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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一部揭开18世纪中法文化交流隐秘篇章的权威之作！
作者约翰·芬利深耕原始档案，以法国国务大臣贝尔坦为轴，精彩呈现中国风靡欧洲背后的政治、经济与艺术动力。不仅是艺术史、汉学研究的专著，更是理解早期全球化中文化互鉴的珍贵样本。
看中国如何‘圈粉’启蒙时代的法国！??
路易十五的国务大臣，为何痴迷中国？他派传教士搜集中国情报，促成了欧洲的‘中国热’，甚至影响了法国瓷器的诞生。本书带你探寻瓷器、绘画、科学仪器背后的文化交流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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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聚焦18世纪的中法文化交流，以法国国务秘书贝尔坦与在华耶稣会士的合作为主线，揭示了启蒙运动时期中西文明对话的复杂性。通过法兰西国王赠礼、圆明园记述、中国园林理论西传、儒家思想译介等关键事件，生动展现了器物、知识与观念的双向流动。
该书依托大量原始档案与图像，如《中国温室》画册、《中国杂纂》文献等，深入分析了欧洲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转化与重构过程。贝尔坦致力于收集中国科技、建筑与哲学资料，虽最终未能完全实现其交流愿景，却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
本书不仅重构了那段跨越重洋的对话图景，更反思了文化转译过程中的误解与创新，为理解全球化早期的文明互鉴提供了深刻的历史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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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法]约翰·芬利（John Finlay）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法国近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CME，也称“中国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18世纪中法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
译者介绍
王子童
复旦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后赴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英国文学博士，在法国学习和工作6年，致力19世纪英国小说研究。现任上海立达学院英语专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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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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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001
第一章 高类思、杨德望及北京法国耶稣会传教团
中法两国交往历程 011
在法国接受教育 014
学习绘画与蚀刻 018
杜尔哥的“问题”清单：农业与经济 022
贝尔坦的“问题”清单：回到中国 025
馈赠中国的礼物 029
《中国杂纂》：图像与文本 035
第二章 事实与幻想的景观
圆明园：北京的凡尔赛宫 049
《中国杂纂》记载的中国园林 062
18 世纪法国的园林理论 069
贝尔坦、画作与实践：山石以及其他意象 071
第三章 构建真实的中国
中国温室 079
《论中国建筑》 083
法国建筑与中国建筑 108
《中式天花板》 112
中国建筑的启示 118
第四章 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儒家学者
沙图中国建筑考 127
让-雅克·勒奎：建筑师与绘图师的双重角色 133
孔子生平记述 140
“君子不器” 145
结 语
图像之转译 154
传教士视野中的中国绘画 156
《中国概观》 169
文明可比性：中西对等论 171
贝尔坦中国藏品之流散 176
钱德明对孔子的终极思考 181
注 释 184
人物译名表 244
参考文献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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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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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高类思、杨德望及北京法国耶稣会传教团
中法两国交往历程
1765年1月17日，午夜刚过，距离高类思与杨德望从巴黎出发前往洛里昂港口还有两个小时，他们将搭乘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返回中国。启程前，这两位中国天主教徒简要地记录了他们的生平与赴法经历。这段文字原拟作为《旅居纪行》（Voyage et Séjour en France）的引言，该书尽可能详细地描述了他们在法国的见闻、接受天主教司铎培养与晋铎的经历，以及他们与亨利·贝尔坦之间的官方往来。贝尔坦与高类思、杨德望的关键性会面，为后来他与北京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建立直接联系奠定了基础。将这两位中国青年纳入其毕生致力的构建中国知识体系工程后，贝尔坦为高类思与杨德望提供了必要的培训与教育，使他们能够参与这一文化交流项目。
北京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可追溯至约80年前，即1684年，路易十四决定派遣五位接受过科学，特别是数学与天文学培训的耶稣会士前往中国。这批传教士在国王颁布的敕书中被正式命名为“国王的数学家”。1685年，这五位被任命为法国皇家科学院通讯成员的传教士从法国启程，于1688年抵达中国。他们最初隶属葡萄牙耶稣会中国副省，1700年后脱离葡萄牙体系实现独立。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世颁布《吾主救主》敕令，正式解散耶稣会。该教令于1775年11月传至北京后，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在王室赞助下继续维持，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1804年，传教团的使命最终移交给“圣母会”。在原耶稣会士中，画家潘廷章（1734年生）于1811年或1812年在北京去世，贺清泰神父（1735年生）则于1813年去世。
从一开始，耶稣会传教团的使命就被设想为天主教布道与对中国进行细致观察及准确记录相结合的综合任务。传教团首任会长洪若翰（1643—1710）在1707年发表的一封信中，记载了其传教目标——这些目标很可能是在1681年与时任法国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1619—1683）商讨确定的。柯尔贝尔曾于1666年创立法国皇家科学院。在信中，洪若翰记述了柯尔贝尔的建议，“当他们不再忙于传扬福音的时候，本应在田间进行大量的观察研究，我们却因缺乏这些观察而无法完善科学与艺术体系”。以中华技艺完善法兰西科学与艺术的理念—这里的“艺术”尤指技术与机械工艺，包括先进的手工技艺以及各种生产方法—后来在涉及中法交流的目标阐述中反复出现。法国耶稣会士致力生产、传播关于中国的知识，这一努力成为亨利·贝尔坦与传教士直接通信的特色，法国耶稣会传教团关于中国的最全面记录体现在34卷《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这套书于1703—1776年在巴黎陆续出版。这套书的编辑之一杜赫德（1674—1743）于1735年出版了自己的巨著《中华帝国全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该书反响热烈，传播广泛。当首批传教士启程前往中国时，法国皇家科学院成员向他们提供了一份涵盖广泛主题的问题清单，这一策略后来被应用于对中国文明的其他官方调查，也为贝尔坦所沿用。
1688年2月，抵达北京的法国传教士受到了康熙皇帝（1662—1722年在位）的某种庇护。耶稣会传教士还在清朝宫廷作坊中担任画师，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传教目标的一个侧面——通过展示欧洲艺术与科学的优越性来说服中国皇帝接受天主教的至高性。最负盛名的传教士画家是郎世宁（1688—1766，他于1715年抵达中国）。这些画家不仅与清宫画师合作完成各类绘画和版画作品，而且承担着培养宫廷画师的职责。这种艺术互动的关键元素在于将欧洲线性透视 法引入清宫绘画实践。对于耶稣会传教士画家而言，欧洲单点线性透视法是他们为清宫创作的大部分绘画以及京城三大教 堂壁画装饰的视觉结构基础，同时蕴含了天主许多传教士画家，尤其是郎世宁，曾专门根据耶稣会修士安德烈·波佐（1642—1709）的指导接受线性透视训练。郎世宁自称是波佐的“门徒”。波佐的线性透视法广受欢迎，其图文并茂的著作《绘画与建筑之透视》（Perspectiva Pictorum et Architectorum）包含了关于透视法神学解释的重要论述。在这本书的英文版中，波佐对学生们写道：“因此，我的建议是，请满怀热情地工作，并以坚定的决心将所有要点引向真正的目标——上帝的荣耀。我敢预言并承诺，你们在这项光荣的事业中定能取得成功。”
对于耶稣会传教士来说，观看者在透视法创造的幻觉中所处的正确位置，恰如面对天主教信仰时应持的正确关系。当前的讨论仅暗示了欧洲画家—耶稣会传教士画家——在清宫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及其对宫廷绘画的影响。诚如我们将在后文所论及的，清初宫廷绘画的中西融合之风，其影响并未止步于宫墙之内。这种新颖的艺术风格远渡重洋，悄然塑造了那些在北京创作，而后被送往亨利·贝尔坦手中的画作的形态。
在法国接受教育
根据《旅居纪行》的记载，高类思与杨德望都出身于中国的天主教家庭。年轻时，他们在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的指导下学习拉丁语，并接受了额外的天主教宗教教育。因此，他们被鼓励前往法国，最终成为罗马天主教神父。离开中国时，杨德望18岁，高类思19岁，他们乘坐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一艘船，从广州出发，经历了为期6个月的航程。他们将在法国耶稣会的支持下度过九年半的时光，而在耶稣会最终被正式废除后，他们又度过了一年半的时光。返回中国时，杨德望已29岁，高类思已30岁。1762年，巴黎议会结束了耶稣会对大约80所学院的管辖权，他们二人于同年3月被接纳进入由传教会管理的圣费尔曼神学院，最终于1763年被任命为遣使会神父。他们希望乘坐法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返回中国，因为当时贝尔坦负责监督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事务，所以他们便与贝尔坦建立联系。根据《旅居纪行》第10页记载，“贝尔坦阁下，国务大臣兼国务秘书，表示支持我们，期望我们同时为法国和中国效力。因此，我们同意将航程推迟一年”。在贝尔坦的推荐下，国王命令高、杨二人参观巴黎的各大皇家工坊、官方画室以及巴黎周边为宫廷及国家生产商品的作坊。在这里，他们将了解法国的“实用技艺”与中国可能存在的差异。随后，他们将前往里昂周边地区，继续观察制造业、农业和丝绸生产等活动。与以往一样，他们的目的是考察特定领域的工业技术与农业生产过程，以便从中国撰写详细的报告发回法国，内容包括中国制造技艺以及其他手工业技术，使法国可以从中受益。高、杨二人同意遵照贝尔坦大臣向他们传达的国王谕令行事。
高类思和杨德望的艺术与科学教育被详细规划，文件明确规定了他们应考察、研习的内容，他们以长篇书面报告详细记录了所见所闻，并补充“心得”，这些“心得”实为他们对中华实践既有认知的注解。两位法国皇家科学院成员被选中负责指导他们学习：马图兰-雅克·布里松（1723—1806）教授理学和博物学，路易-克劳德·卡代·德·加西库尔（1731—1799）教授化学。1764年9月，高、杨二人到达里昂时，受到了贝尔坦的重要同事和通信伙伴皮埃尔·普瓦尔（1719—1786）的热情接待，普瓦尔在里昂负责监督他们的培训课业。贝尔坦如常给出了详细的指示—希望二位观察哪些事物，并安排了他们应前往接受技术与科学教育的地点。1764年，贝尔坦在“关于中国人返回中国前应在法国看到的事物的备忘录”中明确指出，在前往里昂及其周边地区的旅途中，他们应首先学习丝绸织物的制造。这些指示集中于欧洲产品，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安排。由于旅程恰逢蚕茧产季，他们应去法国东南部的多芬地区，观察生产丝线的关键工艺。除了与纺织工业相关的观察，他们还应研究铁、钢和铜的生产及其在各种工具中的应用，同时也要了解武器制造工艺。
贝尔坦备忘录中的一部分被标注为“非常重要的事项”。其中要求高、杨二人必须仔细考察位于里昂以南的阿诺奈镇——该地区拥有当时法国规模最大且工艺最精良的4家造纸厂。贝尔坦特别提到了中国纸张的巨大幅面，这是当时法国制造工艺难以企及的。他们还需要熟悉农业、采矿、搪瓷、玻璃以及普通陶瓷和瓷砖的生产技术，甚至包括化学科学，以便日后能专业地考察中国的相关工艺。备忘录最后强调，必须仔细研究布里亚尔运河的水闸系统及运作原理。这条运河是法国重要的运河之一，它连接了卢瓦尔河谷与塞纳河谷。贝尔坦提出，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记载了宏伟的中国运河体系，这显然是法国亟须深入了解的一个领域。
在按照贝尔坦的指示前往里昂之前，高、杨二人在艺术与科学方面的实践培训始于参观巴黎皇家挂毯制造厂，随后又相继考察了巴黎的萨沃内里地毯厂、位于巴黎以西塞纳河对岸的塞夫勒瓷器厂，以及设在卢浮宫内的皇家印刷厂。他们向贝尔坦呈递了以《各色制造工艺考》为题的报告，详细记录了二人对皇室御用奢侈品制作工艺的观察所得和学习成果，并附上了基于所见所闻撰写的“心得”批注。与其他部分一样，这些“心得”将法国工艺实践与中国同类技术进行了对比。关于挂毯，他们补充说，若能在皇宫中陈设两三件来自法国的挂毯，其带来的愉悦将胜过所有华美御座，中国皇帝定会惊艳于其明艳的色彩与精美的图案。挂毯被作为进献中国皇帝的合宜礼物——高、杨二人论及萨伏内里挂毯时曾推崇这一提议——促成了一段佳话：一组六幅挂毯越洋而来，献至乾隆皇帝御前。这段精彩往事将在后文详述。
高、杨二人在瓷器生产方面的论述重点集中于法国运用的石膏模具制作工艺——法国人先以石膏模具塑形，继而用这些模具塑造各类瓷雕器皿。报告中记载了高、杨二人的5条“心得”：其一，中国工匠应提升人物形象塑造的表现力；其二，中国工匠应当学习如何使用模型及模具进行生产；其三，需突破常规设计局限，使产品超越现有的普通水平；其四，瓷器胎体应更加厚实坚固；其五，尽管中国瓷料优于法国，但法国审美更胜一筹——中国人或许应当效仿法国。显而易见，高、杨二人对中国瓷器的认知极为有限，他们的观点反映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普遍看法，而这些看法主要基于大量出口到欧洲市场的普通外销瓷的品质。即便他们承认中国瓷胎确实优于法国，这种认知也折射出法国对获取中国瓷器制造技术的迫切渴望，尤其是获取中国瓷器的成分。在贝尔坦对塞夫勒皇家瓷器厂的监督下，破解瓷器成分的目标在1765年前后得以实现。
高、杨二人向贝尔坦提交的第二份报告，主要内容是他们在里昂及其周边地区考察见闻。这份报告是对贝尔坦此前提出的指示与问题的回应，其内容依旧呈现出精准的技术细节与对中国相关技术认知粗浅并存的特点。他们在里昂地区的研究重点是丝绸及丝织品生产，而关于金属加工、大炮、火器、各类五金制品以及造纸的记录则相当简略，仅零星地提及了与中国技术的比较。针对贝尔坦关于仔细观察布里亚尔运河船闸的指示，他们仅提到曾认真检查这些船闸，并指出，他们离开中国时曾沿着“御河”——京杭大运河——航行，沿途共有30多座船闸，其建造工艺精良，空间也比布里亚尔运河的船闸更为宽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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