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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文学、物理学、哲学的跨学科深度对话 通过博尔赫斯、海森堡、康德三位巨擘的思想碰撞，打破传统学科界限，让读者在一次阅读中同时感受博尔赫斯作品中的诗性想象、海森堡不确定性原理的科学震撼与康德先验结构的理性框架，从而形成更加立体、全面的知识图景，并最终揭示了“现实的终极本质”，回应了信息爆炸时代的认知焦虑，让我们认识到“怀疑精神”与“理性边界”的价值。 ★ 人物生平与思想实验、理论的深度融合 以三位巨擘的人生际遇为线索，如博尔赫斯失恋，康德失去挚友，海森堡与传统物理学家的争论，通过芝诺悖论、无限记忆者困境等案例，将抽象思辨转化为了易理解的认知挑战，将艰深的理论转化为了具象的叙事，以高超的叙事策略与高度的可读性，让读者领略主动质疑既有假设、挑战认知定势的乐趣，培养逻辑推演与多角度思考的能力。 ★ 对人类理性与认知局限的深度反思 在技术为王的时代，本书告诉我们，“理性需敬畏未知”，否则我们便会“失了分寸，把工具当作偶像来崇拜”，被理性引入歧途。通过如康德的因果悖论、博尔赫斯对“自我溶解于神性”的恐惧、海森堡对“语言静、动态”的区分，本书对于现代人对科学的“过度”自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內容簡介： 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奇才，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共振。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痛失所爱，由此洞悉了爱情与失去其实本为一体；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在量子领域的荒谬性争论中，顿悟了对现实的完美描述原来永不可得；普鲁士哲学家康德则穷极理性之思，推演出了人类心智的固有疆界。 在本书中，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威廉·埃金顿将把文学的诗意、哲学的叩问与科学的实证，幻化为动人心魄的“三分屏画面”，带领我们同时穿越三位巨擘的思想迷宫，去体察一个震撼且深刻的真相——那就是现实本身与我们所感知的“现实”之间，横亘着一道永远无法弥合的鸿沟。 但也正因为这条存在于浩淼宇宙与微小量子、自由意志与绝对宿命之间的巨大裂隙，我们这些有限且必死的普通人，才得以去追问自我、自由意志、生命意义，道德、美感、理性的根基，乃至宇宙本身的起源与本质这类宇宙间最深邃的谜题…… 關於作者： 威廉·埃金顿 William Egginton 1969年出生于纽约，美国文学批评家、哲学家，现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人文学科德克尔教授、现代语言文学系主任，亚历山大·格拉斯人文研究所所长，著有有关戏剧、虚构写作、文学批评、心理分析、伦理学的著作，如《世界如何成为一个舞台》《堕落与伦理》《历史的皱纹》《哲学家的欲望》《真理剧场》《为宗教节制辩护》《发明小说的人》《美国心灵的分裂》等。 目錄： 引言 它去哪儿了？ 第一部分 站在时间切片之上 第一章 难以忘记 第二章 此刻简史 第三章 把它具象化！ 第二部分 不是上帝 第四章 纠缠 第五章 在永恒的相下 第六章 眨眼之间 第三部分 宇宙有边界吗？ 第七章 宇宙（别人管它叫图书馆） 第八章 引力 第九章 量身定制 第四部分 自由的深渊 第十章 自由意志 第十一章 分岔的小径 第十二章 埋葬心魔 后记 致谢 注释 参考书目 延伸阅读 內容試閱： 引言　它去哪儿了？ 1927 年5 月21 日，将近晚上10 点时，一架飞机冲出了巴黎西北方的云层。它先是掠过整个巴黎，环绕埃菲尔铁塔两周，然后朝着东北方，向平日里十分冷清的勒布尔热机场飞去。飞机上唯一的飞行员，一名姓名不详的美国人，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25岁要稚嫩几分。见到等待着他的拥挤人群后，他惊讶不已。这名年轻人于当晚10 点32 分降落，而此时，他的飞行时长已经超过了33 个小时。他先是奋力挣出把他从飞机上拉扯出来的人群，又对蜂拥前来报道他前无古人的英勇事迹的国际媒体发表了讲话，而后到美国外交大使在巴黎的住所洗了一个热水澡，直到第二天凌晨才得以入眠。到那时，他醒着的时间已经超过了60 个小时。 查尔斯·林德伯格成了第一个独自开飞机横跨太平洋的人，也从毫不起眼的邮政飞行员一夜之间跃升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人。他的成就显示出了卓越的技巧和勇气。在先前的数年里，许多人都有过类似尝试，但都在途中遭遇了不测。不过，在勒布尔热，在随后的纽约，以及在林德伯格自此去到的所有地方，人们所赞颂的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壮举。 林德伯格的飞行技艺，当然无可否认——他独自一人在夜间毫无疏漏地驾驶飞机；他不断地调整飞行高度；他同疲劳开展了紧张的斗争。在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座由科学和工程学建构的宏伟大厦，使一个人在不过一日有余的时间里，跨越了先前需要花费数周，乃至数月才能跨越的距离。这是人类惊人的求知能力的延伸。在近几个世纪中，人类已经借此实现了环球航行，修建了铁路，并最终把人送上了月球。这当然是工程学的伟大胜利，但也是艾萨克·牛顿爵士二百多年前提出的运动定律的伟大胜利——自那之后，它便一直推动着人类的卓越进步。查尔斯·林德伯格从纽约罗斯福机场到勒布尔热的航线全程，使他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在最短时间内跨越最长距离的成就。他不知道的是，在距离当晚降落的机场不到1000 千米的地方，有个人将永远地颠覆人们对于物体在空间中如何移动的认知。 - 当林德伯格在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行时，哥本哈根一处安静的住所里，有个年轻人正在烦意乱。丹麦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尼尔斯·玻尔像平日一样，训斥着来自德国的助手、25 岁的维尔纳·海森堡，连珠炮一般无情地批驳他的新论文。 虽然此时的海森堡还没有正式成为理论物理学教授，而是在当年晚些时候赶赴莱比锡就任时才获此头衔，但他已经完成了将于两年后，也就是1927 年末正式提出的量子力学的基础性工作。量子力学是一个复杂到令人生畏的数学模型，直到将近一百年后的今天还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丝毫不受其间众多伟大发现的影响。海森堡也将在五年后，因23 岁时写下的两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而获得诺贝尔奖。但他此刻与玻尔争论的是一项新发现，而这项发现将会撼动科学界与思想界的地基，也将永远和海森堡这个名字关联在一起。 这场论争的焦点是现实的终极本质。经典物理学的一贯假设是，无论物体大小如何，都会遵循相同的运动定律。但玻尔在1913 年证明，和肉眼可见的物体不同，原子内电子的运动依照原子核周围不同的轨道进行，并且会从一个轨道“跳跃”到另一个轨道。问题在于，如果楼梯上的我从一级台阶跳到另一级台阶上，所有人都会承认，我在这一过程中持续存在着。但悖谬的是，电子出现在新轨道上时，似乎并没有在两个轨道间穿行。甚至在被观测到之前，它似乎并不存在，只有被观测到时，才“决定”自己先前所处的位置。这就好像查尔斯·林德伯格在跨越大西洋时并不存在，只有当人们在法国看到他时才重新降世一般。 - 在此前一年的某个周六下午，一名快活到近乎癫狂的年轻诗人出现在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聚会上。博学多知、衣着华丽、个性羞怯的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也就是朋友们口中的“乔治”，来到了巴勒莫公园可以划船的琥珀旁，参加一位作家朋友的生日午宴。博尔赫斯之所以如此高兴，是因为他身旁的诺拉·朗厄——一位初露头角的斯堪的纳维亚裔小说家、诗人。 这一年的博尔赫斯顺风顺水。布宜诺斯艾利斯文坛对欧洲先锋派的谄媚逐渐消退，因为后者的领袖人物一改往日的轻佻大胆，变得富有、安定，不再让资产阶级感到厌恶，而是成了其宴上客、座上宾。这一转变对博尔赫斯是有利的，他那时的诗歌带有较浓的浪漫和地方主义色彩。尽管他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世界主义者，但却偏好阿根廷本国的作品。对于胆敢在著名的托尔托尼咖啡馆演奏新潮探戈曲目的音乐家，他和文坛的同僚甚至会大加鄙夷。 在这群朋友中间，诺拉·朗厄就如同明星一般闪闪发光。其中一位同伴后来回忆道，在觥筹交错直到夜色深重的晚上，他们会“和瓦格纳作品中的天国女神一道”溜到街角的酒吧。回来时，“长发飘飘如烈焰的诺拉，将会回到她的王座，拾起她的权杖，伸出双手使喧嚣停止，然后开始吟诵……她的诗总会平息风暴，使最纯粹的情感像日出一般升起。”在其中一些诗中，我们确实能感受到她对爱人和导师博尔赫斯的爱慕，将他比作了“新绽玫瑰上的露珠”。 博尔赫斯则感到前所未有的生气蓬勃。从他的作品也可知这一点。诗人或任何作家的词句，都必须成为灵魂交融的产物，诉说人内心最深处真实的体验，写作应当是“充分的自我坦白”。即便表面形式是虚构，作者的自传性实质也会“像心脏一般在深处跳动”。可以说，同诺拉的恋情促使博尔赫斯创作出了一些不符合他风格的作品。卡洛斯·马斯特朗迪是博尔赫斯的同僚和朋友，他后来回忆说：只想做自己而不想成为他人，在博尔赫斯的 一生中仅有几次。当时，博尔赫斯在一篇标题明显不符合他风格的文章《书写幸福》（Writing Happiness）中写道，他无法想象“对一切意识、感受和时空差异的否定”。马斯特朗迪的讶异不无道理。博尔赫斯因其阴郁的念头而声名在外，比如他就曾公开表示， 人对意识和时间流逝过程中同一性的感知，只不过是掩盖存在主义虚无的绝望幻想。 不过，对于博尔赫斯而言，很遗憾的是——当然，对于后世文学爱好者来说是幸事——这样的遐想没能持续下去。在那个春日午后的湖边聚会上，与诺拉同桌而坐的还有另一位作家——奥利维里奥·希隆多。他谈吐自如，很会讨女性的欢心，同博尔赫斯笨拙的举止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边喝边聊，后来微醺的诺拉打翻了一瓶红酒，但奥利维里奥可从不会张口结舌，凑上去打趣道：“我们之间将血流成河。”就这样，挽着乔治手臂到来的女士，很快就和奥利维里奥跳起了舞。不久之后，她也将和后者一道离开。 - 伊曼努尔·康德总在担忧自己的肠胃。1776 年夏天，当其他地方正在闹革命时，康德却拉不出屎来。这个患有疑心病的单身汉那时才50 岁出头，是当地大学里的知名教授，而且在大多数方面都很健康。事实上，他还能再活28 年，比大半朋友和同事都要久得多。可即便如此，康德在消化系统方面的毛病，仍然产生了严重后果。那年夏天，他每天外出散步，还未出版任何一部在后来影响巨大、为他赢得现代哲学创始人之名的著作。他无法摆脱肠胃的不适，这扰乱了他的思考，成为他理顺哲学条理路上的巨大障碍。五年后，这些对任何尝试阅读的人来说都十分复杂难解的思考，最终得以出版了，但在目前心烦意乱的状态下，康德其实自己也弄不明白他那些想法。 康德并不希望他的哲学思想深奥难解。传统主义者反对在人的头脑中灌输除职业所需之外的更多想法，但康德却笃信知识的民主传播。同年，保守派思想家J. G. 施洛瑟写道：“为什么在公牛和雄马套上轭、拉上车之前你要阉割它们，却希望注定当牛做马的那些人能发展其全部潜能？”康德坚决反对这种偏见。他坚信自由运用理性是人的本质，而剥夺任何人培育思想的机会都是对这一本质的损害。然而，康德自己的哲学思想却因不够清晰和精 确难以普及。多年前，他在取得硕士学位时发表了题为《更简易和透彻地阐述哲学》（Of the Easier and More Thorough Presentation of Philosophy）的演讲，这是他信念的明证——教育应该普及。但是，这也让后来的人觉得恼火，因为他们发现康德的主要哲学著作相当难读。 在这些著作中，出版于1781 年夏天的第一本著作为后来所有的哲学奠定了基础。这部作品就是大名鼎鼎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康德同为哲学家的约翰·格奥尔格·哈曼和他常有书信来往，在收到这本书的校样时，哈曼说：“这本书如此厚重，和作者的声望、纯粹理性的概念都不相符，而且还拿这个来反对我自己那种过分简单的理性概念。”但在这本惊人巨作中，康德提炼了几十年来有关人类知识界限的思考，特别是当人认识和考虑不到这些界限时，会产生多么令人费解的悖论。数千年来，这些悖论一直困扰着人类。 ………… 第一章 难以忘记 1929年4月13日，上午10时左右，所罗门·舍雷舍夫斯基的心情就已经糟透了。他是记者，刚参加完自己供职的莫斯科报社每天的编辑例会，就被他的版面编辑叫到了办公室。这位上司激动地质问，你在耍什么把戏？主编审阅当天报道的时候，你为什么盯着他看？你这么自以为是吗？为什么不像其他记者一样做笔记？ 舍雷舍夫斯基呆住了。他解释说自己不需要做笔记，因为他能记住主编说过的每一句话。紧接着，他便逐字逐句复述了整场会议的内容。 当天下午，舍雷舍夫斯基来到共产主义教育学院，被一群精神科医生团团围了起来。在这群人中间，有一名叫亚历山大·卢里亚的年轻医生。卢里亚接下了测试舍雷舍夫斯基记忆力的任务，给他读一串串越来越长的随机单词和数字，然后让他回想。这天结束时，卢里亚不得不承认，舍雷舍夫斯基的记忆力“没有明显的极限”。 舍雷舍夫斯基后来回忆说，那天之前，他并不知道自己拥有不同寻常的能力。回到工作岗位之后，他向主编提交了精神医学专家的诊断：他的记忆力超越了“传统认为的生理极限”。主编当即建议他改行。于是，舍雷舍夫斯基找了一位马戏团训练员作为他的经纪人，开始以记忆大师的身份在全国巡回演出。 尽管有如此天赋，舍雷舍夫斯基在新工作中仍得加倍努力，于是便发明了进一步提升记忆力的技巧。为了能复诵观众向他喊出的一连串数字、随机单词、外语诗歌，甚至是无意义的音节，他采用了如下策略：想象把这些内容记在黑板上。到了要回忆的时候，他就回想这块头脑里的黑板，然后大声读出上面的内容。只是，他很快就惊恐地发现，牢固无比的记忆对他的表演造成了干扰。当他闭上眼睛，寻找记录了排列好的声音和图像的黑板时，他可能会想到之前演出时的那块黑板，读出之前的内容。为了消除这种风险，他发现自己不得不擦除或者毁坏头脑中那些黑板上的记录。简单来说，为了更好地记住，他必须学会忘记。 这种干扰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此后的数十年里，卢里亚持续对舍雷舍夫斯基进行了研究，并发现他能毫无错漏地回忆起十五年前自己在测试时所说的内容。事实上，舍雷舍夫斯基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同过去的图像和联想作斗争，因为他醒着的每一刻都可能被这些回忆占据。 对他的当前感知产生威胁的东西，不只有记忆。舍雷舍夫斯基还患有“联觉症”，也就是感官交叉：某个特定音调的声音会让他的舌头尝到铜的味道，或者数字会以特定形象出现，并具有丰富的、稳定不变的特征。比如，对大多数人来说，87就是一个数字，可能是读过的页数或活过的年数，但在舍雷舍夫斯基眼中，87是“一个胖女人和一个捻着胡子的男人”。在他的体验中，数字是一个个独特的个体，而不是一般系统中的个例。有一次，他花了很大力气去记忆一个庞大的数字序列，丝毫没有注意这个序列遵循了一条就连小孩子也能无限次复现的简单规则：每一行行首的整数都比前一行大。 卢里亚很快意识到，在舍雷舍夫斯基的超凡能力背后，是同样明显的缺陷。他活在一个充满了特殊性的世界里，“坐拥丰富的意象、特定主题下的复杂细节，还有情感”，但他也“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格外匮乏，那就是把特殊转化为普遍之个例的能力”。比如，为了理解一个寻常句子的含义，舍雷舍夫斯基必须克服感性经验，忽略某个词语在当下听起来是什么样的；他必须忘记自己身处此时此刻，转而同时空中的另一个时刻建立联系。但有时候，他不一定能做到。 事实上，他同使得语言成为人类交流和知识载体的特征展开了艰难的斗争。即便在我们最常用的表达里，也有含引申义或在不同情境中采用不同义项的词语。这是舍雷舍夫斯基的噩梦。“打车”这个简单的行为，也会让他想到一大堆可能的解释。他后来对卢里亚解释说，俄语中的“ekipazh”一词，既有“出租车”的意思，也有“船员”的意思。为了理解这个词，他不得不“想象出租车里不只有一个司机，还有一整个驾驶团队，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活在充满特殊性的世界里，时刻沉浸在直接经验中，让交流变成一件难事。语言不再能让两个迥异的主体得以沟通，让一个人的经验适应另一个人的语境。但在舍雷舍夫斯基的世界里，语言不只是理解他人话语的阻碍，而是更像神经科学家杰罗姆·布鲁纳后来所说的那样，“元素和特征可以是孤立的，但无法拼凑出一幅‘完整的’或富有意义的图景”。就好像舍雷舍夫斯基的超常记忆力越是完美，他就越难拥有一个能够记忆的连贯自我。 舍雷舍夫斯基的技艺为他赢得了短暂的名气和生计。但是，当永不会忘记的男人的故事在其他国家流传时，祖国的生活却变得愈发艰难，对于卢里亚和舍雷舍夫斯基这样的犹太人来说尤为如此。“二战”之后，卢里亚一度丢掉了职位，总是把行李收拾妥当，以防当局夜里来逮捕他。而舍雷舍夫斯基则因为拒绝让自己的能力为秘密警察所用，遭到了跟踪和骚扰，不得不中断表演，事业最终毁于一旦。卢里亚后来再度站稳了脚跟，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神经心理学家之一，他对舍雷舍夫斯基的案例分析深切地影响了杰罗姆·布鲁纳和奥利弗·萨克斯等后来的科学家。至于舍雷舍夫斯基，他则学会了用另一种方式擦除或至少麻痹曾让自己化身囚徒的记忆和感知。他开始酗酒，几年后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世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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