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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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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從德性與知性兩種思維模式交攝互徧的角度，對於經學在先秦的早期形態及演變作了鞭辟入裏的分析，對於近代以來學術界對經學的誤讀性批判作了有效的澄清，尤其是詳細揭示了“德性思維”這一經學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也重新在先秦經學的發展中對“知性思維”予以肯認，從而凸顯了經學更為圓融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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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書除導言外分爲三編，上編考察德性思維的圓融形態，同時也是孔門心性自覺的重心所在。前三章皆以陰陽五行觀念為中心。首先是在孔子求仁工夫前提下考察孔門德性論的基本內容，在此基礎上闡述三達德、五常的形成機制，由此揭示了兩類四種五行說。第二章嘗試在道—德或天—人框架之下揭示天道五行與人道五常（行）之間的對應關係，並經由荀子對思孟五行的批評，揭示雙方思維的差異所在。第三章通過考察通行本《周易》的經典化過程，揭示其背後的經學理據。第四章首先通過禮樂、易學與心性領域的互通，提煉出經學“備物象德”這一根本機制，在此基礎上探討早期經學以周公、孔子為中心的雙核系統，以及孔子之所以為聖人的理據和意義。其次，從思維角度還原同異、本末、動靜、陰陽等德性範疇的基本內涵，藉此呈現經學的具體思維方式。最後，對戰國晚期經學備物論的若干形態作了鳥瞰，這是漢代經學的真正起點。
中編考察在與知性思維相互辯難的過程中，經學在心性結構上的各種變化。第五章以語言及名學為對象，鳥瞰商周以來知性思維滲入經學的歷程及內在機制，在墨辯、名家等學說的映襯下，對孔子、孟子、荀子的語言及名學觀念作了具體考察。第六章以不同的教化目標為中心，分析先秦諸子人性論的基本結構，從德性、知性、材性、可能性的綜合立場全面審視先秦各種人性理論的邊界與意義。
有了對德性圓融理境和現實狀態的理解，方能深入觀察經學“合外內之道”的規模與廣度。第七章以孔曾禮學及思孟心學為中心，討論經學在內聖方面的發展。第八章討論孔門德行科一系在外王領域的開拓，從政治學角度考察內聖外王的具體機制，並分析了儒、墨、道（黃老）、法諸家政治學的具體分野。最後一章從二十世紀流行的漢儒“以經術緣飾吏治”這一論斷切入，揭示歷史學家對漢代經學誤解的原因。同時經荀子禮學上溯，重新探討孔門的文、飾觀念，作為經學“合外內之道”的結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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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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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秉元，本名邓志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经学、中国经学史、思想史、史学史研究，著有《王学与晚明的师道复兴运动》（2004，增订本2020）《周易义疏》（2011）、《新文化运动百年祭》（2019）、《孟子章句讲疏》（2022）等，主编《新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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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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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1
一、 對中西思維差異的幾種典型理解3
二、 作爲人類理解方式的德性21
三、 德性與知性的歷史變奏36
四、 一體性與公共性：現代語境下的内聖外王45
五、 本書的基本結構57
上编德性論
第一章德性與工夫
——孔門工夫論發微65
弁言65
一、 孔子之求仁67
二、 釋三達德76
三、 五常與易道84
第二章五行觀念之自覺
——思孟五行説新論95
引言95
一、 陰陽五行新解99
二、 天道與人道：德性論的兩個層次106
三、 兩類四種五行觀110
四、 荀子的思孟五行説116
五、 誠意與“聖之思”：思孟五行的内在張力121
第三章由巫史到孔子
——陰陽五行與《周易》文本的經典化127
引言127
一、 不同流派的《周易》觀130
二、 經傳一體性與孔子易的再發現136
三、 文王易的憂患精神143
四、 伏羲易與易學系譜的自我建構151
結語157
第四章備物、象德、盡性與陰陽
——孔門德性論的内在展開159
一、 禮的“備物”觀念163
二、 《樂記》的“象德”思想171
三、 備物、卦德與《周易》之確立183
四、 窮理盡性：孔門的新聖人觀193
五、 德性論的若干基本範疇206
餘論戰國、秦漢的各種備物之學225
中编人性論
第五章知性思維在儒家内部的發展
——早期經學的名辯思想235
一、 名學的兩個淵源238
二、 孔門言語之學250
三、 孟子的齊本、知言與比類264
四、 非相：荀子的辯説觀277
五、 解蔽：荀子的知識論285
六、 荀子的“正名”之學302
第六章人性與教化
——德性、知性、材性與可能性314
一、 人性何以成問題？315
二、 性有善有不善333
三、 戰國初年的幾種新説340
四、 性善説之成立358
五、 材樸與性惡：荀子人性論的疑難370
結語385
下编合外内之道
第七章何以内聖
——孔曾禮學與思孟心學389
一、 三達德：孔門弟子的德性分野392
二、 周禮：“郁郁乎文哉”404
三、 返本、復性與隨時：孔門新禮409
四、 曾子的孝道與禮學424
五、 竹帛《五行》與子思的“靜思”之學434
六、 心性合一：孟子的盡心、養氣與知言451
第八章如何外王
——“絜矩”以“正君”464
一、 絜矩與“直道”467
二、 禮的“施報”觀念473
三、 孟子論道揆、法守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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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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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四年以後，我曾經有大約十來年既不撰寫論文，也很少參加學術會議的自由時光。直到二〇一三年因受問永寧教授邀請，參加廣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與武漢大學哲學學院合辦的“傳統工夫理論”學術研討會，於是有了本書第一章《德性與工夫》一文。此後因各種交流的機緣，或主動或“被迫”，撰寫了一系列各種形式的文章。雖然關懷的問題大體分幾個方向，但對經學思維的思考，無疑是其中的一條主綫，甚至可以説是其他問題的基礎。不過，本書的基本觀點到底始於何時，似乎已難説清，但至少當二〇〇六年《周易義解》（《周易義疏》的前身）完成之際，已自覺有了眉目。祗是當時需要補的功課太多，關心的問題也頗不少，並未急於在這方面做多少具體的工作。而且當時的主要工作還是放在《周易》與《孟子》上。就我自己多年的體會，經典學習首先是思維的鍛鍊，在嘗試去湊泊古人精神之時，自己的思維也會多少發生變化。以至於在重新參與外界交流之後，自然而然想要對古人的思維方式作一點反思。就此而言，儘管許多文章的撰寫都是出於外因的觸發，但相關文字還是大體有著共同的關懷。
二〇一四年，同事張巍教授以中西古代巫術主題與人合編《法國漢學》，向我約稿，所以撰寫了本書第三章，討論《周易》文本的經典化。當時正值赴英交流，倉促之間，尚未覓得寓所，暫時蟄居在愛丁堡一家名“隱士居”的旅店，文章就是在那裏最後草成的。此後，一五、一九年曾两次参加復旦哲院林宏星（東方朔）教授主持的荀子學術會議，於是有了本文第二章《思孟五行説新論》和第五章《早期經學的名辯思想》。二〇一八年在彭林先生召集的清華大學“第四届禮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的《孔曾禮學探微》，後來成本書第七章的前三節。同年，在當時任教於厦大哲學系的李若暉教授主持的“經學與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交的《以經術緣飾吏治》一文，則是本書的第九章。二〇一九年，同樣是因參加清華大學與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合辦的“第八届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促成了第八章前三節《説“絜矩之道”》一文的撰寫。這都是應該亟感謝的。此外，也多蒙復旦中文系楊乃喬教授（二〇一四）、復旦國關學院洪濤教授（二〇一九）、中央民大哲學系孫寶山教授（二〇一九）不棄，本書第一章、第九章、第五章得以在他們分别主持的經學或哲學會議上再次宣讀。
當上述七篇文字完成的時候，我意識到可以在此基礎上合一書了。但結構尚有欠缺，加之不斷被其他工作打斷，總是下不了畢其功於一役的決心。直到二二三年年初，張鈺翰兄醖釀編輯以“通志堂”名的系列經學叢刊開始啓動，向我約稿，纔硬著頭皮應承下來。儘管難度比預想的要大很多，但還是在原有基礎上補充了本書的第四、第六章，以及第七、第八章的後兩節。可以説，如果没有鈺翰兄的催促，本書的結稿還不知要到何年何月。由於新撰的幾篇篇幅都較長，有的也曾拆分，先後在不同學術會議上宣讀，在此特致謝忱。諸篇草成之後，承蒙楊乃喬先生、張巍教授、郭秀文編審、彭林先生、張濤教授、劉夢溪先生、秦燕春研究員、洪濤教授不棄，亦曾隨緣發表，兹列發表情形如下（有些篇名在收入本書時稍有改動）：《德性與工夫——孔門工夫論發微》，收入楊乃喬主編《中國經學詮釋學與西方詮釋學》，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
《由巫史到孔子：〈周易〉文本的經典化——一種基於經學進路的探討》，收入《法國漢學》第十七輯，陸康、張巍主編《權力與占卜》，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思孟五行説新論》，《學術研究》2018年第8期。
《孔曾禮學探微》，彭林主編《中國經學》第二十六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
《説“絜矩之道”》，劉夢溪主編《中國文化》二〇一九年秋季號，總第五十期。
《“以經術緣飾吏治”發微——早期的經學、禮教與政治》，洪濤主編《復旦政治哲學評論》第11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早期儒家的名辯思想——孔子與荀子之間》，《新經學》第五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備物、象德、盡性與陰陽——孔門德性論的内在展開》，《新經學》第十三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
《人性與教化——德性、知性、材性與可能性》，《新經學》第十五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
此外，本書第一章、第二章、第七章（前三節）、第八章（前三節）也曾分别在北大人文高等研究院（二〇二一，綫上）、中山大學哲學系（二〇二四）、中山大學博雅學院（二〇二二，綫上）、人民大學國學院（二〇二三）作過演講，在此要誠摯感謝張衛紅教授、王建寶教授、鄭淑紅教授、楊海文教授、劉志榮教授、劉增光教授、王鑫教授諸兄的邀請和主持。
需要説明的是，本書對已發表的稿件也作了少量的修訂。如第四章第三、四小節便作了次序上的調整，第五章第三節加入有關齊本的討論，第七章第三節加入對顔回復性之學的追述，等等。但總體改動不大。儘管原稿因寫作時代不同，了交待背景，會有少許觀點回顧，但除了第二章有關“四種五行觀”一節與第一章有所重複之外，大體也還在可以容忍的篇幅之内。祗不過第二章已經寫成這樣，假如抽出一節，邏輯上反而會有所跳脱，尚祈讀者原諒。
當然，本書還存在一個不小的遺憾。因此前剛剛出版的《孟子章句講疏》與《周易義疏》都是用淺近的文言寫成，所以第一章寫作之時，依然沿用了這一習慣。但我很快發現，在今天，文言寫作儘管仍有不可忽視的意義，但假如要和首先受西學熏陶的現代學者交流，還是寫白話文好。這也是時下的現實。由此造成的問題是，本書第一章和後面的文字風格差異頗大，未免給閲讀造成不快。這也是希望讀者諸君見諒的。至於書中因水平與工夫不足，所造成的種種錯謬，祗能敬俟有識之士的批評指正。
本書寫作的時代，世界局勢大變，已非“躲進小樓成一統”，便可安然自得。而我自己，也從年未不惑，不知不覺越過了知命之年。這十餘年間，上自親人離世之痛，下至狼跋其胡之憂，中丁時勢變遷之擾，人情冷暖，世途險易，也算甘苦備嚐。既非金剛，無從怒目，卻也不必故作雲淡風輕。所能，所當，一切且付之於天。當然，作一部作品，無論作者如何嘗試作平情而客觀的研究，也都難免與其本人的精神取向有所關聯。對我來説，書中討論的相關問題，至少陪我度過了這段難以言説的歲月。是否能够有益於人呢？這卻非我所知了。
鄧秉元
二〇二五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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