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概述 福利国家制度是当代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然而，早在2005年，美国人就认为这种福利模式拖累了欧洲，它鼓励人们抓住他们国家提供不起的福利待遇不放，非但不能使人们增强信心，反而对未来产生担忧，使人们更关心捍卫现有的东西，而不是去创造还没有的东西。一个来到当今英国的人，往往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就是一小部分人长期依靠福利为生，他们几乎没有工作过，甚至也从未有过愿意去工作的想法。当欧洲遭遇金融危机，尤其是希腊等国的主权债务危机久拖不决的时候，福利国家模式是否为导致这一危机的根源，曾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 这一问题同样也引发了西方学者长久的兴趣。其原因在于，福利国家不是“一般过去时”，而是“现在进行时”，它产生的种种问题和争议，尤其是很多具体的社保措施，已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而且是西方学者生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仅以英国而言，从1948年工党政府宣称英国建成福利国家开始，到现在不过70余年，而研究英国福利国家的学术成果已经蔚为大观，甚至以中文形式出现的各类成果也数以百计，更不用说西方学者的研究论著。因此，要对相关的研究做一个综述，其工作量就已经相当于完成一本专著。正如一些学者所言，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成果越来越多，已经超出个人阅读能力所能全面把握的范围，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期刊数量、专著数量和论文数量的剧增。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福利国家建设过程中各种问题的显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探讨社会保障的经济影响。微观经济层面，美国经济学家阿罗将“分配机制”引入社会福利研究中，认为分配机制不仅反映社会预期与判断，也包括个人决策因素；阿克洛夫的逆向选择理论则完善了对“市场失灵”的分析，侧面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宏观经济层面，新剑桥学派强调分配失调是造成资本主义国家危机的根源所在，主张通过累进税改善分配结构及加强社会救济等措施以消除分配不公。正当社会保障“高歌猛进”，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决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时，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也催生了一批反对政府干预的自由经济学派，他们强调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主张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货币主义者以弗里德曼为代表，认为对低收入者的直接补助损害了自由竞争与市场效率，若要救济贫困，可征收负所得税。这样既帮助低收入者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又不挫伤劳动者积极性。供应学派从自由主义原则出发，强调社会保障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主张以鼓励就业、提高生产率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大幅削减政府开支，缩减社会福利。但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受到来自资金供给与劳动力市场变化的持续压力，如何将二者有效结合，在促进社会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解决就业问题，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侧重于探讨社会保障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系，如高勒梭等人运用交替世代模型（OLG）分析社会保障通过影响生育率而对劳动力供给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发达国家以降低养老金水平为主的改革措施，可能会导致生育率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的养老金支出将导致生育率下降。帕特瓦拉论证了社会保障与退休决策的关系，认为社会保障能够且确实会造成“引致退休效应”（Induced Retirement Effect）。第二类讨论集中于社会保障与劳动力流动之间的关系，如怀尔德森使用公共养老金缴款和福利数据估算7个欧盟国家工人的财富积累状况，发现移民可能会使公共养老金财富量的增加额达到一生财富总量的25%。第三类研究旨在分析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本投资之间的相互影响，如西格诺等人认为劳动生产率高低直接影响社会保障资金的可持续性。因此，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反之，关于社会保障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考尔等学者认为，设计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并降低代际间的人力资本投资风险。但也有学者认为，家庭成员间的教育投资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受教育的子女可能拒绝为父母提供养老资源，这种风险将导致父母减少教育投资。塞达也认为社会保障降低了生育率与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因而养老保障计划很可能出现内源性的资金危机。这些争议虽有助于人们加深对社会保障机制的认识，却很难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政策。 而学者在社会学领域中的探索，则更为丰富。 第一，从国家层面出发，对当前社会保障领域取得的成就及相关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如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布罗尔斯玛、艾泽斯及戴克以荷兰在2004年通过的《工作和社会救助法案》（Work and Social Assistance Act）作为考察对象，研究荷兰在推行福利措施时如何通过政府财政预算的方式提高效率，为增强国家对社保的管理和促进相关措施落地提供了思路。芬兰学者米科伦研究了芬兰的福利国家体系如何对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进行控制，以及芬兰的国家权威与学术研究机构如何测量贫困率的问题。针对保守派对养老福利的批评和相关医疗保障服务的削减，吉拉杜奇提出新观点，认为在老年人身上提高福利水平有助于稳定商业循环，从而推动经济增长。英国学者帕特里克?戴蒙德和盖?洛奇认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尽管福利国家制度面临严重的困难，但民众依然不愿意放弃手中已有的“蛋糕”，对改革的抵制根深蒂固。这就需要政治家清晰地定义改革的短期和长期目标，说明其基本原理，从而消除改革阻力。这样的看法对政治家提出了要求，但具体如何处置，则取决于各国的政治生态。 第二，从人的角度出发，对社会中的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生活状况进行考察，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尤其注重与贫困问题相关的研究。如针对吉卜赛人在各个层面上遇到的困难，有研究通过调查进行了细节的考察，对其状况作出评估并提出推行社会保障的政策建议。有印度学者考察印度老年寡妇的发病率和她们寻求医疗救助的行为，认为她们更容易发病却更倾向于不去寻求医疗救助，希望发现那些处于危机中的群体，并将她们纳入整体的社保计划中。 第三，着眼于全球化时代背景对社会保障制度造成的影响和冲击力，考察国家之间为适应现状的合作。全球化时代，多元族群和多元文化成为很多国家社会文化生活中的重要特征。日本学者宝冢寿美太将之作为研究背景，讨论不同族裔移民对福利国家的态度，得出的结论是：文化的异质性并未如人们印象中那样反对政府的福利政策，而是要将他们从社会保障政策中获得的实际利益纳入考虑。此外，国家之间针对社会保障方式的交流合作也逐渐升温。在2012年6月召开的国际劳工大会（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Conference）上，185个国际劳工组织成员国全体通过关于社会保障层级的建议。迈克尔?齐雄撰文讨论这一层级概念的出现，分析该建议内容及相关政治热点话题，认为这是全球合作的展示与国家政策的新篇章。 各国学者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视角对福利制度的解读，对全面把握当代西方国家社会政治经济的基本架构及其未来走向至关重要。然而，这些解读依然不能十分清晰地回答开篇的问题：福利国家制度是否为拖累欧洲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如果是，应该如何化解？研究认为，不能简单地将问题归结于单一因素，实际上，福利制度在欧洲的建立，既有其普适性的一面，也有欧洲经济社会发展特殊性的一面。正是这种普适性与特殊性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局面，造成了一些悖论性的命题一个典型的悖论就是，既承认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是欧洲社会经济进步的标志，又认为其造成的“福利陷阱”阻碍了社会生产的健康发展。，使人们易陷入各个专门领域枯燥数据的漩涡，而难以厘清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特点。因此，从欧洲福利制度的普适性与特殊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将有助于对上述问题作出一个较为合理的解答。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聯絡我們
| 運費計算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HOME
新書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