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2月12日，位于墨西哥城瓦哈卡大道31号的电影院对面的公园里，埃莱娜·波尼亚托夫斯卡〔3〕惊慌失措地奔向一个汉堡摊，要了一块生肉，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正怔怔地坐在公园长椅上等着她。在此之前，他最好的朋友当众将他一拳撂倒在地。街上和影院内的气氛同样紧张，此刻正在放映智利导演阿尔瓦罗·科瓦切维奇执导的《安第斯的奥德赛》（La Odisea de los Andes），电影里的空难幸存者们靠着分食同伴的尸体幸存下来。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右手的指关节仍在抖动，虽然只是一拳，却是颇具分量的一拳。两人的众多好友来回奔走，感到惊惶而痛心。大家来不及思考，脸上的表情千奇百怪，内心的不安像蚂蚁在游走，议论声断断续续。世界天翻地覆，“文学爆炸”就此结束。
至今仍有人否认“文学爆炸”的存在，其实它不是一起普普通通的事件，而是许多事件的混合，是一个充满激情与活力的集合体：它是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一个亲密的朋友圈、一个读者呈几何倍增的世界级现象、一个利益与理想的共同体、一片政治与文学论战的沃土（其中掺杂着个人的悲剧，也有少许快乐与幸福的种子）。就像时间长河中每一段人类历史一样，它也包含了恩怨情仇、生老病死、苦乐欢笑。它是20世纪西语文学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它让我们的情感变得更加丰富而深刻。
于我而言，我更愿意简简单单地把“文学爆炸”看作在我的城市发生的一段美好故事，这个故事在1976年2月12日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画下了句号，其标志就是敷在加博眼睛上那块血淋淋的生肉。
下文节选自第二节《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大爆炸”》
加博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住在墨西哥时，尽管也懂得忙里偷闲，但整体上感觉很挫败。他经历了每一位电影编剧都会遭受的挫折：创作灵感枯竭，电影制作过程过于复杂，需要仰仗许多人，还要考虑预算问题。不过电影上的失败正是导致他专注于小说创作的原因之一。1965年7月5日至8日，卡门·巴塞尔斯到墨西哥城看他。“她是从纽约来的”，刚跟哈珀与罗（Harper and Row）出版公司的罗杰·克莱因签订了合同，把加博的四本小说——《枯枝败叶》、《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和《恶时辰》——的英文版权打包卖了1000美元。巴塞尔斯把支票交给他时，加博骂道：“这是一份连狗屎都不如的合同！”那时他俩才刚认识没多久。
巴塞尔斯向我解释说：“其他英语出版社对他根本不感兴趣，我觉得自己已经做得够好了，没想到他却当头泼我一桶冷水。”所以一开始她觉得加博是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在那之前（自1962年起），巴塞尔斯只负责代理加博作品的翻译版权，从那次见面之后一切都变了，她和加博新拟了一份合同，宣布同时代理他作品的西语原文版权。加博请他的朋友路易斯·比森斯做证，半开玩笑式地在合同中写道：他授权给巴塞尔斯代理其作品的所有语种版权，“期限为150年”，直到2115年。
哈珀与罗出版公司的档案室中至今仍保存着那份“连狗屎都不如的合同”，由于沟通上的延误，正式的签署日期其实是1965年8月6日。早在1962年，巴塞尔斯就已经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法语版权卖给了法国的朱利亚尔（Julliard）出版社。1982年，加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一切出现了质的改变，巴塞尔斯也将她的合同碎片化战略推向了顶峰。她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合作，将作品版权按照不同国家和年份进行售卖，甚至取消了独家出版条款，在同一国家内把同一本书卖给不同的出版商。
为什么一名身在巴塞罗那的文学代理人会为一位侨居墨西哥的哥伦比亚作家效力呢？这要归功于居住在哥伦比亚的西班牙作家何塞·曼努埃尔·卡瓦列罗·博纳尔德（José Manuel Caballero Bonald），他很喜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小说，于是便提醒“大妈妈”卡门·巴塞尔斯要留意“这个男孩”：
卡门写信到波哥大来，让我介绍一下哥伦比亚近期出现的优秀小说家，我立刻给了她三个名字：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佩德罗·戈麦斯·巴尔德拉马，还有我忘了是阿尔瓦罗·穆蒂斯还是阿尔瓦罗·塞佩达·萨穆迪奥。
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还完全算不上是哥伦比亚最出色的作家，实际上他那会儿才刚刚起步，只有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博尔达（Eduardo Zalamea Borda）和埃尔南多·特列斯（Hernando Téllez）等少数几位文学评论家公开支持他。2006年3月我曾经在西班牙奥维耶多的街头偶遇过卡瓦列罗·博纳尔德，他调皮而大度地微笑着对我说：“你能想象到我的话让卡门赚了多少钱吗？”
在巴塞尔斯造访后没多久，加西亚·马尔克斯便开始闭门创作《百年孤独》，“我要为我童年时代的全部体验寻找一个完美的文学归宿”。巴塞尔斯很迷信，加博的外婆特兰基利娜也一样，总是“想象着不幸迟早会降临”。《百年孤独》的源头就是加博儿时的记忆或是幻想：他家的大宅子、喜欢吃花园里的湿土和墙皮上的石灰的妹妹玛格特、能预知未来的外婆……书中有许多情节都源自现实：同名同姓的诸多亲戚、外婆用其果实来做甜点的那几棵番石榴树、小说中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被绑的那棵栗树、外公带他去商店看被冰块冻住的鱼的那一天……
在2011年2月的卡塔赫纳，加博的弟弟、美洲新新闻基金会（即加博基金会）副主席海梅·加西亚·马尔克斯令我相信了魔幻现实主义，因为他用玩笑的语气为我补充介绍了加博早期的一段经历：“小加博的第一次性经验是母骡给的，我们这里许多人都是这样，因为骡子最适合不过了。他告诉别人自己12岁就开始逛妓院，其实没那么早。”
他在墨西哥城住所的书房里完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这部著作，每天从早上8点半写作到下午2点半，跟放学回家的孩子们一同吃过午餐后又继续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直到晚上8点。他的朋友们天黑后会来拜访他，特别是阿尔瓦罗·穆蒂斯和卡门·米拉克莱夫妇以及赫米·加西亚·阿斯科特其父亲（一位西班牙外交官，1939年流亡到墨西哥）和玛利亚·路易莎·艾里奥夫妇（《百年孤独》献词里提到的那两位）。他们带来食物，提供经济援助与保姆服务，还针对小说情节与他讨论到深夜。
穆蒂斯告诉我，他负责协调财务方面的工作，也就是说，“要随时留意加博的银行账户，并采取相应行动，在必要时提供支持”。除了自掏腰包之外，穆蒂斯这位当时已被视为哥伦比亚最优秀诗人的电影公司高管还从朋友那里众筹资金，包括加博的一位屠夫朋友。这位朋友“是一位谦逊的商人，他的肉铺就开在加博家对面街道的拐角处”，经常赊账给他们。“他知道我在写一本很重要的书，所以就想着如果我成功了，他也能得到分成；要是失败，那么他的积蓄就打水漂了。”穆蒂斯还说，每天傍晚时分，加博停止写作，走出那间沐浴在阳光下的书房，“就像刚打完一场十二回合的拳击赛，精疲力竭”。尽管穆蒂斯做了很多努力，加西亚·巴尔恰夫妇还是拖欠了好几个月的房租，并且典当了家中的各种电器。梅塞德斯·巴尔恰（在《百年孤独》中化身为尼罗河水蛇，因为她爷爷是埃及人）竭尽所能，在加博计划成书的6个月内凑到了5000美元，结果他花了12个月才正式写完（根据不同资料，有说13个月、14个月、18个月，甚至30个月的）。拖家带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辞去了工作，中断了社交，在进行一场豪赌。根据巴尔加斯·略萨的说法，这部作品是从1965年1月开始创作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声称是10月，杰拉德·马丁则认为是7月。
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跟巴尔加斯·略萨谈及自己当时的写作日程：
我的神经衰弱越来越严重，在写作时无暇顾及其他任何事情，哪怕我的妻儿正在忍饥挨饿。我每天早上9点钟坐在打字机前，一口气写到下午4点，因为到那个点我的脑子就会嗡嗡作响，不是因为疲惫，而是因为抽了太多烟。午饭我随随便便应付了事，然后尽量午睡到6点，睡起来后开始思考第二天的写作计划，做笔记，直到凌晨。有时候实在缺乏灵感或是出于怠惰写不出新东西，但又不想打断写作节奏，我就会整段整段地抄写之前的章节。还有其他怪癖呢：我只能在天气炎热时写作，一旦天冷，我的大脑就会被冻住，一切就都完蛋了。我没法像富恩特斯一样淡定，他甚至可以坐在刀片上写作。因此我十分能理解你信中所描述的状态，不过你比我幸运，因为你眼下正处在最适宜创作的城市，对我来说，那里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我曾经去过那里，本来是打算好好旅游一番的，没想到最后却不得不把自己关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那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差不多写完了格兰德大妈的全部故事，尽管错过了旅行，却得到了一本书。我相信一开始的杂乱无章过去之后，同样的事情也会在你身上发生。我最近的烦恼是，必须搞到钱才能开始写作下一本小说：《族长的秋天》。这本书将是一部长篇独白，一个年老昏聩、耳聋眼花的独裁者试图在革命法庭上为自己开释。这本书我两年前就写过一次，但是方法不对，写得很烂，现在我找到了解决办法，所以得赶紧凑钱，好让我的家人能挨过接下来的6个月。最讽刺的是，明明我完全可以靠电影和广告的收入养活家人，但偏偏眼下这份工作令我疯狂；它使我神经疼痛，没有任何镇痛剂能缓解，只有写作才能让病痛消散。我们拉美作家究竟还要在这种可笑的状况下生活多久呢？……我的情况尤其严重，因为我有一个不容亵渎的原则，就是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创作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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