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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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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政策作为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其发展历程与制度设计深刻反映了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治理逻辑。从历史维度梳理福利政策的演变脉络，结合比较视角分析不同福利模式的异同与经验，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福利国家理论的理解，更为当下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贫富差距等挑战提供了重要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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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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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思想在中国由来已久，除“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与卓有成效之“荒政”外，如“井田制”传递出的耕者有其田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会公平分配理想，均属于古代中国为了促进社会公平、保障百姓基本生存条件而衍生出的社会福利思想。本书采用法律史学、比较法学与宪法学等多学科视角研究社会福利问题，对中国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历史溯本求源。作者在宪法与法律的框架下对社会福利权的概念、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明确，全面梳理和分析了社会福利保障的政策入法、规范保障等问题，深化了现代社会福利权利的中国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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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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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鑫，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法律史、宪法学、比较法学、法学教育与两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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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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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编 慈善事业与社会政策
绪论
第一章 传统社会福利思想
一、古代中国的社会福利思想
二、西方传统社会福利理念
第二章 慈善事业中的国家与社会
一、福利国家与公私协力的基本理论
二、古代中国的慈善事业主体：政府、宗教团体与宗族
三、明末以来的善会善堂与“官僚化”问题
四、近代中国的慈善组织与地方自治
第三章 传统中国土地制度与社会政策
一、兼具公私法双重属性的土地制度
二、土地国有与“均贫富”
三、共同所有权与互助救济
四、小农利益保障与救济
第四章 盐铁专卖与社会政策
一、盐铁之辩及其内在矛盾
二、中国古代盐政制度的变迁
第二编 宪法社会权的探索
绪论
第五章 近代中国宪法史上的社会法治国建设
—从社会国与法治国的关系切入
一、法治国概念的自由主义底色
二、社会国概念的社会正义本质
三、社会法治国概念的形成及其正当性
四、社会法治国建设的方案选择
第六章 近代中国社会立法与福利国家的建构
一、早熟的官僚国家与家长式的赈济传统
二、近代转型背景下传统福利思想的再生
三、近代中国社会福利立法的转型：以《社会救济法》为例
第七章 “刚柔相济”：近代中国制宪史上的社会权规定
一、宪法社会权：“强宪法”下的“弱权利”
二、魏玛宪法的新范式：宪法社会权与社会革命
三、民生主义与“大同”的理想
四、近代中国社会民生权利入宪及其争议
五、“基本国策”：刚性宪法与柔性权利的调和
第三编 “昂贵的权利”
绪论
第八章 宪法社会权的困境—以“庙产兴学”诉讼为例
一、“庙产兴学”运动引发的诉争案件
二、不同社会权利之间的冲突
三、近代宪法社会权的困境
第九章 交织的财产权与社会权—基本权利现代化的一个缩影
一、民国时期的宪法财产权
二、近代宪法社会权的形成
三、财产权与社会权的“互化”趋向
四、财产权与社会权的耦合
第十章 财产权宪法化与近代中国社会本位立法
一、欧美财产权的理论与实践演进
二、传统中国的财产权保障及其限制：以土地产权为例
三、近代中国制宪史上的财产权争议与财产权社会化
四、作为社会性权利的宪法财产权：以土地与房屋产权管制为例
五、财产权的“双重误解”
第四编 福利权利及其司法救济
绪论
第十一章 生存保障：中国古代的社会救济
一、救荒
二、养恤
三、小结：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
第十二章 租房稳定性思考—以美国驱逐保护制度为例
一、住房市场化与租房稳定性
二、驱逐保护制度概要：以美国为例
三、疫情下的特殊驱逐安排与未来隐忧：兼与法国对比
四、小结：探索住房的多元供给
第十三章 比较法与法律史视角下的住房权
一、住房保障权在各国的宪法地位
二、国外住房保障权实现的途径及其问题
三、近代中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四、小结：默示的住房权利
第十四章 司法救济的路径
一、福利国家、有为政府与宪法社会权
二、宪法社会权的正当性与（直接）司法救济的可行性争议
三、司法实践领域对待宪法社会权的不同态度
四、小结：“弱法院、强权利”
第十五章 结论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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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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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的社会才算好的社会?这是古往今来政治家和思想家上下求索的问题。无论是《礼记》记载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的“大同社会”，还是朱熹所言的“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都传递出“民为邦本”的治国理念。利民惠民，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维系社会秩序稳定的重要举措。在历代政府的施政方针中，社会政策一直占有一席之地，这已然成为传统国家治理理念的基本组成部分，甚至被写入了国家大法之中。
古代中国奉行“仁政”思想，制定有田土、谷政、济荒等社会政策，在战乱或是荒年，将对灾民提供多种形式的赈灾举措，对于老幼贫病等弱势群体，设立养济院、慈幼局和药局，辅之以系列救助措施。“在长时段的历史演变中，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无疑是紧密缠结、互动、相互塑造的既二元’又“合一’的体系。”“在中国的思维中，‘国家’和’社会从来就不是一个像现代西方主要理论所设定那样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体。”不仅政府，在中国福利史上还有宗教团体、宗族等社会主体的身影，它们对亟须救助的个人和群体施以援手，收容救济病患、收养孤儿、救济难民。在“公私协力”的社会福利供给方式之下，“福利”与“慈善”形成了既“二元”又“合一”的体系。
近代以降，提高民生福利水平、保障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所需依然是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理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一即是“民生主义”。从全球范围看，以保障人能够有尊严地生活为核心的第三代人权催生了社会权;为公民编织一张免于坠落至贫困线以下的“社会救助网”，是不同国家共同的努力方向。近代，关于社会保障、社会权利的思想随着“西法东渐”来到中国，其又与中国古代“大同”的理想相契合，使得近代中国学者对德国魏玛宪法范式尤为推崇。魏玛宪法“社会国”的理念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宪法关于“社会权”的规定，在民国时期的多部宪法文件中，公民基本生存权利被视为宪法基本权利。“仁政”思想从道德宣扬进入法律层面，通过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进一步固定下来。
直到今天，社会福利仍然是全球关注的话题。尽管不同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存在差异，但努力推动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的均等化是各国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共同目标。国家以外，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也参与到社会利事业中，社会保障相关法制不断完善。但是，民生事业要尽力而为，亦要量力而行。美国、法国、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福利政策及其相关法律规定在实践中呈现出其内在的优势与弊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可“覆舟”，我们需要结合中国社会福利事业的历史与国情再做分析。
在传统中国思想中，社会(福利)政策一直占有一席之地。尽管历代政府实施社会政策的效果有所不同，但社会政策本身已成为传统国家治理理念的基本组成部分，有的还明确规定于政府的法令之中。“古代的政治思想家总是认为道德和政治是紧密相连的。他们认为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使其人民安乐。最好的政府是真切关怀人民的福祉的政府。所以，在中国古代典籍中，经常可见‘仁政’这个词。”
孔子把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国家安定的前提条件:“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第十六》)孟子批评梁惠王奢侈而不知收敛，路上有饿死的人却不肯开仓赈济，明明是人祸却归罪于天灾:“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殍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孟子·梁惠王上》)儒家经典《礼记·礼运大同篇》更进一步提出“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
亲，不独子其子。使得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就儒家意识形态来看，“学校与粮仓是互相补充的”，“促进教育与经济福利是地方官的两大任务，因为’教养’人民被认为是治国的基本特征之一”。传统中国具体的社会政策理念与实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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