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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高清镜头呈现纷繁细节，力图将三国大势细说分明。穿过由耳熟能详的大事件、大英雄构成的主脉，抛开演绎故事带来的爽感，南门太守用高清镜头对准史料的字里行间，抽丝剥茧、连缀细节，织就一幅脉络清晰、信息量致密的历史图卷，支脉与主脉、局部与宏观一一浮现。
◎写大英雄，更写小人物，带你走进汉末三国的群星闪耀时。忠义还是背叛？英雄还是反贼？良策还是败笔？从朝廷到地方、从帝王到百姓，谁能始终洞若观火、稳操胜券，谁能预测和左右未来的轨迹？透过一件件事、一个个人，还原血泪交织、充满偶然性和“神转折”的纷争乱世。
◎一条与古人对话的时空隧道，为你提供具体而微的历史参考。无论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还是白领、基层工作者，又或是面临重大选择的普通人，都能读懂历史发展的逻辑与规律，与不同的人、事共情，获得更为立体、丰富的历史认知。
◎特邀历史地理学者李青淼绘制插图，图文互见、通俗易读。后附大事年表，检索方便。
◎32开平装，纸张松软趁手、可平摊掌上，携带、阅读无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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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星汉灿烂三国史”丛书简介
“星汉灿烂三国史”是一部全景式重现汉末三国百年风云的通俗编年史著作，共12卷，约280万字，用“史书显微镜”式的笔法，按照时间脉络还原历史演进与人事兴衰。
从184年黄巾起义拉开乱世序幕，到280年孙吴政权终结，作者南门太守以30年研史积累为基础，旁征博引、考辨细节，呈现一幅脉络清晰、信息密集、真实动人的三国历史图卷，带领读者重返动荡年代，理解变局中人的选择与命运。
第6卷简介
214年 益州易主 金融危机 人事变局 汉宫喋血
215年 夺取汉中 改革爵制 湘水分界 名扬逍遥
216、217年 晋爵魏王 夺嫡之争 瘟疫肆虐 鲁肃病逝
218年 下辩之战 缓慢行军
219年 无功而返 汉中称王 关羽北伐 白衣渡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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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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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门太守，本名陈忠海，文史学者、作家。著有历史人物传记11部、文史随笔集30余部，代表作有《三国全史》《三国英雄记》《三国冷知识》《建安十三年》《曹操秘史》《晚清中国与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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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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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建安，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时代
第一章 益州易主（214年）
一、庞统之死
二、诸葛亮紧急增援
三、法正的劝降信
四、马超也来了
五、名士想翻城墙投降
六、刘璋放弃抵抗
第二章 经略西南（214年）
一、刘备大赏群下
二、引发金融危机
三、汉末三国的“货币战争”
四、成都的人事变局
五、马超与彭羕
六、发展蜀地经济
第三章 进军汉中（214—215年）
一、汉宫喋血
二、华歆“发壁牵后”
三、荀攸去世
四、夏侯渊平定凉州
五、兵出大散关
六、险胜阳平关
七、张鲁的选择
八、改革军功爵制
第四章 联盟裂隙（215年）
一、巴西郡之战
二、“得陇”与“望蜀”
三、吕蒙夺取荆州三郡
四、益阳城外单刀会
五、张辽扬名逍遥津
第五章 王者之路（216—217年）
一、晋爵魏王
二、崔琰与毛玠
三、严才叛乱事件
四、大瘟疫
五、濡须口罢兵
第六章 魏宫夺嫡（217年）
一、曹操的妻妾与儿子
二、曹丕的“四友”
三、曹植的支持者
四、明争与暗斗
五、贾诩的一句话
六、尘埃落定
七、展开清算
第七章 争夺汉中（217—218年）
一、鲁肃之死
二、法正的建议
三、下辩之战
四、缓慢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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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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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建安，中国历史的大转折时代
“建安”是汉献帝使用过的年号，从196年一月到220年三月，前后共二十五个年头。建安时代虽属东汉，但人们习惯上把它视为“大三国”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吕布、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关羽、曹操等知名的“三国人物”不仅活跃在这一时期，而且在此期间先后离开了人世；官渡之战、曹操统一北方之战、赤壁之战、潼关之战、汉中之战、关羽北伐、孙权袭取荆州等著名战役也发生在这一时期。可以说，建安时代是汉末群雄逐鹿斗争最激烈，也最精彩的时期。
建安时代是一个典型的乱世。大大小小的割据者互相攻伐，几乎每一年、每一个月都有战事发生。在你争我夺的斗争中诞生了许多名将，也涌现出许多智谋传奇，人们喜欢谈论这段历史，与这些人和事密不可分。但如果以战争是否惨烈作为历史是否精彩的判断依据，未免又有些凉薄。每一场战争的背后不仅有将士的马革裹尸，也有无数黎民百姓的弃家逃难。在建安时代的二十五个年头里战事无休无止，看不到和平的希望，这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也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看，建安时代还有另一个明显的特征：它是历史由治到乱的大转折时期。在此之前，是两汉约四百年的统治，中间虽时有战事，但基本属于“大一统”王朝占主导的和平时代；在此之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历史，中间虽然也有过短暂的统一时期，但绝大多数时间处在分裂与战乱之中。建安时代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一道重要的“分水岭”？这个时代有哪些特点？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建安时代对后世产生了哪些影响？这些问题是复杂的，要找到答案，就要先弄清建安时代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其他历史时期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但建安时代似乎有些不同，关于它的第一手史料较为有限，而且由于这些史料的编撰者来自不同阵营，拥有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加上传播中的不断散失，所以留下来的史料呈现出零散、庞杂和充满矛盾性叙述的特点，让历史真相变得扑朔迷离。
建安时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时代，对这个时代的研究还需要更加深入。因此，厘清虚构与事实就是一项基本工作，任何基于虚构历史的总结，其结果都不是真正的历史规律。本书是“星汉灿烂三国史”系列读物的第六卷，聚焦建安十九年（214）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发生的历史事件。自本系列读物的第三卷开始，笔者用了近百万字篇幅来叙写建安时代，目的就是澄清史实，溯其本源，为进一步研究做一些基础性工作。在叙写历史的同时，笔者也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进行了思考，试图回答那些历史疑问，只是这些思考仍是初步和浅显的，希望得到方家的批评和指正。
为使书中时间线索更为清晰，凡涉及月份的，如无特别注明均依据史书原文呈现。书中还使用了一些汉末三国时期通用的度量衡单位，如“斤”“里”“斛”等，并在必要处进行了古今换算。特此说明。
南门太守
2024年12月
选摘一
（选自《建安：英雄的绝响（214—219）》第二章）
汉末三国的“货币战争”
蜀汉铸造的这种新货币，相对于法定的五铢钱可称为“小钱”，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董卓。汉献帝初平元年（190）春天，董卓挟天子由洛阳迁都到长安，临走前在洛阳实施了疯狂的财富掠夺，下令废除法定货币五铢钱，改铸小钱，相同的面值，但铜的用量少了，等于货币贬值，然后强制推行，赤裸裸掠夺财富。百姓手里的五铢钱不允许流通，只能拿来兑换董卓的小钱，收上来的五铢钱又可以再铸成更多的小钱，一来一往，董卓发了大财（参见第二卷第二章第三节）。
董卓所铸的小钱由于信誉太差，真正流通的领域也有限，所以当时全国的主要货币仍是五铢钱。赤壁之战后，天下逐渐呈三足鼎立的局面，蜀汉立足成都，实力相对较弱，人口少，要支撑起巨大的战争消耗，经济方面的压力很大，于是刘备集团也打起了货币的主意，刘巴建议铸造的“直百五铢”就是这样的尝试。所谓“直百五铢”，就是货币的面值等同于一百枚五铢钱，但它的重量只有四枚五铢钱重，相当于货币一下子贬值了96%。
三国鼎立之势正式形成后，蜀汉以一州之力对抗着北方强大的曹魏，时刻提防着东面的孙吴，几乎连年都在打仗，需要巨额军费作为保障，为摆脱困局，“直百五铢”不断贬值。1978年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黄荆沟出土了一坛蜀汉铜钱，其中有“直百五铢”四百多枚，却有六种大小不同的形制：最大的一种直径2.9厘米，平均重量9.8克，最小的一种直径2.4厘米，平均重量仅有3.2克。这还不是最轻的，考古发现最轻的“直百五铢”重量不足0.5克，这种钱不仅“超薄”，而且小，根本无法在上面铸出字来。
蜀汉发行“直百五铢”后，不断由官府专断发行大面值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其形制至少有三种：一是四铢重，面值一百钱；二是八铢重，面值一百五十钱；三是五铢重，面值一百钱。汉代一铢约0.65克，按原始发行规制，一枚“直百五铢”的重量应该是13克左右，考古发现的最轻“直百五铢”还不到原始发行重量的1/20，说明它本身就是以贬值为目的而铸造的货币，一经诞生就在不停地贬值。
三国时期，除了在战场上争高论低，魏、蜀、吴三方在经济、金融等领域也进行着激烈的较量。蜀汉发行新钱实施货币贬值的政策，让孙吴承受了巨大压力。这是因为在魏、蜀、吴三国中，大多数时候是蜀和吴联手抗魏，蜀、吴政治关系较好，地域也较为接近，双方贸易和人员往来频繁；蜀汉推出“大钱”后，如果孙吴继续使用五铢钱，就会有大量货币流向蜀汉。在这种情况下，孙吴在嘉禾五年（236）也推出了自己的新货币“大泉五百”。所谓“大泉五百”，就是一种面值五百钱的大钱，一枚相当于五百枚五铢钱，但是它的重量仅有十二铢，相当于两枚五铢钱多一点儿。这种贬值的力度可谓空前，蜀汉的“直百五铢”难以望其项背。
但这不算什么，仅仅过了两年，孙吴觉得这种钱还无法满足需要，又推出了一种新货币“大泉当千”，每枚面值一千钱。与蜀钱通过不断减轻钱币自身重量来进行贬值的“小打小闹”不同，孙吴货币贬值的手段就是直接加大货币面值。在“大泉当千”后，大约在赤乌年间，孙吴还推出了“大泉二千”“大泉五千”两种新钱，把货币战争推向了空前的高度。
作为三国中真正的“经济大国”，曹魏在这场“货币战争”中头脑相对清醒，当蜀汉和孙吴竞相推出“大钱”的时候，曹魏仍坚持使用五铢钱。曹魏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有一定的底气：一来曹魏幅员广阔，独占了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域，国家综合实力相对雄厚；二来自曹操开始就特别重视发展生产，通过推行屯田制、大搞水利工程等恢复农业生产，经济上有一定实力；三来曹魏长期同时与孙吴、蜀汉对抗，边境封闭，蜀钱和吴钱无法在其统治区内流通。
但毕竟处在战争时期，曹魏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严重破坏，以五铢钱为基础的金融体系越来越难以支撑，于是统治者想出了一个办法——“罢五铢钱，使民以谷帛为市”，就是停止使用金属货币，用谷和帛两种生活必需物资暂时充当货币，所有商品都按照与谷和帛的比价进行兑换。这项实物货币政策自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开始推行，但到魏明帝太和元年（227）就停止了。
实物货币本身就是货币发展史的倒退，选用谷和帛作为货币还有明显的弊端。《晋书·食货志》记载：“钱废谷用既久，人间巧伪渐多，竞湿谷以要利，作薄绢以为市。”有不法商人把谷子浸上水增加重量，或者把绢帛里的丝抽出一些让它更薄，通过这种手段牟取暴利。曹魏政府发现这些问题后，立即严厉打击，“虽处以严刑，而不能禁也”。曹魏虽然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但一直没有发行蜀汉和孙吴那样的“大钱”，扛到了最后。
汉末三国是一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几乎每天都在打仗。看三国的各场战役，从充满传奇的界桥之战、合肥之战，到以少胜多的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再到实现大逆转的夷陵之战等等，每一场战争既有看得见的厮杀、胜败，也有看不见的幕后准备和谋划，有些胜负似乎出人意料，但那绝不是因为某个人大刀耍得好，也不是因为某个锦囊里藏有妙计。赢得战争固然需要智慧和勇气，但拼的还是综合实力，是后勤保障和经济基础。
为摆脱经济困局，蜀汉和孙吴都进行了币制改革，在解决自身所面临的经济、财政问题的同时，也试图从金融方面打击对手。面对蜀汉率先发起、孙吴紧跟其后的货币战争，曹魏的应对较为冷静，基于对整体形势的正确分析和把握，没有盲目跟进，坚持了原有的币制，尽管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总体上取得了成功，在曹魏政权基础上诞生的晋政权最后统一了中国。
蜀汉从立国到灭亡的43年间屡兴战事，其间推出“直百五铢”并一再减轻其重量，虽然部分解决了朝廷财政困难和巨额军费支出问题，但也由此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无法使国家真正富强，造成了“民穷兵疲”“百姓凋瘁”。虽然诸葛亮采取了很多办法缓解经济上的压力，但他在《出师表》中不得不承认“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蜀汉后期，随着“直百五铢”越铸越薄、越来越轻，货币体系事实上已经崩溃，即使刘禅不傻，即使诸葛亮再活几年，恐怕也无力回天。
当孙吴推出了惊人的“大泉五千”时，意味着它也是这场货币战争的最终输家，虽然孙吴后来停止了一些大钱的流通，但货币体系混乱、经济衰败的局面已无法扭转，加上孙权后继者的无能和贪婪，孙吴也毫无起色。早年，孙权和曹操抗衡，屡次以弱击强打败了曹魏，让曹操感慨“生子当如孙仲谋”，让曹丕临江长叹。孙吴曾涌现出周瑜、吕蒙、陆逊等一代名将，但到了后期，孙吴在军事上只有被动挨打的份了，所有这些都是经济实力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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