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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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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方志》一书围绕地方志这个话题，从不同角度展开介绍。全书共分7卷，卷一方志史，卷二性质功能，卷三存史价值，卷四志书主修者，卷五志书编纂者，卷六方志编纂，卷七方志考辨。作者是全国知名的方志学专家，自1980年代末从事地方志工作以来，经眼的各级各类志书逾千种。每当读到较有意思的资料，便随手摘录下来，数十年间积纸盈案。本书是作者数十年间积累资料的精心选编，本书的出版，必将有益于地方志知识的传播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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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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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乃格，江苏泗洪人，生于1949年。曾任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处处长、首轮《江苏省志》责任协纂，社会兼职主要有江苏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南京军区军事志专家组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员。现为江苏省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委员、《江苏文库?方志编》主编，省志办旧志整理中心主任。著有《江苏民性研究》《徐文 化研究》《江苏古代人文史纲》等，担任执行主编的著作主要有《江南通志（整理本）》《江苏历代方志全书》《江苏历代方志考》《江苏传统文化通论》《长江历史图谱》《大运河 历史图谱》等。其中《江南通志》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规划项目，获江苏省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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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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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卷一 方志史
楔翁自话
禹铸九鼎非地方志之祖
《周礼》中的方志并非方志学意义上的地方志
地方志产生于地方政区体制通行之后
西汉郡县制的成熟为地方志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方志因政区而存
古地图为图经的源头
焦循江藩视经图为地方志通名
古计簿为政绩志的源头
东海尹湾古计簿
纪传体史书为人物志与通志的源头
西汉地志为最早的地方志
东汉地方志的扩容
可以确考的最早地方志主要出现在东汉
《越绝书》《吴越春秋》不是地方志
《吴郡图经续纪》是地方志由专志向综合性志书过渡的见证
综合性通志是时代的产物
《景定建康志》是纪传体方志定型的标志之一
卷二 性质功能
楔翁自话
郑兴裔论郡志犹如国史
杨维祯论图经为郡史
杨佐国论志为史之余
章学诚论志属史科
王存论地方志为综合性地情文献
司马光论地方志为博物之书
欧阳玄等论方志为勤政之书
睢人论城犹邑之身体志犹邑之耳目
李吉甫程大昌洪迈论图志可以维护国家统一
许有壬论一统志与国家统一
杨宗气方志功能十六字
戚贤论郡邑无志则举措无稽
陈大咸论不修志无以杜诸弊
罗士学张可立于书云论治邑如治家修志如修谱
马光祖论地方志有补于世
李汝让力证志乘关于天下国家之大
崔桐论方志大有裨于政教
王宗圣论方志可以观俗观政观教
杨孙仲论长吏君子小人读志各得其所
顿锐论长吏因志以求治邑人因志以进修
王诰论方志具有多方面功能
项论方志功能在于地方官按籍推移臻于治理
郑复亨论州志犹如经过验证的治病药方
镇江因续修书院志乃兴重修书院工
泰州知州因塞桥工程旧志无考而兴修志之工
王琼论编纂《漕河图志》可明漕运利害
《南船纪》成为造船部颁标准
编纂《练湖歌叙录》以儆戒围湖为田
新建政区创修志书以凝聚民心
陆容辑《太仓志稿》以为宦游思乡之慰
诸世器孤旅撰乡志
海门丁鹿寿为留乡愁撰辑废县志
瓜洲于氏望洋撰乡志
卷三 存史价值
楔翁自话
金之俊论方志前纪往事后示来兹
刑一凤论县志可以存典章示宏远
袁枚考志书而知随园即古谢公墩
李庆云为存史而编修海塘新志
明清江南虎出没
方志见证沧海桑田
从江中沙洲到江北重镇
考城五迁县治
江南沿海多风潮之灾
蝗灾为患
《扬州府志》论方志不载物产之害
《州乘一览》备细载录南通物产
常熟产荔枝
清初海禁江禁
方志里的战祸
清初纵兵屠城
太平天国战争中的江南
无妄删改地方志的受害者
兴化知县高邮知州魏源
曾国藩处置苏鲁土客纠纷案
清康熙七年郯城大地震
《京口耆旧传》补《宋史》之缺
《太仓州志》补《元史》之缺
《三吴水利录》补正归有光文集
《江宁县新志》存有袁枚修志佚文
孔子崇拜习俗
水淹泗州城
卷四 志书主修者
楔翁自话
韩愈过岭借图
朱熹下车问志
张世才黎锦熙论韩愈过岭借图朱熹下车问志
丰县知县入境询志
宿迁知县入境问志
新官上任先读志
新令赴任首授志
上官巡历首阅志
郑兴裔张可立论修志乃地方官之责
沈仲寅论辑志为居官第一事
舒成龙因修州志拒升职
徐一经因修县志拒调职
溧阳知县前后相继亲笔主编县志
知县卢世昌亲任县志主编
扬州府推官内迁入京途中编次而成府志稿
知县私辑私刻仪真县志
李上元代民立言修县志
陈延恩主修县志虽修犹纂
林则徐礼敬修志老民金端表
卷五 志书编纂者
楔翁自话
方志学家梁元帝萧绎
方志学家临川王刘义庆
左丞相陆凯撰《吴先贤传》《吴国先贤赞》
史学家韦昭撰《三吴郡国志》《吴兴录》
周处撰《阳羡风土记》
省志府州县志多由进士举人梯次主编
武进县志俱由进士主纂
《姑苏志》高端编纂团队
低段位科举人才主纂官修志书者必有过人才华
乡镇小志多由诸生贡生辑录
南浔镇志辑录者以诸生为主
甫里志辑录者俱为低段位科举人士
文渠志纂辑者亦为文渠管理者
王天泽论修志以付青箱
管一德论编纂方志以立言
梅里志纂辑者多为吴氏裔孙
志书多成于壮暮之年
莫震戒子不至暮年不刻志
蔡绍江以罢官得以闲暇修志为幸
文震孟文秉父子两辑姑苏名贤记
陈作霖陈诒绂父子方志学家
盛泽仲氏后先相继辑镇志
无锡秦氏累代钟情方志编纂
卷六 方志编纂
楔翁自话
志书纂修频率
金之俊论当代修志
方志记事统合古今当代史事贵如黄金
李斯佺袁枚论志一邑与治一邑
古海门县私志官修
周应合论修志四事
王祖畬论众手成志
众手成志主编须有主见
陈时泰论志笔重千斤
嘉庆《宿迁县志》严拒请托
卢綖论修志八无或
黄明论修志切勿杂以私
王峻不为千金易一字
现代董狐胡应庚
张忭发愤私辑县志
成懋勋论创与因
朱熹传升格为朱熹世家
方志详略
方志褒贬
金陵耆旧秦桧
卷七 方志考辨
楔翁自话
《金陵图》非洪迈所著
《上元古迹》系石迈所辑
《江宁县新志》实由王箴舆编纂
嘉庆《两淮盐法志》主要由张云璈纂辑
《下河水利编》《下河水利新编》实为一书
同名同姓致误贡生为状元
《江南通志》订正《明一统志》古今徐州之讹
《静海乡志》订正《清一统志》之讹
南北二嘉靖《清河县志》
扬州府志仪征县志足正汪中哀盐船文火灾时间之讹
张继欧阳修半夜钟公案
西游记作者公案
曹雪芹家世
方志有考订旧志讹误传统
汲冢不在沛县许慎未知沛县
孙女误为女儿
年份壬寅误为人名王寅
误载仕履致先入仕后选贡且前后悬隔一百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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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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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史上，诗话、词话、赋话、小说话等文论著作源远流长。这些著作或叙事，或议论，或品优劣，或考史实，或载轶事，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生动活泼。和系统、严肃的纯理论著作相比，它们亦庄亦谐，雅俗共赏，不时显现灵动式故事，闪烁灵感式顿悟的火花，深受读者喜爱。
与诗、赋、词、小说等文体一样，地方志在中国也有悠久的历史。但遗憾的是，至今尚未见到以地方志为“话题”的诗话、词话类著作出现。笔者自1980年代末从事地方志工作以来，经眼的各级各类志书少说也有上千种。每当读到较有意思的资料，便随手摘录下来，数十年间居然积纸盈案。如果以此为基础，用心筛选，辑为一书，对于普及地方志知识，或许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凤凰出版社倪培翔社长、吴葆勤社长对此热情鼓励，于是形成了现在这本小册子。
本书原题“楔翁志话”。“楔翁”系作者自称。生性愚钝，堪称先天不足；未受过硕士、博士专业训练，堪称后天失调。加之本职工作毕竟是立身之本、养家之道，不能怠慢。治学时间多钻工休、节假日“空子”，零打碎敲。研究方向常选别人没有关注到或者关注不到位的“空子”，深耕细研。友人书“楔斋”二字相赠，因以楔翁为号。“志话”即“话志”，也就是“话说方志”。责编崔广洲对此书写作热情关心，从出版专业角度给予指导，遂改用今名。
楔翁不揣浅陋，希图参照诗话、词话方式，通过灵活的形式、生动的史料、相对通俗的语言，“话说”方志史、方志功能、方志编纂、方志考辨等地方志“话题”。水平所限，能否达到目的，尚属未知。即使失败，至少也进行了尝试，对后来者不无裨益。偶有一知半解，也附之简末，以就教于方家。
司马光称地方志是“博物之书”，内容博大精深。限于时间和篇幅，很多问题这本小册子未能涉及。以后如有合适机会，且容“下回分解”。
张乃格于南京楔斋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
楔翁自话
地方志是中国特有的文化瑰宝，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但“源”在何处，“远”有多长，却历来众说纷纭。不过，至迟到春秋时期，地方志已经在我国形成，这在学界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颇为普遍的共识。
顾名思义，“地方”是相对于“中央”而言的，地方志就是地方政区实体志。在地方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成熟并普遍实施以前，根本就不具备生成地方志的社会基础。而我国的地方行政区划管理体制，发端于春秋，确立于秦代，成熟于西汉。在楔翁看来，地方志萌芽于先秦，地图、计书等多源竞流；形成于西汉，呈现形式为地志；发展于汉魏、南北朝，呈现形式为地记、风土记、人物传等专志；进一步发展于隋唐与北宋，呈现形式主要为图志；定型于南宋，呈现形式为包罗万象的综合性通志。
明清为旧地方志的鼎盛期，不但府、州、县志的编修绵延不绝，乡镇村志乃至山水志、名胜志、寺观志、祠墓志、书院志、河防志、盐法志、衙署志、营志、关志等，也五彩缤纷，争奇斗艳。晚清、民国是地方志的革新期，一方面书中出现议会、铁路、邮电等许多反映新生事物的崭新门类，一方面大量运用测绘、统计、摄影等现代编纂、出版手段，一方面产生乡土志等新的方志品种。
1980年代前后，新方志编纂勃兴。地方志这种古老的文化，以其地域文化载体、中华文化“草根”，横跨百科、纵贯古今的优质资源属性，在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凝聚力，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实践中，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禹铸九鼎非地方志之祖
在有关中国地方志源头的讨论中，有一种意见影响颇大，就是将大禹冶铸的九鼎认定为最早的地方志。这种观点在厚古薄今的古代非常普遍，常见于各级各类地方志的序跋中。清尹琏《定番州志跋》就说：“禹铸九鼎，以象九州之分野，山川之财赋、禽鱼、飞鸟、昆虫、草木及人物、鬼怪属，无不备之于鼎，此志之始也。厥后郡有志，邑有乘，莫不言其地之所有。”据此，地方志不但有4000多年的历史，而且其创始人还是上古圣贤大禹。
九鼎上面冶铸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杨慎《山海经补注序》说：“鼎之象，则取远方之图，山之奇，水之奇，草之奇，木之奇，禽之奇，兽之奇，说其形，著其生，别其性，分其类。其神奇殊窠，骇视惊听者，或见或闻，或恒有，或时有，或不必有，皆一一书焉。”诚如杨慎所言，把九鼎视为地方志之祖，确实没有什么问题。
但目前我国最早的文字，学界公认是甲骨文。甲骨文产生于殷商时期，大大晚于大禹铸鼎的先夏。此前的“文字”，考古工作者虽然在新石器时代的骨器、陶器上发现过零星的表意刻符，但这些刻符都没有定型，也不成系统。亦即，4000年前我国系统的文字尚未形成。既然连相对成熟的文字都不存在，何来用文字书写而成的地方志呢？
九州是九鼎赖以存在的基础。在我国古代文献中，九州的概念出现得很早，《尚书》《尔雅》《吕氏春秋》《汉书》都曾对各州的疆域、山川、地力、物产、贡赋、民族等进行过描述。其中以《尚书·禹贡》的影响最大。根据《禹贡》的记载，当时天下被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但不同的文献对九州系统的记载互有异同，有的还不止九州。《汉书·地理志》就说：“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水。水土既平，更制九州。”是尧时天下分为十二州，禹时才归并为九州。
然而，在中央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出现以前，作为政区的九州实体是不可能产生的。根据人类文化学的研究，大禹时代我国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即氏族制下的部落联盟时期，相当于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此时父系氏族形成，社会基本结构主要表现为一个一个的氏族部落。《尚书·尧典》：“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同书《大禹谟》:“野无遗贤，万邦咸宁。”《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万邦”“万国”，都指数量众多的部落。若干个近亲或相邻的部落出于共同的军事目的，可以结成部落联盟。禹便是当时部落联盟的最高首领。这即是说，大禹的时代不但阶级社会还没有出现，连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也没有出现。其时距离中央高度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尚有十万八千里，根本就谈不上基于地方行政区划的“九州”。
据此，《禹贡》等古文献中的“九州”很可能是在全国统一历史大势渐趋明朗的战国末期，一些颇具远见的地理学家卓越的理论设计，或者后人在古文献整理中杂入了当时已经成为常识的时人观点。以此作为判断地方志源头的依据，似乎并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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