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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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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历史方法，在历史研究中一直受到史学家们的重视。然从源头来说，被誉为“比较史学之父”的马克·布洛赫实为奠基者之一。在本书中，作者对它的主旨、原则和作用，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特别是集中阐释了比较史学方法论的精髓，对后世的比较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至今仍是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实践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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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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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关于比较历史研究的重要论文集。其中《论欧洲社会的比较历史研究》为马克·布洛赫史学著作中的名篇，是其全部著述中关于比较史学方法论的最集中的表述，其中提出的比较历史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及遵循的基本原则，展示了他关于比较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深思熟虑，被认为是关于“比较史学”的经典之作。另一篇《比较史研究中的法国与德国侍臣阶层问题》是布洛赫实践其比较史学研究理论的一个典例。前一篇讨论理论与原则，后一篇是实践其比较研究思想的具体研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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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马克·布洛赫 (Marc Bloch，1886-1944)，国家知名历史学家，中世纪史研究权威之一，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创始人。1886年7月6日出生于法国里昂。其父是一位从事古希腊罗马历史研究的大学教授，良好的家庭环境对他的早期教育影响很大。1904年－1908年他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08年－1909年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1912年之后，在蒙彼利埃和亚眠的中学任教。1920年他以题为《国王和农奴》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在斯特拉斯堡大学（1921年－1936年）、巴黎大学（1936－1940）等著名学府担任教授。1929年1月，布洛赫和另一位同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共事的史学家费弗尔(1878—1956)合作，创办《社会经济历史年鉴》杂志，标志着年鉴学派的形成。1944年6月16日，被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逮捕后枪杀于里昂城郊，年仅58岁。代表作《封建社会》《为历史学辩护》《国王神迹》等。
译者简介：
张绪山，1991—1998年留学希腊，先后就读于萨洛尼卡亚里士多德大学语言学院和艾奥尼纳大学历史考古学系，1998年获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人文学科）委员；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南开大学东欧-拜占庭研究中心兼职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外关系史和中世纪史的研究。著有《中国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研究》《史学管见集》《随缘求索录》，先后翻译了《封建社会》《国王神迹》《何为封建主义》等经典学术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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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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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欧洲社会的比较历史研究
比较历史研究中的法国与德国侍臣阶层问题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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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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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后 记
在国际史学界，马克·布洛赫享有“比较史学之父”之美誉。“论欧洲社会的比较历史研究”是1928年他在奥斯陆“国际历史学大会”上宣读的论文，是马克·布洛赫史学著作中的名篇，是其全部著述中关于比较史学方法论的最集中的表述。这篇文章中提出的历史比较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及遵循的基本原则，展示了他关于比较历史研究方法论的深思熟虑，被认为是关于“比较史学”的经典之作，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影响深远。“比较历史研究中的法国与德国侍臣阶层问题”是布洛赫实践其比较史学研究理论的一个范例。前者讨论理论与原则，后者是实践其思想的具体的比较研究案例。两文对照研读，有助于理解布洛赫的比较史学理论，故一并译出，以飨读者。
“论欧洲社会的比较历史研究”由小女含芝从英文译出，是我安排她所做的一次翻译练习。这次翻译实践让她初步体验了翻译之难，叫苦不迭之下得到一次难得的磨练。我对译文逐字逐句加以校对、修改，并依法文版再加校对。这个作品是我们父女合作完成的。
翻译工作是一件神圣的事业，但做得令人满意可谓难乎其难。译者所扮演的角色犹如神灵与俗众之间的巫师，一面要仔细聆听、准确领会诸神的意旨，一面要以俗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传达出来，让人们准确地领悟其中的意涵。在两种语言转化之间，译者必须具备“迎来送往”的全套本领，既不能遗漏作者文中表达的任何一个信息元素，也不能望文生义，穿凿附会，无中生有，更不能不顾译文的表达规范与读者的阅读习惯而自行其是。合格的译者除了具备相关的语言能力外，还需要具备翻译技巧与相关专门知识，其情形犹如身披枷锁跳舞，必须接受客观存在的外部约束，但在身不由己的束缚之下，仍有闪展腾挪、善用匠心的空间，关键是把握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分寸:既要小心翼翼，遵守规矩，不能天马行空，率性而为，又要当断则断，大刀阔斧，不可胶柱鼓瑟，不知变通。一言以蔽之，优秀的译文需要付出挖空心思、锱铢必较的辛劳。我深知自己力有不逮，虽一心一意，全力以赴，但舛误之处恐仍难免，故深望读者不吝赐教。
张绪山
2022年3月
于北京清华园
要解释现象，必先发现现象。我们将首先说明在最初这一步骤上比较方法的用处。但是，也许有人会问，真的需要劳神费力地去“发现”历史事实吗？历史事实可由文献获得，而且只能由文献获得：要阐明历史事实，阅读文献和遗迹难道还不够吗？毫无疑问是可以的，但应该知道如何阅读。一份文献就是一个证人；它像大多数证人一样，除非接受盘问，它们不会说出许多内容。真正的难题是如何提出正确问题。对于历史学家，比较方法之所以珍贵且有裨益，是因为历史学家永远处于审案法官的位置上。
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在一个特定社会里，一种现象如此广阔地存在着，造成了众多明显的后果——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扩展开来的影响在史料中通常是最容易发现的——历史学家若非视而不见，必定为之震惊。现在让我们研究一个邻近的社会。情况很可能是这样：一些类似的事件在这个社会里发生了，影响的范围与力量也几近相同；但是，或是因为文献不充分，或是因为政治和社会结构有所不同，这些事件造成的后果并没有立即被人们察觉到。也许不是因为这些结果不严重，而是因为其影响产生于深层，就像那些身体上的隐秘之疾，没有立刻显示出清晰的症候，多年隐而不现；当它们最终显现时，还是不可能辨识，因为观察者不能将显见的结果与久远的初始原因联系起来。难道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假设吗？为了说明事情并非如此，我要列举个人研究中的一个例子。很遗憾，我不得不赤膊上阵，因为研究者通常都不会费神劳力地记录其探索过程，文献也没有提供任何案例，可以取代我亲身的经历。
——摘自《论欧洲社会的比较历史研究》第3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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