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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为美国历史学家高哲一研究中国现代出版的新著。
內容簡介：
作者以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大出版机构为案例，探讨了近代中国现代知识体系的形成和文化传统的赓续，揭示近代编辑群体一方面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这一进程中实现了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自我建构，是一部关于近代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出版史的力作。
關於作者：
高哲一(Robert」.Culp)，美国历史学家。康奈尔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美国21世纪中国史研究会会长，现为美国著名文理学院巴德学院(BardCollege)历史学系教授，学术领域涉及亚洲研究、教育史、出版史等。主要著作有《阐述公民身份:中国东南地区的公民教育和学生政治，1912-1940》( Articulating Citizenship: Civic Education and Student Politics in Southeastern China， 1912-1940，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另编有《晚清与民国历史著述中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Production in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Brill，2007)等论文集。目前的研究重点是20世纪中国出版史、知识分子与知识生产以及青年文化。
目錄
图 录
內容試閱
1905年，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此后的六十年里，出版业成为中国各类文化人的职业出路，他们也藉此从事文化活动。晚清时代的文人，投身出版业者，如孙毓修（字星如），在多次乡试落第后，于1907年加入了商务印书馆编译所。20年后，留洋归国的学者，如哈佛大学毕业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有过出版业工作经历；又如纽约大学博士、社会学家孙本文，为出版商撰写过大量书籍。1910年代，中国本土培养的年轻一代开始涌向出版业，以编书写书或编辑工作为生。如金兆梓，毕业于杭州府中学堂，后从北洋大学辍学，二十年代起供职于中华书局。六十年代初，金兆梓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工作，为该局的招牌辞书《辞海》做修订工作。像金兆梓这样的从业者，他们的出版生涯始于民国（1912—1949），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二十年。不同类型的文化人，在中国最大的三家出版企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的编辑部汇聚一堂，使其成为文化生产的活跃场所。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正值三大出版企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它们的编辑部里集聚了数十乃至数百位知识分子。从晚清直至抗日战争（1937—1945）爆发，在官方核准出版并向学生销售的教科书中，三大出版商始终占据大半份额。此外，它们还出版收入了成百上千种图书的丛书，各类标准工具书，众多全国发行的期刊，以及大量古籍重刊集成。简言之，三大出版商的编辑部成了现代中国知识生活的主要中心，其出版物在中国文化景观中熠熠生辉。20世纪之交，中国的文化政治形态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作为知识中心的出版机构应运而生。废除科举制度（1905年），引进外国教育建立现代学校制度（1902年），以及帝制的终结（1911年）打破了儒学教育、官僚体系和精英士人之间的制度性共生关系。至迟从14世纪开始，这一关系就成了中国的一大特色。清末民初，知识正统性的建构尚处悬而未决，但通过独占儒学知识而获得精英地位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同样重要的是，官位也不再是求学的终极奖赏。现在，没有受过高级儒学教育的人，也能找到进入官场的门径。同理，精英教育也未必以当官从政为旨归。更何况，由于军阀当道，操控权柄，当选官员腐败无能，使得做官本身也不再是受人尊敬的职业选择。随着帝制秩序的终结，文化人从事何种职业，既能获得社会地位，又可拥有文化权威，答案已不再清晰。本书要分析在时代巨变中出现的商业性出版，何以成为知识精英开展文化活动的关键所在；同时，本书要探讨主要出版企业的文化生产，如何推动和塑造了20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当然，出版业并非知识精英的唯一职业选择。投身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也吸引了许多人。同样，法律、医疗、工程、新闻等新型职业领域也颇具吸引力。 20世纪上半叶，政治动荡持续不断，积极投身革命也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人生道路。然而，出版职业的吸引力在于，通过出版工作，知识精英可以在公共生活中发挥显著作用，并利用工业资本主义的新生力量，改造中国文化。而且，即便文化精英选择在其他专业性、学术性的领域从业，甚或投身革命，他们仍需依靠出版业传播思想，建立名望。总之，对于中国文化精英来说，要在现代世界塑造自己的新角色和新身份，出版业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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