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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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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19世纪40年代“类”的概念转变为核心，探讨了从黑格尔学派到马克思的思想演变关系，这是一个横跨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的第一级的理论课题，对于准确定位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史地位以及理解唯物史观的生成过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书稿主体部分分为绪论、上篇、下篇。上篇别以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为例，说明对“个体—类”的纵向二元结构进行解构的最典型的三种方法，并在此过程中分别说明他们各自理论为何会陷入二元悖论，无法前进发展。下篇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如何对上述三位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理论进行内部的深入分析，从而将纵向的“个体—类”的二元结构发展为横向的，以此进入唯物史观的新的起点；结余部分将涉及在此横向结构之后，很会又会陷入新一轮的“类”的纵向危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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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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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琳菲，1995年生于西安，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晨晖学者）。2023年获清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21—2022年于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访学，2019年获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17年获武汉大学哲学学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唯物主义、早期马克思哲学思想和德国观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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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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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青年黑格尔派与“类”哲学 1
一、“思想的统治”与青年黑格尔派 3
二、现有研究成果与缺憾 7
（一） 内在超越说：以广松涉的“飞跃论”为代表 7
（二） 延续论：后康德主义视域下的反思 10
（三） 论战说：以新MEGA第Ⅰ部门第5卷“编者引言”为例 14
（四） 各类专题研究 16
（五） 现有研究的缺憾 19
三、“类”的解体与重生 21
（一） “个体—类”二元结构 21
（二） 研究方法于本书思路 23
第二章 “个体—类”的纵向结构：从黑格尔到青年黑格尔派 35
一、黑格尔哲学中“个体—类”的纵向结构 37
（一） “类”的表达：绝对精神与国家原则 39
（二） “个体”的表达：历史与宗教哲学中的个人因素 44
二、青年黑格尔派对“个体—类”结构的态度 54
（一） “三月革命前”思想解放运动 54
（二） 泛神主义背景下的近代“主体性” 58
（三） 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目标 62
三、本章小结 64
第三章 理性下沉的解构方式：以鲍威尔为例 67
一、布鲁诺·鲍威尔面对的哲学困境及其理论立足点 70
（一） 鲍威尔哲学的理论背景及其目标 70
（二） 研究者对鲍威尔哲学的理论定位 73
二、“自我意识”与“普遍的自我意识” 84
（一） 基于宗教批判的“自我意识”萌芽 84
（二） “自我意识”的哲学宣言 87
（三） “普遍的自我意识” 95
三、“普遍的自我意识”之现实化 103
（一） 费尔巴哈的“类”与鲍威尔的“大众” 103
（二） 鲍威尔的政治哲学原则 110
（三） 犹太人问题 113
四、本章小结 119
第四章 绝对个体的解构方式：以施蒂纳为例 125
一、“唯一者”是不是“思想的统治”的产物 128
二、施蒂纳对既往理论的批判及其自身理论目的 134
（一） 施蒂纳对费尔巴哈和鲍威尔的批判 136
（二） 现代政治谎言 143
三、施蒂纳如何建构起“唯一者” 146
（一） 独自性与权力 148
（二） 人的交往与社会 152
（三） 普遍性的保留：爱与教育 159
（四） “联盟” 161
四、本章小结 163
第五章 影像论的解构方式：以费尔巴哈为例 165
一、费尔巴哈对新哲学起点的说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 169
（一）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 169
（二） 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与“类本质” 172
（三）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是有效的吗？ 178
二、为理性划界：对象实在法与泛神主义 185
（一） 对象实在法 185
（二） 回到康德和康德以前 189
（三） 心理学与影像论 197
（四） 对象与感觉主义 202
三、基督教的本质与人的类本质 205
（一） 个体与类意识 205
（二） 人本质对象化的异化形式 208
（三） 费尔巴哈与施蒂纳的争论 212
（四） 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主体间性 215
四、本章小结 218
第六章 马克思对三种解构方式的结构性反思 221
一、基于费尔巴哈立场的鲍威尔批判 224
（一） 鲍威尔的解放思想何以不可能 225
（二） 鲍威尔意识哲学中的根本问题 228
（三） 基于费尔巴哈主义的立场 230
二、“唯一者”的冲击 233
（一） “精神的历史”与“现实的历史” 234
（二） “唯一者”何以是虚构的 238
（三） 《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施蒂纳问题” 244
三、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单一主客二元结构的克服 251
（一） 如何理解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 252
（二） 单一主客二元结构的弊端 266
（三）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双重改造 272
四、从“个体—类”的纵向二元结构到横向二元结构 277
五、本章小结 280
第七章 “ 个体—类”的横向结构：以《德意志意识形态》
“费尔巴哈”章为例 283
一、“人”与“社会” 287
（一） 人类历史起源的“四因素说” 287
（二） “个人→社会”生成性逻辑的非本质主义倾向 291
二、共产主义与分工交往 294
（一） 关于“共产主义”的分栏叙述对比 295
（二） 关于“异化”的分栏叙述对比 298
三、分工何以推动历史发展 301
（一） 分工与统治关系 301
（二） 分工与世界市场 305
（三） 如何看待“两种分工论” 314
四、恩格斯的“个体—类”横向结构 320
（一） 国民经济学视域下的共产主义 320
（二） 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反思 324
五、本章小结 327
结语 对新的“类”结构的思考 331
后 记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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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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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崔琳菲在其博士论文《“类”的解体与重生——从青年黑格尔派到马克思》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
1841年，继费尔巴哈发表了《基督教的本质》（1843年再版）以后，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重心开始转移到作为整体的“人（Mensch）”或者“类（Gattung）”与个体的关系上。由于“人”或者“类”是青年黑格尔派用以取代基督教中的“神”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新概念，且其产生都与它们的世俗基础即尘世的生活密切相关，德国哲学出现了“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的转向[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页。]。作为这一转向运动的最终成果，就是马克思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的唯物史观的诞生。因此，“类”是前接“神”和“绝对精神”，后续“现实的个人”的中介。通过对这一“类”的概念的形成、演变以及解体的说明，完全可以将黑格尔、青年黑格尔派和马克思这三者的思想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史解释。这一思想史解释，不仅对于理解肇始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德国哲学的思想转向，而且对于准确定位和把握青年黑格尔派的地位和唯物史观的实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它属于思想史上第一级的理论课题。
本书所致力完成的正是这一理论课题。
随着启蒙运动和新教改革的深入，人的个体一侧的主体地位不断上升，“自我（Ich）”拥有了过去只有神才配有的普遍性和超越性。此岸与彼岸之间的人神对立关系转移至人的世界内部，呈现为“个体与类”的对立关系。这一对立在黑格尔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黑格尔继承了斯宾诺莎以来的哲学传统，将神与人置于同一个世界内部，用理性来规定神的本质，让神回归于人；另一方面，他又反对将神完全纳入到人的主观当中，强调需要保留了神高于人同时外于人的地位。这一点在他的宗教哲学中，特别是在批判以康德为代表的“主观性的形而上学”以及“主观神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对于经历过启蒙的黑格尔而言，这种“神-人”二元结构并不是以传统的神学方式，而是以“精神—人”，用本书的说法，即“类—个体”的方式呈现的。这种二元结构固然可以避免主体主义和主观神学的缺陷，但是也会带来客观精神对个体主观自由的束缚甚至压迫，用本书的话说，会带来“思想的统治”。因为，在这种结构中，真正构成事情的本质和动力的是作为思想的“类”，个体只不过是前者的载体或者前者现实化的工具，两者的作用是不对等的，前者高于后者。本书把这种“思想的统治”状况称作“‘个体—类’的纵向结构”。
如何消解这一纵向结构就成为19世纪40年代初期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主旋律。由于这一结构本质上属于神学的二元论结构，故青年黑格尔派对此的反抗采取了宗教批判的形式。本书列举了该学派的三个代表人物鲍威尔、施蒂纳和费尔巴哈的观点。首先是鲍威尔。一般认为，对神学二元论的批判始于费尔巴哈，但是本书却与这一“常识”不同，将鲍威尔视为反抗这一纵向结构的第一位旗手。本书作者提出，鲍威尔反对“理性—个体”之间的分裂——他所说的理性类似于德国观念论中的先验理性，或者类似于被费尔巴哈批判为“理性神学”中的“理性”——强调不应像黑格尔那样，将理性视为外在于个体的存在，而应让理性“潜在”于个体之中，并通过个体自身的活动将理性现实化为个体自身的规定，以此来实现两者的统一。也就是说，鲍威尔实际上是通过将理性“下沉”到个体身上的方式来结束“个体—类”的分裂的。
其次是施蒂纳。施蒂纳反对任何在个体之外和个体之上还有什么“类”存在的设定，认为这种设定本身就等于承认了人的彼岸性，承认了“个体—类”的二元结构。因此，从一开始就应该将“类”从个体中驱除出去，只保留个体本身。为了保证个体本身不再拥有任何普遍性的本质，他还故意不将人的个体称作个人，而是称其为“唯一者（Einziger）”或者“自我(Ich)”。因此，他是以取消“类”一极的方式来消除“个体—类”的纵向结构的。其方案对于这种二元结构具有毁灭性，如果真能成立，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案。
最后是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在认识论上将感性直观视为认识的起点，这样就为结束“理性—人”的二元论提供了逻辑前提，即包括理性在内的一切都可以从人的感性一极中得到解释。面对“神—人”二元论，他证明了神的本质只不过是人自身的普遍性“类”，然而人却错误地认为“类”原本是神固有的东西，因此应该将“类”从神那里收回来。也就是说，费尔巴哈是通过“收回”的方式来消解“个体—类”纵向结构的。需要指出的是，这是本序作者的解释，而未必是本书作者的解释。因为，本书作者在说明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时使用了所谓的“影像论和心理学”，即费尔巴哈为了保留上帝存在，像康德悬置物自体那样，将上帝也悬置起来，由此出发将人们头脑中的上帝观念解释为位于彼岸世界的上帝将自己投射给此岸世界的结果。“人们所认为自己能够理解的上帝，实则是作为实体的上帝在人间的投影，是人的心理错认”（见本校样第201页——定稿前需再核实）。这一解释颇为新颖且奇特，与传统的费尔巴哈解释不符。传统的解释认为，费尔巴哈在《基督教的本质》中给出是“神是人的自我异化”的解释，即神只不过是人把自己的“类本质”投影给上帝的结果，投影的主体是人。当人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就会把异化给上帝的“类本质”收回到自身。而在本书作者这里，投影的主体是上帝，两者的解释正好相反。本书作者之所以会采取这一新解释，可能是为了强调费尔巴哈是有神论者，其宗教批判在根本上就无法消除“神—人”二元论结构，因为上帝本来就在彼岸世界实在。
综上所述，本书作者与通常的，也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中采取的“费尔巴哈——施蒂纳——鲍威尔”的顺序相反，而是采取了“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这样的叙述顺序。之所以要采取这一顺序，是与本书作者对这三人之于“绝对精神的瓦解过程”所发挥的作用的认识分不开[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3页。]。这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值得玩味。
但是，在本书作者看来，无论是鲍威尔，还是施蒂纳和费尔巴哈，都没有真正完成他们制定的理论目标。鲍威尔只不过是把黑格尔的“精神”置换为“普遍的自我意识”，然后在个体的内部让它维持着对个体的统治；施蒂纳虽然在反对这一纵向结构上表现得最为积极且彻底，但他能否在理论上真正驱除“类”是令人存疑的。事实上，他在讨论人们的交往时，又不得不将带有“类”色彩的“爱与教育”预先设置在“唯一者”当中，结果使“唯一者”变得不再唯一。而费尔巴哈，正像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所批评的那样，只不过是将宗教中存在的“神—人”结构转移到人的内部而已，或者像本文作者所指出的，原本就是本来意义上的宗教二元论。总之，他们都未能消除“类—个体”的纵向结构。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他们三人放在一起，把他们统称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原因。
而真正抹平了这一纵向结构是马克思本人，这是本书作者所着力强调的。在思考的出发点上，马克思与等青年黑格尔派一样，都是要将由“类”统治个体的纵向结构改变为“个体—类”的横向结构。青年黑格尔派之所以完不成这一理论目标，是因为他们都把“类”当作先天给定的观念，没有回答“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261页。]。结果无论是让“类”“下沉”，还是将它“悬置”，无论怎样挣扎，由于“类”先天已经在那儿，最终都逃不脱陷入纵向结构的命运。因此，要想消除这一纵向结构，必须要让“类”经由个体在后天生成。由此生成的“类”将不再是先天的普遍观念，而是由复数个体通过分工和交换而编织成的网状社会结构。这才是马克思想要的“类”，也是本书作者想要获得的“横向结构”。
恩格斯在晚年回顾费尔巴哈对他们的影响时曾称，费尔巴哈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其实，这一说法也适用于包括鲍威尔和施蒂纳在内的整个青年黑格尔派。按照这一说法，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黑格尔哲学密切相连，而青年黑格尔派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中介作用。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在“绝对精神的瓦解”的废墟上，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并最终创立出唯物史观的，就成为后继学人不得不去说明的。本书所完成的无疑是这一工作。由于本书提出了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共有“个体—类”的问题框架，最终由马克思将两者的纵向结构转变成了横向结构这一独到见解，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研究青年黑格尔派以及早期马克思思想形成史的新方向。
韩立新
2025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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