通俗类书如《新刻音释古今切要事类便览》（Borg. cin. 340. 5-6），训蒙识字类著作如《新镌幼学杂字》（Borg. cin. 494），历书、地理等实用典籍如《天下路程》（Borg. cin. 439. C. f）、《大清康熙三十六年岁次丁丑时宪历》（Borg. cin. 439. D. b），白话小说如《西游记》（Borg. cin. 32-33）、《玉娇梨》（Borg. cin. 385），甚至还有《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Borg. cin. 328. 3）等佛教典籍。总体来看，也大都是较为常见的坊刻品种。 第三，法国耶稣会士傅圣泽（Jean-Fran?ois Foucquet， 1665—1741）旧藏。傅圣泽于1699年到中国，先在福建、江西传教，1711年被召进清宫。在中国二十余年间，傅氏大量收集中文典籍，1701年在江西南昌时就已有购书记录，到北京后又积极搜求。其在1720年离开北京时，收藏已极为可观，这些典籍大部分被其带走。傅氏在广州候船期间，又补充了部分图书品种，最终装为十一箱，于1722年乘“孔蒂王子”号（Prince de Conti）离开中国，先到法国，其后辗转到罗马。这些图书的所有权属于传信部，但傅氏仍可使用。1798年，法国军队进入罗马，传信部被废除，图书馆中的典籍大量流散。留存于传信部的傅氏旧藏汉籍，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流入英国等其他欧洲国家，其中一些被蒙突奇（Antonio Montucci， 1762—1829）获得。约在1825年，蒙突奇将其中文藏书售给教皇利奥十二世（Leo XII， 1760—1829），其中的傅氏旧藏由此回到梵蒂冈。此外还有一些傅氏带归的汉籍流散在欧洲各处。如文震孟《道德经评注》自罗马散出后，先归德国汉学家克拉普罗特（Julius Klaproth， 1783—1835），后卖给英国国家图书馆，书中有空白插页和傅氏所作批注，与梵蒂冈所藏其他傅氏批注本形制完全一致。杨时乔《周易古今文全书》，今梵蒂冈所藏之本只存下函十册十卷（Borg. cin. 73），钤有“孙氏万卷楼印”。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约翰·赖兰兹图书馆藏有另一残本，卷帙恰能与梵蒂冈藏本衔接，且也有相同的钤印，明显是同一部书。傅氏带归的典籍，据说总量达三四千册之多，除《天主实义》等少数西学类书籍外，绝大多数为中国传统古籍。梵蒂冈藏有傅氏藏书的两种抄本目录，其中《十四夹板内书单》（Borg. cin. 357. 5）为傅氏北京藏书目录，《书单》（Borg. cin. 357. 2）为傅氏在广州即将返回欧洲时的装箱目录，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称之为《装箱上船书目》。此外法国外交部档案馆藏有《耶稣会傅圣泽神父带回的中国典籍目录》，上海图书馆藏有《傅圣泽神父乘“孔蒂王子”号船携回之中文书籍目录》（Liste de livres chinois apportés sur le vaisseau nommé Le Prince de Conty par le P. Fouquet），英国国家图书馆有《傅圣泽所获中文书籍目录》（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Apportés de la Chine par le Père Jean Francois Foucquet），均可反映傅氏带归汉籍的面貌。雷慕沙（Jean Pierre Abel Rémusat， 1788—1832）曾称赞道：“选择之善，卷帙之多，前此西士无能及之者……观此中国书籍之目录，尤足证明搜集此种书籍者之学识与鉴赏。”梵蒂冈图书馆在1922年之前入藏的大部分中国传统古籍，也都是傅氏旧藏。 第四…… 新刻今古奇观华夷杂纂龙头万宝事山天下一览不求人□□卷（存卷八、十至十五）　Palat. IV. 1293 本书为明代通俗类书之一种，未署撰人，出现时间约在万历年间。本书卷八列有附马府三，其中的“附马侯”应指明万历九年（1581）寿阳公主下嫁之侯拱宸，“附马万”则指万历十三年（1585）瑞安公主下嫁之万炜，由此可推断其时代。残存部分共七卷，每卷为一门类，依次为：卷八《官爵门》，卷十《异闻之类》，卷十一《笑谈门》，卷十二《酒令门》，卷十三《琴谱之门》，卷十四《棋势门》，卷十五《三谱门》。各卷又分上下栏，前有目录。从目录来看，其排列方式有些为先排下栏，再排上栏。如卷十二卷前目录为“一摘四书酒令，一摘诗词酒令，一摘古人酒令，一摘花名酒令，一摘药名酒令，一摘杂套酒令”，正文中“四书酒令”至“古人酒令”前三类排于下栏，“花名酒令”等后三类排于上栏。但也有不遵从此规则者，如卷十五卷前目录为“一选牌谱事宜，一绘牙牌式样，一纂双陆式样，一纂投壶总式”，该卷自页一至页六前半，上下栏基本为牙牌，页六后半上下栏及页七上栏为双陆，页七下栏则为投壶。其类目设置与明代各种通俗类书大致相同，但也有一些特殊者，如上文所举卷十五《三谱门》，其余诸书多作《八谱门》，除牙牌、双陆、投壶外，还会收录球谱、三弦谱、箫笛谱、鼓谱等。因其较为稀见，且有一定特色，所附版画亦刻绘精细，故尽管为残本，仍有其独特价值。 梵蒂冈藏本为明万历刻本。该本洋装一册，上下两栏，上栏十二行十二字，下栏十一行十五字。白口，四周双边，单、双、三黑鱼尾不一。版心上题书名“一览不求人”，中题类目与卷数（如“官爵八卷”），下题页数。卷端题名前二字大都不清，仅卷十三可辨为“新刻”，今取以为名，卷末题名则多作“新锓”。此本原为海德堡巴拉丁图书馆藏品，约在1623年入藏梵蒂冈，与《新刊京本大字按鉴汉书故事大全》等同为早期进入梵蒂冈的汉籍。其装帧形制较为特殊，乃是将原书拆开，书页摊平，左端装订，展开后为完整的一页，类似于大开本画册。如按照西式装帧左翻的习惯，则书页次序为从后往前，从全书最后一页开始。此也可证明其是早期进入欧洲的汉籍，因当时西人不明中国古籍形制，收藏者只为欣赏而不为阅读，才会作如此改装。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新锲全补天下四民利用遍观五车拔锦》残本一册（馆藏号：Chinois 5652），与此本装帧完全一致，且封面封底烫金花纹与徽章都相同，应是同一时期进入欧洲者。卷八页二、三误倒置，卷十三页五误置于页三前。 本书传世甚罕，目前所知，除梵蒂冈外，仅丹麦皇家图书馆（Det Kongelige Bibliotek）藏有另一残本（馆藏号：OA 102-115/Mus）。经目验，该本线装一册，未改装成梵蒂冈本的画册形式。存卷十六至二十二，首尾俱残。各卷具体内容如下： 卷十六：存页十至十九。据版心所题，知为《字法门》。所存部分包括篆书百家姓、永字八法、草书，以及凤书、蝌蚪书等奇字。 卷十七：《画谱之门》，共七页。述梅、竹、树、石、山、水等画法，以画梅为主。 卷十八：《拳势之门》，共四页。收录邵陵拳论、棍棒歌诀、拳势奇观、枪钯要诀等。 卷十九：《关煞门》，共十页。内容为“四季关”“四柱关”等小儿诸关，“大耗煞”“破碎煞”等诸煞，以及“四季十二生肖皇帝图”“小儿过桥图”等推算命运的简便方法。 卷二十：《医学之类》，共十七页。包括药性总赋、用药凡例、加减十五方，以及疟疾、痢疾、伤食、妇人、小儿、外科、眼科等方，止泻、止嗽等药性歌。 卷二十一：《相法之门》，共十一页。所收者有面相部位图并歌诀、推流年运气歌诀、五言何知诀，以及男子黑痣、女子相法、四时气色等各种简要相法。 卷二十二：《梦珍门》，存页一至九。分天文、地理、人物、鸟兽、花木、杂纂、杂剧诸梦，至“梦笔点额”（上栏）、“周公梦”（下栏）止。 此本来源不明，丹麦皇家图书馆所编汉籍目录且猜测其为17世纪之版本。但与梵蒂冈藏本加以比对，便可发现其版式字体完全相同，内容亦类似，且卷帙前后衔接，明显为同一部书，传入欧洲后分藏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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