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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韩昇教授导读吕思勉的通俗史学代表作，新增五十余幅配图，呈现一个真实的三国。
1.名家倾情导读，史学大师的通俗佳作。本书是吕思勉先生在1940年代撰写的一部通俗读物，也是他的通俗史学代表作，文字风格如同面对读者讲话，亲切生动而不乏趣味。著名历史学者韩昇教授倾情导读，带领读者熟悉此书的风格和观点，并有深度的对话和解读。
2.网罗史料，勇于翻案，力图讲述一个真实的三国。在《三国演义》风靡的世道讲解三国历史，确实不易。吕思勉先生秉持史家的态度，正面讲述三国历史，力图扭转世人对于三国的误知和曲解。网罗史料，勇于翻案，提炼出对于三国时代的新认识，如为魏武帝曹操辩白、索解赤壁之战的真相等，显示出史家求真的担当。
3.图文并美，可读性强。精选五十余幅配图，包括三国人物的绣像图、三国故事的场景图、古代绘画和器物图等，古色古香，给阅读增加了不少乐趣。同时采用多种方式提升可读性，如给难字注音、较长段落分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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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三国史话》是吕思勉先生撰写的通俗史学代表作，讲的是读者熟知的三国史事。初版1943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本次出版，邀请复旦大学韩昇教授撰写《导读》，并配有图片五十余幅，旨在为读者提供一部了解三国正史的图文并美之作。
在本著中，吕思勉秉持“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史学趣味，从汉末的宦官、黄巾讲到三国的战事与纷争，纠正时人对于三国史事的认知谬误，或借助史事阐发事理，或对历史人物细细评说，融会贯通，颇有新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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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江苏常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曾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编辑。1926年至1951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1951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历史学一级教授。1957年病逝于上海，享年74岁。2018年，入选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推出的首批“上海社科大师”。吕思勉先生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教学，为教学与研究互动之楷模。学术体系博大精深，贯通与专精兼具，在通史、断代史、社会史、民族史、文学史、文字学等领域皆有建树。教学之余，勤于著述，主要著作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先秦学术概论》《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中国社会史》《中国民族史》《吕著史学与典籍》《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后汇集为《吕思勉全集》。
韩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明治大学文学部、关西大学等大学教授、研究员，高野山大学特聘教授。出版《从封建到大一统——〈史记〉中的历史中国》《隋文帝传》《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东亚世界形成史论》《海东集——古代东亚史实考论》《盛唐的背影》《苍茫隋唐路》《正仓院》《盛唐格局——唐太宗的国家治理》等著作十余部。讲述中国传统家训与教育的专著《良训传家——中华文化的根基与传承》，荣获文津图书奖。翻译了号称日本汉学研究巅峰之作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出版译著十余部。发表学术研究论文一百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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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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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韩昇
一、楔子
二、宦官
三、外戚
四、黄巾
五、历史和文学
六、后汉的地理
七、董卓的扰乱
八、曹操是怎样强起来的
九、曹孟德移驾幸许都
十、袁绍和曹操的战争
十一、赤壁之战的真相
十二、刘备取益州和孙权取荆州
十三、替魏武帝辩诬
十四、从曹操到司马懿
十五、替魏延辩诬
十六、姜维和钟会
十七、南京为什么成为六朝朱明的旧都
十八、司马懿如何人
十九、司马氏之兴亡
二十、晋代豪门斗富
附录
后汉的灭亡和三国
袁曹成败
论魏武帝
曹嵩之死
诸葛亮南征考
诸葛亮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
奖率三军，臣职是当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马钧
关羽欲杀曹公
李邈
姜维不速救成都
孙策欲袭许
边章、韩遂
张纯之叛
君与王之别
罢社
吞泥
三国之校事
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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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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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韩昇
16世纪初，明朝嘉靖年间刊刻出版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即《三国演义》），本来是一部普通的坊间历史小说，没想到大受欢迎，开启了数百年无以胜计的刊印，行销海内外，至今热度未减，造成了意料不到的深远影响。世人热议三国，皆以这部小说为本，文学彻底压倒了史学，出神入化的虚构情节取代了跌宕起伏的历史真相，几乎无人意识到他们高谈阔论、故作深刻的“洞见”，与事实悬隔甚远，反而振振有词地质疑史家。这种情况愈演愈烈，几乎成为定见。随手拾取一例，三国时代集才貌智勇于一身的东吴大将周瑜，让宋朝文豪苏东坡感动倾倒：“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副感人至深的英姿，被《三国演义》移花接木到诸葛亮身上，还留下一句诛心的谤语：“既生瑜，何生亮。”风流倜傥的周瑜瞬间变成心胸狭隘的小人。翻云覆雨，莫甚于此。
史家吕思勉（1884—1957）不忍心国人从年少时起就被虚幻的小说充斥于脑海，在1943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印行了《三国史话》一书，共十六篇，正面讲述三国历史，力图扭转世人对于三国史的误知和曲解。他指出：“知道的、记得的事情一误谬，其知识自然随之而误谬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历史，倒还不重在知道的、记得的事情的多少，而尤重在矫正从前观点的误谬。”人们根据认知指导行动，认知错误，行动必定荒谬。不勤于读书，却偷懒于彼此自我想象的闲谈酷评中；知之甚少，却编造出一堆抽象空洞的道理，信之不疑。于是，偏执、偏激到乖张，几乎成为宿命。珍重事实，理性理解，以此为基础的学习，正是人类不断进步的正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学习历史不是沉迷于古代，而是通过历史去认识左右人们思维与行为的文化习俗传统，根据历史运动的轨迹推断今后的方向；不断总结既往的经验教训而越发成熟，达到新的高度以面对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是未来学。
吕思勉尽力了，尽管想扭转的情况并无多少改变，直至今日。故重印《三国史话》仍有一定的社会需要。其书当年在报刊上发表的版本，比开明书店的本子多了四篇。吕思勉还写了二十多篇关于三国历史的短文，做了些专题讨论，收录于其论文集中。这些篇章补充了开明书店本的不足，让三国史的叙述更加完整。作者直抒对这段史事的理解，剖析原因，提出观察历史的视角。中华书局比对两种版本，蒐集上述文章，编辑成书，重新出版。从获得正确的历史知识来提升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初衷没有改变，普及历史的努力仍在继续。
回顾人类思想发展的历程，产生重大影响的往往不是艰深的学术专著，更多的是世人喜闻乐见的通俗读本。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运行道理讲解得通透，才是真正优秀的作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称作“通俗”；取媚低俗，哗众取宠，称作“庸俗”。优秀的通俗读物难得一见，却是历史学家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三国史话》是吕思勉普及历史的尝试。只有大批的专家学者诚心致力于学术普及，才会诞生出伟大的作品。所以，这些尝试不管成功与否，都是无言的铺垫。
吕思勉可谓著作等身，因为学术研究的关系，我曾经翻阅过他的专著，大部头专题研究里面，逐条逐项网罗史料，显现蒐集之勤，功力之深。中华书局邀请我为《三国史话》写点导读，惠寄此书，通读之后，仿佛见到了另一位吕思勉。吕思勉曾经担任过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还当过中学教员，1926年转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951年调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出版社和中学的经历，让他能够放下严肃的面孔，写出平易近人的文字，《三国史话》应该是他最轻松的一部历史普及读物。
在《三国演义》风靡的世道讲解三国历史，确实不容易。不同于小说对于情节的追求乃至虚构，历史应该展示的是尽可能的真相、历史演进的原因及其过程，通过理性的思辨汲取经验和教训，启发世人。
秦朝把中国带入帝制社会，却在短短十四年土崩瓦解。对于秦朝教训的深刻反思，便促成了汉朝成功的国家治理。西汉和东汉合起来有四百年之久，似乎一切都稳固如山，波澜不惊。然而，一群信奉“太平道”的人呼啸而起，竟让东汉王朝万劫不复，开始了长达四个多世纪的分裂时代。显而易见，这不是一个偶发事件。东汉政权虽然没有被黄巾推翻，但是，成功镇压黄巾的各路将帅却不愿意回归汉朝，纷纷割据混战。曹操、刘备、孙权杀出血路，建立魏、蜀、吴三国。如何理解如此深刻且持久的分裂呢？光是“朝政腐败”这类套到任何一个王朝末期都能成立的说法，等于什么都没说。吕思勉显然不满意于废话般的抽象正确，他深入剖析，试图找出元凶，把宦官和外戚揪了出来。
宦官也叫太监，就是皇帝宫内的阉人。吕思勉引经据典，讲述了“宦”字原义是“学”，或者“仕”，于是又从学校制度与古人学业讲到这两者何以构成一体两面，读懂了孔子所说的“学而优则仕”。上古时代贵族在家里收养门客，皇帝豢养的便是宦官。宦官遭受阉割，这同古代的“刑”相关，只有身体受到不可恢复的伤害的才称作“刑”，从施于外族到惩处本族，使受刑者成为遭受歧视的贱人。关于东汉末年的“黄巾”，吕思勉同样从宗教和民间信仰讲述其兴起经过，介绍另有图谋的人如何利用迷信煽动和组织民众。显而易见，本书在讲史的同时，还讲解了许多相关的知识，诸如中国历史地理、政区沿革，进而叙述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立体地重新审视历史，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其内在的道理。
线索和头绪多了，主题容易讲忘了。中华书局编辑从吕思勉的另一部著作《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摘录《后汉的灭亡和三国》两节附录书后，把东汉崩溃的原因讲清楚，那就是（一） 政治上阶级的不平，（二） 经济上分配的不平。政治不平等极大地分化社会，造成触目惊心的收入悬殊，“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桑，百人衣之”，亦即“以一奉百”的局面。更有甚者，百倍于生产者的特权阶层崇尚奢靡淫侈，醉生梦死；劳动者辛劳耕作，却食不果腹。正是因为社会如此，才给了张角等人组织民众的机会，从鼓吹“太平道”的平均主义，进而至呼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公开造反。发展到这一步，是因为“后汉时代，掌握政柄的，不是宦官就是外戚，外戚是纨绔子弟，是些无知无识的人，宦官更不必说。他们既执掌政权，所用的自然都是他们一流人，这一班人布满天下，政治自然没有清明的希望。要晓得黑暗的政治，总是拣着地方上愚弱的人欺的，总是和地方上强有力的人，互相结托的。所以中央的政治一不清明，各处郡县就都遍布了贪墨的官；各处郡县都遍布了贪墨的官，各处的土豪，就都得起法来。那么，真不啻布百万虎狼于民间了”。
为什么宦官和外戚这群吕思勉鄙视为无知的人能够横行于政坛呢？书中第二篇《宦官》进一步分析道：“须知古来的皇帝，昏愚的多，贤明的少……皇帝所受的教育，可谓特别坏。因为他终年关闭于深宫之中，寻常人所接触到、足以增益知识的事情，他都接触不到……皇帝是一个最大的纨绔子弟。……纨绔子弟不是有的不肯和上等人交接，而专喜和奴仆攀谈，且专听奴仆的话么？这是因为他们的知识，只够听奴仆的话，而且只有奴仆，本无身分，亦无骨气，所以肯倾身奉承他们。历代皇帝的喜欢宦官，其原理亦不过如此。”
把东汉分裂到难以重新统一的道理分析清楚，也就回答了为什么镇压黄巾之后的各路将领不肯回归朝廷，例如曹操就想着澄清朝政，结束战乱。他的志向和格局高于众多趁火打劫、谋求私利的军阀，所以是他统一了北方，而不是袁术、吕布之流。
曹操忙于统一中国，到儿孙辈时才逐步从战时体制向经济建设延伸。经历魏文帝曹丕、明帝曹叡合计二十年统治，到齐王芳继位，曹爽主持朝政，排挤军功显赫的司马懿家族，重用名士，“颇有意于改良政事，厘定制度的，实可称之为文治派”。这个转变却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文治派对于军队，自然不如武人接近的，要利用军队，自亦不如武人的灵活，曹爽和司马懿成败的关键，大概在此。从此以后，魏朝就文治派没落，只剩武人得势了”。
特殊时期，可以根据是否掌控军队来断定政治斗争的优劣胜负，但大多时候，政治要回应社会与民众的需要才能立得住，行得远。古人早就说得很透彻：“得人心者得天下。”魏朝扬州都督王凌的儿子所做的分析更有深意。他认为：“曹爽所用的人，确是一班名士，他们的意思，也确是想做些事情的。然而所做的事情，都是自上而下，所以人民不能接受。而司马懿，自推翻曹爽之后，却颇能‘以恤民为先’。所以曹爽之败，‘名士减半’，而百姓并不哀伤他们。于此可以见得自上而下的政治，贻害于人民如何深刻猛烈了。真正的恤民，司马氏自然也说不上，然而他当时剥削扰害的程度，大约人民还可忍受。所以在大乱之后，人民只求活命，别无奢望之时，也就勉强相安了。”
多少缓和百姓苛重负担的西晋王朝，和魏朝一样短命，这又是什么道理呢？晋朝臣下阎缵指出当时用法太酷，动辄灭门，所以使人不敢尽忠。东汉灭亡之后的各个政权实际上都推行法家政治，大量安插特务，告密诬陷；而且还在王朝之外组建另一套暴力机关，凌驾于法律之上，滥施酷政。吕思勉举了晋惠帝杀太子的事例，“太子被废出宫之时，他的臣子有些在路上望车拜辞，还被逮捕送到监狱之中治罪，还有何人敢说话呢？然则晋朝恐怖政策，钳制其下，不是自杀其子孙么？……政治上的事情是最宜‘气疏以达’，把各方面的意思，都反映出来的。最忌自行封锁，致处于耳无闻、目无见的地位”。
吕思勉希望能够讲清楚三国兴亡的道理，把注意力集中于此，以至三国历史的概貌多留余白，在史料的辩证取舍上也多有遗憾。例如他根据自己的判断轻率否定史料，把官渡之战初始之时，曹操谋士对于敌我双方优劣的分析，孙策临终对于孙权的嘱托等，都斥为附会。文献批判的关键是证据，没有证据和考证的观点，只属于议论。而议论往往比较随意。对于确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事件，例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意涵，官渡之战击斩颜良、文丑的军事价值等，恐怕都不应简单嗤之以鼻。历史学家的难处，不在于不懂，而在于必须恪守“言必有据”。
作为三国历史的通俗读物，吕思勉以其学识做了有益尝试，引导读者去思索，摆脱文学虚构的影响，贴近真实的历史。没有真相，就没有清醒，也不会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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