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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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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百年思想迷雾，重回“科玄论战”这一塑造中国现代精神格局的十字路口，本书以全新视角审视这场争论，揭示其如何催生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登场，并以此开启对马克思社会科学体系的深度重构。方东美、牟宗三、黑格尔、韦伯、施穆勒、门格尔、马基雅维利等思想家轮番出场，“科学的人生观如何可能”“社会科学如何可能”“马克思是一个灵知主义者吗”“李约瑟难题”等核心议题精彩纷呈，在本书中，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了精彩的思想对话，共同勾勒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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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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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五四以来科学观念的变迁与马克思主义的深度中国化研究”的结项成果。20世纪20年代，围绕科学观与人生观之间的关系议题爆发了科玄论战，马克思主义也在这次论战中闪亮登场。本书从科玄论战切入以呈现马克思的社会科学家形象为线索，通过提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否定的辩证法的特征，论证了从否定的辩证法推进到相异的辩证法的必要性、可能性、可行性，并以此作为阐释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之当代性的内容。本书的研究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深度中国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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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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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时中：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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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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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1
##第一部分 科玄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登场
#第一章 从方东美对科玄论战的了结方案说起9
一、以黑格尔哲学为标本：方东美要了结科玄论战10
二、从一度同分的视角看：黑格尔哲学绝不是科学11
三、从一度同分到两度异分：以康德哲学为桥梁13
四、从两度异分的视角看：黑格尔哲学的得与失16
五、以圆融贯通为旨归：黑格尔是“斯图加特的中国人”20
六、玄学能否成为科学：科玄论战远未了结23
#第二章 牟宗三对科玄论战的推进及其限度27
一、“截断众流”：牟宗三对康德道德理性之严整纯粹义的肯定27
二、“涵盖宇宙”：牟宗三以道德理性的宇宙本体义对康德的否定30
三、“随波逐浪”：牟宗三从道德理性的历史创造义对康德的否定之否定34
四、从分解到综合：牟宗三道德形上学的黑格尔辩证法原型37
五、在生命与学问之间：牟宗三对科玄论战的推进及其限度40
#第三章 科玄论战的三重分歧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登场45
一、人生观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吗：张君劢与丁文江之间的分歧46
二、人生观问题是自然科学问题吗：陈独秀与胡适之间的分歧50
三、人生观与因果律能相容吗：艾思奇与瞿秋白之间的分歧53
##第二部分 作为社会科学家的马克思形象
#第四章 马克思是一个灵知主义者吗？5
一、超验形式何以不可能：康德论“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65
二、超验对象的可能形式：托伦斯对神学科学的证成69
三、绝对精神的辩证形式：黑格尔对哲学的改造72
四、马克思是一个灵知主义者吗：对沃格林的回应75
#第五章马克思是一个什么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家？82
一、问题的提出：马克思是一个社会科学家吗？83
二、社会的形式化疑难：以康德的目的因果性为参照87
三、社会有机体的近康德阐释：重思《资本论》的科学性93
四、当代中国社会的科学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方向97
#第六章 社会进入科学的三种理念型构造103
一、从历史科学到社会科学：韦伯理念型构造的新康德主义坐标104
二、在行动者与匿名者之间：许茨对理念型的现象学阐发108
三、社会中何以得自由：马克思对具体的总体的阐发112
四、中国社会何以进入科学：一个未许的难题117
#第七章 社会(科)学的康德式奠基及其局限123
一、问题的提出：从“自然如何可能”到“社会如何可能”123
二、从质料到形式：施塔姆勒对正义法理念的论证127
三、在概念与现实之间：韦伯对理念型的论证130
四、韦伯对施塔姆勒的批判：一场新康德主义的内讧133
五、对韦伯的施塔姆勒批判所作的批判：从马克思的视角看136
#第八章 马克思社会科学是一种科学的批判的政治经济学144
一、斯密的世界主义经济学何以不科学：从李斯特的视角看145
二、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何以是庸俗的：从马克思的视角看149
三、走出德国的时代错乱：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前提53
四、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何以是科学：重评马克思的理论突破157
##第三部分 辩证法与马克思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
#第九章 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特征167
一、马克思论社会研究方法的科学性167
二、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论证173
三、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前提179
四、马克思社会研究方法科学性的中国推进83
#第十章 从辩证法的两种区分看《资本论》的主题192
一、从认识结构到劳动结构194
二、从先验幻相到价值之谜198
三、从理性批判到资本批判202
#第十一章 马克思如何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209
一、从理性神学到人本神学：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209
二、费尔巴哈未能颠倒黑格尔哲学：从意志主义的视角看213
三、如何表述非连续性的变化：颠倒之谜的可能解答217
#第十二章 胡塞尔现象学与马克思辩证法的可能会通225
一、马克思对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差异的阐发226
二、伽利略物理学的原子论前提与胡塞尔先验现象学的突破231
三、胡塞尔现象学与马克思辩证法的会通和互补236
#第十三章 辩证法进入社会的哈耶克视角及其批判246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的二重性疑难247
二、在自然与人为之间：哈耶克所构造的“第三范畴”249
三、建构论理性主义批判的限度：从理智主义与意志主义的关系看254
四、马克思社会研究的方法论特征：以哈耶克的“第三范畴”为参照257
#第十四章 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纠缠264
一、社会到底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疑难265
二、调和社会主义与政治经济学：蒲鲁东对辩证法的应用268
三、对生产关系与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马克思的否定的辩证法272
四、从狭义政治经济学到广义政治经济学：方向与进路276
#第十五章 超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之争的辩证法新形态280
一、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281
二、施穆勒与门格尔的三重分歧290
三、方法论之争的回响与突破297
##第四部分 马克思社会科学的当代阐释
#第十六章 马克思社会科学的实践原型与科学形式321
一、自觉能动性的表征：自然科学方法论的限度323
二、普遍客观性的论证：历史主义方法论的困境326
三、社会历史性的形式：博弈一均衡方法的有限借鉴331
四、实践何以进入科学：相异的辩证法的双层结构335
#第十七章 马克思社会科学的旁观的逻辑与行动的逻辑340
一、行动的逻辑的普遍性论证：米塞斯对韦伯的批评342
二、行动的逻辑的先验论证：米塞斯行动学的康德坐标345
三、剩余价值学说作为临界点：基于两种逻辑的区分352
#第十八章 马克思社会科学的资本的逻辑与决断的逻辑357
一、问题的提出：从经济危机的决算到政治危机的决断358
二、决断是否可能：施米特与凯尔森的主权论分歧361
三、对施米特的有限辩护：以康德自由的因果性为参照365
四、无产阶级专政是辩证的决定论吗：施米特对马克思的误读370
#第十九章 马克思社会科学的生产维度与规范维度376
一、为什么关注凯尔森；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题转换377
二、纯粹规范的纯粹性论证：凯尔森对康德先验逻辑的援引379
三、预设性与构成性之辩：凯尔森基础规范的证成性疑难382
四、纯粹法原理对先验逻辑的截用：半截子的康德主义386
五、生产与规范的同构性：从哲学拓扑学的视角看390
#第二十章 马克思社会科学的商品语言与政治语言397
一、问题的提出：从商品拜物教到政治正当性397
二、从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货币之谜的发生学考察399
三、从商品世界到政治世界：商品语言的政治哲学转述403
#第二十一章 马克思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李约瑟难题”410
一、现代科学为何不出现于中国：李约瑟对文明的滴定与疑难411
二、现代科学为何仅出现于西方：陈方正对“滴定”方法的再“滴定”415
三、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三重区分：破解“李约瑟难题”的进路419
#第二十二章 马克思社会科学研究的马基雅维利参照427
一、君主与人民的错位：马基雅维利的政治难题427
二、现代君主论：葛兰西对马基雅维利政治难题的转化432
三、主权决断论：施米特对马基雅维利政治难题的拓展435
四、革命的乌托邦：阿尔都塞对马基雅维利政治难题的推进438
五、自由与国家的悖论：马基雅维利政治难题的中国时刻442
##结语448
##参考文献465
##后记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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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社会科学视野中的“李约瑟难题”
“李约瑟难题”广为人知，这个难题包括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呢?”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
一、现代科学为何不出现于中国：李约瑟对文明的滴定与疑难
李约瑟之所以能够以现代科学作为“标准溶液”来“滴定”中国文明，基于两个前设。第一，在他看来，现代科学融汇了中、欧、印等文明的精华，因而具有普遍性的品质，可以作为“滴定”的普遍性标准。第二，李约瑟自信能够“滴定”中国文明，也根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他将现代科学的诞生与资本主义的起源、文艺复兴的产生视为一个整体，“资本主义、民主和现代科学无疑是一起成长的”。因此，他认为，追问为何现代科学技术在欧洲社会而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就等于追问“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没有文艺复兴，没有宗教改革，没有产生15至18世纪剧变时期的所有那些划时代现象”。
李约瑟从社会经济制度出发，区分了欧洲的“贵族军事制度”与亚洲的“官僚封建制度”，认为：“亚细亚的‘官僚封建制度’起初有利于自然知识的增长，有利于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把它应用在技术上，但后来却抑制了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的兴起，而在欧洲，另一种形式的封建制度通过自身的衰败和产生新的商业社会秩序而促进了现代资本主义和现代科学的兴起。”以商业为主导的社会秩序不可能与官僚封建制度相容，因此，中国社会即使有资本的积累也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即使有发达的技术发明也不可能出现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不过，很多人认为“李约瑟难题”只是一个假问题。其中，陈方在他70万字的皇皇巨著《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中对李约瑟进行文明“滴定”时所使用的“标准溶液”——现代科学作了进一步的“滴定”，这种对“滴定”的“再滴定”值得我们深入地考察。
二、现代科学为何仅出现于西方：陈方正对“滴定”方法的再“滴定”
李约瑟探讨的是“现代科学何以不出现于中国”的问题，陈方正探讨的则是“现代科学何以仅出现于西方”的问题。
陈方正从两个方面来批判“李约瑟难题”。第一，他将现代科学纳入西方文明大传统内部的连续性与革命性关系，认为现代科学基本上是西方文明大传统的产物，而不是如李约瑟所说的那样“百川归海”，是文明交汇的结果。陈方正认为，西方科学虽然经历了转折、停滞、长期断裂和多次移植，但从方法、理念和内涵来看，“自古希腊以迄17世纪欧洲仍然形成一个前后相接续的大传统”，现代科学绝不是天外飞物，而是西方文明之“一个传统，两次革命”所致。他所说的“西方”，不限于欧洲，而是广义地包括欧洲、埃及、北非、巴勒斯坦、两河流域，乃至伊朗、中亚等区域。他认为，西方科学传统也可以被分为古希腊科学(前550—550)、伊斯兰科学(750—1450)以及欧洲科学(1170—1700)三个主要时期。这就意味着，现代科学只是西方科学的连续性传统之下的革命性产物，并不曾脱离西方科学的大传统。
第二，相较于李约瑟从社会与科学的互动关系来研究科学技术的发展，陈方正坚持从科学发展的内在历史展开。在陈方正看来，对于科学发展来说，哲学、宗教以及科学本身的传统等文化因素是具有中心地位的。“事实上，‘内史’亦即科学家与他们思想、发现的研究毫无疑问仍然是科学史的核心，而‘外史’所侧重的社会、经济、技术等因素对科学虽然可能有影响，但却是间接、不确定与辅助性的，因此绝不可能取代‘内史’。”因此，“将文艺复兴与它之前的‘中古’割裂开来是个错误，这样是没有可能求得现代科学出现过程之真谛的”。
然而，陈方正有意无意地将西方的科学传统当作科学的普遍性形式，无视李约瑟对现代科学之“百川归海”的普遍性特征的规定，实际上也犯了他所批评的李约瑟之混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错误，这就意味着“李约瑟难题”并未得到真正的破解。
三、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三重区分：破解“李约瑟难题”的进路
通过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三重区分，我们可以为突破李约瑟与陈方正的思想困局确立一个新的方向。
实际上，李约瑟与陈方正已经展示了实践主体的特殊性及其普遍性诉求：作为一个西方人，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目的是论证普遍科学的客观性；作为一个中国人，陈方正认认真真地用中文写作西方科学史，目的也是证明一种普遍科学是可能的，虽然他所谓的普遍科学不是李约瑟意义上的普遍科学。作为实践的主体，两人同时展现了特殊性的视角与普遍性的追求这双重的指向，且并不矛盾。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在实践中整合李约瑟与陈方正的研究成果，进而真正消解他们之间的纷争，使得两者的研究成果相得益彰？我们在这里可以引入科斯定理。以此为参照，李约瑟与陈方正虽然各自追问现代科学在中西方传统中的差异，但是，真正重要的不是对这种差异及其原因进行理论解释，而是将各自的研究成果置于观念“市场”、思想“市场”之中。这样才可能展示各自不同的风景：一个是从西方人的视角展示中国灿烂的科学技术，一个是从中国人的视角展示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跌宕多姿!在这种展示中，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地域与时效之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古今和中外，即使他们在理论认识上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分歧，如围绕现代科学在中国之有无发生、中西文明在发展中的优劣等问题存在着无穷无尽的争论，但在思想“市场”中，通过实践活动的整合与交融，他们能够珠联璧合，并行不悖，且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基于实践哲学的立场，我们才能获得文明比较的定向标、哲学研究的指南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李约瑟难题”可以获得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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