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本书探讨了这样一个话题：选择搬迁到日本农村地区的二十岁至四十五岁的城市居民有着什么样的价值观、梦想和雄心壮志？我将展示从日本各地搜集的、多视角的田野调查中所提供的经验证据，据此检验移民如何在新的环境中安顿下来，与他们的新生活地域——农村——展开互动，并追求更有意义的私人和职业生活。
我的研究始于一个简单的命题：对于日本的许多年轻人来说，“在路上”（being on the move）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活法”。久居与奔波的交织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宫城县石卷市是一个在东日本大地震中遭受重创的小城，这里的情况正符合上述说法：配备了宽带无线互联网的协同办公空间向所有人开放，集体住房富有设计师风格，从前的救灾志愿者转变身份成了企业家；形形色色的人聚集在这里，有临时工、企业难民a、在东京和石卷之间往返的人，还有在复兴酒吧一起上班的短期居民。媒体也注意到，在德岛县神山町出现了共享办公空间、集体住房和都市风的熟食外卖。此外，日本各地最近已经出现了移住顾问，作为地方政府公务员，他们的任务是为有意搬到农村的人提供建议。
换句话说，如今的乡村不再表现为令人怀念的稻田景色，而是被一组更模糊失真的印象所指代。比起匀出版面介绍有机农业，市面上流行的生活方式杂志正把更多的篇幅献给光鲜亮丽的IT风投家，他们活用着城市与农村两个世界里最好的部分。那些乡村小镇，比如德岛县神山町，也试图把自己包装成IT工作者的完美工作环境。最后，农村正越来越多地与主观康乐和幸福联系在一起，这一观念上的改变也很重要。既往文献提及的“边缘村庄”（marginal villages），即由于半数以上居民年龄超过六十五岁而无法可持续发展的偏远村庄，已经开始被诸如“希望的社区”（第三章）、“创造性的人口减少”，或“幸福的人口减少地区”等术语所指代。
在我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许多受访者不断搬到其他地方。在日益复杂的现代生活背景下，日本人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方面显然正在发生变化。正如邓肯（Duncan）、科恩（Cohen）和图勒马克（Thulemark）定义的“生活方式流动性”（lifestyle mobilities）那样，持续的、时间不等的半永久性人员移动已经变得无处不在。然而，受访者们的叙述显示，在重新安排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时，为了追求自己信奉的价值理念，人们重整日常生活，在对职业道德、人生规划和责任义务的传统观念和本人对生活更加自主、多样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私人愿望之间寻找平衡点。移民们发现自己身处传统与现代观念的夹缝中，前者把乡村看做人们最终搬到东京经商前的“二等”跳板，后者则希望打造一个“新乡村”。许多生活方式移民非常清楚自己为什么想要离开城市生活，对未来规划也有头绪，然而，他们还在努力寻找让这些念头落地的实际方法。因此，尽管农村地区被许多人视为一个充满希望的实验场，我却遇到过另一些人，他们虽然认为自己正在追求有意义的事物，但对自己能否找到生活的目标抱有疑虑。我认为，风险与不安感隐藏在移民者愿望和雄心的背面，流动性使得自由和挑战、创造力和不确定性并存，而这两端的界限总是模糊不清。许多受访者对能够在自己心仪的环境中创作和自由支配时间充满了成就感。然而，不少人也提到了这份“自由”带来的挑战和压力。这种困于愿望与局限、进取与避世之间的处境，正如阿尔君? 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在描述当代移民时所说的“或然率的伦理学”（ethics of probability）与“可能性的伦理学”（ethics of possibility）的两极，是定居者叙事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特征。阿帕杜莱认为，或然率的伦理学在“现代政体的诊断、计量与结算”（in the modern regimes of diagnosis， counting and accounting）中表现得很突出，可能性的伦理学则与希望、志向和前途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因为它“扩大了想象力的领域”。
我认为，就日本这个案例而言，这种两极划分并不像阿帕杜莱所说的那么一目了然。日本政界越来越喜欢提到农村地区蜕变的可能性，这成为一种话语范式。由此，在宏观层面，无论大多数人是否意识到这些措施长远而言在经济上收效甚微，地方政府往往迫于现实压力发布各种农村政策，以对抗少子化趋势。我的这一想法与布里奇特? 洛夫（Bridget Love）令人信服的论点相吻合，她认为近来各行为体为了振兴偏远乡村地区而采取的举措只不过是试图“将边缘化的遗产粉饰为庆祝文化多样性的盛典，借机把重振空心农村未来的责任转嫁给当地居民”。
人们对无法拆除农村地区老龄化、人口下降和少子化这颗正在滴答作响的统计学定时炸弹越来越绝望，与这一大背景相对抗的是日本总务省下属的地域振兴合作队（地域おこし協力隊），他们力挽狂澜，使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城市青年人口大幅增长。据总务省数据，2009年是该队伍建立的第一年，他们共向日本各地派遣了八十九名志愿者；截至2016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三千九百七十八名。农村能提供什么样的生活条件？由于志愿者和移民的涌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产生了一些变化。最近，石破茂自2014年9月起开始担任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他在杂志《转向》（Turns）2015年冬季刊上辩称，人们传统上认为应该从农村搬到城市去实现梦想，退休后再搬回老家。但最近，搬到农村去实现梦想的想法开始逐渐流行。此外，石破大臣本人就出身鸟取县，这是全日本人口最少的县，地处西部偏远地区，面朝日本海。他解释说，谁改变了农村，谁就将改变日本，在日本历史上，政权更迭总是起源于农村，明治维新就是典例。据他预测，21世纪的日本将由地方来塑造；石破茂的声明清楚地展现了农村地区在日本政府话语中的地位转变及政府对可能性范式的高度重视，这与阿帕杜莱学说中政府导向或然率而民间部门产生可能性的两极结构截然相反。当然，石破茂的立场也可以被解释为是一种暗合新自由主义的说辞，这一话术优雅地将偏远乡村的生存责任转嫁给本地行动者（以及那些认同他们的人）。
从这些迹象中，我们可以看到新自由主义的工作条件所带来的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日本和全球其他地方都正在经历这种不安倍增的状况。在当下，只有四分之一的大学毕业生可以获得终身就业的岗位，在1991年则超过半数。10雷曼兄弟股票的崩盘表明，终身就业也并不意味着可以一辈子高枕无忧，许多移民经历的特质是人们在经济上“勉强糊口”，由于忙于同时打几份工，他们没有时间反思自己的生活和追求自己真正渴望的东西。几乎每个受访者都在访谈和参与式观察中的某个时刻提到了他们对“幸福感”“满足感”和“自我实现”的追求，但许多人要么不清楚如何实现目标，要么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追寻什么。
本书第一章概述了最近关于农村地区在世界上，特别是在日本能够和应该发挥何种作用的既有研究。从理论思考开始，本章将阐述“乡村”作为一个“思想范畴”所具有的各种意义，拆解“乡村”概念作为一种思想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讨论总体情况以及日本这
一特例。11我们将检视一些术语，例如“激进乡村空间性”（Radical Rural Spatiality）、“创造性的人口减少”（Creative Depopulation）、“降挡现象”（Down-shifting）和“小确幸”（Small-scaleHappiness），以及对灵活的工作—生活模式不断增长的兴趣，比如鲍曼提到的
“以一种活出自己的态度来生活”（Living in a Manner that Involves Living for Oneself），又或是“不为择业而生的活法”（a Lifestyle that Does not opt for Employment）。这些论述表明，人们以往将乡村地区视为文明闭塞的角落的负面看法正在转变，乡村开始被视为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和新实验的土壤。本章将批判性地讨论日本话语的这一转变，即乡村从“充满怀旧情绪的文化遗产宝库”变为一个更多元的概念，在此过程中，城乡融通是人们开始走向乡村，追求更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的关键。虽然统计数据表明，人口减少的趋势不可阻挡，但一些“濒临极限的村落”（限界集落，社会学家大野晃［ōno Akira］在1990年代创造的术语）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通过吸引高素质人才来扭转衰落的趋势。本章旨在概述日本乡村社会表述的多重性，超越关于乡村“前现代性”“生产力主义”和“乡村振兴”的三重叙事，介绍日本话语中的第四种叙事，即作为先驱者实验田的乡村。然而，叙事也将表明，乡村地区现实的不均衡状况以及性格不同导致的人们思维方式的差异已经重新定义了“乡村”，因为乡村被同时视为“一个问题，一种资源，一块增长区和一个受害者”。
第二章也建立在对生活方式移民和生活方式流动性理论的见解上，本章将分析当代日本城市向农村移民的形态和模式，并重点介绍后增长时代日本女性移民的观点。针对数批二十多岁、三十多岁和四十多岁女性移民的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表明，这些试图带来革新的女性正在与她们身处的环境展开谈判，在这一过程中，她们发现自己不得不面对一系列系统性的限制。访谈者的经历还表明，这些自发涌入的乡村移民并不一定会因为搬到农村就自然地融入本地的生活。相反，尽管他们渴望更高的生活质量，但他们倾向于保持城市人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这样一种对农村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改造增加了农村生活的潜力和对各类人群的吸引力，使得乡村不仅提供了传统意义上的休闲时光，而且以创新的方式解决了持续存在的社会问题。既有的生活方式移民研究展示了个人为了放慢生活节奏而退出职业生涯的行迹，本章则提供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经验证据，展示了新一代生活方式移民整合职业、家庭、休闲和自我实现等各种元素的努力。
第三章描述了移民们观念的转变过程：从关注经济增长和物质富足到更加强调主观幸福感、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以及社会资源积累。这一点在协同工作空间、类似TED的公开讲座活动、共享房屋和类似设施的出现中显而易见。这些设施旨在提供一种更为轻松的生活方式，在志同道合的人之间建立网络，传递信息。我认为，在过去的几年里，二三十岁的城市人已经在日本各地发起了许多新倡议，他们交换和共享物品，使用互联网沟通，这表明日本朝着后增长社会迈出了一大步。然而，本章所讨论的经验证据显示，当代中青年移民并不像传统上那样认为搬到乡村是一种激进的突破，相反，他们将农村生活看作是自己过去生活的自然延伸和演变。与此同时，我们可以在这些移民的自我描述、对空间的改造和他们对农村的看法中发现一种明显的吉登斯式的“有关自我的筹划”（project of the self），它包含了一系列有关个人发展、超越物欲的自我成长以及追求个性化生活的想法。
第四章题为“在能动与失范、可能性与或然率之间：生活方式移民与新自由主义时刻”，本章考察了日本青年移民通过强调自己活在当下来抵抗就业市场日益不稳定的前景的状况。科尔佩拉（Korpela）认为生活方式移民“与新自由主义的议程正好相符”。我借鉴了贝克（Beck）“过好自己的生活”的理念，将生活方式流动性视为一个“流转变迁的历程”。18我认为，移民们之所以选择在追求“小确幸”和自我实现的过程中活在当下，是为了战略性地应对不安全感和风险。本章为移民的能动性（即为了实现更大的自主权所做出的努力）和他们所面临的系统性限制提供了经验证据。尼古拉斯? 罗斯（Nikolas Rose）认为，“人类既不是本质上拥有能动性的行为者，也不是文化力量的所有物或傀儡；能动性是在各种或多或少繁重的、直白的、惩戒的、诱惑的、律己的或是激情的限制和权力关系下的实践过程中产生的”。19罗伯? 斯通斯（Rob Stones）则提出了将结构与能动性进行概念分离的论点，在分析上主张二元论，在本体论上则主张二重性。20根据这两位学者的观点，我研究了移民如何在内心所想和外部规制之间徘徊：一方面，他们渴望过上更加自主的生活，这意味着面对在工作前景有限的农村自谋生路的挑战；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意识地再现了系统所倡导的价值—比如接受循规蹈矩的人生。来自北海道、岛根县和新潟县的案例研究表明，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抵抗常常以被传统思维和工作模式同化告终。
第五章题为“工作与休闲的融合：是福祉还是困境？”，本章批判性地勾画了工作与休闲在移民生活中日益融合的图景，并评估了部分移民完全认同并沉浸在自己本职工作中的态度给他们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带来的双重影响。21在借鉴邓肯、科恩和图勒马克关于工作—休闲二元划分的不稳定性研究的基础上，我调查了青年移民群体追求自我肯定和自决生涯的历程，到头来，这些移民往往沉浸在工作之中，而工作与休闲的界限并不分明。
第六章题为“边缘归属感（Liminal Belonging）与停滞期移民（Moratorium Migration）：游离于混沌与目标之间的生活方式移民”，本章介绍了我在岛根县海士町、德岛县神山町和新潟县池谷村的案例研究，目的是考察移民如何与他们所迁居的社区相互联系。具体来说，我们将讨论边缘归属感和停滞期移民的概念。本章重点介绍了定居者在社区内复杂多变的角色，以及他们与其他外来定居者之间的关系。
第七章研究了前灾区社会企业家的经历，比如在曾经遭受海啸袭击的宫城县（石卷湾和牡鹿半岛）和德岛县，企业家们为当地人创造就业机会，努力将造福社区与个人谋生、尝试新的工作—生活模式结合起来。本章介绍的案例涵盖了一批需要本地和外部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的地域振兴项目，例如石卷工房（Ishinomaki Laboratory）、OCICA的蛤堂项目（Hamagurido project）等。
正如古市（Furuichi）所说，尽管当代青年关注断舍离和探求己心，但他们也渴望跳出自己周遭的生活，为社会做贡献，影响更广大的世界。23本章的其中一节探讨了青年移民群体中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并存的状况，这在受访者的个人陈述与实践中有突出表现。另一节则讨论了流动性和边缘性，也就是说，既然移民的企业家往往将久居某地的生活方式视作常态，那么他们是如何运用理论和实践，在所移住社区的层面上具现化他们的所思所想的。本章深入探讨了这些举动对参与者、对他们所迁入的社区以及对日本整体的变革效应。
本章探索了后增长时代日本的内生性悖论，新兴社会企业家一方面渴望掌握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生活，另一方面竭尽全力追求事业有成的境界。尽管“生活的终极意义”“生命质量”“幸福”等诸多理念对受访者来说十分重要，但许多企业家最终都迷失在工作中，在紧张的日程安排中疲于奔命，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反思自己的生活，更不用说休闲娱乐了。
结论部分题为“解构日本的城乡区隔”，旨在将贯穿本书的各种线索串联在一起。通过总结农村地区城市移民的不同案例，厘清其轨迹包含的特点，本章总结了全书的主要发现。对本书呈现的经验证据的讨论使我们意识到，城乡分隔再也不是当代日本的现实情况。结论部分的讨论证实了格拉齐奥斯（Gkartzios）的“城乡连续体”概念也适用于日本。在此，本书所介绍的移民的民族志案例被置于更广泛的人口统计动态的背景下，并被解释为一种现象，体现了当代日本社会渐进且全面的价值范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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