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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提亚·德诺拉关于音乐治愈力量的经典力作。也是她与加里·安斯戴尔教授共同主编的“音乐与变革”系列丛书中的三部曲的开篇之作。 作者在书中考察了音乐的治愈力量，以及音乐如何可以为人们提供庇护。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长期的音乐实践可以提高生活质量，甚至有不少研究已经证明，音乐有助于缓解疼痛，治疗精神疾病。 德诺拉旨在构建一个在治疗与日常生活中将音乐作为健康媒介的基础理论，并试图阐明：音乐何以有益健康，它能创造哪些条件，又有何特别之处。 內容簡介： 本书作者提亚·德诺拉受到欧文·戈夫曼的经典作品《精神病院》的启发，将音乐的力量界定为一种“庇护”，并探讨了其与健康/疾病之间的关联。作者认为，健康/疾病不仅与身体有关，而且与环境有关，而音乐环境不仅有助于人们脱离糟糕的环境，还可以通过审美体验让人们积极地美化周围的环境，进而改善身体与心理健康。 德诺拉以其早期关于“音乐作为日常生活中的自我疗愈技术”的研究为基础，将音乐呈现为行动、身份、能力和意识的活性成分，并进一步指出，获取和评价音乐包含了重要的道德议题。通过精神病学、心理学、社区音乐研究、音乐心理学等多种理论角度，本书全景式展现了音乐在促进/维系身心健康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所扮演的独特角色。 關於作者： 提亚·德诺拉（1958— ）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埃克塞特大学音乐社会学教授。她与加里·安斯戴尔教授共同主编了劳特利奇出版社的“音乐与变革”系列丛书。其学术成果涉及音乐史、音乐与健康、心理健康及临终关怀等多种领域，代表作有《贝多芬与天才的建构》《阿多诺之后》《音乐庇护》《日常生活中的音乐》等。 目錄： 序言 致谢 导论 第一章 健康与疾病的生态学定义 第二章 向戈夫曼学习Ⅰ：能动性与文化 第三章 向戈夫曼学习Ⅱ：重构庇护 第四章 音乐庇护Ⅰ：断开、重连与逃离 第五章 音乐庇护Ⅱ：一起创造音乐空间，构建与重构世界 第六章 音乐化的意识：审美与麻醉 第七章 好音乐在哪？ 结语 何种音乐、何时、如何促进健康 参考文献 索引 內容試閱： 序言 本书是三部曲计划中的第一部，该计划源于一项为期六年的、关于社区音乐治疗的跨学科研究。这项研究聚焦于心理健康问题，在一家为心理疾病患者提供支持的健康中心BRIGHT（Borough Centre for Rehabilitation，Interaction， Group Activity， Hospitality and Training）展开，并汇集了多方合作力量，包括音乐治疗慈善机构诺尔多夫-罗宾斯的加里·安斯戴尔和萨拉·威尔逊，以及埃克塞特大学的提亚·德诺拉。 这一计划的创作灵感源自三联画（triptych）——一种由三块画板组成的绘画艺术形式，两侧画板向内折叠，与中央的主画板形成呼应。德诺拉和安斯戴尔撰写的两部互补性著作（即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构成了“两侧画板”，旨在构建一个在治疗与日常生活（两个领域实则难以被完全区分开来）中将音乐作为健康媒介的基础理论，通过两位作者不同的专业与理论背景——分别以社会学家和音乐治疗师的视角——形成互补观照。而由二人合著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作为这一计划中的主画板，既折射了两侧画板的学术见解，又对其进行了深化拓展。 第一部是《音乐庇护：日常生活中的音乐疗愈》。德诺拉考察了音乐何以提供庇护。音乐“庇护”可以让人们缓解痛苦，其中涉及通过合作来改造社会世界。这部著作显然受益于文化社会学家德诺拉对“行动中的音乐”（music in action）的长期关注。 第二部是《音乐如何助力音乐治疗与日常生活》。这部著作吸收了学者兼音乐治疗师安斯戴尔长达二十五年的丰富经验。他所提出的生态学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音乐治疗这一专业领域与日常生活中利用音乐来促进健康之间的关键联系。 第三部是由德诺拉和安斯戴尔合著的《心理健康的音乐之路》。这项研究采用了多种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并围绕BRIGHT的社区音乐治疗项目展开工作，旨在探讨集体音乐活动如何帮助人们直面心理健康问题，提升幸福水平。 导 论 本书主要关注音乐、治疗、健康与幸福。我的目标是构建一个有据可依的理论来阐明：音乐何以有益健康，它能创造哪些条件、有何特别之处。我将在后文中说明：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活动，音乐如何开展所谓“庇护”实践。我借助“庇护”这一术语，来描述从某一地点、某一时刻、某一忧虑情绪中逃离出来、稍作喘息甚至“振奋心神”的过程。所谓“振奋心神”，就是仿佛置身于万物之流，在其中创造性地嬉戏，享受与他人的认同或联结，感受快乐，意识到痛苦正逐渐缓解、慢慢消失。诚然，音乐和健康是社会-音乐研究中最值得探索的领域之一，但它也抛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 基于生活经验，我们也许自认为早已知晓这些问题的答案，但要用言语来说明音乐究竟有什么益处时，却又显得困难重重。也许音乐可以超越言语的特质恰好就是其中的关键，且正是这种特质与音乐如何有益健康相关。音乐是一种无须言语中介就能直接发声的媒介，这一观念既悠久又普遍。在很多非西方国家，“治愈的”音乐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事实，即便是严肃音乐（西方文化通常认为它们是自律、无功利、无目的且非日常的），往往也与治愈和健康紧密相连。音乐的力量中似乎具有某种特定的音乐性，它外在于文字又超越了文字，甚至超越了一切表述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东西是无法形容的，所以要通过文字来说明音乐能做什么这件事就显得有些尴尬了。 1800年与2003 年的钢琴：试着改善局面 门德尔松曾分享过一则逸事，贝多芬在其中俨然是位音乐治疗师。1831年，门德尔松来到米兰拜访贝多芬的密友兼赞助人冯·埃特曼男爵及其夫人多罗特娅，男爵夫人在当时是非常杰出的钢琴家，她非常擅长演奏贝多芬的曲子，贝多芬甚至亲切地称她为“多罗特娅-采齐利娅”。门德尔松在给妹妹的信中写道： （埃特曼男爵夫人）告诉我，当她失去最后一个孩子时，贝多芬最初不敢拜访她；但最后他还是邀请她去了他家里。当她到达时，他就坐在钢琴旁，只是平淡地说道，“让我们用音乐交流吧”，他持续演奏了一个多小时，用她的话说，“他向我诉说了很多，而我为此感到欣慰”。 如今，音乐同样能改善局面，比如音乐疗法。第二个例子也是两个人与一台钢琴的故事，在2003年左右： 帕姆用琴槌狠砸木琴，还将木琴朝钢琴扔过去，把钢琴砸到响个不停。她大喊“这该死的生活！”十分焦躁。治疗师加里·安斯戴尔后来发现，这场爆发源于她下意识地把木琴上的字母看成了脏话。这场风暴过后，治疗师邀请帕姆坐到钢琴前，开始鼓励她重新进入音乐。于是，她开始在钢琴上弹奏零星的音符，随后与治疗师一起进行简短的钢琴二重唱。很快，帕姆（伴随着治疗师的钢琴伴奏）开始唱歌，既投入又富有表现力，音乐似乎将她带到了别的地方。音乐结束后，她舒了口气说：“这样做显然好多了！”整个事件其实只持续了四分多钟。 在这两个“鲜活的”音乐互动案例中，音乐可被视为某种“共在”方式，而非仅限于“生产和消费”有意义的、秩序井然的声音。这些超越了“生产和消费的二元对立”的音乐活动都包含姿势、互相熟悉、准音乐行为（谈话、动作、手势等辅助步骤，比如拜访贝多芬或进入音乐治疗室）。还涉及相关的材料与物品，其中钢琴、木琴、琴槌本身可能积淀了个人、历史、文化的意蕴，钢琴也许是“父亲曾演奏过的乐器”，木琴这种时髦乐器在流行和古典音乐文化中往往与骷髅、恐怖音乐风格有关。即便是聆听录制音乐或所谓被动地消费音乐时，音乐参与仍然是一场充满能动性的活动，它的目的往往在于开辟一个生活世界或行动居所。（我在别处详细说明过此类活动，即音乐消费的核心是“聆听”，而“聆听”这一概念则过度依赖19世纪晚期的沉默不语、全神贯注、一动不动的听众形象。） 因为音乐只能是“音乐+”，且这个“+”是在具体实践中被动态附加的，所以描述什么是“音乐本身”完全陷入了误区。如克拉克所言，“音乐是一种供人感知和行动的无穷‘多元’的环境”。但克拉克又提醒我们，音乐具有某种专属于其自身的特质，即音乐性，因此参与音乐活动与做木工、建桥梁或给动物打扮等活动存在本质差别。所以在展开音乐和健康的关键论题之前，应该初步了解音乐的特质，而这就不得不提音乐之为音乐的五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了。 音乐的特质是什么？ 第一，与戏剧、舞蹈、诗歌和文学一样，音乐也是在时间中展开的。与诗歌或散文相比，也许音乐不够微妙，但却更为有力，尤其是它可以通过节奏与韵律来激发人们进而具身化（这在舞蹈或更日常的编舞中很常见）。音乐的节奏可以将个人的、潜在的、不成熟的、难以驾驭的身体整合到同一时间中。因此音乐与同步交流有关，而一起创作音乐既需要，也可以促进亲密且精确的协作交流方式：换言之，音乐提供了一种时间上共在的方式。 第二，许多音乐器材非常便携，我们可以轻易地借助它们将音乐融入环境之中，例如口琴、吉他，以及收音机、电视、iPod、MP3等便捷式音乐设备与扬声器系统。因此音乐是一种非常不显眼的媒介，虽然看不到但一按下开关就会出现，聚焦零售业、俱乐部和健身房的音乐研究就会发现，音乐也许是一门关乎隐蔽、潜伏、秘密的艺术。但音乐器材有时又非常显眼，会将自己的巨大身躯填满整个空间，比如巨大的管风琴、三角钢琴、竖琴、低音提琴、大号、风笛和鼓…… 第三，我们通常会用身体术语来体验和描述音乐。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其他文化，音乐媒介往往与具身实践、空间关系和触觉紧密相连（尽管方式并不相同）。毕竟在制作层面，音乐通常要借助身体动作（声学/演奏技巧）来完成。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两个关于钢琴的例子，音乐可以通过身体动作来呈现（即罗兰·巴特的“声音纹理”），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弯曲的手臂、舌头、手指、脚、前臂、肺和嘴唇也是音乐制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些身体动作决定了声音的具体呈现、音色、音量与音高，例如低音要放松声带，大力拨动琴弦会让吉他更响亮，放松小提琴琴弓则让旋律渐弱。 第四，音乐通常不指涉任何具体事实，这使其可以脱离文字与视觉图像而独立存在。诚如安娜·丽莎·托塔所言，音乐作为一种灵活且高度流动的媒介，它很容易被“污染”，因而那些音乐的传统内涵、风格和普遍特征有时会被颠覆。当乐谱、音乐片段从最初的搭配和语境转换到新的呈现和使用语境中时，其意蕴常常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比方说托塔对卢奇诺·维斯康蒂的《威尼斯之死》中马勒第五交响曲的分析，此外，特定的音乐表演及表演框架也会催生新的意蕴。 第五，音乐可以通过配对或变迁机制，与情感体验深度绑定。比方说，我们自己的音乐往往就是我们自己的回忆。因此，音乐可以更新记忆、激发社会行动，还能在个人层面（作为自我技术）与集体层面（作为公共记忆、纪念和情感的矩阵）调整情感参数与感受模式。 音乐在何种程度上与健康有关？ 本书所关注的是可中介、可转化的音乐活动，这种中介过程与音乐的特质有关。贝多芬与音乐疗法的案例虽相隔两百余年，但都是通过钢琴演奏，都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一个小时或几分钟），都展现了音乐如何改善局面（“显然好多了”“为此感到欣慰”）。音乐同样可以在较长的时段中发挥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长期的音乐实践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这些研究揭示了音乐何以帮助我们应对医疗困境、慢性疼痛和精神疾病。概言之，它们解释了音乐如何通过提供故事和意义来提升心理韧性、加强身份认同，并增进社区联系。 这类音乐有时还可以取代药物或医疗干预，从而避免副作用并节省开支。因此，相信音乐有益于健康是人之常情。然而历史告诉我们，音乐能让事情变好这一观念始终争议不断，残留了太多的神秘气息和迷信色彩。在西方文化与其他文化中，音乐通常与巫术、宗教实践、信念治疗、实用的魔法、崭新的时代精神还有江湖骗子联系在一起。纵观音乐在医学中的全部历史，不难看出在西方文化中音乐有时会备受推崇，但也经常遭到质疑。如佩内洛普·古科所言，一再断言音乐有益精神、促进健康，可以治愈身心的做法已成为某种文学惯例。而关于神奇的、非凡的、不断变化的音乐力量的论述，可参见与“毒蛛舞蹈症”相关的案例，18世纪的梅斯梅尔利用玻璃琴对受试者实施其所谓“动物磁性疗法”的案例，以及围绕玻璃琴这一乐器本身的争议（过度使用该乐器是否会导致神经退化并引发精神错乱？）。其思想根源可以一直追溯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混合利底亚调式的音乐“沉郁伤感令人黯然”、波爱修斯关于音乐对人类心灵影响的讨论、巴洛克式情感学说［舒伯特写于1806年的《音乐美学》认为D小调与血液、脾脏和“女人味”有关）］，以及认为音乐会败坏身体和道德的类似观念。近现代以来，关于音乐对人类心灵有着强大影响的论述，在针对爵士、摇滚、朋克、说唱等“危险”风格的道德恐慌中，在对“莫扎特效应”的讨论中，以及在某些认为音乐会刺激大脑的理论变体中屡见不鲜。可见，关于“音乐力量”的修辞（其治愈能力、对认知的增强，以及道德引导）始终大行其道，往往遮蔽了更关键的理论问题，即音乐如何在实际体验层面实现其宣称的功能。 健康在何种程度上与音乐有关？ 迄今为止，涉及音乐与健康的研究仍未解释音乐的运作机制。如果音乐与健康存在联系，那么音乐究竟做了什么，它又是怎样做到的？尽管精心设计的随机临床试验也许能让我们相信音乐的确有效，但这仍未解决问题的根本，即“它是怎样做到的？”现有对音乐“活性成分”的探索虽已展开，却多受限于“音乐-心智-大脑-个体”这一狭隘框架，忽视了实践维度、他者影响、制度环境、集体行动模式和信念体系、主体间性、具身化和物质世界等关键要素。更值得警惕的是，各种场合都在滥用“音乐力量”这一修辞，却没有思考音乐的本体论问题——音乐的对象是什么？可以理解成一种刺激吗？它的边界在哪？它在何种程度上是稳定不变的？这个概念在被阐释时足够灵活吗？“音乐力量”这一修辞往往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即音乐的接受过程是在聆听音乐的个人与参与音乐创作的个人之间发生的，但在相关的研究中，“个人”却越来越多地被简化为“大脑”。 这一领域存在许多严肃的神经科学研究，例如神经处理机制如何促进了与音乐相关的共享情感体验，但大量文献过分关注“音乐和大脑”这一单一维度，理解问题的重点应当是现实生活中的音乐体验才对。如雷蒙德·塔利斯所言，这些神经学话语在某种程度上让人联想到19世纪试图将心理状态与身体功能联系起来的颅相学，但大脑的同一区域往往承载着不同的认知及感觉功能，因此将复杂的认知和感觉过程简化为特定大脑区域的活动实属牵强。有意义的体验，并不局限于生理意义上的大脑。 换言之，我们并非只是大脑。大脑与心灵、头骨、血液、神经系统、骨骼和身体相连，这听起来像是在转述《骨曲》：“背骨与颈骨相连/颈骨与头骨相连，哦，聆听上帝的作为！”实际上，大脑还与你自己，与其他人及他们的历史，与语言和学习、记忆和联想、习惯、文化建构的价值观、习俗、身体互动、场合、情境、共同体验、习俗、气候、饮食、空气质量、电磁电流，乃至许多我们认为其外在于个人的事物相连。因此，在理解音乐是什么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时，我们应当将这种整体性的联系纳入其中。 正是考虑到这种整体性，考虑到它被大脑研究忽视的现状，我认为关于音乐和健康的研究急需一个社会的、生态学的研究范式，需要一个将音乐和音乐活动理解为具身化社会实践的范式，正是这种具身化实践塑造了音乐促进健康的属性。这种生态学视角对我们思考音乐是什么、它是什么样的客体以及应该如何将这一客体纳入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关键就在于超越将音乐视为用于医疗目的的刺激、辅助、工具的单一观点；相反，音乐是一种文化实践，一种有意义的共同实践，它对健康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我相信，对（作为社会生态学一部分的）音乐的运作机制进行（基于实证的）理论解释的时机业已成熟。通过揭示文化的运作过程，这样的研究无疑可以极大地丰富文化社会学。 为此，我将说明疾病、健康、身体、心理、文化和能动性如何相互交织，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即便借助上述术语来描述也显得十分模糊，但我会尽量让它看起来更具体一点。后文内容主要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第一章至第三章阐明了音乐和健康的生态理论的（社会学）基础。在第一章中，我从健康和疾病的建构性质转向其时间和文化的中介特征，并将身心互动和疾病视为一个由合作、文化和关系共同塑造的事实。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我考察了健康与疾病（它们与社会环境和个人状况紧密相关，并被体验为幸福、振奋心神以及参与娱乐的能力）是如何与寻求庇护的机会和材料（如上文所定义的那样）或获得健康的场所和方式相联系的。第四章至第六章将通过分析音乐庇护的构建形式、社会关系及其微观政治效应，来深化上述主题的研究。在考察完音乐如何能被视为“有益”（do good）后，我在第七章将转向一个古老的命题，即重新思考什么是“好”（good）音乐，以及如何分辨“好”音乐。我认为，音乐美学急需精细化和多元化，正如J.布莱金所言，音乐中的“善”（goodness）与“音乐是一种人类经验的表达方式这一价值密不可分”。这一立场将音乐评估与道德行为，乃至生态政治联系在了一起，且它更关心善是如何产生的，而非什么才算善。或许，伟大的音乐正是那些即便在极端境况下仍能提供“治愈”和“共在”可能的作品。在结语部分，我认为这种思考音乐的方式无疑丰富了关于音乐何以有益的研究。此外，它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健康人文学科——音乐绝非医学的陪衬或附庸，而是共同促进健康幸福、重构“看护”一词意义的平等伙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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