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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溯源宋代与海上丝路沿线各国的艺术交流，见证东西文明的交融互鉴。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以考古与文献为基，解析东西美术的碰撞与对话。
配以上百幅图片，涵盖书法、绘画、雕塑、建筑，带你踏上独特的发现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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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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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海上丝绸之路与东西美术交流》立足考古发现与跨文化视野，系统勾勒宋代三百年间海上丝绸之路的艺术交融图景。从日本禅意盎然的“墨迹”书法到高丽青瓷的纹样流变，从波斯玻璃器的异域风情到泉州印度教石刻的文明对话，作者以时间脉络串连起东亚至地中海的艺术迁徙之旅，揭示宋代美术如何在中原传统与域外文明的碰撞中实现本土化蜕变，为理解中华艺术的世界性影响提供了全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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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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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青，西安科技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访问学者，陕西高校“青年杰出人才”，现任西安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西安科技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设计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国传统造物思想、文创产品开发和设计审美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2项、J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项及陕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等10余项科研课题。在《艺术百家》《丝绸》《包装工程》等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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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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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第一章?宋代与东亚地区的美术交流
第一节?宋代与日本的美术交流
一?书法
二?瓷器
三?漆器
四?绘画
第二节?宋代与朝鲜半岛的美术交流
一?金属制品
二?瓷器
三?绘画
第二章?宋代与南亚—西亚—欧洲国家的美术交流
第一节??埃及与绿衣大食（法蒂玛王朝、阿尤布王朝）
第二节??阿拉伯与黑衣大食（阿拔斯王朝、塞尔柱王朝）
一?玻璃器
二?细密画
三?瓷器
四?丝绸
第三节?拜占庭帝国与罗姆苏丹国（拂菻）
一?拜占庭与塞尔柱
二?丝绸与纺织
三?金属与陶瓷
第四节?东非各国
第五节?南亚与东南亚地区
一?印度（注辇、南毗、故临等）
二?印度尼西亚（三佛齐等）
三?柬埔寨（真腊等）
四?菲律宾（麻逸、蒲端等）
五?越南（交趾、占城等）
第三章?宋代宗教美术东传及美术交流的双向性
第一节?宋代宗教美术
一?佛教美术
二?道教美术
第二节?日本宗教美术
一?建筑
二?造像
第三节?高丽宗教美术
一?建筑
二?造像
第四章?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宋代港城
第一节?泉州港——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一?宗教建筑
二?瓷器
三?金银器
第二节?明州港——东方文明荟萃之地
一?建筑
二?越窑青瓷
第三节?广州港——瓷器贸易的东方发祥地
一?两宋时期的广州港
二?年轻的西村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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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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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960—1279）是中国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319年。北宋疆域东北以今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为界；西北以陕西横山、甘肃东部、青海湟水为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为界；南至琼州；东至东海。与北宋相比，南宋的南部和西南边界并未有任何变化，而北部边界大大南移，后以淮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及秦岭以南为界。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黄金阶段”，经济、文化、教育等事业蓬勃发展，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尤其是宋代的文化发展，更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历程中的高潮时期。中国近代重要启蒙思想家严复（1854—1921）在《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录》中曾言：“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国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有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中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宋史专家邓广铭（1907—1998）在《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一文中讲道：“宋代的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截至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的时期为止，可以说，它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的。”
而几乎所有的国外汉学家也都对宋代给予极高评价，在他们看来，宋代政治成熟、文化兴盛、经济繁荣、科技发达，无论是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在其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导论中说过：“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美国学者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1919—2012）在《亚洲史》中这样评价宋代：“在许多方面，宋朝在中国都是个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它统辖着一个前所未见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期……宋代确实是一个充满自信和创造力的时代。”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1921—2018）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之活》一书中说：“13世纪的中国在近代化方面进展显著，比如其独特的货币经济、纸币、流通证券，其高度发达的茶盐企业……在社会生活、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诸领域，中国无疑是当时最先进、最发达的国家，它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仅仅看作蛮夷之邦。”德国经济史学家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2005）在《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的东方》一书中说：“宋代中国在重要技术、生产、商业发展方面和总的经济发展方面尤为突出。自11世纪和12世纪的宋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在工业化、商业化、货币化和城市化方面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地方。”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教授、汉学家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1947— ）在《剑桥插图中国史》一书中说：“11—13世纪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
但两宋时期，宋廷一直处于与辽、金、西夏、吐蕃等民族政权对立时期，民族矛盾尖锐，战乱频繁，造成宋代地面建筑大部分已损毁，陆上丝绸之路几近中断，因此宋代美术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大都是墓葬考古报告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沉船考古报告，与汉唐美术研究相比，一直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在研究资料缺乏的情况下，美术史学者们仍然前赴后继，在该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上半叶，西方近代考古学及历史研究方法在中国兴起，中国学者开始重视田野考古和实地发掘，而不再停留在金石学。此时除了以通史形式出现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外，宋代美术断代史也开始了初步的研究工作。1929年郑昶的《中国画学全史》为现代中国画史研究的开山奠基之作，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赞称“中国有画史以来集大成之巨著”，黄宾虹称誉为“度世之金针，迷津之宝筏，无以逾此”；1933年滕固的《唐宋绘画史》，是中国近代早期重要且比较系统的一部研究我国绘画的断代史著作之一，首次运用风格发展的方法研究中国美术史；日本学者金原省吾（Kinbara Seigo，1888—1958）的《唐宋之绘画》也很有特点，意在探究中国唐宋时期代表画家的美术特征，而非梳理绘画本身。上述研究成果对当时传播美术史知识、推动中国的美术史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
在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utah，1304年—1377年）所著《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曾经提到自己在印度西海岸的南毗国港口等待船只去往中国，但“因中国海域只能由中国船只航行，”他竟在此等待了数月。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海舶吨位较大，安全性更高，只有本国商船才对各自海域海洋环境气候熟悉，为了提高海上运输的安全系数，因而要求换乘。《岭外代答·卷二》有载：“大食国之来也见，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另一方面，是为了缩短贸易的周期，并使各国的货物能够集中交易、各取所需。由此可见，南海航线上的主要贸易是转口贸易，由航线各地的商船装着有价值的商品，来到当时的贸易中心区进行交易，而非单方进行的远洋贸易。
由此，在南海航线上形成了两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区：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和印尼的苏门答腊岛。马拉巴尔海岸是南海航线上的中点，经过第二段的航行，东亚、东南亚来的商人都需要在此补给；从北非、西亚出发，经过第三段航行的商人，同样需要在此休整。而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则是因为季风等原因，成为重要的中转地，同时苏门答腊岛、爪哇岛及其周边的南海诸岛皆盛产香料，商人们在此将中国的瓷器等商品卸下，将香料和阿拉伯的玻璃器、金属器等货物装上船舶运回中国。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在政府鼓励下得到极大发展，宋高宗赵构云：“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得当，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据《宋会要》记载，宋高宗分别于绍兴七年（1137年）和绍兴十六年（1146年）连发谕令，鼓励市舶贸易的发展，这体现了当时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动。并且宋代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明显提高：一方面，北宋后期，指南针和航海图都已经应用于航海之中，朱彧在《萍洲可谈》中写道：“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年—1995年）曾经评价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进步“是航海技艺方面的巨大改革”，把“原始航海时代推至终年”，并且“预示计量航海时代的来临”[ (英)李约瑟.<中国对航海罗盘研制的贡献。中国商船远航能力的增强，使直接或间接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逐步扩大到亚、非、欧各大洲；另一方面，东南沿海主要海港都有发达的造船业，尤其“海舟以福建为上，广东船次之，温、明船又次之。”宋船种类多、载量大，海舶载重量一般有数百石至五千石，最大载重量可达万石，《梦粱录·卷一二》载：“浙江乃通江渡海之津道。且如海商之舰，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中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载二三百人。余者谓之钻风。”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四》曾记载客舟形式：“其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二丈五尺，可载二千斛粟……大樯高十丈，头樯高八丈；风正则张布帆五十幅……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若夫神舟之长阔高大，什物器用人数，皆三倍于客舟也。”客舟即相等于二千石的中型海船，神舟则与五六千石之大海船相当。一时间，各大港口外商云集，客舟商舶千帆竞发，万国互市通航的繁华景象蔚为壮观。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政府颁发了中国古代史上第一部系统性较强的专项外贸法规——《元丰广州市舶条法》，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海上外贸成文法规[ 郑学富.密州板桥镇——宋朝江北唯一的海关重镇。《宋史·卷一百三十九》记载：“三年，中书言，广州市舶已修定条约，宜选官推行。诏广东以转运使孙迥，广西以陈倩，两浙以副使周直孺，福建以判官王子京，罢广东帅臣兼领。五年，广西漕臣吴潜言：‘雷、化州与琼岛对境，而发船请引广州舶司，约五千里。乞令广西濒海郡县，土著商人载米谷、牛酒、黄鱼及非舶司赋取之物，免至广州请引。
《元丰广州市舶条法》虽冠以“广州”二字，但是其“不仅行于广州，而且遍行其它诸路”，是一部适用于全国的法规，成为当时官府进行海外贸易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元丰广州市舶条法》的颁布，不仅明确了对外贸易的经营与管理主体，为海上贸易的规范运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而且也为那些取得合法贸易资格的商人提供了法律上的有力保障，确保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维护。《宋史·卷一百三十九<食货下八>》记载：“贾人由海道往外蕃，令以物货名数并所诣之地，报所在州召保，毋得参带兵器或可造兵器及违禁之物，官给以券。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丽、新罗、登莱州境者，罪以徒，往北界者加等”。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使得朝廷和港市的财政收入有了大大增加，商税成为北宋和南宋政府的最大一种收入。《宋史·卷一百三十九》记载：“熙宁五年，诏发运使薛向曰：‘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是年，杭、明、广三司市舶，收钱、粮、银、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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