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世纪80年代，为了应对日本和德国在经济上的挑战，美国开始实施国家经济竞争政策，要求大学与产业界进行合作，共同推动科技创新，为国家经济的增长作出贡献。随着生物技术的兴起，科技创新模式的重点从万尼瓦尔·布什的“线性创新模式”转变为巴斯德象限的“应用性基础研究”的技术创新模式。在以生物技术为代表的“应用性基础研究”领域中，基础科学与商业技术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为了发挥研究型大学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美国政府一方面加大对大学基础研究的投入尤其是“应用性基础研究”的投入；另一方面推动大学科研成果的商业化，美国政府在1980年出台了《拜杜法案》，该法案为大学技术转化设立规则，促进大学参与专利产出和技术许可活动。
在政府科技政策支持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产出在论文、专利、衍生企业各项指标上明显增长。在所有学科领域中，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是生物科学，它成为美国所有大学科学领域的中心，把医学、工程、物理、化学和其他许多学科都吸引到它的影响范围中，并成为新世纪社会变革的重要来源。克拉克·克尔大学之用［M］.高铦，高戈，汐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166.生物医学的科研成果最多，技术转化活动产出也最高，一方面，这是由于它从联邦政府、慈善组织和产业界得到了最多的资助；另一方面，是因为生物医学相较于其他学科能够更为迅速进行商业化，对于渴望在21世纪成就伟业的任何研究型大学来说，取得生物科学上的领导地位是必要条件。
在组织和制度层面，将商业科学的规则和标准引进到大学是变革性的，因为这一行为改变着学术科学的制度逻辑和组织安排。研究型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以商业产出为特征的竞技场OWEN-SMITH J Trends and transitions in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public and private science［J］. Higher Education，2005，49(1/2):91-117.，呈现出以下影响和变化。
首先，大学的科研职能发生了变化。大学不仅进行教学和科研，进行知识的生产，还要将知识转化为技术，为产业创新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这体现出研究型大学成了知识生产不可替代的力量，但同时也给大学带来了挑战：为了使科研对经济作出贡献，大学需要成为商业和经济发展的参与者，并要与其核心的学术任务相协调，在满足新经济需求的同时促进其核心使命的完成。GEIGER R LKnowledge and money:research universities and the paradox of the marketplace［M］.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139-140.为了适应产业界关系的变化，研究型大学演进出了一些新的边界组织，以协调大学和产业界两大领域之间的利益，大学-产业界合作研究中心、大学技术转化办公室、战略联盟、孵化器设施、科技园等组织发展起来。亨利·埃兹科维茨三螺旋:大学·产业·政府三元一体的创新战略［M］.周春彦，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21.原本相互区别的科学和经济、大学与产业界、学术科学与商业科学的组织边界也互相交织起来。
其次，它拓展了研究型大学的收入来源。随着大学科研职能的增加，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研发经费不断上涨。虽然研究型大学在科研经费上主要依赖于联邦政府机构的资助，但是随着联邦政府政策的发展以及州政府经费比例的下降，大学开始拓展额外的经费来源，产业界也日益加大与大学在创新上的合作并增加了对大学的科研投入。因而，大学主要负责基础研究所得到的资助和支持并未减弱，而是得到了加强。除此之外，《拜杜法案》的实行使大学能够获得联邦政府所支持的研究成果的专利权。通过专利许可、衍生企业、大学科技园等技术转化活动，加强与产业界的合作，大学还获得了额外收入来源，并将这些收入进一步投入大学的科研和人才培养核心职能的巩固和发展之中，进一步促进了研究型大学的科研产出。
再次，它改变了研究型大学的知识生产模式。随着大学科研职能的变化，将基础发现与技术应用相结合的创业科学或者创业文化开始显现。作为创新的源泉，一种研究型大学的特殊模式——创业型大学开始产生，它不仅进行知识的创造，而且将知识付诸应用，促进技术的转化和新企业的创立。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下，科学家不再只是从知识内部的逻辑和个人的兴趣来选择科学研究的问题，进行科学知识的生产，而是必须充分考虑产业界的知识需求，把科学研究的学术使命与社会、市场需要结合起来。此外，“应用问题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往往决定了从单一的学科出发难以完全解决其中所包含的科学问题，需要多个学科或多种专业的科学家共同进行研究”。李正风，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284-285.大学和产业界之间的合作以及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成为必要。
最后，它对大学的基本学术科学规范提出了挑战。将商业价值引入由学术科学统治的大学组织之中不仅带来了大学内部的组织变化，还带来了大学科学家认知和行为上的变化，新的学术规范对罗伯特·K默顿（Robert K Merton）提出的经典学术规范进行了再释和修改，ETZKOWITZ H Normative change in science and the birth of the Triple Helix［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2011，50(3-4):549-568.一种兼具公共科学和私人科学性质的混合制度体系建立起来。如今的科学发现既具有公共用途，又具有私人用途。对于学术研究机构来说，私人领域的规则改变了对成功的衡量标准，针对同一个科学发现还要建立新的政策和程序，对公共科学和私人科学进行不同的管理。公共科学和私人科学的融合改变了公共科学领域内的地位分层和大学间竞争的条件。传统上，科学家只需凭借好奇心来进行知识的探索，不需要考虑知识的商业应用，大学的科研创新都还是初级阶段的概念证明，不存在多大的商业价值。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下，那些建立起有效程序推动发明披露和专利申请的大学将更具有优势。
虽然科研成果商业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但是，研究型大学对知识的应用和商业化是建立在研究基础上的知识创新，很少涉足高度依赖于市场需求的技术创新过程，更少有直接创办企业的行为，对于大学教师的市场行为也有诸多的规定，评价教授的基本标准仍然是对于知识的贡献。因此，大学的核心职能和基本原则并没有因为创业科学的兴起而改变。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不仅要进行知识生产而且要进行技术转化。一方面，更多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能够让公众受益，大学也在开辟新收入来源的同时推动学术基础研究的发展，并将额外收入投入促进大学核心职能的实现，这些都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另一方面，科研商业化也使学术科学的基本规范受到挑战，但是，大学科研商业化的目的是实现科学与技术的结合而不是直接面向市场。整体来说，随着大学在国家科技创新中作用的增强和大学科研职能的增加，研究型大学自身也得到了发展，产生出了更多的科研成果，大学作为知识生产的来源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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