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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独具匠心地将所有国际行为置于“规则与统治”的框架下进行分析，深刻揭示了国际关系的构成性逻辑。奥努夫教授展现出惊人的理论雄心与跨学科视野，他融汇肯尼思·阿罗、米歇尔·福柯、安东尼·吉登斯、约翰·塞尔等众多思想巨擘的智慧，不仅追溯了国际规则的起源，更系统阐述了规则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 这不仅是国际关系学者案头的关键读本，更是对现代社会科学的一次重要贡献。对于任何希望超越表层现象、探究国际秩序深层动力的读者来说，本书都将提供极为宝贵的思想启迪。 內容簡介： 本书是对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奥努夫教授的这本国际关系建构主义开山之作对于任何希望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的人而言都是关键读本。在书中，奥努夫把国际关系中所有对外行为理解为规则和统治的问题。他把国际关系的规则聚合在一起，解释了它们的来源，同时也通过借鉴众多不同学科思想家的观点阐述了规则的影响，第一次把“建构主义”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对本书的观点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家有：肯尼思?? 阿罗、J.L.奥斯汀、马克斯??布莱克、米歇尔·福柯、安东尼??吉登斯、于尔根· 哈贝马斯、劳伦斯·科尔伯格、哈罗德·拉斯韦尔、塔尔科特·帕森斯、让·皮亚杰、J. G. A.波科克、约翰·罗默、约翰·塞尔、谢尔顿·沃林…… 關於作者： 孙吉胜：教授、博士生导师、外交学院副院长，兼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外交评论》副主编。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任研究员。长期从事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语言学、中国外交等领域的研究。著有《语言、意义与国际政治》《国际政治语言学：理论与实践》《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外交话语体系构建》《“中国崛起”话语对比研究》《我们建构的世界》（译著）等，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国际问题研究》等处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级及省部级项目。 目錄： 中文版前言／Ⅰ 英文版前言／Ⅸ 导论／1 探索／1 范式／10 本书规划／21 第一部分规则 第一章建构主义／31 起始之处／32 维特根斯坦的地位／37 结构化／45 第二章法律与语言／58 实证主义／59 法律理论的局限／63 行事的语言／68 第三章认知、判断、文化／85 认知的普适性／86 规则能力／94 文化差异／103 第四章秩序问题／113 法律与秩序／114 机制／125 修辞与特权／133 第二部分统治 第五章无政府的假定／143 自由主义／144 美德、权利与风俗／147 无内容的无政府状态／159 第六章政治社会／171 统治／172 霸权统治、等级统治和他治／179 博弈规则／189 第七章世界政治／199 技能／200 权力政治／205 现代性的声音／213 第八章理性与资源／225 比较／225 手段、结果和利益／234 剥削／244 概要表／253 参考文献／257 內容試閱： 《我们建构的世界——社会理论与国际关系中的规则与统治》一书于1989年出版，当时关注到这本书的学者并不多。作为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领域耕耘了二十年的学者，我当时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并不感到惊讶。回首过往，现在我意识到，要不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这本书现在可能只会在一些图书馆里被束之高阁了。第一个原因是书的标题以生动、令人难忘的语言概括了后来被称为“建构主义”的主要前提。很多没有读过甚至没有看到过这本书的学者，也借用这个简洁的描述，即“我们建构的世界”来意指建构主义关于国际关系的独特见解。需要指出的是，我在这本书中还开启了一个惯例，就是用“国际关系”这个词的英文首字母大写来（International Relations）表示国际关系这门学科，而小写字母（international relations）表示国际关系这个领域。书的正题是我在完成了整个书稿之后才想到的。此前的题目为《社会理论中的规则、统治与国际关系》，我把它作为一个非常有描述力的副标题保留了下来。 《我们建构的世界》还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学者引向了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建构主义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流行术语，恰好表达了我所认为的社会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影响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后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 1992：393）在他的研究中采纳了这个术语，并表达了对《我们建构的世界》这本书的认可和致谢。再后来，有更多的学者效而仿之。因此，这本书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史上至少还是产生了一些影响。建构主义最终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一起成为研究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当然这更多是由于温特的影响，他的影响由于一些原因比我的影响大；学术界对一时之风和学术时尚的追从也是一个原因。但是，我认为这种发展并不值得称道，因为这样做把那些认为自己既不属于现实主义又不属于自由主义的学者们都归为建构主义者。建构主义者们采用不同标准对建构主义进行分类就证实了建构主义者内部的不一致性。 简言之，《我们建构的世界》这本书的名字为人熟知，但是多年来真正阅读它的人并不多（甚至很长时间此书已不再版）。本书借鉴批判理论和后实证主义，尤其不投美国学者的学术兴趣所好。但是，它又在美国出版，而且国际关系领域的大部分学者又都生活在美国。在美国，当时建立在经济学模式基础上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已经在主要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居于主导地位，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后实证主义，更不用说注意到像《我们建构的世界》这样一本与众不同的特殊著作了。随着国际关系研究全球化的加速，很多学者才意识到需要重新阅读这本书。这些学者多数不是来自美国，他们对实证科学持质疑态度，认为它是“美国霸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我们建构的世界》现在被认为是对抗霸权运动中的一个有力武器，这也是为什么本书的读者遍布欧洲、拉美和亚洲的一个原因。 那么，本书在首次出版时其特殊之处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现在它还是很独特吗？还是说是世界（不包括美国）的发展最终赶上了呢？显然，我的任何回答都是主观的，也是为了自圆其说。不过，自从这本书出版以来，我就一直在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也在参与、观察。而且，读者们也可能会发现我作为一个局内人对加深国际关系理解的研究视角兴趣独特。当然，每位这本书的读者也在为这个领域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个人以为，这本书在三个重要方面有别于常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从本书的副标题就可以看到这一点。首先，本书坚持社会关系中规则的重要性，人和人之间在任何地方无时无刻都存在这种社会关系。我花费了大量气力让读者明白规则这个术语不仅仅是指法规或者法律。法规需要正式表述，要有法律依据，违反了法律法规要有专门的法律来惩罚。很明显，没有社会是完全依赖法规和法律而存在的，某些社会甚至根本没有法规。就此而言，国际法到底算不算这种意义的法律，这会产生一些概念性曲解。但是，只要我们不要求规则必须经过正式表述、通过和执行，对这些概念上的曲解就不会出现。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各种社会确实要依赖其他类型的规则，对于国际社会（一般被表述为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整体）来说更是如此。 在这本书中，我把这种经常与法律（害怕违背法律而遵守法律）联系在一起的规则称为指令性规则（directive rules）。此外，我还提出了指导性规则（instructive rules）和承诺性规则（commitment rules），并阐明了它们的特征：指导性规则就如同烹饪书中的食谱，会告诉我们如何做才会获得预期的结果。很明显，人们会反对说这些规则既没有约束性也可以不被遵守。任何这样的反对恰好揭示了法律思维的过度影响。实际上，我们之所以遵守指导性规则就是为了获得预期的结果。如果不遵守，其他人会提醒我们遵守这类规则的必要性，甚至在面对别人的提醒时，我们会感到羞愧。 承诺性规则就如同人们为了保证得到共同预期的结果而签署的合同。推广到整个社会，这种规则带来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权利与责任。此类规则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对交换的重视；通常由第三方解决由权利与责任引发的争议；由于无法履行自己的责任而引发的负罪感。协约就是此类规则的例证，而当今国际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有大量协约存在。 25年前，几乎没有其他国际关系学者会把规则视为其思想的核心。当然，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Friedrich Kratochwil）是一个例外。他的著作《规则、规范与决定》（Rules， Norms and Decisions）也是在1989年出版。尤其是在美国，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割裂（前者政治上属于自由主义，后者政治上属于现实主义）强化了人们将规则视为法律术语的做法，进而否定了法规与国际关系的相关性。不过，很快国际关系的学者们就开始谈论规范。 这些学者将规范与法规区别对待，否则就无法解释规范为何具有规范效力。面对无所不在的规范（当然非正式的规则也是随处可见），他们只是显示自己是新一代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者，国际关系研究原本长期由政治现实主义所主导。这期间，他们对挑战概念性的内容几乎不感兴趣，而恰恰是这一点促使克拉托赫维尔与我完成了我们各自的著作。相反，这些学者们只是把建构主义——应该说是他们的建构主义——视为对冷战终结的回应以及对现实主义的质疑。 只要这些伪建构主义者（fauxconstructivist）和其他自由主义者抽象地思考规则以及它的特点，他们就会进行这样一种粗浅的区分：规则或是起限定作用，或是起建构作用，而我却要努力消除这样的区分。我坚持认为，从定义来看，所有的规则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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