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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主人公形象：本书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于海洋从政府官员到民营企业家的 “复杂且独特” 的人生轨迹。通过他为职工争权益、为百姓破难题的鲜活细节，让读者看到一个在时代浪潮中挣扎、坚守初心的 “鲜活个体”，满是人间烟火气与人性光辉。
2. 社会价值：锚定民营经济与法治进步，兼具现实关照与精神传递。
本书以于海洋的经历为核心切口，折射出多重深刻的社会议题。既是对民营经济贡献的肯定，也是对 “为人民服务” 传统的回归，能引发读者对民营经济未来发展、法治公平落地等时代命题的深层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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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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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充满打动人心的事实力量、逻辑力量和情感力量。作品主人公于海洋是一位民营企业家，其身上有着“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急公好义和火热心肠。他急政府所急，忧百姓所忧，两次“临危受命”，以“救火者”的专业能力和辛勤付出，救活两家国有企业，解决了几百名职工的生计问题，以及诸多历史遗留问题，消除了社会不稳定因素，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点赞。此外，他还不求回报地帮助了200多人。这种追求真、善、美的行为极其宝贵，理应得到弘扬。而面对重大变故和挫折，身处人生低谷时，民营企业家于海洋依然心怀希望，始终不忘企业家造福社会、造福百姓的使命和担当。书中很多故事和细节很真实、很温暖，充满时代印记，充满家国情怀，充满烟火气，让人心生敬意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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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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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锦达（中国），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曾任《辽宁工人报》副总编辑，《北方周末》主编。童年随父母下乡，返城后当过装卸工、建筑工等；工作之余，努力自学科学文化知识，后考入新闻单位。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在《文汇报》连载过纪实作品，在多家文学刊物发表小说作品。出版长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等11部；出品短剧50余集。长篇报告文学《焦点老人》获辽宁省第二届文学奖，《人民代表冯有为》获全国报告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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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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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章 春风得意
1．走进高堂大庙/ 003
2．脱颖而出/ 005
3．伯乐识良驹/ 009
4．李云仲其人/ 011
第二章 气正风清
1．“这个人不装！”/ 021
2．官场上的预言家/ 024
3．心直口快、能干事的干部，领导是喜欢的/ 028
4．“我这个人不随便交朋友”/ 030
5．用智慧去“掰手腕”/ 031
6．小政府大服务/ 032
7．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033
8．咀嚼出的味道/ 034
9．“我不想听你任何解释”/ 037
10．敢下笊篱/ 040
第三章 “救火队长”
1．梦想乌托邦/ 045
2．第一次“救火”的私人版本/ 047
3．第一次“救火”的历史背景/ 049
4．一地鸡毛/ 051
5．第一次“救火”的原版剪辑/ 053
6．一位亲历者的陈述/ 058
7．公司新来的董事长/ 062
8．在围猎中“突围”/ 066
9．第一次“救火”原版中链接的另一则故事/ 079
10．市长的叮嘱/ 086
第四章 第二次“救火”
1．瘫痪的“顺锋”/ 091
2．让干活的工人住好吃好/ 097
3．董文富换上了进口的“膝关节”/ 099
4．民营企业要有自己的文化/ 101
5．“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 108
第五章 雪中送炭
1．被于海洋下属批评过的女人/ 115
2．人走茶不凉/ 121
3．挽救小生命的接力/ 126
4．每座城市都有感恩节/ 129
5．小石头的一家/ 133
6．师徒之情/ 135
7．怜悯别人的不容易/ 137
8．我为恩人求平安/ 143
9．“您能把我的话写上吗？”/ 146
第六章 渡人渡己
1．一位年轻人的日记/ 151
2．“你不能端枪打自己的师父”/ 153
3．“他这个人没有私心”/ 159
4．“于总，好人啊”！/ 160
5．于海洋照顾了她20年/ 162
6．不讲出来心里憋得慌/ 164
7．“不能苦了你们”/ 165
8．让我们家记一辈子的故事/ 168
9．这不是“彪”吗！/ 169
10．“他这话一出口，当时我就哭了”/ 170
11．作家把这件事写进电视剧/ 171
12．以正压邪/ 172
13．“你们的亲人，就是我要照顾的人”/ 173
14．尘封在历史中的感谢信/ 176
第七章 蒙冤入狱
1．“把他按在澡堂子里，就能搓下泥来”/ 182
2．“其实，于海洋是可以躲过这个灾难的”/ 186
3．雪花飘飘/ 188
4．“怎么可以这么做”/ 194
5．人心自有公道/ 195
6．法学专家组给出的具体论证意见/ 198
7．知名法学专家的辩护词/ 201
8．老工人秉公上书/ 201
9．人大代表的呼吁/ 203
10．法制部门高度重视/ 205
11．让民营企业家吃下“定心丸”/ 205
12．母亲打错了孩子，她也心疼/ 209
13．作家与律师对话/ 209
第八章 重获自由
1．老工人们的心愿/ 217
2．棉花堡来了一位儒雅谦和的老先生/ 220
3．工人不能被忘记/ 224
4．律师的意见/ 225
5．灯塔市政府召开职工座谈会/ 229
6．我们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 231
7．不同价值观的取向/ 232
第九章 社会反响
1．人性与良知的表达/ 241
2．心灵的感应/ 244
3．当拥有权力时，你该怎么办？/ 245
4．北京专家的研讨会/ 247
5．如风吹过醒脑触心/ 251
6．灵魂的界碑/ 252
7．“我为什么哭泣”/ 254
8．截录众多跟帖中的一段凝重的文字/ 256
9．一位企业家用钢笔写的信/ 257
10．老记者发声/ 259
11．寺院住持的感言/ 263
12．人物命运是读者的关注点/ 263
13．男人的第一责任/ 266
14．做一支蜡烛/ 267
15．高尚人格要敬畏要捍卫 / 269
16．为咱东北的老爷们点赞/ 273
17．作恶之人难逃法网/ 275
18．失败也要抵抗/ 276
19．有生机和力量的生命都不会被辜负/ 282
20．是民意还是传说/ 284
第十章 凤凰涅槃
1．夜话：灯下对饮/ 289
2．春天来了/ 297
3．发表在党建文汇网的两篇文章/ 298
4．读书是件安静的事/ 305
5．这一切，历史会记得/ 307
后记/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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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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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春风得意
应该承认，每个人的成长都与环境和机遇息息相关。
因为不同层次的气韵和境界的影响，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走向。
本来，于海洋年轻时只是沈阳一所技术学校的教师，如果没有迈进国务院东北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的门槛，也许就没有接下来那跌宕起伏、命运多舛的人生。
诗人陈年平写有两句话：有些路是欲望选的，有些路是鞭子选的。
1．走进高堂大庙
1978年12月，党中央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这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春天，也是一个改变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时代。
中国在经济停滞了十年后，全面推动经济发展成为中国实现进步和繁荣的关键动力。各个领域都开始新的战略布局。
1985年9月17日，国务院决定将东北能源交通规划办公室改为东北经济区规划办公室（国函〔1985〕145号）。“规划办公室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地区的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规划（包括国土整治规划），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充分发挥地区优势，打破条块分割，加强横向联系，促进经济协作与联合。规划办公室可以进行必要的地区平衡及协调，提出建议报国务院或国家计委。规划办公室要多从宏观上对一些长远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供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时参考。”并从历史冤假错案中解放出来的原省部级的老干部中选出两个人，王路明担任规划办主任，李云仲担任副主任。规划办下设两个经济实体：东北经济报社和东北经济实业总公司。
通过公开招聘，时年25岁的于海洋进入东北经济报社，不久，他又进入东北经济实业总公司，并在27岁时担任了东北经济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及东北经济报社副秘书长（副厅级）。
那个年代，社会是讲资历和排辈的。如果在底层企业，当个车间工段里的班组长，没有几年的历练和口碑，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而于海洋的前任，则是担任过牡丹江市纪委副书记的老革命。
2．脱颖而出
曾任牡丹江市纪委副书记的张志良是笔者于2024年1月采访的第一人，时年已经90岁高龄。老人儒雅随和，爱好文学，著有多部作品，话语也精雕细琢。得知我要来采访，他早早就写了几页稿子的小文，当面交给我。
他在文中写道：我和于海洋既是老同事，又是文友，都是平生与书结缘之人。记忆中，古往今来吟秋咏月的诗词歌赋不胜枚举，我俩也曾有过不少嗟叹与遐想。
我赞赏其人诚挚磊落的个性，干练超群的做事能力，不屈不挠的品质。我常与他交换各自的文章，特别是节日里，总有思亲念旧、离愁别绪的通话。于海洋受过委屈，本当哀怨；然而，他坚持信念，几封家书，多篇散文，都在逆境中出现。字里行间充溢着对童趣的记忆、对母爱的追思、对女儿的期望、对美好的回味，更注入心灵的是对清纯自然的崇尚，对世间真情的赞美，全无文人雅士“悲欢离合、阴晴圆缺”的慨叹，反倒让人倍觉“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浩然正气，以及对党、对国家、对企业老职工的信念与忠诚。这种精神令人感佩殊深，以致潸然泪下。
虽已耄耋之年，心境本已渐趋平和，但看你写的几篇《“救火者”于海洋的复杂与独特》的连载，读来令我再次动容。面对清风朗月，思亲怀旧，竟然百感交集，唯有一愿相寄：“好人一生平安！”
张志良老人回忆说，我于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过区长及市局级主要领导职务。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务院在东北成立了东北经济区规划办公室，由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分管，李云仲、王路明等同志负责东北的具体工作。当时，这个机构的行政级别是正部级单位，主要领导都是有深厚革命资历和较高文化水平的老同志。这个机构成立后，下设了东北经济报社和东北实业总公司。我从牡丹江市纪委副书记的岗位调到东北经济报社任秘书长。那时，由于办报需要，从沈阳招聘了一批年轻人。于海洋那时是教师，是通过社会公开招聘被选进来的。于海洋是个工作狂，在那一批年轻人中脱颖而出，表现出了相当出色的才能。否则，他不可能年纪轻轻就达到我用了30年时间坐到的领导位置。当我担任东北经济报社秘书长时，于海洋已担任东北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后来，他又担任了我的副手，主要得益于李云仲和王路明的信任和赏识。
老人说，于海洋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思考。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云仲曾邀请辽宁省几座城市的负责人，于海洋和几位学者亦在其中，召开过一次研讨会。主题是研讨新体制下如何解决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弱化，以及关心爱护职工的传统作风出现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最初是于海洋提出来的，李云仲对此很重视，认为这是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现象，理应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当时大家都发了言，我对武迪生和于海洋发言印象比较深刻。于海洋讲得比较具体，主要谈到党建工作被削弱、传统政治思想工作滑坡的问题，讲得比较透彻。
于海洋说，我常年深入基层，了解一些真实情况。这些年，工人们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变远了，关心也少了。
以前，领导和工人关系很密切，工人有什么大事小情，干部都忙前忙后。后来，干部很少关心职工生活的疾苦，只是把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
于海洋讲了两个例子：有个建筑单位的一位老工人，干了一辈子瓦工，无儿无女；某日没来上班，竟死在家里10多天了，都没有人知道。在同单位的一位工人的老伴瘫在床上3个月了，竟无一位干部去看望。
过去，职工遇到困难，干部主动帮忙；后来，这种关心照顾群众的事越来越少，思想政治工作停滞了，行政处罚却越来越多。
于海洋说，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政治思想工作缺失是一种短视行为，是只顾眼前利益的哲学。
现在，为什么干部和群众出现矛盾，而且越来越多？这是为什么？难道是一些干部变霸道了，不让群众说话了？毛泽东说的为人民服务，有些干部忘记了。党的组织作用削弱，思想政治工作抓得少了，这个令人担心啊。
于海洋说到这里，显得有些激动。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绝不是改掉党的优良传统，也不是削弱党组织的作用，更不是放弃思想政治工作。这些传统是我们党最接地气、最有效的团结群众、调动群众一起建设国家的精神武器。这个传统不能丢，一旦丢了就很难找回……
当时，于海洋讲到这里，引起了不少人共鸣。
武迪生插话说，于海洋同志讲到要害了。天下是广大劳动人民的天下，我们的改革和发展，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是让他们心里不痛快，甚至骂我们。我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与改革上急于求成、建设上急于增长有很大的关系。在处理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干部和群众关系等方面，缺少全面研究，完善和深化做得不够，引发了不少新的矛盾……
老人说，这次研讨会体现了李云仲关注民生的政治品格。后来，武迪生专呈中央一份报告，建议反思改革开放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见解被认为代表了很多地方主政干部的思想，也引起了高层的重视。
后来，于海洋写了一篇《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的文章，呈老领导李云仲审阅。李云仲还说，“真实，写得好”。但又补充一句，“发内参比较好”。
老人拿出20世纪80年代东北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任命文件的复印件递给我看，说道，当时于海洋是东北经济报社副秘书长，兼任东北实业公司总经理，级别是副局级；武迪生任沈阳市冶金工业局副局长，所以文字功底都不错，常有文章发表，又都爱好书法，因此来往比较多。
他讲了一件事。当年武迪生刚当市长时，曾经下放到河南省周口市西华县的一个贫困村锻炼。村里有个叫张文明的人，是村里的干部，听说武迪生当了市长，也不管人家愿意不愿意，就弄来一整节车皮家乡产的面粉，让武迪生“帮忙”售卖，这让武迪生很为难。
他夫人吴桂娟就找到我说，我们在乡下困难的时候，人家帮前帮后的，现在村里的面粉卖不出去……唉，老武这个人，我拿他没有办法，你帮着想想办法，行不？
我就找到了于海洋。那时于海洋是东北实业公司总经理，这事他有办法。只用了两三天，于海洋就把整节车皮面粉给卖出去了。这件事给这位老乡乐坏了。
武迪生夫人吴桂娟还逗于海洋说：“看你白白胖胖、耳垂厚实，天生的福相；你看老武，一天到晚板着脸，跟他说话都不搭理。谢谢你啊，小胖！”
于海洋忙说，吴婶，下回有这样的事，您就找我。这也是在扶持贫困乡村啊。
3．伯乐识良驹
老人说，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处在什么圈子里，跟什么段位的人接触，太重要了。常跟高段位的人接触，他能直接提升你的修养、眼界和格局。
老人回忆说：“于海洋善于思考，敢于表达自己的态度，这是一个好的优点。”给于海洋这样评价的人，是一位老革命，他曾在1959年7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将一份万言书《我的意见》装入信封呈报给毛泽东。毛泽东对此信认真、反复看过后，写出了一篇长文《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这位老革命的名字叫李云仲。他是于海洋人生中的第一位“贵人”。
老人娓娓道来：于海洋有个特点，敢于直言。
那时候，领导和部下都在一栋楼里办公，没有什么级别之分。遇到点事，出现点问题，也没有遮遮掩掩。
李云仲是具体管事的领导，他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于海洋能干事、有想法又嘴直，常常当着李云仲的面提自己的看法。
说实话，我就缺少这方面的勇气。
有一次，我私下里和于海洋说，领导说的话、定的事，你不要多说话。讲对了，有夺功之嫌；讲错了，你这不是招人烦吗？
有一天下班时，于海洋碰到李云仲，便把我这番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李云仲笑着说，我认为，任何一位领导都不是神仙，不可能事事都做得对。我倒是很希望，身边有个人能及时提出有主见的看法。我欣赏你的，正是你的这个性格特点。我建议，你应该给志良同志当副手。
说到这里，张志良老人笑了。
有时候，高层领导一句话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但话要说回来，假设于海洋在车间里，对班组长或师傅指手画脚，怕是少不了挨师傅一大巴掌呢！
听到这里，我不由地感慨：如果没有李云仲，于海洋会怎样？
4．李云仲其人
张志良老人说，李云仲为什么赏识于海洋？是因为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尊重事实，敢讲真话。
老人从书柜里找出上、中、下三卷书。老人说：“这是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时身为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写的历史纪实文学《庐山风云》。”
这部长达200万字的书中，在最后一卷的第48页至第54页，有一篇题为《李云仲的一封信》的文章。你可以看到这位老革命的品质和风骨。
张志良老人从目录中找到那个章节，说：“你阅读一下。”
我坐在老人身边，认真地阅读起来。
李锐在文章中写道：
李写的是一封极具见解而有代表性的“万言书”。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写信时任东北协作区委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的工作岗位使他较能了解全面情况。这封长达1万多字的信，于1959年6月9日寄出，是直接给毛泽东写的。
信的内容具体，观点鲜明，论证确凿，态度诚恳。
这封信开头就说：“很早就想给您写这封信，一直到现在才发出……我是一名党员，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体验，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联系到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一些意见，供参考。”
当年像李云仲这样的高级干部，敢于直言上书，指出“大跃进”是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信中说“问题可能是从大搞水利建设开始的”，这是事实。我在水电部工作，也有亲身体会。李云仲的信中说：“这里提出两年水利化，那里就提出一年，甚至几个月水利化，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但许多地方大量的大、中型水库，灌渠、河流工程，在既无勘察设计，又无设备、资料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施工了，结果有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果，或者成为半成品；但是耗费掉大量的劳力和器材，这种工程我看过很多。”
信中还写到，1958年元月，他去过滦县扒齿港，亲眼看到该县为了要修一条50多公里长的大灌渠，既未经勘察设计，未经群众讨论，要挖掉即将收割的1万亩小麦。他找县委负责人谈，也未能制止住，结果这条水渠，雨季一到全淤死了。
后来又参加“苦干十天”的大会，10天内养猪增1倍，竟没有一个人提出意见，反而都去应承这些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
信中还特别提到：“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一切，苦干了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力……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最大的消耗。”
关于公社化运动，他在信中谈到：“劳动力和各种资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过金县郊区的一个生产队，这里共有300多户人家，去年年初有猪300多头，但今年只剩下9头，鸡鸭去年几乎被杀光。”
关于基本建设，1958年全国已施工的限额以上项目达1900多个，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两倍，几乎所有省、市都要安排在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现在继续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从而谈到经济工作中的本质。要害问题是：“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动用系数连50%也不到（即100元投资花下去，能动用的不到50元）。上百亿投资，上百万吨钢材，几百万吨水泥、木材……被白白抛在几千个工地上，长期不能发挥效果。看到这些损失确实很痛心。这种情况本来可以避免的。”然后信中说到，由于到处大办，都要翻番，只得大量“招兵买马”，去年增加2100万职工。结果不仅农民、渔民，而且售货员、理发员、手工业者也都转为工人。购买力提高了，但消费资料远未跟上去。
信的第二部分建议“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应当说，这是切中时弊的药方，只差没说，反对主观主义应当首先从中央，从毛泽东本人做起（但说了“各级干部”）。
李云仲认为八大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贯彻。他从下面干部发生的情况这样说道：“为什么主观主义可以有时在一些工作领域能畅通无阻？”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在党内造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却感到很浓厚。这种迎合情绪绝不能与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相提并论。这是主观主义也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他举出上述滦县的例子。然后谈到他在计委工作时的情况，在局务会议上几次提出：“计委一定要管限额以上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设计任务书必须经过审查，否则要造成严重后果。这个道理在当时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但既无人向计委领导反映，也无人认真研究这些对国家有决定意义的情况和问题，你提你的意见，我应付我的公事：直到武昌会议提出清查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大量的半截厂房、房架、柱子已立起来了；几十亿的投资、几百万吨的建筑材料、大量的劳动力，已经被占用在不能发挥效果的‘工程’上了。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基建项目、规模的安排合理与否，往往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决定性的作用。基建战线过长对当前紧张状况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李云仲亲自参加了大炼钢铁运动，“回来对一位负责同志小心翼翼讲了几次：‘矿石、焦炭、煤消耗这么多，成本这样高，炼出来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铁，可不能这样搞！’这在当时大家都知道。但这位同志却和我讲，事实上很多人当时也这样讲：‘这不能算经济账。’当然，这个问题早在实际工作中解决了；不过当时老是想：为什么不能算经济账？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要发展生产力？又为什么不叫人家提意见？”
关于1959年计划，李云仲在信中说：“我们从开始就参加了这项工作，一直感到问题很大。虽然在多次会议上，并且向很多能接触到的领导同志提出意见，也整理过一些资料来说明计划中的问题，但是谁也不愿提出来，今年年初，在整理一个资料时，我又坚持把计划问题提出来，却又受到领导的严厉申斥，甚至提出了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为此事我长时间难过极了。”这位申斥过他的领导同志，也明知“差口这么大”的严重性，后来又向人说：“有些事情你就要看破红尘。”
李云仲似乎不能理解当时许多高层负责同志的为难处，因此在信中说道：明明是重大的原则问题，却要大家“看破红尘”，这是什么样的人生观！我回到宿舍以后老是想来想去，共产党员对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怎能采取这种态度。这些人是把党的事业放在前面，还是把个人得失放在前面？党的一部分事业，由这样的领导来管理是适当的吗？
他在信中指出，近年计划工作中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
1.全面了解和掌握情况，才能做好综合平衡，但实际常常是在各单位、部门间，年度、长远间，以及材料、进度，主机、配套，以及基建项目间，顾此失彼，畸轻畸重，有数字无措施，有计划缺检查。
2.这不能简单归于无经验，而是主观主义思想作风严重，特别是1958、1959两年，既缺乏全面性的调查研究，又很少进行综合性的分析、规划；每次提出的方案很少是经过多方面和自下而上的研究讨论；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具体经济计划工作人员和厂矿企业的意见，很少得到考虑；每次计划方案，下面意见很多，也知道问题很大，但就是不采纳，甚至无人听取这些。向中央提出所谓方案，往往是3000万吨是积极的，是可以争取完成的。2200万、2000万、1800万吨也是积极的，可以争取完成的。其实很多做具体工作的人都了解，没有充分根据，漏洞百出。今年的计划调整后，钢按1300万吨（生产），比去年增加500万吨好钢。当然，仍然是跃进指标，但问题还很多。
3.在大运动中，计划工作不能正确坚持党的原则，跟着人家跑，时冷时热。计划机关在一个部门、地区对一些重大问题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必须从全面出发坚持原则，不能怕有争论；事实上往往由于在这方面站不稳而吃大亏。对这项经验，我们吸取的不够。信中还谈到一个最迫切的问题：长期计划必须尽快编制，否则，许多重大问题不能解决，如基本建设和重大项目建设规模问题，大型设备的生产安排问题，部门间的比例问题，工业布局和地区规划问题，重大的技术政策问题等。此外，信中还针对毛泽东提倡的一个地区或一个省建立独立工业体系问题，以及去年以来，中央把工业、商业、财政、物资等管理权限下放过多的情况提了意见。他举出具体例子，说明原料与产品相互供应的横向联系中断，生产和市场都会发生严重影响。从而，提出：国家穷，工业基础很弱，事实上全国只有一个工业体系。各地区在短期内都形不成一个独立的体系。是集中还是分散对国家建设有利呢？想来想去还是集中多一些好。信末还谈到如何树立节约与朴实的风气问题，批评近年豪华的高级宾馆、饭店建得太多，国庆建大工程也有些多。今年各地用在国庆工程投资恐怕有八九亿元之多，这可以建一个年产300万吨的钢铁企业或1600万—1800万平方米职工住宅。关于会议的伙食标准太高，请客送礼之风，以及负责干部的特殊待遇等，信中也都提出了批评意见。
毛泽东在批示中说：……他不隐蔽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满腔热情地写信给中央同志，希望中央采取步骤克服现在的困难。他认为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不过时间要长一些。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信的作者对计划工作的缺点的批评，占了信的大部分篇幅，我认为很中肯。
十年以来，还没有一个愿意和敢于向中央中肯地有分析地系统地揭露我们计划工作中的缺点、因而求得改正的同志。我就没有看见这样一个人。我知道，这种人是有的，他们就是不敢越衙上告。
读完这个章节，笔者掩卷不语。
张志良老人看着我说，如果说于海洋少年得志，其实是有深刻原因的。老革命从于海洋身上看到了自己当年的某种影子。相信他会将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为人民的事业敢说、敢做、敢担当的精神传承下去。这是一种宝贵的品质，也是当下许多人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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