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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书写中国人自己的艺术史
艺术史研究学者、画家、书法家、收藏家陈滞冬先生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丰富的艺术创作经验。在创作本系列丛书时，他立足于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历史观，以中国人的视角重新阐释中国艺术的漫长发展历程
·既是一部艺术史，也是一部思想史
“艺术品是人类重要的精神生产活动结果，艺术史则是对这种精神活动的解释与体悟”。本书不仅关注中国艺术的发展，还重点讨论艺术作品背后的社会背景、创作思想和人文价值。可以说《中国艺术史》系列丛书既是一部全面的中国艺术通史，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
·分享新知，更新知识体系
在耗时多年的创作历程中，陈滞冬先生持续关注最新学术成果及相关考古发现，拒绝重复千篇一律的“时间线”与“经典作品”，力求分享新知，启迪思想。
·值得收藏的艺术类佳作
精装高品质印刷，200余幅精美图片，展现恢弘灿烂的中国艺术史，带来视觉享受，建立感性认知。
《中国艺术史 第三卷》 独家亮点
1. 文化下沉与雅俗对立
元朝科举制度的废止，使得文人再度参与绘画，并与职业画工形成雅俗对立，带来多元化审美。
2. 从梵像到青花
藏传“梵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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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艺术史研究学者、画家、书法家、收藏家陈滞冬先生有着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和丰富的艺术创作经验。他耗时多年创作的《中国艺术史》系列丛书立足于摆脱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历史观，以中国人的视角重新阐释中国艺术的漫长发展历程，并分享最新学术成果及相关考古发现。
全书上迄中华先民时期，下至19世纪上半叶，涵盖绘画、书法、建筑、雕塑等艺术类别，同时重点讨论艺术作品背后的社会背景、创作思想和人文价值。可以说《中国艺术史》系列丛书既是一部全面的中国艺术通史，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史。
《中国艺术史 第三卷》（元明清三代）
本卷深入探讨了十三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初，中国艺术发展的跌宕历程。在这数百年间，中国社会历经不同朝代的更迭与外部世界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艺术在数次革新发展中呈现出多元化样态。
十三世纪起蒙古民族的兴起建立元朝，既在同世界的互动中缔造了“青花瓷”艺术风潮，也在元朝对中原文化传统带来的冲击下，促使艺术家以文人画作为动荡社会中的精神依托。明初复杂的社会环境带来绘画艺术的多元发展，同时深刻影响了中国皇家建筑美学的范式。而江南地区商业及手工业的繁荣发展又推动了个人主义的兴起，不仅深刻影响了文人艺术的审美，也促进了大至园林小至器物美学的民间世俗艺术的发展。自明末兴盛的木版彩印技术发展到清代时，对文人画的普及与衰落均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宫廷绘画艺术在清朝达到鼎盛，并出现了中西合璧的艺术风格。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带来了伪古典主义与装饰艺术的繁盛，而西方世界的闯入结束了世俗虚艳的审美狂欢；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迎来了“海派画风”的习尚，中国艺术由此开启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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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滞冬，1951年生于成都，艺术史研究学者、画家、书法家、收藏家。1984年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奖。1987年获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文学硕士学位。曾任职于成都永陵博物馆、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青年书法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兼创作评审委员、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省巴蜀文艺基金奖书法奖评委。
陈滞冬少时师从陈子庄（石壶），后师从晏济元学习中国绘画。曾在北京、台北、巴黎、成都、兰州、太原、南京、杭州、威海、郑州等地举办个人画展。出版画集：《陈滞冬画集》《陈滞冬花鸟作品选》《玉山高处：陈滞冬作品集》《秋月春风：陈滞冬工笔花鸟画》。
已出版个人著作《大风堂传习录》（2022）、《中国书法学论著提要》（2021）、《嵇康之死》（2020）、《存在的借口——艺术家及其时代》（2018）、《中国书画与文人意识》（2017）、《丹青引：中国画研究与欣赏》（2016）、《石壶论画语要》（2010）等；翻译作品《中国历代书法》《新出土中国历代书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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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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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断裂的文明
12.1 横扫欧亚的风暴 / 3
12.2 大都与运河 / 19
12.3 精神虚脱与艺术泛化 / 33
12.4 文化下沉：从梵像到青花瓷 / 48
12.5 心画 / 67
12.6 神圣的山峰 / 89
第十三章 艰难复苏
13.1 苏州的悲剧及其他 / 113
13.2 北京与紫禁城 / 126
13.3 长城：一家天下 / 141
13.4 “ 院体”与“浙派” / 156
13.5 吴郡丹青 / 173
13.6 猿啼鹤唳：本能的呐喊 / 205
13.7 偶像的黄昏 / 235
第十四章 庶民的狂欢
14.1 从东庄到《园冶》：会心不远 / 263
14.2 独与石周旋 / 285
14.3 器不离道：分裂的时尚 / 301
14.4 丝与瓷的蜕变 / 320
14.5 叛逆的文人书法 / 337
14.6 印刷术与大众审美整合 / 353
第十五章 剧变
15.1 政治变迁与文化转移 / 371
15.2 遗民的山河：墨点无多泪点多 / 392
15.3 观念的形式与唯美主义 / 415
15.4 扬州，扬州 / 433
15.5 画谱与木版彩印术 / 451
15.6 时髦的宫廷：西来意 / 468
15.7 皇家园林：虚拟的江山 / 483
第十六章 缓慢的衰颓
16.1 金石学与艺术突围 / 503
16.2 伪古典主义 / 519
16.3 江南好 / 533
16.4 俗世的神明 / 551
16.5 装饰的泛滥 / 566
16.6 海上风来 / 580
后记 601
参考书目
一、典籍 / 620
二、论著 / 622
三、图录 / 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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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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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艰难复苏
13.3长城：一家天下（选摘）
各种复杂且相互作用的物质条件在那样一个时代因缘际会，造就了十五世纪之后中国民间世俗社会的极度繁荣。民间财富的积累、物质生产和商业流通所构架的多层次社会空间的存在，为那些从读书做官这唯一生活通道中逃逸出来的明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安身立命和发展自己精神生产的物质条件与物理空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读书而不出仕、依靠优裕的家产过着诗意的生活，并在文学和书画艺术上的成就都允为一代文人精神领袖的儒家知识分子，如一生都生活在苏州的沈周（1427—1509年）。
在南方经济发达的城市中，有着与沈周类似生活态度和艺术态度的儒家知识分子并不在少数。这些人在审美趣味上蔚成一股强劲的新风，他们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所追求的艺术品格，与明初就以皇家审美原则为规范的院体绘画群体的艺术取向有着极大的差异，官方审美和民间审美的界域首次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且由于社会财富的支持，越到明代后期，这一领域中代表民间审美的新流派就越受到社会人群的深切关注，其创作活动也越活跃。
在后来的艺术史叙述中，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人被指为明代绘画艺术的代表人物。四人中，除了沈周是终生不仕的乡居地主之外，文徵明（1470—1559年）也未参加科举考试，而是在中年（四十一岁）时因被推荐而赴京任翰林院待诏，四年后即辞官南返，居家以诗文书画自娱；唐寅（1470—1524年）则是不到三十岁就因科场案备受牵连的落魄文人，浪荡江湖间以书画得享大名；仇英（约1501—约1551年）出身画工，后被画家文徵明、鉴藏家项元汴器重，研习绘画，终成一代宗师。
除了明代中晚期以后江南繁荣的市民社会，以及那样一个商业化程度甚高、经济极其发达并崇尚奢侈、沉迷于世俗生活的社会环境之外，要想在古代中国的其他时代、地区里，像沈、文、唐、仇这样成为引领一代艺术的历史性代表人物，是不可能的。
明代后期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特别是江南地区，普通人生活的富足安逸程度可能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而当时的中国也是全世界最平和安然、文雅富庶的地方。任何一个富庶的社会，对普通人来说都是一个好社会；任何一个商品经济发达的时代，对普通人来说都是一个好时代。
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的江南，拜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民间财富的积累之赐，出现了一系列大小不等的商业城市和经济文化中心，其中以南京、松江、昆山、无锡、嘉兴、杭州、湖州、广州最为突出，尤以苏州为经济和文化上的重镇。
苏州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文化传统，促使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市民社会发展出了一系列世俗生活的审美标准，并引领着整个晚明（1570年以后）社会的审美趣味。炫耀性的、浮华奢侈的、魅感精致的装饰图案几乎遍布人类生活中目光所能接触到的所有物体表面，小到妇女的首饰、文人的笔砚，大到居室房屋（后来成为明代四大画家之一的仇英，早年就是为豪富人家装饰房屋的画工）。
这种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装饰欲望与装饰风格，借助江南地区蓬勃发展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几乎被无限地放大和复制，利用奇思妙想的器物造型与魅感多彩的装饰手法，把瓷器、漆器、金银器、玉器、丝织品、竹木牙角器、家具、衣饰等日常用品，变成了炫耀财富的奢侈品，变成了首先提供视觉的愉悦感和触觉的柔顺丝滑感，然后才考虑其使用功能的“耳目玩好之物”。浮华的世界最终把对于艺术的感官体验变成了批量生产的手工艺品，变成了布满装饰意识的日用器物。
古代中国平民社会从未经历过如此繁荣的发展。人口和财富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晚明时代（约1573—1644年）的江南地区成为许多新的艺术审美原则与艺术创造的诞生之地。商业意识鼓煽下的社会享乐气氛四处弥漫，个人内心的欲望无限膨胀，市民社会的各种梦想迅速飞腾起来，超越于现实之上。
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性分裂，在十三世纪元朝统治之后再一次引发文化下沉，逃离仕途转身投入民间生活的知识分子，深刻参与商业和文化活动，使得市民社会那些冗杂多变的思潮和精神旨向以文学的形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由弹词小说逐渐积累成形且最终都无法确认作者的文学作品，代表了市民阶层对于现实世界和理想世界不切实际的多重梦幻：《三国演义》对政治历史的幻梦；《水浒传》对道义与英雄传说的幻梦；《西游记》对宗教与献身精神的幻梦；《金瓶梅》对财富和享乐主义的幻梦。在这个文学的世界中，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在市民自我疏离的审视目光中被重新搬演，如隔岸观火般欣赏一场轰轰烈烈、若幻若真、着意留情的梦境。再没有人去计较其间的真与伪、虚与实、正与邪、悲与喜，为了满足市民的个人欲望，文学家不惜篡改整个世界，或者说，重新创造了一个市民更愿意相信也更喜欢的世界。
万历十一年（1583年）进士、投身仕途十五年后弃官归隐于江西临川的汤显祖（1550—1616年）生逢其时，在其不朽名作《临川四梦》（《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中，把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冲突归结于知识分子推崇的“情”，以为情之所钟能使日月易位、天旋地转、阴阳颠倒。
苏州的落魄文人冯梦龙（1574—1646年）身历了整个晚明的繁华，他敏感于山歌时调中唱出的愚夫愚妇的真情实感，记下近八百首歌词，编为《挂枝儿》《山歌》《夹竹桃》（参见《明清民歌时调集》）。在这些歌词里，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在晚明最底层的社会人群中，“情”早已蜕化为“欲”，人性最基本的各种欲望、人性最隐秘的各种冲动在晚明社会的各个角落里肆无忌惮地奔涌躁动。正是这股来自人性最深处的动能，支撑起了那个浮华的商业社会中一切场景的变换与众多角色的扮演。
晚明社会中审美趣味的雅俗之别公然各据一端，互相睥睨。但我们却因此既能看到文震亨的《长物志》、计成的《园冶》中对于居室器用以雅洁掩饰的奢华，又能看到《金瓶梅词话》中普通人对于富豪生活的真切想象：在充斥着浮夸的色彩与繁缛图案的居室庭院中，上演一场由欲望导演的人生无情之游。
不过，事实上晚明社会中所创造的器物大多数情况下都在雅、俗两端的审美旨向间纠结缠绕，让人欲辨不能。这是因为当我们面对那些数百年前遗留下来的日用奢侈品时，它们早已脱离了当年创造和使用的场景，我们再也无法重新进入晚明人所身历的场景，用他们的目光准确感受到那些物品当年对使用者感官的魅惑。或者，我们再也不能于一瞥之下明白它们所象征的家族财富、社会地位、文化品位与个人偏好了。时光迤逦数百年，晚明艺术家富于热情的装饰，如今只剩下现代人眼中冷峻的设计以及由这些设计所引起的一声声感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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