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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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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以比较神话学为方法论，探讨中西文化范式生成机制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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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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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文明的浩瀚长河中，神话犹如璀璨的星辰。神话承载着先民对自然的敬畏、对英雄的崇拜，以及对生命起源与世界秩序的无尽思索。本书跨越时空的界限，以“神话形态”与“文化范式”关联为指归，将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约化为四大形态：神象形态、秩序形态、归化形态、字化形态。通过对中希神话四大形态的比较，揭示了两族神话的差异及其背后的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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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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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玮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二级教授、云山杰出学者，博士生导师。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第七批省级培养对象。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J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项、广东省哲社科项目3项。2011年获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16年个人专著入选广东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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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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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第一节 主要概念、相关学理与研究价值
一、主要概念
二、相关学理
三、研究价值
第二节 百年研究综观：从神话学的诞生与东渐谈起
一、在近代西方人文运动中诞生的神话学
二、在西学东渐中觉醒的“神话”
三、神话学中的显学：中希神话比较研究
第一章 中希神话的神象形态偏向：人兽神与人形神
第一节 神象的生成规律
第二节 神象递变与自我意识发展的关联性
一、兽形神与“微我”
二、人兽神与“混我”
三、人形神与“准我”
第三节 中希神象形态偏向的表征
一、中国的主调神象：人兽神
二、希腊的主调神象：人形神
第四节 中希神象形态偏向的成因
一、诞生的时分：中国于黎明与希腊于早晨
二、中国的原生性与希腊的派生性
第五节 神象形态蕴含的文化范式
一、中国人兽神与主客合一、希腊人形神与主客二分
二、希腊的形神俱灭与哲性思维、中国的形灭神存与神性思维
第二章 中希神话的秩序形态偏向：德行与命运
第一节 神话世界的秩序导力
第二节 中国神话的秩序导力：德行
一、德行的两个表现：一个行动群与帝王共相
二、德行导力的成因
第三节 希腊神话的秩序导力：命运
一、命运导力的表征
二、“力”“欲/美”：次秩序导力
三、“野蛮”与“文明”的共存：命运导力下的奇特张力
四、命运导力形成的母因
第四节 神话秩序形态蕴含的文化样式
一、德行与礼乐
二、命运与悲剧
三、乐感文化因子与悲感文化因子
第三章 中希神话的归化形态偏向：历史化与哲学化
第一节 符号的演化与神话的归化
第二节 中国神话的归化：历史化
一、神话历史化二法
二、中国神话历史化的语境
三、中国神话早发历史化的母因
第三节 希腊神话的归化：哲学化
一、希腊神话的哲学化
二、希腊神话哲学化的成因
第四节 神话归化形态孕育的文化模式
一、中国神话历史化与诗性思维
二、希腊神话哲学化与抽象思维
第四章 中希神话的字化形态偏向：三言两语与千言万语
第一节 汉字：原生的空间符号
一、汉字的神圣性、天然性与“抗字母化”特性
二、汉字符号：神话元素的适宜载体
第二节 汉字与口传的通约：一场艰难的匹配之役
一、汉字与口传通约的张力
二、中国神话字化形态的表征
第三节 希腊文字：派生的时间符号
第四节 希腊文字与口传的同质性
一、希腊文字与口传的通约：乐谱对曲子的记录
二、希腊神话字化形态的表征
第五节 中希神话字化形态偏向的母因
一、希腊经济与地理：商业与海洋
二、中国经济与地理：农耕与大陆
第六节 神话字化形态潜藏的文化样式
一、象形与拼音：恋象思维与间象思维
二、文字崇拜与语音中心
三、“观与悟”与对话：抵达道/真理的途径
附 录
神话变形的式样及其发生的原理
英雄的重新释义：穿行于神、人两界的第三种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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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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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对于一部创新意识强烈的专著来说，作者迫不及待想介绍的是书中一连串的创新观点景观。经十载打磨而成的《中希神话形态偏向研究》（简称《偏向》）就是这样一部富有独创性的著作，它将浩繁的中希神话简约为四大形态：神象1形态、秩序形态、归化形态、字化形态。通过对这四大形态偏向的比较，推演出了神话形态与文化范式的根果关系。
一
为什么世界各个民族都有兽形神、人兽神、人形神？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更为根本的问题中。神象是怎样产生的？这是个发生学问题，凡是发生学的问题，往往都是不易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神话学、人类学界也依然是个待解决的问题。初遇此问题时，笔者犹如遇到斯芬克斯的又一道谜语，不是我被吃就是他跳崖。经过反复思考，笔者终于创设了“以最强者为自然力形象”的神象生成规律。有了这个规律，就有了指南，手里犹如捏着阿里阿德涅的线团，走进神象世界，就不会迷失方向。谁为强者，便以谁为形象。这样一来，神象从兽形到“兽+人”形再到人形的逻辑便理顺了。
后来还发现这个规律有意想不到的阐释力。人们通常所说的希腊“神人同体”已是神话学界公认的理所当然的命题，殊不知该命题犯了一个隐秘的逻辑错误，这一错误几乎没有被中外学者发觉。事实上，神与人的“同体”应改为“同形而不同型”，即结构相同，型号不同，作为神象的人形应是大型号的。这可从神象生成规律的“以最强者为自然力形象”规则得到解释，即原始人在不自觉中选择了作为“百兽之王”的人中之强者—凡人中的高者、美者、伟者为神象。
“以最强者为自然力形象”的原则还帮助我们揭示神象符号的美学根源。一直以来，不少中外学者都认为在生命形体中，人体是最美的。丹纳就说，“希腊人之所以用人的形象来代表神，因为世界上没有比人更美的形式”。但丹纳还是没能揭示 “没有比人更美的形式”的深层根源。事实上，这一深层根源就隐藏在笔者提出的神象生成规律之中。该规律告诉我们，人体之所以美，之所以比动物更美，是因为人是“百兽之王”。这同时暗示我们，神象无论是兽形还是“兽+人”形，他们都曾经是世界上的最强者，在原始人心目中他们曾经也是最美的形体。这样，我们就不会因我们祖先女娲的人首蛇身而自卑，人首蛇身与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一样都曾经是原始人心目中最美的形体。
在神象生成规律的基础上，《偏向》还破解了人兽合体的生成之谜。笔者戏称它是另一道长在斯芬克斯身上的谜语—关于人兽合体的生成之谜。这可是一道千古之谜，人类自从苏格拉底以来都对这个问题有所关注，但都未能给出合理的猜想或解释。基于前述神象生成规律，作者终于在冥冥的苦思之中茅塞顿开，眼前一亮。原来这个千古之谜可以这样解释：人兽合体是位于神话时代中间阶段的神象符号。当人与强兽在自然王国中的力量不相上下时，原始人在不自觉中将这两个强者组合成强者中的强者，以便更合适地表达强大自然力。人与强兽之所以可以组合一体，是因为在原始人类意识中人与兽仍未分化为不同的种属。随着人的力量渐胜于强兽，人兽合体符号便相应地从“兽本”转化为“人本”，这一转化主要呈现为三个相态：“兽首+人身”“人首+兽身”“人形+兽格”。这样一来，这个千古之谜的人兽合体符号的生成及其递变，终于被揭下了披在脸上的千年面纱，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最后，笔者通过建构神象“三态”递变与自我意识“三我”发展的关联，从中国与希腊的各自主调神象，惊喜地发现这组常常描述中西文化品格的宏大对子—“天人合一”和“天人二分”竟然暗藏在人兽神（女娲们）与人形神（宙斯们）的符号里。
二
一个民族神话就是一个神话世界。不管是中文的世界、宇宙或英文的cosmos都包含着秩序之义。在中希神话的舞台上，总是让人感知到隐隐约约存在一个治理混乱、确保社会正常运行的导向力量。笔者将其中最重要的监督、向导力量称为秩序导力。同时，在理论上宏观地将人类与神祇的秩序导力分为早期阶段与晚期阶段—以“力”为导力阶段与以“理”为导力阶段。笔者提出中希神话的秩序导力分别为：德行与命运。这两个导力都属于“理”阶段。这就纠正了有些学者误把“力”当作希腊神话的最重要导力，将之对等于中国的德行。实质上，“力”与“德”是不能对等的，两者缺少可比性。“力”属于秩序导力的早期阶段，为父辈，而“德”则属于晚期阶段，为子辈。与中国德行对等的应是属于“理”阶段的希腊的命运。
在对希腊秩序导力命运的解读上，笔者成功地分解了命运的“化学成分”，就如将水分解为氢和氧。希腊命运是关于两个“力”的关系。命运包含了“力”的因素，但它不是关于单个“力”的问题，而是关于两个“力”，即“力”与“力”冲突而形成的观念，是人受神（自然）的奴役而形成的一种屈服性认识。这里的命运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力”与“力”之间的冲突；二是“小力”（人）受“大力”（神或自然力）的奴役；三是“小力”对“大力”的绝望抗争或无奈与叹服。这三层关系都涉及两个“力”的关系，而一旦涉及两个“力”之间的冲突，也就涉及“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而“关系”已属理性的范畴，属于“理”阶段。因此，希腊的命运与中国的德行都属于“理”阶段，是具有可比性的同构项。
随着对希腊命运的深入理解，笔者还获得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比喻。命运就如一张弓，表面看似安静，而实际上却充满着内在张力。人的天性（本能）就如弓身，本可以自如伸直（比喻本性、野性），但却被弦（比喻“理”、文明对人性的制约）紧紧地拉住（对野性的制约）。而一旦弯弓脱弦，弓身便立即张直，回归本性、野性。这个比喻可以看出，这张弓（命运）的本质是一个力对另一个力的征服、制约，它时刻涌动一个跃跃欲张的力量元素。而由这张弓射出的响箭，便是希腊的悲剧。这张弓的张力越大，箭的叫声便越响，悲剧便越动人心魄。
除了命运，希腊还继续追崇“力”“欲/美”。笔者将之概括为次秩序导力。这样，主导力与次导力构成复叠状态。虽然命运已战胜了“力”成为主导力，但作为第一阶段父辈的“力”，并没有彻底退场，而是继续参与了秩序的监督与维持。秩序导力理论的建立，可以解读希腊神话“文明性”与“野蛮性”悖谬共存的现象：高级的文明性（如神职精细的分工）与低级的野蛮性（众神的兽性、野性）共存于一个时空之中。造成这一悖谬现象的两个促因：一是命运监督下涌动的崇“力”因素形成了诸神的“野蛮性”；二是崇“力”延伸至崇“知”促成了诸神的“文明性”。
神话秩序导力理论的建立，似乎获得了意想不到的高额回报。笔者发现中希秩序导力德行和命运的延长线—中国礼乐与希腊悲剧存在同构性。悲剧与礼乐，前者为偏正结构，后者为联合结构，但在“悲”与“剧”、“礼”与“乐”的缘生关系上是同构的。礼乐中的“礼”是对人性的塑造，使人文明化，使人脱离原始野蛮。文明即有序，是以抑制欲望为代价的。悲剧中的“悲”即命运，对人进行监督、管理，而使社会有序。两者都是对人性的限制、约束。先民大约在不自觉中体悟到了艺术对痛苦人生的慰藉、治疗作用，于是，古希腊人以“剧”的方式来消解命运中“悲”的压力，古中国人则以“乐”去安抚“礼”对心灵的扭曲。“乐”与“剧”、“礼”与“悲”便成了两组有机的组合。“悲与剧”与“礼与乐”这两种协调方式都是企图从痛苦中获得抒解、在痛苦中获得补偿，以安抚人类因人性改铸而文明化的阵痛，以使人的精神获得某种平衡。
在描述中希秩序导力所蕴含的悲感/乐感文化因子时，作者用西西弗推石上山与愚公移山这两块“巨石”故事喻说了希腊悲感文化与中国乐感文化。同时，两块大石的故事还完满地阐释了希腊命运和中国天命的内涵。
三
为什么中国神话走向历史化，而希腊走向哲学化？笔者首先找到一个可以概括这两种现象的术语—归化。神话归化意为神话发展到最后的演化与归宿。与希腊比较，会发现使中国神话过早历史化的重要因素是早熟的农耕文明及其副产品文字。农业较为复杂的种植操作程序锻炼了人的因果关系思维能力以及依靠人力的观念，这种能力与观念说到底就是一种理性能力。Culture一词的词根cult指的是耕种，与中国的“天下之化起于农亩”相通，该词揭示了农耕与人类理性能力的密切关系。作为农耕文明的副产品文字，相比于口语更能锻炼人有序的符号思维能力。有序的符号思维能力，即在思维过程中有条不紊地驾驭各种情况、各种关系的能力，这无疑锻炼了人的理性能力。早发的农耕文明产生了早发的文字，早发的文字在与思维的互塑中催生了早熟的理性。这是中国神话过早历史化的重要原因。
希腊迟缓的历史意识与其浓厚的史诗语境密切相关。希腊史诗的形成与民族迁徙、战争形式、文字缺位三大因素有关。这三大因素恰恰与中国的农民定居、伦理崇拜、早发文字的农耕背景相反。迁徙意味着开拓、冒险，浩浩荡荡的家园开拓为史诗的产生创造了温床；战争必然产生英雄和英雄故事，规模庞大、酷烈的战争为史诗准备了主角；文字缺位促进了口头传统的继续发扬。
通过观察中希神话的归化，各自神象发展的水平，作者找到两族神话归化时所孵化的思维方式。中国发生神话归化时，神象并未发展到人形神，而大多徘徊于主调神象人兽神。根据神象形态与原始人在神话时代的思维方式对应规律，与人兽神对应的是中具象思维，它对应皮亚杰的前运算阶段的实物思维后期与具体运算阶段的形象思维前期之间，相当于5～9岁儿童阶段。中具象思维给古中国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经过轴心期人文运动的洗礼而定格，演化为以形象为主导的民族思维方式—诗性思维。希腊是在人形神发展到登峰造极时发生哲学化，与人形神对应的是低具象思维，对应皮亚杰的具体运算阶段的形象思维后期与形式运算阶段始端之间，相当于9～12岁儿童阶段。低具象思维趋近抽象思维。当希腊人从神话时代走向轴心时代时，它便蜕变为一种抽象思维或者说逻辑思维。
四
任何民族的神话最终都被字化为典籍。中希神话的字化形态存在明显的区别，作者将之概括为两个成语—三言两语与千言万语。造成这一区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两族使用文字不同：象形与拼音。通过从文字与口传的通约的角度入手，可以解释中希神话碎片化与长篇化的现象。汉字与口传的通约是一场艰难的匹配之役。两者的通约、协调，就如让甲乙两人共同穿一条裤子在艰难协调中履步。象形文字对口头传统的游离、排斥，使口传常常不能如愿地得到汉字的通约。然而，希腊文字与口传的通约，就如乐谱对曲子的记录。拼音文字成为记录口头语的代码。如果把口头传统比喻为曲子，则拼音文字就如音符。拼音文字成了口头传统的附属、奴仆。希腊文字与口头传统之间的通约没有象形文字与口头传统的通约那样剑拔弩张，而是很快地握手言和。希腊神话的辉煌得益于字母文字对口头传统的记录能力，就如音符对曲子的标记，曲有多长，谱随多长。
从神话字化所采用的象形文字与拼音文字，作者推演出由此延伸的恋象思维和间象思维方式。中国人长期受到象形文字潜在的暗示、塑造，思维深处总是有一种不自觉的恋象思维。希腊人由于字母文字的长期使用，磨炼了一种间象思维。所谓间象思维，不是直接从象到意的想象，而是由字母建构起与象的关联，再由象到意的想象。与恋象思维的流程相比，间象思维多了一个代码环节，这个间接环节锻炼了一种从信号到符号的建构能力。希腊字母文字犹如一堆代码，意义犹如一个汪洋大海，每一个代码指涉海洋中的相应意义。于是，如何管理、规范代码与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成了头等大事。这就要求每个代码要有准确、固定的意义，建立一套稳定的概念、定义、术语来作为这堆代码意义的支柱。于是，概念、定义的展开、延伸、演绎，便产生了西方发达的逻辑学。西方人有一种浓厚的概念、定义情结，就如希腊人对船锚的情结—在流变中求不变与固定。长期漂游无边大海的希腊人，不自觉地发展了一种“求定点”的性格—锚的情结。这些浓厚的情结在商贸中表现为契约，在语言中表现为语法，在哲学中表现为对“不变”（逻各斯）的追求。
为什么希腊人对口语如此信任？目前还未见有较为满意的解释。笔者通过与中国比较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认为希腊人的方言、官言与文字三者同一，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不仅官言就是方言，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希腊的文字也是一种变相的方言。聪明的希腊人，通过借用腓尼基的一套辅音字母，再加上元音字母而形成了一套可以拼写他们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凭着这套符号，希腊人不管老少妇幼都可“照写口语”，表达他们的内心思想，或聆听柏拉图的演讲。就如贺拉斯所说，诗神把天才，把完美的表述能力，赐给希腊人。因此，对言能达意的崇信可能是西方语音中心主义的重要成因。
以上就是作者迫不及待向读者讲述《偏向》中四个神话形态大略的创新观点景观。
叔本华曾说，音乐的语言内容丰富，意义充沛，即令是重奏符号以及重头再奏也可使人舒适，要完全领会音乐这些内容和意义，人们就有听两遍的必要。笔者认为，站在众多巨人肩膀上、创新意识强烈的《偏向》也许像听优美的音乐一样，有读两遍或几遍的必要。读者对《偏向》的每一次阅读，都是与其对话、对其批判、促其上升。
2024年11月11日于广州白云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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