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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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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扎实史料奠基，以宏大视野突围，重审“天朝”叙事，革新东亚史观，一部打破费正清等“朝贡体系论”范式、奠定新研究典范的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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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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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聚焦中国近世与通商外交紧密相关的朝贡、海禁、互市制度，旨在阐明三者的内在联系与演变过程。书中指出，明朝初期，太祖朱元璋为证明皇权正统性，将朝贡与贸易一体化，通过实施海禁，形成双向贸易垄断的朝贡一元体系。该体系以礼制为基，却因民间走私泛滥、边境势力崛起而渐趋瓦解；清朝建立后，基于现实利益调整对外策略，主动将礼仪与贸易相分离，转而鼓励民间参与对外贸易，逐步形成以互市为核心的开放格局。作者由此进一步揭示，从明朝“礼制优先”到清朝“互市主导”的转型，本质是中国近世在国际变局中，因应权力意志、经济需求与安全考量的主动调适。本书打破了由美国学者费正清等提出的“朝贡体系论”所展现的静态认知，为重新理解东亚贸易网络及中国制度变迁提供了突破传统框架的新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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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岩井茂树，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文学博士。日本东洋史学界著名学者，主攻明清史、东亚关系史。曾于20世纪80年代留学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师从著名史学家陈振江、郑天挺、陈庆华、商鸿逵等先生。著有《中国近世财政史研究》等。
史习隽，华东师范大学哲学学士，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日本九州大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东西文化交流史。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译有《中国的神兽与恶鬼——〈山海经〉的世界》等。
范金民，南京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院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明史学会首席顾问、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主要从事明清史的研究与教学，代表作有《衣被天下：明清江南丝绸史研究》《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明清社会经济与江南地域文化》《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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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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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对朝贡体系论的重新探讨
一、对于天朝而言的朝贡与互市
二、制度与概念
三、朝贡体系的逻辑及其特征
第一章 明代的朝贡扩大政策与礼制的霸权主义
引言
一、霸权的构造
二、对外关系的重新构建
三、礼制的反射与折射
小结
第二章 贸易垄断与明代的海禁政策
引言
一、宋元时期的市舶司与贸易垄断
二、自然经济与礼法秩序
三、作为对日经济制裁的海禁强化
四、贸易垄断与朝贡一元体系
小结
第三章 边境社会与“商业热潮”
引言
一、跨越边境的“华人”
二、边陲的商业热潮
三、中心与边缘
四、纵横于边境的白银
小结
第四章 16世纪中国对贸易秩序的摸索与互市
引言
一、“祖宗之典章”
二、广东、礼部、户部
三、抽分制度的确立
四、“一切之法”与客纲
五、“以不治治之”
小结
第五章 清代的互市与“沉默外交”
引言
一、“反清复明”的终结与海禁的解除
二、互市的离心性与合理性
三、围绕《正德新令》的纠纷
四、康熙帝与送至北京的信牌
五、1740年爪哇华侨屠杀事件与互市
小结
第六章 南洋海禁的撤回及其意义
引言
一、南洋海禁及其前后
二、海外华人情报与海防
小结
终章 互市中的自由与隔离
引言
一、朝贡、海禁、互市之关联
二、垄断与自由
三、互市中的自由
四、政权与商人的互动
五、外交上的消极性
六、“互市诸国”的概念
七、贸易的管理与隔离
小结
参考文献
后记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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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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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对朝贡体系论的重新探讨（节选）
本书标题中的“朝贡·海禁·互市”，是理解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通商与外交发展的核心概念。朝贡为各外国君长与中国皇帝之间进行的外交礼仪制度。海禁是指以海防为目的实行的航海限制与居住限制。互市在广义上即指交易，但作为一种贸易制度，指的是在政府的管理下，对交易的场所进行限制，对商品征税，以及对货物与人员实行临检的管理贸易。
洪武十七年(1384)后，明朝在强化海防的同时严格禁止民间贸易，转而开始实行使朝贡与贸易一体化的政策。明朝的海禁，不仅是与海防相关的航海限制，同时也意味着对民间贸易的禁止，因此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政策。
上述三者虽为不同领域的制度，但彼此间关系紧密，并且共同构成了通商与外交的核心。若能厘清三者之间拥有怎样的联系、彼此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应该就能探明14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东亚地区通商与外交的发展脉络及其所蕴含的历史意义。本书的目的便是基于这样的展望，为认识上述问题提供一种新的解释。
与近代的条约体系相对的“朝贡体系”“华夷秩序”等概念常被广泛用来描述这一时期东亚地区的国际秩序。具体而言，该论断认为虽然19世纪后半叶条约体系已在全球各国普遍实行，但在此之前，东亚地区的通商外交机制一直都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最终，这一机制因受到“西洋的冲击”而瓦解，东亚地区也由此被纳入条约体系的框架之中。
上述这种单纯的体系变迁论所展现的，仅仅是对“朝贡体系”“华夷秩序”“册封体系”等框架的一种静态理解:例如，以中国为中心，在其外部的西北地区设置“藩邦”，再在外侧设立一圈“朝贡国”。这种图解式的构造论虽然简洁明快，但是容易落入一个陷阱，即忽视14至18世纪东亚地区在通商与外交上经历的结构转换。近代以前的东亚通商外交体系在16世纪遭受了强烈的冲击。笔者认为，应当认识到这一体系由此被迫作出了实质性的结构转换。
自公元1世纪东汉时期起，至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后朝鲜成为独立国并断绝与清的朝贡关系为止，其间由外国向中国朝贡的这种国家关系始终存在。基于“中国先进且强大”的优越性而形成的华夷观、“番邦君长臣服于中华天子”的天下观，即“天朝”理念的起源则要更早。另外，近世以来，强调“华夷之别”的朱子学的兴盛进一步强化了华夷意识和“天朝”理念。不仅仅是中国的知识界，就连接受了义理与礼仪之学并将其纳入国家教学范畴的朝鲜也深受影响。而当被视为“蛮夷”的“兀良哈”(女真人)在明清交替中转而成为中华的统治者时，朝鲜的“小中华”意识得到了强化。
至于将本国视为“神国”，认为自身与中华并立的日本，则早在大和政权的确立期起，便开始拒绝采用表示自己为中华天子属臣的礼仪。中国所推行的册封、朝贡及“华夷秩序”不仅未能在日本身上获得理想效果，反而促使日本产生自尊观念。虽然在足利义满接受册封(1404年)后的150年间朝贡关系曾一度复苏，但经历了日本战国动乱——这一时期正值中国“北虏南倭”频发之际——的织丰政权与德川幕府并不甘于服从中华的天下秩序。17世纪30年代以降，日本将自身与外国的接触降至最低，并严格管控对外贸易，可谓创造出一套以该国为中心的“日本型华夷秩序”。然而，其中折射出的却是中国的华夷意识与天下理念。
中国自16世纪中叶起经历了长达百年的危机，但并未放弃这种将展现华夷意识与“天朝”理念的册封、朝贡等外交礼仪强加于对方的政策，依然有选择性地将其应用于一些特定的国家，可见“朝贡体系”“华夷秩序”及其背后的核心理念之坚韧。中国始终认为，皇帝(天子)的正统性及“天朝”理念应在其与各国或“夷狄”的关系之中得以实现。想要放弃这样的观念极为困难，因为一旦放弃，不仅将危及作为天子的皇帝的正统性，同时还关乎对“中国”与“中华”的自我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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