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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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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话语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各时代各流派代表学者研究法国革命史的经典作品大多被译成了中文。《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作为法国大革命修正派史学的重量之作，是大革命史系列的一部压轴之作，其中译本出版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现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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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是法国大革命修正派史学的代表作，亦可谓迄今为止大革命史系列的压轴之作。由法国著名历史学家、修正史学代表人物弗朗索瓦·孚雷和莫娜·奥祖夫带领的专家团队，对法国大革命做全面梳理和重新评价。
本书形式乃属首创，名为辞典，词条为目，但并非简单解释。全书精选105个关键词作为词条，每一词条呈现为一篇长文，极具阅读性。辞典共设五卷，分事件、人物、制度、观念、阐释而述之。每词条后皆附参见条目，书末设索引，便于读者关联查考。
全书具有一种深刻的融贯性：“批判”主旨贯穿全书，打破独断的理论和确定性的解释，将历史话语还原于现场，开拓一条政治文化研究的新路。
“其他任何历史争论，都没有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那样激烈和尖锐。”围绕大革命的争论是否就此终结？大革命是否终结？这部“革命政治的表象史”或是一个极好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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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弗朗索瓦·孚雷（Francois Furet，1927—1997），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国大革命修正史学代表人物，被评为法兰西学院四十位“不朽者”之一。其学术影响远远超出了法国，被国际学术界称为“法国大革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
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1931- ），20世纪法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与孚雷一道开创了法国大革命批判史学，从根本上动摇和改变了20世纪以来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奥祖夫曾获荷兰皇家科学院的海尼根奖和法兰西学院的戈贝尔奖，其一系列研究成果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研究等多个领域均享有国际声誉。
译者简介：
申华明，对外经贸大学外语学院法语教师，2010年硕士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法语专业。现北外法语系博士在读。翻译出版作品十几部如《西方儿童史》《莫泊桑传》《档案之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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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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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贝夫（Babeuf）
巴纳夫（Barnave）
波拿巴（Bonaparte）
布里索（Brissot）
卡诺（Carnot）
孔多塞（Condorcet）
丹东（Danton）
拉法耶特（La Fayette）
路易十六（Louis ⅩⅥ）
马拉（Marat）
玛丽 - 安托瓦内特（Marie-Antoinette）
米拉波（Mirabeau）
内克（Necker）
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
圣茹斯特（Saint-Just）
西耶斯（Sieyès）
流亡者（Emigrés）
忿激派（Enragés）
斐扬派（Feuillants）
吉伦特派（Girondins）
埃贝尔派（或科特利埃派）（Hébertistes（ou Cordeliers））
王政派（Monarchiens）
山岳派（Montagnards）
无套裤汉（Sans-culottes）
热月党（Thermidori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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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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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革命政治的表象史”
——中译本序
刘北成
法国大革命，若从1789年算起，已经230多年了，但是它的影响至今不灭。
大革命为什么重要？以色列史学家阿隆·康菲诺对此作了一个解释。他把法国大革命称作一个“根基性过去”（foundational past）：“根基性过去是指代表一个时代的事件，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历史创新，成为道德和历史尺度，成为衡量一切人类事物的尺度。根基性要素不是事件的一种内在品质，而是存在于人们主观性之中的一种历史建构。”在他看来，法国大革命正是上述意义上的历史创新事件。具体而言，“《人权宣言》和恐怖重新定义了政治和道德。大革命催生了从 1789 年起决定现代欧洲和世界历史的思想和实践：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人权、总动员以及革命观念本身。大革命是关于民主和国家恐怖的第一次现代经验，因此被视为衡量现代历史的新标准。对于英国评论者埃德蒙·柏克来说，它是一个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避免的模式，但对于列宁来说，它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典范。”
康菲诺的论断言简意赅，颇有见地。大革命作为现代性的雅努斯门槛，以《人权宣言》和恐怖两幅面孔示人，不仅粗暴地截断了过去与现代，而且预示了“现代”或“现代化”的张力和冲突，开启了现代世界的路线竞争。
在西方乃至更广大的世界，从柏克-潘恩论战开始，有关大革命的争论从未停止。一代代的研究者和论战参与者，自觉不自觉地代入89年或93年乃至帝国的党派。这里不仅有语境和代际的差异，也有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关联。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孚雷曾总结的: “其他任何历史争论都没有如同每一代人都会发生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那样激烈和尖锐。”实际上，大革命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且一直以历史话语的形式参与现实生活。现实与大革命形成互文关系。每一代人需要用大革命叙事和阐释来提供实践和思想的依据，大革命的历史话语成为现实的建构因素。而每一代人的大革命话语也是当时的现实映像，每一代人基于当代记忆和想象的历史话语来重构大革命。当然，大革命的历史话语积累了丰富厚重的思想遗产。
按照莫娜·奥祖夫的说法，法国经历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百年战争”，到19世纪末大致尘埃落定。艰难出世的第三共和国终于向第一共和国遥遥致敬。后来有“老虎总理”之称的共和派政治家乔治·克列孟梭宣布：大革命是一个整体（bloc），必须完整地接受大革命的一切，包括恐怖。这个基调当然不能结束争论。大革命史学作为一门专业学科，就是在第三共和国的实证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氛围中诞生的。20世纪前期和中期，以巴黎（索邦）大学法国革命史研究所为中心的专业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自马迪厄、勒费弗尔到索布尔形成了学院派正统。学院派目光向下，开掘社会经济分析，将视野扩大到农村、无套裤汉以及民众心态，但他们对雅各宾派有明显的偏爱。本书第5卷有关于学院派的详尽评述，尽管是通过孚雷的批判目光，但仍可窥见一班。
1989年，正值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此前，索布尔的继承人米歇尔·伏维尔受法国政府委托协调法国和国际的相关学术活动，但是以孚雷为代表的修正派也开辟了另外的学术天地。1988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就是修正派的集体之作。
《批判辞典》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是弗朗索瓦·孚雷和莫娜·奥祖夫。孚雷（Fran?ois Furet，1927-1997）属于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年鉴学派第一代（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和第二代（布罗代尔）以及第三代多数历史学家（如雅克·勒高夫）关注跨学科研究、偏爱总体史、社会史以及心态史，不愿触及大革命这样的“事件史”和政治史课题。孚雷是一个例外。他曾加入法共，匈牙利事件后退党。他从进入学界就热衷研究大革命，先后发表《法国革命史》（两卷，与里歇合著，1965年）、《思考法国大革命》（1978年）和《马克思与法国大革命》（合著，1988年）。他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研究起步，但转而反对学院派的“雅各宾史学”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史研究取向，主张回归19世纪托克维尔和基内的思路，强调大革命发生和整个进程的复杂性和偶然性。他先后主持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和雷蒙·阿隆研究所，建立了修正派的道统。奥祖夫(Mona Ozouf，1931-)是孚雷学术小圈子中的密友。她以《革命节日》（1976年）这部创新之作开启了对大革命的政治文化研究，也得到一些年鉴学派学者的认可。他们二人代表了年鉴学派第三代中的政治史回归倾向和政治文化分析取向。
《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并非人们常见的辞典。我们可对比一下1989年出版的《法国大革命历史辞典》。二者都是规模宏大的集体作品。《历史辞典》由学院派已故掌门人索布尔启动、由伏维尔主持完成，编写者64人，均为大学及其附属研究所的法国革命史专业学者。全书1132页，按照法文字母顺序排列，收录1000多个词条，并附有大事年表，可谓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部百科全书。与之相比，《批判辞典》的体量大体相似，全书1122页，却只有99个词条，每个词条是一篇长文。编写者只有24人。孚雷、奥祖夫和里歇三人撰写了其中的53篇。（第二版增补了6条，总计105条。新增条目是雾月十八日、圣多明各革命、布里索、圣茹斯特、公共教育和绝对君主制。其中圣多明各革命由新邀的意大利学者撰写。）所有作者都就职于法国大学体系之外的机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国国家科研中心或国外大学。（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是布罗代尔在大学之外组建的研究机构。）其中一些作者并非法国革命史专业研究者，而是政治学或政治哲学学者或社会学者。全书按照专题分为5卷，不是按照社会理论概念分类（如政治、经济、宗教等），而是对一般历史现象加以分类（事件、人物、制度、观念和阐释者）。有评论者认为，这两部辞典属于两种历史书写体系，前者提供实证基础上的史实，后者则偏重阐释、比较和话语分析。后者许多词条明显利用了学院派的研究成果。当然，奥祖夫等人也显示了坚实的档案研究功底。
在孚雷看来，对大革命不论诅咒还是歌颂，都属于“纪念史学”，大革命依然是一种身份话语，在这个意义上，大革命依然没有结束。但是，时代已经变了，从第三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大革命的基本原则得到了充分落实。我们可以告别革命，亦即，不再代入大革命的角色，可以用一种批判的态度反思法国大革命。借助恢复被学院派史学霸权所遮蔽的19世纪的思想资源，我们可以重新获得评判大革命的勇气和能力。（参见傅勒（即孚雷）的《思考法国大革命》，三联书店，2005年。）该辞典的“批判”主旨也正在于此。
在方法论上，辞典的作者们剑走偏锋，拒斥学院派的社会经济解释，认为后者使用的概念（如封建制）需要还原到历史语境中。《批判辞典》完全自限于政治史，但是也开出一条政治文化研究的新路。有评论者指出：“辞典作者的主要方法论标准，是对‘革命者对自己行动的表述’的研究。……不仅仅是在19世纪历史学家的指令下重写法国大革命，批判史学还在特别关注‘法国大革命关于自身的话语’的基础上，对‘观念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评估（转引奥祖夫的话）。一些词条对法国大革命中文本的分析以及对话语融贯性的恢复解释了这些作用。这里看到的远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思想故事。因此，《批判辞典》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在于一部‘革命政治的表象史’。这是一个已经部分完成但仍有待完成的历史，这可能解释了表面上并不完整系统的词条选择，但我们已经可以特别欣赏到关于革命概念的精彩系列，要么是高度象征性的(如奥祖夫关于自由、平等、博爱、再生、革命的词条)，要么是相当重要的关于新政治艺术的(如贝克关于主权的词条)”（转引法国政治观念史学者雅克·吉约蒙的书评）。
大革命二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确实呈现出一派纪念的气氛，但无论法国国内还是国外，重心在《人权宣言》。法国政府给先贤祠增补了3人，包括启蒙哲人、吉伦特派成员孔多塞、立宪派主教、鼓吹废奴主义的格雷古瓦教士和数学家蒙日。修正派史学也赢得了媒体。“我赢了”，孚雷的这句玩笑话也并非虚夸。伏维尔在中国出席史学界的纪念活动时，甚至听到“我们都是热月党人”这种令他难以置信的表达。放眼当时全球的“山崩地裂”（霍布斯鲍姆的比喻），修正派的胜利其实不过是时代潮流转向和国际学术进展的一个表征而已。
近年来，无论修正派还是学院派都已回归平静的学术研究。有关大革命的争论似乎止于青萍之末，不再掀起惊涛骇浪。大革命是否真的成为了过去？近日有新闻说，法国现任总统马克龙悄悄地把三色国旗上的蓝色改回象征法国大革命的海军蓝。在发生《查理周刊》袭击、出版《21世纪资本论》的国度，这会是什么预兆吗？
法国大革命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话语中占据重要地位。各个时代各个流派代表学者以《法国革命史》为名的经典史著大多译成了中文。孚雷也曾撰写过《法国革命史》，提出著名的侧滑论，但很快就放弃了。因此，《法国大革命批判辞典》可以作为修正派的代表作，进入法国大革命史学的谱系。也许它是大革命史系列的一个压轴之作，至少目前看是如此。这一学术价值判断是我们选择翻译这部著作的一个学术动机。
2021年11月21日
最后，必须要提到的是，启蒙哲学的成功普及。启蒙人士本质上不反宗教，他们也满怀着创造一种新信仰的激情。他们也不一定反基督教：他们深受为罗马天主教会所背弃的早期基督教精神的滋养。最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基督教应该被当作一种政治权力，而不是信仰。但是，很多时候权力和信仰是不易区分的。反教权主义很快就变成了反基督教，而启蒙运动注定是反教权的。南特赦令的废除巩固了天主教会与王权的联盟，教会自然也就成了启蒙哲人最喜欢抨击的靶子。例如培尔的著作，就出自新教徒与国家利益尖锐对立，不得不选择流放或者改变信仰的时代。启蒙哲人们从培尔的书中汲取了一些最有力量的观念（从培尔的书中也确实更容易获得这样的观点，因为培尔尽管是新教徒，但他从未偏袒被压制的新教，而且加尔文教的不宽容也令他厌恶）：任何宗教都拿不出确凿的证据证明其真实性，所以国家无需干预信仰，任何宗教都不能成为道德的保证，最重要的是，任何形式的宗教强迫都是荒谬的。当革命爆发时，这些有关新信仰的观念已经赢得了开明精英阶层的支持，一旦条件具备，它们就会引发矛盾。自1790年起，反天主教的地方政府与信奉基督教的农民之间发生了冲突，就是类似矛盾爆发的时刻。启蒙精神同样影响了神父。在他们的布道中，严酷上帝和永恒折磨的形象已经褪色，关于罪孽的执念也消失了。有一位神父竟出版一本书，名为《在此生保持快乐同时确保永恒幸福的简易方法》，这个题目足以令一个冉森派教徒一跃而起，同时也证明“宗教变得温柔、平和”了。艾克斯主教布瓦热兰还说：“18世纪的色彩与早先的时代不一样了。”宗教正在摆脱铺张炫耀的做法，并逐渐与道德合而为一。这可能是怀疑主义发展的最重要的征兆。在《论怀疑》一书中，勒弗朗·德·蓬皮尼昂写道，以前无信仰者的“怀疑”，是笼而统之的，但现在所谓的“怀疑”，已经开始分门别类、巨细无遗了。
不过也不能过分夸大这一特征。基督教尽管不像看上去那样统一、古老和稳定，但它仍然是几乎一致接受的世界秩序的定义者。伏尔泰的影响也许在精英中传播，但大众依然过着宗教的生活。至于教士，也许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一场既分离又融合的双重运动。与两个世纪前相比，在革命前夜，教士群体与社会其他群体的距离更大：教士的穿着、行为准则和知识水平，使他们与众不同。一个有知识的人，生活在一群没有知识的人中间，很可能会断然拒绝大众的习俗，而导致信徒对宗教的漠视；他还提出更高的要求，反而可能造成教会与教众之间在道德上的嫌隙。但是，18世纪的教士们也全心全意投身社会福利事业。教士有一些新的职责，例如慈善、救济和教育，这又使得教士与教区人民的联系较以前更紧密了。在世俗的共同体中，教士既是陌生人，又是其中的一分子，在涉及宗教仪式的问题上，教士是苛刻严格的，在涉及追求尘世幸福的问题上，教士又是宽宏大量的，恰恰是在这个看上去有些矛盾的环境中，教士能够达成某种平衡。但是革命破坏了平衡：它强迫教士与社会融合，结果导致了教士与社会的分离。
在这个长达数个世纪的演进过程中，大革命首先标志着节奏的变化。从制宪议会一开始的举动到《教士公民组织法》的出现，紧接着又产生了一系列的立法举措，这可能使人们怀疑议会对天主教怀有敌意。1789年8月4日之夜之后，议会废除了什一税，而且与其他封建权利不同，什一税不需要赎买。11月2日，议会又将教会财产充公，以减少政府赤字。在上述两个事例中，剥夺的理由是，教会对这些财产没有所有权，而只是出于履行教育和救济等传统职责，对这些财产拥有使用权。1790年2月，议会还出台了一个关于僧侣宣誓的法令。这些法令都没有引起真正的冲突，教会确实习惯了屈从政治权力的法令，只是如今不再迫于王权的钳制，而是听命于以享有主权的人民名义发出的法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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