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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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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总统府”到紫禁城》是故宫学者刘潞所著的一部极具价值的回忆录，本书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线索，串联起“总统府”与紫禁城的岁月故事，深度展现了个人成长、文化传承与历史变迁之间的紧密联系。作者刘潞出身文史世家，成长于人文荟萃之地，后投身故宫工作近半个世纪。她在书中详细记录了在故宫的工作日常，包括文物研究、展览策划、图书编撰，以及海外寻访流失文物的经历、与学界耆宿和文化名人的交往等，这些独家记忆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故宫内部发展的窗口，让人们得以从微观层面感受故宫的历史脉搏与时代变迁。本书全方位呈现了故宫博物院的文化传承工作和历史意义，生动展现了人与时代在故宫的缘分际遇，既适合对故宫文化、历史感兴趣的普通读者阅读，也能为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提供珍贵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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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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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故宫学者刘潞的一部深情回忆录，既回溯个人生命轨迹，也串联起时代变迁与文化传承。上编聚焦作者的早年经历，以孩童视角捕捉了“总统府”里的生活片段与时代印记。下编则以亲历者视角揭开故宫工作的神秘面纱——文物修复的匠心、宫廷历史的考据，展览策划的细节。此外，书中还收录了作者在海外博物馆追寻故宫遗迹的见闻和中国文物流失的隐秘脉络，如英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钤有“圆明园宝”的乾隆御笔《知过论》和缂丝乾隆御笔《十全记》等。全书既有对历史细节的严谨还原，也有对师友、往事的温情追忆，堪称一部兼具史料价值与人文温度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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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刘潞
1976年起供职于故宫博物院，从事文物保管、展览陈列和清代宫廷历史研究。现为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为清代宫廷政治、礼制、婚姻、习俗、绘画、科技仪器等。著有《清代宫廷史》（合著）、《清代皇权与中外文化》、《帝国略影》、《融合：清廷文化的发展轨迹》等，主编有《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清宫西洋仪器卷》、《十八世纪京华盛景图：清乾隆皇太后＜万寿图＞全览》，并策划和主持编写十二卷本《清史图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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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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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编?“总统府”中遇先贤
第一章 出生在山西潞城北方大学
潞城北方大学
正定华北大学
第二章 住进昔日“总统府”
“东厂胡同”考略
“总统府”概貌
“总统府”东花园
府中玩伴和他们的父母
第三章 培元小学
“培元小学”溯源
班主任武老师
自行组织社团
“姐妹班”“姐妹同学”
打扫救世军教堂
下编?紫禁城里觅春秋
第四章 走进长满青苔的北五所
修复厂里当“翻译”
唐山大地震后的工艺组
“慈禧罪行展”始末
敬事房中学识玉
参加开封“明清工艺美术展”
第五章 城隍庙七年
研究室重组
“访日见闻”——随父访东瀛日记
“南巡日记”——“田野考察”清宫史
合著《清代宫廷史》
“南巡北狩” ——编写大型图录《清代宫廷生活》
第六章 道光出生地成了我的办公室
来到青宫撷芳殿
为乾隆、康熙作传
为接待英女王服务
主持“末代皇帝宫内生活展览”
“清宫服饰展”在澳大利亚
“清代宫廷史研究会”成立
发现倦勤斋紫藤天花板的秘密
主持“清宫家具展”
迎孝庄皇太后家乡文物“进宫”
主持“清帝与欧洲文化展”
主编《清宫西洋仪器卷》
第七章 重回城隍庙
寻找《耕织图》
组织编纂大型图录《清史图典》
实现三十余年来研究《万寿图》的心愿
第八章 海外寻踪故宫
无忧宫里的中国茶馆
感受“文化底蕴”——牛津大学印象记
一座富丽繁复的洛可可式王宫——英国白金汉宫印象记
两千年前的温泉仍在流淌——巴斯古罗马浴池博物馆参观记
穿过千年建筑历史的长河——泰晤士河游记
感受“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英国科学与工业博物馆参观记
大英图书馆里的中英皇室交往文献
博物馆里看“美国梦”
建筑是历史的脚印——纽约与华盛顿掠影
吉美博物馆库房里的乾隆《木兰图》
托普卡帕宫与中国元、明、清皇宫的异同
马克思故乡特里尔之行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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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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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潞女士是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馆员，在清宫史研究、清宫文物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
翻开我与她的微信往来记录，2021年11月27日，她告我：“写了一篇‘文革’后故宫举办的第一个展览的回忆文章，请指正。”同时发来的《“慈禧罪行展”始末》一文，近8000字，我一口气读完，非常高兴，即回复：“很有价值！故宫人员很少写这类文章。庄严的《山堂清话》、那志良的一些回忆文章，还有傅振伦的回忆（我也只读过这三种），今天都弥足珍贵。故宫博物院不应只有大事记，还应有这些具体的小事件，一起构成故宫立体生动的记忆。”2022年1月13日，她说谢谢我的鼓励，“再发您一篇1976年我刚入故宫的见闻。请指正”。这篇是《走进长满青苔的北五所》。我当天发去读后感：“拜读，细腻生动，长了知识，也看到了活的故宫。”2023年7月16日，我收到她写的关于1988年故宫在澳大利亚举办清宫服饰展的文章，后来她还发来关于筹办“末代皇帝宫内生活展览”、20世纪80年代参与故宫与香港商务印书馆合作编写《清代宫廷生活》图录等的回忆文章。
我之所以重视刘潞的这些文章，是因为有关故宫博物院“十年动乱”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公开资料很少，不仅外界觉得神秘，就是现在的故宫人，也难免有种混沌之感。而刘潞的回忆，却多是写这个时期的。她从自己经历的一件件事入手，详叙其过程，几乎涉及当时故宫上上下下的人与方方面面的关系，可见宫墙内故宫人的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精神面貌，以及有关业务工作的决策过程，也能感受到改革开放时期故宫那种朝气蓬勃的创新精神，使人们从一个侧面对大时代下的故宫形成生动、深刻的印象。
当然，我读到的只是刘潞回忆文章的一部分。这几年间，她主要在撰写回忆录。如她所说：“作为一个跟文物和历史打了大半生交道之人，日记里、笔记里、电脑里有我见过的文物、办过的展览，更有我难以忘 却的同事、朋友。开始写作，这一切都在笔下鲜活起来，与我进行没有时空间隔的对话，让我重走一遍人生旅程。”几度寒暑，这种梳理记录的成果，就是献给读者的这本《从“总统府”到紫禁城》一书。
《从“总统府”到紫禁城》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在“总统府”的日子， 一直写到作者在培元小学读书，下编写作者在紫禁城的经历。全书电子文稿约30万字，上编仅35000余字，不足全书的八分之一，因此重点是在紫禁城部分。但“总统府”部分也很精彩，从中可见作者的家学渊源、从小所浸润的文化学术氛围以及良好的教育基础，这与作者后来在故宫博物院的作为、成就自有因果关系。
刘潞于1976年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在本书中，可见她从一个返城知青成为故宫人、成为故宫专家的成长过程、心路历程，也能够领略她努力开拓的学术视野与积极探索的研究方法。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重视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受到的熏陶、教育、启示，一点一滴，日积月累，不断加深着她对故宫的认识、对故宫的热爱、对故宫文物的感情。这其实就是故宫精神的培养。而这种教育往往是由具体的事或特定的环境所引发的，即“耳濡目染”，有的事看似十分平常，但她是个有心人，悟性又好，常小中见大，举一反三，于是有所感悟，获得新知。例如，临摹《清明上河图》的著名画家、古画临摹师冯忠莲先生所说的“工作嘛，关键是心平气和”这句话，“是进故宫后我在摹画室受到的第一堂课的教育”；唐山大地震后，故宫修复厂同事天一亮就赶到厂里查看文物有没有受损，“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文物工作者的责任”；1977年参加一个展览的筹办，故宫陶瓷组王莉英告诉刘潞柜内文物如何摆放，“通过跟着王莉英布置展柜，我知道了这些属于美学范畴的基本原理”；故宫工艺组副组长李久芳原是一名解放军战士，通过刻苦学习，长期钻研，成为一位知名的工艺美术专家，这对刘潞的影响自然是深刻的。
她也重视向国际博物馆同行学习。故宫于1988年在澳大利亚举办的“清宫服饰展”，相当精彩。澳方策展人潘博士介绍说，世界各地的大博物馆都有如故宫陶瓷馆、工艺馆那样的常设性展览，同时每年或隔年总要举办一两次主题性展览，这种展览往往是由博物馆专家根据藏品和社会需求进行设计的，对象设定为普通观众，因此在展览设计上就要特别下功夫。刘潞说：“听她讲这些，感觉是给我上了堂生动的博物馆学课，弥补了我虽在故宫陈列部，但对这些完全不了解的不足。”
刘潞的故宫岁月记录着她的研究探索之路。故宫博物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工作人员从事什么工作，一般不是取决于自己的特长与爱好，而是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来安排的。一个人的工作多次变动是常有的事。刘潞刚进故宫，被分配到业务部工艺组；1978年故宫重新组建研究室，她调入宫廷史组；1985 年研究室宫廷史组撤销，她调整到陈列部宫廷组；1997年她再次回研究室，继续致力于清宫史研究。对于工作上的这些变动，刘潞都欣然接受，而且力求做好。
故宫是个百科全书般的博物馆。故宫业务人员大都会从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如保管的文物、古籍或负责的古建出发开始研究，这是大多数故宫专家走的研究之路。刘潞的研究之路，也是这样开始的。她在工艺组管理玉器库房，便在玉器研究上下了大功夫。陈列大量出土玉器的妇好墓展览，使她借助考古学家对出土文物的研究成果，帮助自己认识身边的玉器。《考古》与《文物》杂志自1950年以来所有已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成为她初识古玉的教材。一期期杂志读下来，一张张卡片做下来，一幅幅器型图描摹下来，她在不长的时间里，对不同时期古玉器的功能、造型与纹饰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宋人的《古玉图谱》《考古图》与清人的《古玉图考》，更是当时她认识古玉的指导性文献。有了这些背景知识，再与库房玉器相比照，不但印象更为深刻，而且理性认识也得以提升。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她已对古玉的功能分类、风格分期有了总体上的认识。虽然后来由于工作调动，她没有走古玉研究的路，但正是这段经历，把她带进了故宫研究的圣殿，开始了对故宫的探索。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也就在这一年，故宫博物院重新组建研究室，研究室设立了宫廷史组。这是相关联的两件大事。故宫博物院一直重视学术研究，但是像这次成立与业务部、群工部等并列的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研究室，为老专家服务、编写重要图书、组织有关课题研究等，还是第一次。研究室设立宫廷史组，这说明了宫廷史在故宫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研究室的成立是一个重要决策，基于对故宫价值与故宫博物院任务的深刻认识。2024年12月19日，研究室已正式改组为故宫学研究院。
刘潞的研究领域为清代宫廷的政治、礼制、婚姻习俗、中西交流，以及清宫绘画、清宫科技仪器等文物。她与宫廷史组的万依、王树卿合作撰 写了《清代宫廷史》。当时清史界的关注点在清朝近三百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专史，除了改朝换代等在宫中发生的种种大事件，学界尚未把眼光落到紫禁城中后妃、礼仪、太监、管理机构等制度及衣食住行上。而《清代宫廷史》则比较全面、系统地关注了这方面的问题。清入关后共十朝，刘潞承担了清初顺、康、雍三朝的撰写任务，对清初三大疑案、满蒙婚姻关系、坤宁宫改建、传教士与宫廷等都有深入研究。她在参加故宫与香港商务印书馆合编的大型图录《清代宫廷生活》时，承担了其中武备篇、巡狩篇、游乐篇及政务篇（外务部分）、祭礼篇（祭祀部分）的撰写，曾随该图录的摄影师等人沿着清帝南巡与北狩的路线，访古调查，加深了对清宫史的理解。她还组织编纂了大型图录《清史图典》，出版过《皇宫里的故事》《古稀天子乾隆》《一代英主康熙》等作品。
对于宫廷史研究，刘潞既重视文献和史料的积累，也注重采用跨学科方法和新技术手段，注重将宫廷历史研究与宫廷文物及相应的政治、民族、文化、社会背景相结合。
刘潞体会到，在很多研究中，人们都会产生一些“为什么”的疑问，这些疑问，常常是把对某个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的机会。但在很多情况下，要回答“为什么”并非易事，需要用多种理论和方法来解释、解决，也就是现在提倡的跨学科研究。研究文物也是这样。如果仅就文物研究文物，可能就会忽略它的其他重要价值，难以对它产生的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她认为，有时需要跳出文物看文物，把文物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挖掘文物更深层的价值，厘清来龙去脉，发现其历史 地位和历史作用。
例如，在1996年故宫与香港商务印书馆联合编写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中，刘潞任《清宫西洋仪器卷》主编。此卷按仪器类别分为天文、数学、计时、医药等章，均有详尽的文字说明。刘潞认为，这些说明基本属科技史里讲述的，即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是故宫作为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弄清这些科学仪器为什么会进入宫廷，它们与皇帝有什么关系，则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通过梳理每类仪器入宫的时间脉络，刘潞发现清代不同时期收藏的仪器品种大不相同。她认为，《清宫西洋仪器卷》中具体仪器的说明文字 与作为本卷导言性质的“前言”所要讲述的，可以说是属于两个学科领域的问题：讲仪器的技术内容，属于科技史系统；而如何认识这些仪器 会被藏于宫廷，则属于宫廷史系统。于是她撰写了以《从观象台走进〈礼器图〉——清宫西洋科技仪器的命运》为题的“前言”，从清宫科技仪器的特点、西学东渐是清宫科技仪器产生的基本原因、实际需求是清宫出现科技仪器的直接动力、皇帝兴趣的差异是清宫科技仪器变化的重要原因等几方面，回答了为什么清宫会藏有这么多种类不一的西洋科技仪器。这一卷出版后，在香港书展上受到好评。
同样，刘潞在清代满人婚俗研究中，跳出了对孤立事实的认定，采用文献学方法、人类学方法，不但对所研究的问题做出了合理解释，也分析了事件背后的大背景，对问题便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著名的《清高宗大阅图》，如果只遵循一般绘画史研究的惯例，仅对画面中的人物、马匹、花卉、云流等的画法做陈述，就难以解释此图为何不张贴在紫禁城，却成为南苑行宫的贴落。只有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环境中考察，才能发现这幅画的历史作用，才能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刘潞所注重的“跳出文物看文物”，其实就是故宫学倡导的研究方法。故宫学的要旨是把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看待。故宫不是简单的“藏宝”之所，故宫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处建筑，都不是互不相干的孤立的存在，其中蕴藏着生动的人物和事件，且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共同构成了宫廷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场景与长卷。故宫文化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宫廷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完整性。离开了宫廷历史文化整体性视野的故宫文物研究，就可能出现故宫研究的“碎片化”。故宫学倡导将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研究，从文化整体的角度去评估故宫的文物价值和文化内涵。同时，故宫学也从文化整体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故宫学各个领域（如古建筑、文物藏品、宫廷历史文化和博物院史）的深刻内涵及各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
刘潞参与或主持过多项故宫在国内外、院内外的展览，其中包含着相当分量的学术成果，也可以说是清宫史研究的成果。例如她在策划“末代皇帝宫内生活展览”时，为了体现“中西合璧”的主题，通过档案与遗物，对溥仪的宫内生活状况做了充分揭示，并对当时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都体现在展览大纲的确定与具体文物的选择上，经过反复研究，不断完善，展览受到广泛好评。
刘潞的回忆录丰富了故宫博物院院史的有关细节，有的甚至很重要。例如粉碎“四人帮”后故宫举办过“慈禧罪行展”，刘潞记录了与此展有关的一件事：慈禧在废除了年号“祺祥”，改年号“同治”后，就开始与小皇帝载淳“同治”了，地点在养心殿东暖阁，即有名的“垂帘听政”。垂帘听政处仍在，但帘子却不见了，在库房里也找不到。筹备组便决定用 库房里的明黄纱料找人做帘子。而做这帘子的，则是刘潞的婆婆。她的婆婆依照院里给的黄纱、图样和尺寸，在家旁边的一个缝纫组将帘子缝制完成了。2016年养心殿大修，文物撤陈装箱时，同事们对“垂帘听政”的帘子仔细辨识，才看到帘子上的针脚确实是缝纫机砸出的。这件事如果不是刘潞所记，大概是没有人会注意到的。
此外，“访日见闻”“海外寻踪故宫”两部分，既记录了刘潞在域外的经历与活动，对于她开阔视野、积累知识并进一步认识故宫也皆有意义，相信也会给读者带来多方面启发。
刘潞的文章善于描述，注重细节，语言生动，可读性强。她用散文的笔法、诗一样的语言，描写了“总统府”东花园春天花卉竞相开放的妍丽景象。她对自己在故宫的多个办公场所都有生动细致的记述。例如第一次“出组”北五所玉器库房，对于地面上长满的青苔、冲鼻的霉味与弥漫的土腥味，以及“我也慢慢熟悉了那股发霉和樟脑球的混合味了”的过程，观察细微，描述细腻，叙述也层次分明。她记叙与人的交往，对人的神态及周围环境等亦多有细致的描述。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百年华诞。故宫已做了多年的准备，届时要出版数十部有关故宫各方面工作的专史，构筑百年院史的记忆。我想，在这幢记忆大厦里，不仅要有宏观的、大事件的叙述，还应有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身份人士的个人记忆，尽管这些记忆可能是琐碎的，却是有细节的、鲜活的，因此也是有生命力的。通过共同构筑，这幢记忆大厦才是丰富的、立体的、生动的。刘潞的这本回忆录，可谓生逢其时，也就有了别一番意义。刘潞的《从“总统府”到紫禁城》即将付梓，嘱我为序，自不能推辞， 遂拉拉杂杂写了上面一些读后感。最后，凑小诗一首，以为祝贺： ? ?
烟柳苍苔二月兰，殿堂庙所漫求源。 ? ?
青箱传学头霜染，清梦时犹在紫垣。
郑欣淼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刘潞女士是故宫博物院资深研究馆员，在清宫史研究、清宫文物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成果。
翻开我与她的微信往来记录，2021年11月27日，她告我：“写了一篇‘文革’后故宫举办的第一个展览的回忆文章，请指正。”同时发来的《“慈禧罪行展”始末》一文，近8000字，我一口气读完，非常高兴，即回复：“很有价值！故宫人员很少写这类文章。庄严的《山堂清话》、那志良的一些回忆文章，还有傅振伦的回忆（我也只读过这三种），今天都弥足珍贵。故宫博物院不应只有大事记，还应有这些具体的小事件，一起构成故宫立体生动的记忆。”2022年1月13日，她说谢谢我的鼓励，“再发您一篇1976年我刚入故宫的见闻。请指正”。这篇是《走进长满青苔的北五所》。我当天发去读后感：“拜读，细腻生动，长了知识，也看到了活的故宫。”2023年7月16日，我收到她写的关于1988年故宫在澳大利亚举办清宫服饰展的文章，后来她还发来关于筹办“末代皇帝宫内生活展览”、20世纪80年代参与故宫与香港商务印书馆合作编写《清代宫廷生活》图录等的回忆文章。
我之所以重视刘潞的这些文章，是因为有关故宫博物院“十年动乱”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公开资料很少，不仅外界觉得神秘，就是现在的故宫人，也难免有种混沌之感。而刘潞的回忆，却多是写这个时期的。她从自己经历的一件件事入手，详叙其过程，几乎涉及当时故宫上上下下的人与方方面面的关系，可见宫墙内故宫人的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精神面貌，以及有关业务工作的决策过程，也能感受到改革开放时期故宫那种朝气蓬勃的创新精神，使人们从一个侧面对大时代下的故宫形成生动、深刻的印象。
当然，我读到的只是刘潞回忆文章的一部分。这几年间，她主要在撰写回忆录。如她所说：“作为一个跟文物和历史打了大半生交道之人，日记里、笔记里、电脑里有我见过的文物、办过的展览，更有我难以忘 却的同事、朋友。开始写作，这一切都在笔下鲜活起来，与我进行没有时空间隔的对话，让我重走一遍人生旅程。”几度寒暑，这种梳理记录的成果，就是献给读者的这本《从“总统府”到紫禁城》一书。
《从“总统府”到紫禁城》分上下两编，上编为在“总统府”的日子， 一直写到作者在培元小学读书，下编写作者在紫禁城的经历。全书电子文稿约30万字，上编仅35000余字，不足全书的八分之一，因此重点是在紫禁城部分。但“总统府”部分也很精彩，从中可见作者的家学渊源、从小所浸润的文化学术氛围以及良好的教育基础，这与作者后来在故宫博物院的作为、成就自有因果关系。
刘潞于1976年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在本书中，可见她从一个返城知青成为故宫人、成为故宫专家的成长过程、心路历程，也能够领略她努力开拓的学术视野与积极探索的研究方法。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重视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受到的熏陶、教育、启示，一点一滴，日积月累，不断加深着她对故宫的认识、对故宫的热爱、对故宫文物的感情。这其实就是故宫精神的培养。而这种教育往往是由具体的事或特定的环境所引发的，即“耳濡目染”，有的事看似十分平常，但她是个有心人，悟性又好，常小中见大，举一反三，于是有所感悟，获得新知。例如，临摹《清明上河图》的著名画家、古画临摹师冯忠莲先生所说的“工作嘛，关键是心平气和”这句话，“是进故宫后我在摹画室受到的第一堂课的教育”；唐山大地震后，故宫修复厂同事天一亮就赶到厂里查看文物有没有受损，“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文物工作者的责任”；1977年参加一个展览的筹办，故宫陶瓷组王莉英告诉刘潞柜内文物如何摆放，“通过跟着王莉英布置展柜，我知道了这些属于美学范畴的基本原理”；故宫工艺组副组长李久芳原是一名解放军战士，通过刻苦学习，长期钻研，成为一位知名的工艺美术专家，这对刘潞的影响自然是深刻的。
她也重视向国际博物馆同行学习。故宫于1988年在澳大利亚举办的“清宫服饰展”，相当精彩。澳方策展人潘博士介绍说，世界各地的大博物馆都有如故宫陶瓷馆、工艺馆那样的常设性展览，同时每年或隔年总要举办一两次主题性展览，这种展览往往是由博物馆专家根据藏品和社会需求进行设计的，对象设定为普通观众，因此在展览设计上就要特别下功夫。刘潞说：“听她讲这些，感觉是给我上了堂生动的博物馆学课，弥补了我虽在故宫陈列部，但对这些完全不了解的不足。”
刘潞的故宫岁月记录着她的研究探索之路。故宫博物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工作人员从事什么工作，一般不是取决于自己的特长与爱好，而是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来安排的。一个人的工作多次变动是常有的事。刘潞刚进故宫，被分配到业务部工艺组；1978年故宫重新组建研究室，她调入宫廷史组；1985 年研究室宫廷史组撤销，她调整到陈列部宫廷组；1997年她再次回研究室，继续致力于清宫史研究。对于工作上的这些变动，刘潞都欣然接受，而且力求做好。
故宫是个百科全书般的博物馆。故宫业务人员大都会从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如保管的文物、古籍或负责的古建出发开始研究，这是大多数故宫专家走的研究之路。刘潞的研究之路，也是这样开始的。她在工艺组管理玉器库房，便在玉器研究上下了大功夫。陈列大量出土玉器的妇好墓展览，使她借助考古学家对出土文物的研究成果，帮助自己认识身边的玉器。《考古》与《文物》杂志自1950年以来所有已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成为她初识古玉的教材。一期期杂志读下来，一张张卡片做下来，一幅幅器型图描摹下来，她在不长的时间里，对不同时期古玉器的功能、造型与纹饰就有了一定的认识。宋人的《古玉图谱》《考古图》与清人的《古玉图考》，更是当时她认识古玉的指导性文献。有了这些背景知识，再与库房玉器相比照，不但印象更为深刻，而且理性认识也得以提升。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她已对古玉的功能分类、风格分期有了总体上的认识。虽然后来由于工作调动，她没有走古玉研究的路，但正是这段经历，把她带进了故宫研究的圣殿，开始了对故宫的探索。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也就在这一年，故宫博物院重新组建研究室，研究室设立了宫廷史组。这是相关联的两件大事。故宫博物院一直重视学术研究，但是像这次成立与业务部、群工部等并列的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研究室，为老专家服务、编写重要图书、组织有关课题研究等，还是第一次。研究室设立宫廷史组，这说明了宫廷史在故宫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研究室的成立是一个重要决策，基于对故宫价值与故宫博物院任务的深刻认识。2024年12月19日，研究室已正式改组为故宫学研究院。
刘潞的研究领域为清代宫廷的政治、礼制、婚姻习俗、中西交流，以及清宫绘画、清宫科技仪器等文物。她与宫廷史组的万依、王树卿合作撰 写了《清代宫廷史》。当时清史界的关注点在清朝近三百年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专史，除了改朝换代等在宫中发生的种种大事件，学界尚未把眼光落到紫禁城中后妃、礼仪、太监、管理机构等制度及衣食住行上。而《清代宫廷史》则比较全面、系统地关注了这方面的问题。清入关后共十朝，刘潞承担了清初顺、康、雍三朝的撰写任务，对清初三大疑案、满蒙婚姻关系、坤宁宫改建、传教士与宫廷等都有深入研究。她在参加故宫与香港商务印书馆合编的大型图录《清代宫廷生活》时，承担了其中武备篇、巡狩篇、游乐篇及政务篇（外务部分）、祭礼篇（祭祀部分）的撰写，曾随该图录的摄影师等人沿着清帝南巡与北狩的路线，访古调查，加深了对清宫史的理解。她还组织编纂了大型图录《清史图典》，出版过《皇宫里的故事》《古稀天子乾隆》《一代英主康熙》等作品。
对于宫廷史研究，刘潞既重视文献和史料的积累，也注重采用跨学科方法和新技术手段，注重将宫廷历史研究与宫廷文物及相应的政治、民族、文化、社会背景相结合。
刘潞体会到，在很多研究中，人们都会产生一些“为什么”的疑问，这些疑问，常常是把对某个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的机会。但在很多情况下，要回答“为什么”并非易事，需要用多种理论和方法来解释、解决，也就是现在提倡的跨学科研究。研究文物也是这样。如果仅就文物研究文物，可能就会忽略它的其他重要价值，难以对它产生的原因做出合理的解释。她认为，有时需要跳出文物看文物，把文物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下，从其他学科的角度，挖掘文物更深层的价值，厘清来龙去脉，发现其历史 地位和历史作用。
例如，在1996年故宫与香港商务印书馆联合编写的《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中，刘潞任《清宫西洋仪器卷》主编。此卷按仪器类别分为天文、数学、计时、医药等章，均有详尽的文字说明。刘潞认为，这些说明基本属科技史里讲述的，即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是故宫作为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舞台，弄清这些科学仪器为什么会进入宫廷，它们与皇帝有什么关系，则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
通过梳理每类仪器入宫的时间脉络，刘潞发现清代不同时期收藏的仪器品种大不相同。她认为，《清宫西洋仪器卷》中具体仪器的说明文字 与作为本卷导言性质的“前言”所要讲述的，可以说是属于两个学科领域的问题：讲仪器的技术内容，属于科技史系统；而如何认识这些仪器 会被藏于宫廷，则属于宫廷史系统。于是她撰写了以《从观象台走进〈礼器图〉——清宫西洋科技仪器的命运》为题的“前言”，从清宫科技仪器的特点、西学东渐是清宫科技仪器产生的基本原因、实际需求是清宫出现科技仪器的直接动力、皇帝兴趣的差异是清宫科技仪器变化的重要原因等几方面，回答了为什么清宫会藏有这么多种类不一的西洋科技仪器。这一卷出版后，在香港书展上受到好评。
同样，刘潞在清代满人婚俗研究中，跳出了对孤立事实的认定，采用文献学方法、人类学方法，不但对所研究的问题做出了合理解释，也分析了事件背后的大背景，对问题便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著名的《清高宗大阅图》，如果只遵循一般绘画史研究的惯例，仅对画面中的人物、马匹、花卉、云流等的画法做陈述，就难以解释此图为何不张贴在紫禁城，却成为南苑行宫的贴落。只有把它放在一个更大的环境中考察，才能发现这幅画的历史作用，才能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刘潞所注重的“跳出文物看文物”，其实就是故宫学倡导的研究方法。故宫学的要旨是把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看待。故宫不是简单的“藏宝”之所，故宫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处建筑，都不是互不相干的孤立的存在，其中蕴藏着生动的人物和事件，且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共同构成了宫廷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场景与长卷。故宫文化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宫廷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完整性。离开了宫廷历史文化整体性视野的故宫文物研究，就可能出现故宫研究的“碎片化”。故宫学倡导将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研究，从文化整体的角度去评估故宫的文物价值和文化内涵。同时，故宫学也从文化整体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故宫学各个领域（如古建筑、文物藏品、宫廷历史文化和博物院史）的深刻内涵及各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
刘潞参与或主持过多项故宫在国内外、院内外的展览，其中包含着相当分量的学术成果，也可以说是清宫史研究的成果。例如她在策划“末代皇帝宫内生活展览”时，为了体现“中西合璧”的主题，通过档案与遗物，对溥仪的宫内生活状况做了充分揭示，并对当时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都体现在展览大纲的确定与具体文物的选择上，经过反复研究，不断完善，展览受到广泛好评。
刘潞的回忆录丰富了故宫博物院院史的有关细节，有的甚至很重要。例如粉碎“四人帮”后故宫举办过“慈禧罪行展”，刘潞记录了与此展有关的一件事：慈禧在废除了年号“祺祥”，改年号“同治”后，就开始与小皇帝载淳“同治”了，地点在养心殿东暖阁，即有名的“垂帘听政”。垂帘听政处仍在，但帘子却不见了，在库房里也找不到。筹备组便决定用 库房里的明黄纱料找人做帘子。而做这帘子的，则是刘潞的婆婆。她的婆婆依照院里给的黄纱、图样和尺寸，在家旁边的一个缝纫组将帘子缝制完成了。2016年养心殿大修，文物撤陈装箱时，同事们对“垂帘听政”的帘子仔细辨识，才看到帘子上的针脚确实是缝纫机砸出的。这件事如果不是刘潞所记，大概是没有人会注意到的。
此外，“访日见闻”“海外寻踪故宫”两部分，既记录了刘潞在域外的经历与活动，对于她开阔视野、积累知识并进一步认识故宫也皆有意义，相信也会给读者带来多方面启发。
刘潞的文章善于描述，注重细节，语言生动，可读性强。她用散文的笔法、诗一样的语言，描写了“总统府”东花园春天花卉竞相开放的妍丽景象。她对自己在故宫的多个办公场所都有生动细致的记述。例如第一次“出组”北五所玉器库房，对于地面上长满的青苔、冲鼻的霉味与弥漫的土腥味，以及“我也慢慢熟悉了那股发霉和樟脑球的混合味了”的过程，观察细微，描述细腻，叙述也层次分明。她记叙与人的交往，对人的神态及周围环境等亦多有细致的描述。2025年是故宫博物院百年华诞。故宫已做了多年的准备，届时要出版数十部有关故宫各方面工作的专史，构筑百年院史的记忆。我想，在这幢记忆大厦里，不仅要有宏观的、大事件的叙述，还应有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身份人士的个人记忆，尽管这些记忆可能是琐碎的，却是有细节的、鲜活的，因此也是有生命力的。通过共同构筑，这幢记忆大厦才是丰富的、立体的、生动的。刘潞的这本回忆录，可谓生逢其时，也就有了别一番意义。刘潞的《从“总统府”到紫禁城》即将付梓，嘱我为序，自不能推辞， 遂拉拉杂杂写了上面一些读后感。最后，凑小诗一首，以为祝贺： ? ?
烟柳苍苔二月兰，殿堂庙所漫求源。 ? ?
青箱传学头霜染，清梦时犹在紫垣。
郑欣淼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一日
我和组里同事逐一将前殿的文物擦拭完毕，随后通过小平门，经穿堂子来到后殿，也就是皇帝的寝宫。后殿共五间，中间一大间靠北墙的，是一张与北墙长度相近的宝座床。床中间有三屉紫檀炕几，上面陈有一座英国钟表。炕几两侧是供皇帝和后妃坐时使用的锦缎靠背和迎手。北墙上一幅巨大的书法贴落——宫内称贴在墙上的书画作品为贴落——吸引了我的目光。它吸引我的地方，并非书法的精妙，而是落款“臣潘祖荫敬书”这几个字。这潘祖荫，不就是当年慈禧发动辛酉政变时，从热河行宫返京后主编《治平宝鉴》一书，以历史上的太后临朝，劝进慈禧、慈安两太后垂帘听政的那个大臣吗？那时我不知道潘祖荫还是晚清的书法家，只是认为他劝进有功，其书法方可制成贴落贴于皇帝理政之处。看来，垂帘听政的历史不止于前殿东暖阁，寝宫中也有遗迹。
寝宫东稍间，是皇帝真正的卧室。沿南窗是一铺炕，炕上除了明黄缎铺垫外，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红漆嵌罗甸的大炕几，色彩艳丽，十分抢眼。靠北墙才是皇帝就寝的带有花罩幔帐的大炕。花罩上悬挂“又日新”大匾。不知为何，幔帐并非明黄缎，而是海蓝缎，可能是因为海蓝色有助于睡眠？帐内靠墙一侧挂了一排香荷包，应是为了散香助眠。稍间东墙挂有青金漆底嵌博古挂屏，其下沿墙放一张紫檀条案，上设两盏镂空珐琅高灯，一看便知是乾隆朝之物。两灯间摆放一座英国钟表。
组内成员均被分配在寝宫各角落，我的岗位在东稍间南炕旁。等了好一会儿，外间传来说话声，大家均想，这是英女王来了。转头一看，却是一二十位中外人士，其中一位自称是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他跟我们说，这些人是使馆的。他们都站在后殿中间的宝座床旁，站在前排的，是两三位着长裙的女士。很快，女王进殿了。我还没看清女王，却见那两三位长裙女士提起裙子半蹲下去，向女王行礼。我很吃惊，但马上反应过来，这是在行屈膝礼！过去仅在电影中见过。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现实中的屈膝礼，印象极为深刻。英女王身着红色大衣，头戴红色礼帽，手挎黑色小包，在于坚副院长和翻译的陪同下走进我所在的皇帝卧室。我像看电影一般看着眼前这位伊丽莎白二世：她个头不高，面容端庄平静，但感觉相当严肃。于院长是如何向女王介绍这寝宫的，我完全没有注意。当然，我当时也不知道跟在女王后面的那位瘦高的英国男人，就是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这时，组内养心殿的专门管理员陆成兰打开了御榻西侧的一扇小门，展示了一下皇帝如厕用的马桶。我看到女王的嘴角稍稍有些上扬。这是她进殿后我第一次见到她表情的变化。嘴角微微上扬时，不知她想到了什么。
回到组里，我见到了在漱芳斋接待女王看钟表的刘月芳，我问她此前的情形。刘月芳说，英女王对钟表可感兴趣了，她没有说什么，只是对每件钟表都认真仔细地看了个够。于是，我建议道：“月芳，你写篇文章吧！”后来，她写了一篇《英国女王在故宫观赏英国古代钟表》，发表在 1987 年《紫禁城》杂志第二期上。此处我摘抄一段：“贵宾们见到这些金光灿灿、造型奇特、制作精良的钟表，十分高兴。这些钟表均由机械动力控制人物、飞禽、走兽、转花、流水等装置，并能奏出乐曲。主人特意将一座‘铜镀金珐琅乐钟’上弦，立即响起了动听的乐曲。女王戴上眼镜，一边听着美妙的音乐，一边仔细观赏，感到格外亲切。这是一座四周镶嵌有古代罗马故事珐琅画的音乐钟，表盘上有能显示时分秒、阳历和阴历，以及能变换六首英国乐曲的五组指针，是英国钟表匠 1781年在伦敦制造的。女王又观赏了‘铜镀金转水法马驮钟’。钟的造型为一匹在彩蝶花丛中奔跑的铜镀金骏马。马背上有两个意大利小丑，举着带有时分秒和阴历及阳历指针的表。马下有一神秘洞窟，窟中有一群小人在台上表演。女王仔细看着钟表上的每一部分，兴趣盎然。殿堂里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呈现出一片欢快活跃的气氛。”
我从刘月芳的文章里感受到，英女王观赏英国钟表远比参观养心殿寝宫时的兴致更高。更为难得的是，《紫禁城》杂志在刊发此文时，还配有故宫摄影师胡锤拍摄的女王与菲利普亲王观赏钟表的两幅照片，女王那幅正是文中描写的仔细观赏的场景，亲王那幅则十分生动：他身体前倾，探着头且微张着嘴唇，有如一个顽童，要把这来自英国的神秘、陌生之物记在心中。十五年后，我到英国访学，参观了女王的宫殿白金汉宫后，才理解了此时菲利普亲王的表情与肢体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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