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斯?格拉内斯，Carlos Granés，当今西语世界最扎实、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家之一。
1975年生于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获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2003—2004年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奖学金。
格拉内斯著述颇丰，包括La revancha de La imaginación (CSIC，2008)、El pu?o invisible: Arte Revolución y un siglo de cambios culturales (Taurus，2011)和La invención del paraíso: El Living Theatre y el arte de la osadía(Taurus， 2015)。
他还为多家西班牙和拉美媒体撰稿，包括Letras Libres、Arcadia、Sibila、Unidiversidad和El Malpensante，目前是哥伦比亚《观察家报》（El Escetador）的专栏作家。他也经常受邀在西班牙和拉美各大学及文化机构发表演讲。
开始之前。何塞?马蒂之死，拉美漫长的20世纪之序言
红色的月亮从云下滑过，照亮了乱石滩。整整一个长夜的雨后，人们浑身湿透，渴望能上岸钻入丛莽中，找块地睡一会儿。他们嘴里仍残留着马拉加甜葡萄酒的味道，那是一天前在海地角（Cabo Haitiano）时拿上船的。中途经停伊纳瓜岛（Inagua），现在他们终于靠近了卡霍巴博海滩（Playitas de Cajobabo）。战争——又一场战争——已在1个月零18天之前开始了，在1895年2月24日，而革命党领导层想要回到国内指导战争。对于何塞?马蒂——一个没有任何战争经历，没有参加过十年战争和小战争的人而言，这场冒险远不是另一次独立起义。它是另一种东西。是他在诗歌中为自己祈求过的终点。
“噢，死亡是多么甜蜜啊/如果能死在/为保卫祖国而英勇奋战时！”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1869年创作的诗歌体戏剧《阿布达拉》——的结句。他的诗布满了病态而悲惨的纹理，从这些诗句来看，从那时起，他似乎就知道了自己将如何与死亡相遇。世纪病——这一让现代主义诗人的灵魂变得苦涩，让他们的笔触变得细腻的浪漫主义尾音，涌动在他的每一句诗中。但不同于何塞?亚松森?席尔瓦、曼努埃尔?古铁雷斯?纳赫拉、阿玛多?内尔沃及胡利安?德尔?卡萨尔，马蒂既不会沉湎于痛苦，也不会拒绝对世界的承诺。他的死会是富有意义的；他的死将推动最紧迫的事业——古巴的独立，这是最后一场独立运动。马蒂将为他祖国的自由而献出生命。
马蒂是连接两个历史阶段、两种情感的铰链。他是最后一个浪漫主义者，也是第一个现代主义者；他是最后一位参加独立战争反抗西班牙的诗人，也率先表达了存在主义的彷徨这一塑造了下一代人情感的主题；他是最后一个对抗西班牙殖民主义的人，也率先警觉到拉美将要面对的新威胁，是美帝国主义。
他看得清清楚楚，因为在度过了被牢狱、苦役与两次流亡打上烙印的命运多舛的青年时期后，马蒂在纽约生活了很多年。1880年至1895年间，他一边当记者，一边创作那些最终让他不朽的诗歌，一边就近看着——几乎是触摸着——美帝国主义的发展以及它对加勒比并不那么隐秘的野心。在纽约，他也发现了美利坚合众国令人惊羡之处。他说，那个巍巍大国是“有史以来自由最伟大的创建”，但他也觉察到它孵育了某些特性，如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轻视拉丁裔、原则中的某些不一致等，这些都引起他巨大的怀疑。这最后一点，是最令人恐怖的。马蒂担心，从五湖四海来到这片土地上自由生活的男男女女通过数代人的努力而积聚起的力量，会被用来侵犯邻国的自由。而这个邻国恰恰是他的祖国——古巴。马蒂预见到了1898年——他逝世后——终将发生的事，因此加快了反抗西班牙的斗争步伐。他曾对他的墨西哥朋友曼努埃尔?梅尔卡多说：为了阻止美国对安的列斯群岛的侵略，必须争取独立。尽管现代主义的情感推着他逃离生活与人群，去往象牙塔中安身，他的浪漫主义的一面却促使他光荣地承担起了解救祖国的重任。因此他出现在那里，准备好走向他在诗歌中预设的命运。“愿我的祖国永不会知晓/我在孤寂中为她死去：/当召唤来临，我一往无前：我活着/只是希望能为她效力：/如此，向死而去。”果不其然。
4月14日，他们开始向山丘上进军。这支队伍的首领是马克西莫?戈麦斯将军，随行的有弗朗西斯科?博雷罗、安赫尔?盖拉、马蒂及其他很多人。将军希望能联系上安东尼奥?马赛奥率领的起义军，他们的支队已经在往北几公里远的巴拉科阿（Baracoa）登陆。在行军中，马蒂的天性展现了出来。他心想——后来他记在了日记里——没什么能像穿越山峦的征程一样让人们如兄弟般团结在一起。遇到菲利克斯?卢恩的全员配备来复枪、砍刀和左轮手枪的游击队，他很激动；当遇到的农民们认出他来时，他更为振奋。有人干脆利落地喊他“总统”，有人告诉他说，西班牙人很怕他：这都证明了他的工作是值得的。他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民族报》（La Nación）撰写的翔实的报道，他的公开演讲与政治活动，他的出版项目——比如《黄金时代》（La Edad de Ora），一本面向西语美洲儿童的杂志，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一个充满魅力的公众人物。
在最初的这几天，他一边为进入战斗做准备，一边仔细观察营地生活。他在日记中描述了男人们怎样把吊床挂起来，怎样把甘蔗塞进榨汁机里做甘蔗汁，还有带着7个孩子的印第安妇女怎样剥咖啡豆，再把这些豆子做成饮品。马蒂仔细观察周围风光以及行经小路的细节。他记录下每一片草丛、每一朵花、每一棵树的名字：卡胡艾伊榄、卡拉克里约、胡卡罗树、裂榄、格尼帕树、加拉巴木、黑鬼……他很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翅膀擦过树叶，奏起那支每天都能听到的交响乐，又是什么样的微型小提琴让他周围的花花草草都有了灵魂，发出了乐声。毫无疑问的是，尽管在进行一场革命，他却没有一刻不是诗人。并且，他还在从事一项他的同行们将在20世纪初重新进行的事业。他在发现美洲风景。
终于，在古巴南部林木茂密的山峦中，在去往阿罗约翁多（Arroyo Hondo）的路上，他遇到了敌军。那是4月25日，并不是他命定的死亡日，但正是在这一天，他得以就近目睹战争的恐怖。他听到远处火药的轰响，听到身体被子弹击中时发出的喊声。一些战友牺牲了，另一些只是负了伤。美洲风景染了血，这种冲击，还有赤裸裸的痛苦与死亡，让他无法在那第一场遭遇战结束后庆祝胜利。
队伍继续沿着对角线方向往古巴岛的西北部前进。他们在哈拉乌尔卡扎营，用藤蔓捆紧树干，用棕榈叶做顶棚。有一个叫马萨博的，被控强奸与偷盗，经军事法庭裁决后枪毙。滥用权力、背叛、争斗：山里的生活，与马蒂原本想象的并不一样。所有人都很紧张；马蒂也认识到，在打败西班牙人后组建怎样的政府这个问题上，革命的两位领导人马赛奥和戈麦斯并未达成一致，他为此感到失望。
5月19日，他们又发现了敌人的踪迹。心怦怦跳着，战士们拿起武器再次进入战斗。此处说法不一，不知马蒂是和其他的将领们一起策马冲锋，还是马克西莫?戈麦斯命令他呆在安全的地方直到战斗结束。如果他确实被要求在掌握战争技能之前控制自己的冲动，那他丝毫没有理会。他骑着马寻找孔特拉马埃斯特雷河（Contramaestre）河岸，安赫尔?佩费克托?德拉瓜迪亚——古巴解放军的一名上校前去护卫他，也可能是他们在那里碰见了，不管怎样，安赫尔?佩费克托?德拉瓜迪亚没能让自己名实相符。像所有投笔从戎的拉美人一样，马蒂笨拙而缺乏经验。他热情有余而训练不足，他的诗歌带来的声名也使他的战友闭口不谈本可给予他的任何劝告。如果安赫尔?佩费克托?德拉瓜迪亚曾试图避免不幸，马蒂也未曾理会他。命运已经注定，他会发起冲锋，直到变成最抢眼的靶子；他会听到枪声，感觉到三颗子弹撕破他的肉身，一颗在胸部，一颗在腿上，最后一颗在脖颈。他回到古巴就是要为祖国献身，而这也是他正在做的，他心甘情愿，也许也感到幸福，因为他只能在责任及英勇行动中找到意义。在他登陆卡霍巴博海滩一个月零几天后，他想象了那么多次的命运终于成为现实。诗歌与革命的交汇留下了一具著名的尸体，铸成了一则新的拉丁美洲神话，这个神话预示了未来，届时，理想、缪斯与意识形态将在拉美青年的灵魂中炸开。因为在马蒂之后，会有更多的诗人、梦想家与乌托邦主义者前赴后继、永不停歇，要把这块大陆从钳制住它的风车下解放出来。他们是利他的，恣意的，想要把拉丁美洲带向更美好的港湾，带向被他们的想象与他们最不同凡响的、救赎的、有时是血淋淋的呓语照亮的土地。
这就是结果。
【在线试读】： 利马，1969：秘鲁军人的左翼革命
60年代的秘鲁是拉丁美洲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85%的耕地集中在2%的地主手中，这是殖民地的遗留问题，它使得附庸关系长期存在，与现代精神背道而驰，尤其是对于发展主义者、民族民粹主义者和左翼人士而言。人民行动党和阿普拉党都曾有农业改革的计划，然而他们仅仅是在竞选中以之为口号，一旦接近权力，就将改革搁置一旁。贝朗德?特里政府曾试图推动农业改革，而阿亚?德拉托雷并没有对此表示支持，更确切地说，他是反对的。随着20世纪的推进，玻利维亚和古巴都发生了民族主义革命。然而，这个从殖民地总督时代移植到嬉皮士和摇滚乐年代的时空胶囊，却阻碍了秘鲁进入现代世界的步伐。甚至连军人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时值60年代中期，他们正在清算“革命左派运动”的领袖路易斯?德拉普恩特?乌西达，为游击队时代画上句号。这是众多出人意料的神奇现象之一，足以说明在拉丁美洲没人知道自己到底在为谁效力。想象一下，这些军人没收了游击队员的物料、宣传册和文件，偷偷摸摸地翻阅它们；也许他们最初是为了研究和弄懂敌人的想法，然而他们完全没想到自己竟然渐渐地认可了那些资料上的内容。在粉碎游击队之后，秘鲁军队的一名少校在1965年说，叛乱现象的出现是某种问题造成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怎么处理问题的根源呢？”
游击队阴差阳错地迫使军队反省他们曾用武力干预的现实，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秘鲁存在十分严重的问题，一种凭军人的爱国之心也能感知到的问题。无需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他们也能得出与胡里奥?科特勒等社会学家相同的结论：“寡头集团—帝国主义的联合”遏制了国家的发展。很快，军人们有了和“民族解放军”“革命左派运动”同样的梦想：恢复对经济的控制，杜绝外国的影响，削弱大庄园主的政治权力。军人们出身民众阶层而非地主精英阶层，他们也开始对这帮阔佬心生厌恶，这些人整日被原住民簇拥着，就像对待自己的财产一样管理着这些原住民。军人们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一举夺权，这一刻在1968年10月到来了。当时贝朗德?特里与国际石油公司重新谈判合同失败后返回秘鲁。总统从美国带回的是一份缺了一页的合同，这桩丑闻以及阿亚?德拉托雷在接下来的竞选中获胜的可能，促使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发动政变。与阿根廷、厄瓜多尔、巴西和玻利维亚一样，秘鲁也开始了军人统治时期。令人迷惑的是，秘鲁军人虽然奉行威权主义，但是并没有推行右派的政策，也没有对学生和左翼运动宣战。像胡里奥?科特勒和阿尼巴尔?吉哈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确实被迫流亡他国，但是新的军政府并没有把左派关进监狱。恰恰相反：他们释放了托派的乌戈?布兰科以及像埃克托?贝哈尔这样在1965年后幸存下来的亲古巴的游击队员，还邀请他们在新的革命军政府任职。继墨西哥、玻利维亚和古巴之后，如今轮到秘鲁了——军人们已经掌权，开始推行他们自己的左翼民族民众革命。
1971年，菲德尔?卡斯特罗正式访问秘鲁，邀请他的秘鲁军人曾经消灭了那些在古巴受训的游击队员。卡斯特罗肯定不会对“革命左派运动”和“民族解放军”有什么怀念。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将军与军政府领导层在秘鲁推行的措施，和卡斯特罗与他的大胡子战友们在古巴推行的措施一样激进。国际石油公司、塞罗德帕斯科的矿产、银行业和捕鱼业都被收归国有。在秘鲁新成立了近200家国营企业，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由国家对经济进行调控。革命的重中之重，就是启动了拉丁美洲最激进的农业改革，将大庄园充公后转型为国营合作社。出人意料的是，这一切得到了美国的认可，因为美国不在乎拉丁美洲的总统如何翻天覆地地捯饬自己的国家，只关心他们有没有共产主义念头，而贝拉斯科从来就没有过。他曾说：“我怎么可能是共产主义者呢？我这辈子都是军人……我倒是有点认可基督教民主……其他的一切都纯粹是胡扯。”他说的是事实。对科特勒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的做法无非是一种自上而下强推的整改，并没有让民众组织和公民社会参与其中，也没有对社会结构做出变革，而是让秘鲁社会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发展主义保持同步。因此，贝拉斯科支持的是法团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他选择了社会阶级间的和解，而非血腥的阶级斗争；他消灭寡头是为了实现平等，而不是要煽动无产阶级。在他的幻想里，这条道路可以锻造出他梦寐以求的军民同盟，通向继图帕克?阿马鲁之后由他领导的第二次独立。“农民朋友，不会再有地主以你的贫困为生了！”那位原住民领袖的名言，成了贝拉斯科政府的口号之一。
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受到依附理论的影响，坚持认为——就像他在1969年7月28日的演讲中说的那样——秘鲁和拉丁美洲一直在资助工业化国家的发展。这些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后来在其作品中系统化阐述的观点，早就已经是秘鲁军人话语的一部分。早在这本书变成解释拉丁美洲欠发达原因的经典文本之前，贝拉斯科就已经以最极端的方式试图缝合这些被切开的血管，拒绝再给这些发达国家输送哪怕一滴秘鲁的财富。如果国家管制措施、土地征收、企业与银行的国有化是通往发展的道路，那么秘鲁在这方面做得十分优秀，执行起来既有军队的精准又有革命的激进。如果进口替代、把自然资源收归国有、通讯媒体的国有化（以防人民受寡头欺骗）、将国家变成一台发展主义资本主义的引擎以及消解民主派（用贝拉斯科的话说，民主只是“少数既得利益者”的事）是贫困问题的解药，那么这些措施将国家从欠发达状态中解救出来只是时间问题。
革命获得了迅速且注定积极的反响，因为革命终结了那个停留在18世纪、不断延续着半奴隶制度的精英阶层。然而，在取缔了大庄园之后，国家并没有让原住民和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国家只是简单地以国家替代了庄园主和酋长，把他们变成了自始至终被法西斯分子和民粹主义者美化的法团主义体制中的又一个齿轮。是的，原住民和农民不会再受庄园主的压迫了，但是也不会成为有分量的政治参与者。至于那些合作社，在最开始的两年是正常运转的，但在此之后，到了1971年，农民们开始抗议，开始造反。军队试图通过国家动员支持体系（Sistema Nacional de Apoyo a la Movilización）来疏导不满情绪，这个机构是在1971年创立的，主要作用是调解国家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但是它很快就变得官僚化，无法说服农民群众温顺地听从军政府的指令。民粹主义策略不起效了，名声响亮的军民同盟已经变成了没人相信的天方夜谭。劳动者的不满情绪越发高涨，合作社纷纷关门，农民越来越愤恨，让贝拉斯科的计划见鬼去吧。他们将庄园抢掠一空，退出合作社，将田地分成多个小地产，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块地上卖力耕作。
无论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发展计划，还是依附理论的指导意见，或是革命民族主义的预期，都没能让秘鲁变成它本应成为的发达国家。1975年，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到了1980年，通货膨胀彻底失控，通胀率超过59％，从此以后一刻不停地增长，以至于十年之后，在民粹主义者阿兰?加西亚执政期间高到让人难以置信，达到了7500％。秘鲁通过农业改革纠正了造成严重不公现象的弊端，然而，在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狂热推动下，革命破坏了至少一半的生产体系，毁坏了整个民主体制。军人的实验持续了12年，其第一阶段由贝拉斯科主导，于1975年结束，第二阶段始于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发动的“政变之中的政变”，这一阶段试图恢复已经千疮百孔的经济，最后在1980年将权力还给公民。
地方生活的激进变革，其严重后果要到后来才慢慢显现出来，但是这一切都逃不过政治学学者阿尔贝托?贝尔加拉的敏锐目光。军人们不仅打倒了大庄园主和酋长，也毁掉了反寡头的政党：阿普拉党和人民行动党。这两个政党在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和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先后长达12年的独裁统治中都无法参与选举，彻底失去了社会影响力。地方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活动，没有经济权力，没有民众代表席位，从而无法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发挥重要作用。由此造成两个后果，一是地方人口逐渐减少，二是国家的集中化。此外，地方大学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因为它们成了唯一能够与军人独裁政权的中央集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抗衡的力量。那些在公共生活中失去了活动空间的激进知识分子纷纷来到这些大学，尤其是阿亚库乔的国立瓦曼加圣克里斯托瓦尔大学。他们在大学里阅读70年代盛行的在苏联印制的手册，把社会科学入门课程变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讲习班。他们还把毛泽东主义融入马列主义中，前者由激进派的老师传播开来，被山区的学生视为新的解放真理。他们开始宣称，被奴役地区将要通过摧毁施压的国家来获得解放。军人推行的社会革命使山区陷入贫困，使经济活动集中在利马；一场主持正义的行动播下了新的诅咒，代价是跌入同一个地狱的硫磺火海中。“从零开始”是当时的口号。“摧毁，摧毁”，正如秘鲁史上第一个朋克乐队“塞伊克斯”（Los Saicos）在1965年所唱的歌词。摧毁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摧毁是为了从零开始，摧毁是为了推动一场真正的经济和文化革命——现在是时候了——从而铸造一个新世界，一种新人。拉丁美洲历史上最恐怖的游击队“光辉道路”（Sendero Luminoso）的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就是那个在阿亚库乔的大学里将那句歌词传播开来的人。
拉丁美洲，2004—2022：波拉尼奥的影响与拉美的阴暗面
波拉尼奥的小说把先锋派野蛮的、毁灭性的冲动公之于世，描绘了邪恶似乎已根深蒂固的社会环境，这些作品开辟了新的文学路径。好几位当代作家都对拉美现实的阴暗面做了审视，在这些盲区，艺术与邪恶、文化与卑鄙、建筑与死亡、现代文明与其病理性焦虑汇聚在一起。波拉尼奥的一大成就在于，他让启发了前几代作家的那些拉丁美洲典型人物——如独裁者、考迪罗或游击队员——退出舞台，也没有让90年代受拉美作家青睐的另外两类人——黑手党成员与职业杀手——成为主角。他的人物尽管多种多样，但通常都与文学有某种关联。他们是诗人、评论家或作家；他们总是迷茫的，追寻着某种他们并不确定是否存在的东西，往往到后来都徘徊在恐怖黑洞的边缘：玛丽亚?卡纳莱斯（即玛丽安娜?卡列哈斯）那座既用来写作又用来拷打犯人的豪宅；圣特莱莎——一个虚构的市镇，在这里杀害女性的罪行如瘟疫般蔓延；或是卡洛斯?维德尔记录真实谋杀事件的艺术展览。
尽管在最近20年，拉丁美洲的叙事文学全景幸运地大为拓展，其发展势头不可遏止，但是在某些小说家身上还是可以发现波拉尼奥的影子，这些小说家书写的是一个别样的拉丁美洲，不一定是文学爆炸的作家们感兴趣的那种。如果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或者富恩特斯认为拉丁美洲的现实和历史可以用神话、迷信或者表现在社会与政治中的狂热所造成的影响来解释，那么今天的叙事文学作者们则给人以这样一种印象：造成各种灾祸的原因更为庞杂，无处不在；它是一种恶、一种毒素，飘浮在空气中，会占据人的身体，让人生病、发疯、痛苦不堪。他们的工具不再是魔幻现实主义或者福楼拜式的现实主义，而是哥特文学。他们的故事中布满了超现实的事件与生灵——被施了魔法的房子、吸血鬼、神奇的巫医——或者被诅咒的、因为怪病或着迷于折磨和暴力而远离文明的人物。可以是一名女学生，也可以是一位电影工作者，一个精神病医生，一位母亲，或者神秘教派的成员，他们出现在这些小说中：厄瓜多尔作家莫妮卡?奥赫达的《颌骨》（Mandíbula）、秘鲁作家古斯塔沃?法维隆的《生活在底层》（Vivir abajo）、委内瑞拉作家罗德里戈?布兰科?卡尔德隆和米歇尔?罗切的《夜晚》（The Night）与《坏心肠》（Malasangre）、阿根廷作家阿丽亚娜?哈维茨、萨曼塔?施维伯林与玛丽安娜?恩里克斯的《去死吧，爱情》（M?tate， amor）、《营救距离》（Distancia de rescate）以及《我们的夜晚部分》（Nuestra parte de noche）。
这些小说里的人物——在此仅举几个例子——游荡在吞噬人的房子、独裁政府的地下刑讯室、实施强奸暴行的地下实验室、开展邪恶游戏的破败建筑以及鼓动疯狂、孕育罪孽的树林与空地中。有意思的是，当他们谈论超自然事件或恶毒行为时，也在谈论另一件事。他们在有意无意地顺便带出另一个故事，是同样不幸而难以理解，同样晦暗、非理性的历史：拉丁美洲的权力史，这些国家令人费解地落在了像胡安?比森特?戈麦斯、阿尔韦托?藤森、乌戈?班赛尔、乌戈?查韦斯这样的人或者阿根廷军政府的手里，这些统治者比起海德先生、德古拉或道林?格雷来要更为阴险、更为邪恶。有意思的地方就在这里：在拉丁美洲，恶魔并不是文学虚构的，而是统领国家的现实，被施了魔法的房子事实上是存在的，就是那些刑讯室，这样的房子真的会吞噬房子里面的人：进去了就出不来了。总之，拉丁美洲的现实不是魔幻的，而是哥特的、阴森的，小说家们只是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分析统治者的谵妄造成的后果，探究那些放肆的恐怖的行为是如何污染、诅咒社会的。
拉丁美洲数十年来一直承受着暴力——政治暴力，这种暴力源自权力的顶层，自上而下地扩散开来，不可能不造就出有毒的环境、病态的社会；在这里，恶就像病毒一般渗入人的皮肤与呼吸道。在这些染病的社会中，暴力无法避免；罪行以传染病的方式繁衍，无法解释，就像《2666》里的女性遇害案件。这种不幸的现象，源自美洲政治迷梦的极为不幸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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