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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先锋主义与流行文化/以田汉为中心的考察(哈佛博士论文中文版首次翻译出版)

書城自編碼: 4160246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學文学理论
作者: 罗靓
國際書號(ISBN): 9787020194650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售價:NT$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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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熟悉国歌,却对歌词的创作者田汉极为陌生,
熟悉白蛇的故事,但不知道田汉曾创作过戏剧《白蛇传》,
了解欧美先锋主义,却不知道中国早有人实践过,并对大众文化起到不可估量的影响。
本书从田汉的二十年代东京经历入手,直至五十年代创作《白蛇传》《关汉卿》等民间戏剧,分析田汉及其同仁,参与二十世纪中国流行文化的实践过程。作者考察了田汉用大众流行戏剧、杂志发行、电影音乐等民间手段,参与国民精神塑造的历史过程。
內容簡介:
本书研究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文学与艺术参对政治的参与,重新阐释了中国语境中的“先锋”含义,破解了艺术与意识形态、艺术与宣传,乃至先锋与流行之间所存在的固有偏见。全书细致梳理了田汉(1898-1968)在二十世纪中国民族文化发展的关键时刻所留下的重要精神轨迹,还原先锋实验创作、表演对政治宣传与流行文化参与过程。田汉的战时艺术实践上承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先锋主义,下启共和国初期社会主义先锋主义的艺术实验,为“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本书为理解国际先锋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为透视中国左翼和社会主义艺术作品提供了新见,也为考察中国当代先锋主义者投身流行文化实践提供了参照。
關於作者:
罗靓
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美国乔治梅森大学中国研究教授,外文系主任。出版有英文学术专著 The Globa White Snake 及 The Avant-garde and the Popular in Modern China。目前聚焦于国际先锋主义与现代中国的共生关系研究,东亚文化与文学研究,同时致力于通过创意写作、动漫与游戏来推进“环球亚洲研究”的深入发展。曾获中、韩、澳、美等多国学术研究基金资助。历年来为全球二十余家重要学术刊摣物和重要学术出版社审稿,现任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国际学会会长。
目錄
目录

田汉著作选目 001
前言:别求新声于异邦 001

绪论:先锋主义与流行文化 001
先锋、流行、宣传 002
一个中国先锋主义者 016
“创造新女性” 与 “到民间去” 019
本书的定位 020
各章节概要 023
第一章东京之光 028
田汉在东京 030
《灵光》的表演 034
一战后的东京 050
基督教语境 057
在流行媒介中遭遇先锋主义 072
艺术与社会运动的交响 085
结语 093
第二章上海的夜与火 095
上海之夜:连接日本与中国 100
重回日本:逡巡在审美主义与无产阶级之间 115
独立出版中的 “夜” 与 “火” 123
独立电影之 “银色的梦” 136
《莎乐美》与《卡门》 151
结语 169
第三章抗战大后方的儿女英雄 170
先锋与人民 175
传统之用与跨媒体实验 182
从儿女情到英雄志 189
怎么打好“戏剧的游击战”? 193
《新儿女英雄传》与战时戏曲 199
《秋声赋》与战时话剧 207
《忆江南》,或是《哀江南》? 221
结语 227
第四章国际先锋主义与国歌 231
一歌多唱 234
国际先锋主义 238
“一国两歌”:从《三民主义》到《义勇军进行曲》 243
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255
推广《义勇军进行曲》 259
舞台与街头表演中的《义勇军进行曲》 264
群众歌咏运动中的《义勇军进行曲》 276
结语 283
第五章重构社会主义戏曲 288
对戏曲的痴迷 292
白蛇的嬗变 315
京剧《白蛇传》 320
尾声:或喜或悲的结局 337
田汉与《关汉卿》 337
深刻的宣传:国际先锋主义在五十年代的转型 349

参考文献选目 360
后记 434
內容試閱
前言:别求新声于异邦



在一战之后迅速成长起来的留日学生在日本经历了尤为浓烈的“中国认同”。他们虽然已经是年轻民国的新公民,但仍被日本人称为“支那人”,这个词出自梵文,取代了更早的“中国人”概念,成为日本人对清朝子民的称呼。在民国建立之后,很多中国人视“支那人”为侮辱性的称呼。在国人看来,这样的称呼和从前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人”相较,显然不够正面。这样的称谓变化也揭示了二十世纪初留日中国学生所处的充满冲突和矛盾的场域。

当十八岁的田汉(1898—1968)1916年到达东京时,欧洲还在战争之中,俄国革命还有一年才会到来。在田汉的时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泾渭分明的政治范畴还未成形,他们将这些范畴视为更为流动可变的概念。我深刻地感受到田汉在东京的经历可以和我在美国的经历相参照。当我在1999年离开重庆经由北京到达麻省剑桥时,同样是二十出头,和田汉离开长沙经由上海到达东京的年纪相仿。只不过当时田汉所处的条件比我更加优越。他通过时任湖南学生事务理事的舅父易象和中国第一代革命家们建立了私交,并在易象的资助和庇护下生活于东京。我来自颇为落后的四川小城的教师家庭,虽然这座小城在1998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也划归重庆,但这一变化却要在多年之后才能感受到。当时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正是因为这里不但不收学费,还每月提供一定的生活费,这样就可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田汉在长沙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经历与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经历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其一,田汉比我在政治上更有觉悟。我1993年到达北京,恰逢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后一年,我和同一代的大学生们,正处在政治上相对严肃紧张、经济上则更为活跃开放的大潮之中。我经常是在两个星期内就花光了整个月的生活费。于是,我决意要做到经济独立。我开始在外打零工维持生计——其实也是因为自己开始对服饰有了更多的要求。事实上,当时我在北京上学,脑子里想的常常是如何赚钱,这从一个侧面也折射了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也正是在北京,我开始广泛地接触到了留学生的圈子,这大大拓宽了我的眼界,他们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学理论、昆曲和京剧,以及其他很多我未曾接触的领域介绍给我。同样,田汉在离开长沙到达一战后的东京之前,也有类似的思想发展轨迹。我也是90年代在北师大校园和外国学生看似偶然的接触中引发了对学术的痴迷。就在那时,我开始一边去湖广会馆看京剧、昆曲,一边借助中文系的便利条件到那些初露头角的先锋剧场与其他文化场所免费观看演出。而我和前韩国学生运动领袖、当时正在北师大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友人们的交往,又启发了我如何将政治关注带入学术研究之中。当我2012年在美国肯塔基大学主图书馆五楼的阅览室里完成此书时,回看那些似乎漫无目的的日子,一切似乎都合理起来——我与田汉的“亲缘”关系,我对戏曲的兴趣,以及我以国际主义者的学术身份切入中国研究的尝试,都在我的学术历程和人生轨迹中构成了一种因缘。

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的余温中(本书英文版成书于十年前),我们能同时感受到历史的久远与迫近。如果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田汉一代人有着深刻的影响,那么中国发生在世纪末的诸多政治事件对我这一代人同样影响巨大。而 “9·11事件” 和伊拉克战争又深刻影响了我课堂上的美国学生们。我不禁扪心自问:如何能在一本有关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文化著作中呼应田汉那一代人的历史语境,同时又和半个世纪后我们所处的时代对话?如何在与现代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同事们对话的同时,将这些经验传达到更广泛的读者群中?他们的参照视野可能已经不再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而可能是2001年的“9·11事件”,抑或是非裔美国人奥巴马在2008年和2012年的美国总统当选和连任?

我开始把自己视为对自身文化进行人类学式观照的一类人。既然 “历史即是他者”,所有研究过去文化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就都是人类学家。Talal Asad 提醒我们,在阅读和呈现他者文化时,不同语言间的权力往往是不平等的,因为人类学家通常是在为英文世界的学术读者群呈现非英文世界的人类生活。 然而,在我的写作中,人类学家作为文化翻译者的特定任务有必要得以辨析:我既充当了 “知情人” 与 “研究者” 的双重角色,又试图同时存在于文化的内外。

然而,我确实是在阅读“异文化”吗?抑或是将自己的文化作为异文化来阅读?更进一步,我现在还能够将 “中国文化” 称为自己的文化吗?我凭什么这么说呢?——就因为我生长在中国,普通话是母语?事实上,普通话是我的第二语言,我是说四川话长大的。那么,我们所谓的 “中国文化” 究竟是什么?九十年代早期以来学界对 “中国性” (Chineseness) 的重新定义(或完全取代)已经有了不少尝试,在这种语境中,确实为我们认真反思这些 “中国” 前缀的意味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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