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士·艾伦（Louis Allen， 1922-1991），英国历史学家，以其对缅甸战役的权威研究闻名。年轻时在曼彻斯特大学和巴黎索邦大学接受教育，1941年12月加入海鹰步兵营，后被派到伦敦大学亚非研究学院（SOAS）接受日语训练。他在缅战时期任英方翻译专家与情报人员，战后深入参与对日军战俘的讯问。《日落落日》为艾伦代表作，基于丰富的一手资料和对日本历史文化的深刻洞察。其他著作包括 Japan: The Years of Triumph: From Feudal Isolation to Pacific Empire（《日本：从封建孤立到太平洋帝国的岁月》），Singapore 1941-1942（《新加坡：1941-1942》），End Of the War in Asia（《亚洲战争的终结》）等。
译者序
1941年12月，日本加入轴心国，掀起世界大战。当时的世界首强，所谓“日不落”的英帝国遭遇多线攻击，特别是在东南亚，英军抵挡不住，纷纷败退。缅甸一线更然，英、美、中的盟军与日军接触交战，竟然大败。为此，英帝国情报部门迫切需要日语人才。从曼彻斯特大学法语专业毕业的路易士·艾伦（Louis Allen， 1922-1991）加入了海鹰步兵营，再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接受了陆军部的强化日本语言课程训练，成为这方面新秀。
1943年10月，盟军从印缅边境的利多展开反攻。次年3月，中国军队在缅北瓦鲁班（Walawbum，现译为瓦劳朋）首胜日本最强第18师团，继胜第56师团于缅北密支那，迫使日军将领自裁于伊洛瓦底江畔。同年，英军亦试图深入日军后方，两面夹攻，反击日军。日军被迫展开入侵印度英帕尔的“乌号作战”，但到7月即惨败。以单一作战计划损失规模而论，此战为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损伤最惨重的战役。接着，英军也开始反攻缅甸。
1944年，22岁的艾伦入伍，被派往新德里CSDIC（联合军种详细审讯中心）总部和SEATIC（东南亚翻译和审讯中心）执行任务。1945年，艾伦在缅甸的英第4军印度第17师服役。他从缴获的文件中破译出日军跨过锡当河突围的计划，使英军即时反制，立下大功。9月，“太阳国”日本投降，太阳旗在缅甸落下。
日本投降后，艾伦受雇联络丛林中的日军，负责晓谕日本士兵，使之认识到战事结束。他在缅甸南部的日军战俘营勃亚基营（Payagyi Camp）担任翻译，参与对日本参谋人员关于战略规划制定过程的采访，皆是极为重要的工作。翌年，因对法语娴熟，他两度被派往法属印度支那（越南），协助安排日军的撤离工作。尽管只有学士学位，但由于精通多国语言，艾伦此后足以在大学中赢得一席之地。
当然，参与“二战”的经历和所搜集的资料，更使他具备了毕生在达勒姆大学工作的条件。尽管“日不落”的英帝国后来失去了远东的大部分殖民地，退回英伦三岛，但艾伦继续努力进行详尽的研究与写作。他的儿子（Ian Allen）回忆：父亲大半生住在达勒姆大学的校舍，家中除了大教堂钟声外就是打字机按键的声音。这使艾伦直到1984年2月还能历数四十年前的英帕尔和科希马等数不清的战役的故事，写成这部大书。书中他认为，昔日在缅甸火拼的英日双方，都不该守着旧怨，把战时与敌之死斗看成卡通漫画般的厮杀。他认为要跳出来将心比心，改为以“人”相待。当然，这些人各式各样，有的可能非常残忍，也有的具备无比的勇气。无论是平凡简单还是狡猾兼世故，都要在《日落落日》中留下一笔，并还其本色。凭着这种理解与善念，艾伦在学术工作之余，也为英日相互理解与和解而努力奔走。
除了这本Burma: The Longest War， 1941-45，艾伦还有五部重要著作，但这一部无疑才是巨著，必须以“文武合一”的学术根底，才能解读与译介。
我们这群东方世界的中译者，与那些直接参战并很快就完成了日译本的日本译者不同。1995年，日译本《ビルマ 遠い戦場》出版，书中对日军汉字姓名的翻译对我们的中译助益甚大。但心态上，我们不受参战者记忆中的情绪所囿。
实际上，缅甸这场真实的世界大战的历史牵涉太广，要将艾伦的这部巨作以心领之，将神会之，超然地译成中文，非常辛苦，我们因此耗去十二年光阴。即使我们的工作一开始就受到了重视，在台湾中华战略学会两位退役上将王文燮、丁之发的积极支持下，已经请来了包含傅应川、林尊贤、陶琼藻、曾清贵等各类学者专家的阵容，而且先聚集在该学会，继而在台大社科院、“中研院”、火车站前牛排馆、延寿街咖啡厅集体咬文嚼字，但是分配每人各译一两章并不成功，译出之后，仍有许多不知所云者。在几位杰出教授退出后，又在近几年增加了几位翻译好手参与，交叉支援各章，前后因此超过三十位参与者，使合力增补与校正，以达到首尾连贯顺畅的程度。其详如下：
第一章“The Bridge”（日炙孤桥）由主持人“中研院”研究员朱浤源（兼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开其端、李轶（时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接续（李小姐先赴缅甸访问与录音，后应邀来台出席国防大学的国际研讨会，结婚嫁至英国，从事教学工作），描绘的重点是“日不落国”落了。第二章“The Balance”（我们译为“棋逢对手”）也由李轶主译，描写英军如何借力中国军队和美军。在损兵折将的同时，先期渗入缅甸中部的日军后方，士气已经提振。这两章算是本书的开场白。
第三章“木村侵印”（The Box: The Japanese plan to invade India; the battle of the Admin Box）则敦请已经米寿，但思路与精力旺盛的杰出翻译家黄文范（香港翻译会的“会士”）主译。第四章“The Base”（剑裂矢尽），描述1944年3月至7月日军在印度的英帕尔、科希马大败的细节，也由黄一气呵成，漂亮痛快地译出，完成本书分量最重，页数也最多的部分，奠定中译“缅甸，最长的一战”之基础。这两章客观刻画日军作恶自毙，被逼自印度快速败回缅甸的故事。这是最长之战的第二场景，“落日”的开始。
接着，艾伦又写“日不落”国又能“落日”：英帝国新的重头戏开始了。英军的反击，从第五章“The Backdoor: Wingate and Stilwell”（再袭敌后）启动。本章由军人子弟杨晨光博士（昆山科技大学兼任讲师）先发，再由陆军官校政治系讲师杨力明接棒修补。第六章“The Bastion: The Irrawaddy crossings; back to Mandalay”（越江夺堡），由杨力明与挚友姚敏芝，邀日籍同学野泽多美、夫婿郭文安合作，再下一城。之后，姚、郭两人又帮了不少忙。
第七章“The Battering-Ram: The capture and siege of Meiktla”（重槌攻城）原由政治学博士林若雩（淡江大学）先发。其译文再经台大历史系博士、东京大学博士后、武藏野大学非常勤讲师萧明礼继续经营了十年。第八章“The Battue”描绘英军以坦克为主力攻打日军至仰光，此章交由译介坦克战最权威的专家黄竣民先生担纲，
第九章“The Breakout”再换角度细看日军的如何挣扎脱出，先由邱炫煜（台湾师范大学副教授）试译，最后则由通晓英、日、中文的萧明礼博士处理。第十章“The Beaten”（败北投降）原请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梁一萍教授主译，第十一章“The Backwash”（本土反正）由时任该系主任的张琼惠教授主译，而在后来的十年，又再由本核心团队以慢工增补。最后的第十二章“The Backlog”（战后回眸）为喜好文学的艾伦的画龙点睛笔，也由第一章的两名译者朱浤源、李轶收尾。
本书还有瓮底好酒在附录及补录中：附录一“伤亡人数”最具权威性，可看到由久留米矿工子弟组成的日军王牌部队第18师团的死亡人数统计，竟然超过了过该师团的编制。这反映了其对手孙立人的新一军在缅北战场斩杀日军的“绩效”。附录二“锡当桥炸桥之争”、附录三“桑萨克战斗备忘录”、附录四“缅甸战场的英军与日军部队（1944年）”以及参考文献，均由萧明礼、郑钰山（瑞士欧洲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和朱浤源负责。可惜由朱浤源、平山光将、李轶、程志媛、李飘星（U Tin Win ，仰光华侨）、曾清贵等至少六人合作的索引，为节省篇幅最后删除了。
我们团队特别加上了三个重要补录：补录一“地名中译”是两岸及缅甸华人合力编译的一项非常难统一中译的工作，朱浤源、李轶、杨荣锁（缅北华侨）等人做了许久，后来加上杨力明、李惠玲等十多人，仍不满意。补录二“军队编制名称及人数对照表（英、中、日陆军）”、补录三“军阶名称对照表（英、中、日陆军）”，均由杨力明、朱浤源总其成。
至于全书各章的总编校工作，则由杨力明、姚敏芝、萧明礼、朱珮瑜负责，朱浤源负责核定。
在研究与田野调查方面，朱浤源、简明有与武之璋等多次前往战地缅甸，尤其是缅北。缅甸建国的“三十志士”，曾在台湾花莲玉里受日军密训，朱浤源、杨力明与缅甸华侨，在当地文史志愿工作者的引导下，亲赴渠等藏身山中的密训之地。此外，还有无数次到台湾新北市的华新路（“缅甸街”）缅侨协会，以及华夏科技大学，请教缅侨教师与缅甸学生。
我们这个团队为求先得真知再翻译，经过十二年的补充研究与调查，于今年最终完成中译本。繁体版由黎明文化公司出版，向海峡两岸读者及军事爱好者介绍有关这场缅甸战争的详细经过。
本书叙述二战期间，英国、日本、中国、美国，尤其是大英国协（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内的各国军队，在缅甸与日本激战的故事。我们特别用“日落落日”作为中文译本的书名，象征英日两国在战争中消长的过程。因为旭日旗代表的“太阳国日本”在1941年12月8日（美国东岸及夏威夷时间是12月7日）不宣而战，突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同时侵入英属马来亚、英属香港、美属菲律宾和荷属印尼，将号称“日不落”的英帝国及其殖民地打得落花流水。紧接着，日本陆军第143联队占领了缅甸最南境的城镇高当（Kawthaung），并在该地招募反英国殖民统治的缅甸人一同抗英，揭开了缅战的序曲。1942年3月8日，日军在昂山、奈温等“三十志士”引导下，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首都仰光，后续由“三十志士”引领，日军如秋风扫落叶般在5月底已席卷并控制缅甸全境。
以下是译者团队的研究发现：在此之前数月，日本假手先在海南岛接受体能密训，继而来台湾岛再受枪炮使用、爆破、情报搜集、造谣、变装等战术训练的缅甸“三十志士”，提前混入故乡各地布署，成功制造了缅人欢迎日军，严拒英、美、中等多国盟军的气势。
本书也犹如一部史诗般的叙事作品，从最高统帅的决策、指挥官的心态、长官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到最前线的官兵的亲身经历，一一缕述，非常详尽。从开战到结束，清晰地连贯阐述了无数个故事。故事的范围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军事历史，是多层次的，客观而写实地记述人类面对痛苦、残酷的战争、疾病和荒凉地形时的反应及感受。对军事事件交代得尤其详细，并在其各自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寄予同情，对冲突双方都给予了同等的关注。唯一缺憾就在于艾伦不懂中文，所以欠缺对中国军队的深刻描述和精确理解，此部分则由我们译者在书中略加补正。
本书及中译本有六大特色：
第一，艾伦以美学笔法写作。例如原书每章名称全部用B开头，非常讲究。
第二，资料非常扎实，内容丰富。正文加上地图、照片，以及附录、附表、参考文献，即使略掉索引后，繁体中文版仍有一千多页。
第三，艾伦用词优美典雅，惜因属较艰深之英国文学，他又常用复合句，多处不易了解。为此，我们特别加上不少注释，使读者更容易进入状况。
第四，由于有日文翻译先期出版，可帮助精确翻译日本的汉文人名及日文资料名称，但须留意侵略者也加入了日译阵容，会在日文译笔中无意间流露出具有帝国意识形态的主观偏失。
第五，由于本书有三十多位译者参与，事后统一人名、地名、资料名、组织名，以及统一体例与格式非常费时费力。此外，各国部队名称、单位名称等也要一致。故使杨力明、萧明礼、朱浤源等，每人都校改了十次以上。
第六，因地制宜，中文翻译做了必要发明。简介如下 :
1．重要词语的斟酌
（1）第三章标题“The Box”，最先不知所指，其实就是补给站。日译本翻为“圆筒阵地”，英军原称为“行政区”（Administration Area），把守严密，是全旅的生命线。因为是密闭空间，简称为“Admin Box”。但朱浤源认为译成“方镇”最恰当。
（2）杨力明发现翻译中容易出错的是phrases，也就是片语或成语。例如日本译错的“out of question”，中文意思是“没问题”，“out of the question”是“不可能”，二者容易混淆。
2．军制的斟酌
各国军制不同又因时而异，对于英日两军的“编制”及“军阶”，我们都依据各国军制对应。例如Division，在英军中译为“师”，日军中则译成“师团”；Regiment在英军中译为“团”，而在日军中则译成“联队”（但不用日文中的“连队”）。Colonel在英军中译为“上校”，在日军中则译成“大佐”，以求保存原汁原味，读者也一目了然。
3．兵器、部队、地名、人名等专名的斟酌与统一
（1）兵器方面，历经时间冲洗，也需修正为意译以促进当代读者的了解。
（2）缅甸地名上，问题太大。因为缅甸是多民族国家，所以每个地区都各有不同民族区的地名，故翻译缺乏统一性，所以我们做了补录来统一地名。
（3）人名的翻译也深涉缅甸社会特异的命名风俗，如“U”的尊称：缅甸人没有姓，成年男性的人名前都会用U来尊称，我们译为“悟”，与佛教结合。[1]又如Daw是成年女人的尊称等，译者都要参考缅甸风俗习惯处理。
4．英文、法文的名词、名句与俚语的斟酌
翻译本书之最难之处是艾伦引用了极多英文、法文世界的名著内涵及名句，要旁征博引才知道原意。如第一章第一回“A bridge too few”，黄文范先生译为“孤桥”，脱胎于A Bridge Too Far，是科尼利厄斯·瑞恩（Cornelius Ryan）的名著，黄文范先生译成《远桥》一书。本书书名Burma: The Longest War也源自科尼利厄斯·瑞恩另一本书The Longest Day，中译为《最长的一日》，非常有名，其实也是本书翻译大将黄文范（他今年刚好一百岁）的杰作。
本书中译十二年前由朱浤源研究员发起，而今终于有了成果。希望本书不仅让读者更接受当年真实的世界大战就发生在缅甸，也能体会到地球上首次陆、海、空立体作战——这场作战还融入了生物化学、电子技术，成为现代科技战的先驱。同时，它也探讨了种族偏见、民族性等议题；还有更值得称道的，与其他战争史不同的，性爱与文艺的气息。
朱浤源、杨力明 谨序
2025年7月7日
[1] 编者：简体中文版译为“吴”。
▎第6回 铃木大佐与三十志士
1940年5月，一名自称南益世（Minami Masuyo）的日本人以《读卖新闻》代表身份抵达仰光。他举止温文，笑脸迎人，行为举止没有任何可疑之处，与国分正三的张扬行径形成鲜明对比。作为一名尽职的记者，他仔细聆听并密切观察当地局势发展。和南益世同行的，是日本“兴亚院”（East Asia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简称Kōa-in）上海支所经济局的杉井满（Sugii Mitsuru）以及同事水谷（Mizutani）。南益世的温和举止，与他的名字和身份一样，都掩盖了他的真实目的。事实上，他是帝国大本营派遣的铃木敬司（Suzuki Keiji）大佐，此行的目的在于探察缅甸政治风向，评估如何为日本所用，来切断滇缅公路上对华物资的输送，杉井满和水谷是他本次行动的助手。
极富戏剧色彩的歃血为盟进一步拉近了铃木和德钦党人之间的感情。铃木为自己起了缅名“Bo Mogyo”（伯牟究），并声称自己是缅王后人，上天赋予他的使命就是将英国人驱逐出缅甸。“南机关”的其他成员也纷纷取了缅名，德钦党人则为自己新增了头衔“伯”（Bo），然后进行了歃血为盟的仪式。三十志士围着一只银碗，每人割破手指，滴血入碗；碗中盛有烈酒，各人饮之。随后众人齐声发誓：“以此血为盟，共同抗英，决无二心。”照巴莫的形容，这些年轻人“既紧张又癫狂”。
1941年12月31日，日本对英美宣战后的第三周，出师大会在曼谷正式举行。三十志士已从曼谷周围和泰缅边界的缅甸人社区中征召了其他缅甸青年入伍。大约三百名士兵列队于铃木面前。铃木大声宣布解散“南机关”，并宣告“缅甸独立军”的诞生。铃木为首任统帅，缅名“伯艾”（Bo Aye）的川岛威伸大尉为副统帅。昂山自称“伯德扎”（Bo Te Ze），领少将衔；其他志士和日本教官也各司其职。独立军分为六个纵队。铃木和昂山带领第1、第2纵队，随同攻缅日军主力从泰国的来兴和湄索（Mae Sot）入缅；现在的缅甸领导人“伯奈温”（Bo Ne Win）和一名日本中尉带领的第3纵队在过境之后，专事破坏行动；第4纵队负责与丹那沙林的日军第55师团之间的联络；第5、第6纵队为战斗部队，一队从坎查纳布里至土瓦入侵缅甸，另一队从拉廊至维多利亚角，然后进入丹那沙林向北移动。第1纵队于当晚出发，到1942年1月中旬，其余部队或是已经过境，或正在边境上集结待命。对他们而言，这揭开了缅甸独立战争的序幕，对那些有历史观的人而言，也可算是“第四次暨最后一次英缅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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