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入帳戶　 |　訂單查詢　 |　購物車/收銀台(0)　|　在線留言板　 |　付款方式　 |　聯絡我們　 |　運費計算　 |　幫助中心　|　 加入書簽
	全部範圍 - 圖書 - 　- 中文簡體書(大陸書) - 　- 英文書（原版） - - 音碟 - 　- 音樂 - 　- 影視 - - 雜誌 - 全文 精確	會員登入   新用戶註冊

HOME新書上架暢銷書架好書推介特價區會員書架精選月讀2024年度TOP分類閱讀雜誌

香港／國際用戶

最新/最熱/最齊全的簡體書網

品種：超過100萬種書，正品正价，放心網購，悭钱省心

送貨：速遞 / 物流，時效：出貨後2-4日

新書推薦： 《 舰船耐火材料 》 售價：HK$ 1316 《 东亚学（第六辑） 》 售價：HK$ 500 《 查理的一生 写给焦虑世代的普通人 百岁老人真实人生故事 现实版《阿甘正传》充满历史洞见、人生智慧、生 》 售價：HK$ 296 《 超级工程排行榜名录 》 售價：HK$ 1020 《 从诗词到名著——翻翻祖先的书架 》 售價：HK$ 305 《 明智恭介的疑案 》 售價：HK$ 301 《 小型建筑创作札记 》 售價：HK$ 356 《 大变局下的中国声音：国际热点问题透视（“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书系；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 售價：HK$ 347

編輯推薦： 2018年，宇文所安教授在执教45年后退休。为致敬宇文教授在中国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合办了“重审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致敬宇文所安国际学术研讨会”（Reconsider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orld: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Honor of Stephen Owen）。这次研讨会启发、促成了两本论文集的编辑出版。一本是英文的《中国内外的文学史：阅读文本与世界》，侧重文学史的理论探讨；另一本就是中文的《宇文所安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即本书，更侧重对具体文本的分析解读。两本文集共同构成了对宇文教授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致敬与回应。 继承宇文所安教授的跨文化诗学视野，论文集收录了一系列创新研究，从文学史的重构到经典新释，从诗学理论的深化到文化史新解，都是对宇文教授治学的传承与深拓，提供了多维视角与新的实践。 內容簡介： 从1975年出版第一本专著，宇文所安教授的研究、翻译和教学对半个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影响深远。在中国，他的所有专著和大部分文章都被译为中文，在古代文学、比较文学，甚至新诗批评等领域均引起讨论和思考，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者之一。 本书是为敬祝宇文所安教授荣休而特别编纂的致敬文集，旨在纪念教授对中国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杰出贡献。宇文教授治学已逾五十载，贡献了十余本专著和《文心雕龙》《杜甫诗》的英文全译，对后辈学子影响深远。本书收录 12 篇论文，涉及文学史上的“边缘” 人群、“边缘”文体，关注文学的生产、传播和使用，以及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的关系，同时对经典文本做出新释，提供审视文学的新视角。文集真实反映了近年来美国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动向与成果，回应宇文教授的治学领域和研究方法，并庆祝教授荣休。 编者洪越教授在前言中展开了对宇文所安教授在中国、在世界的“接受史”回顾，并对他的唐代文学研究、重写文学史、对“世界诗歌”问题的思考等，做了一一解读，更具体地呈现了宇文教授在20世纪中叶以后欧美的中国文学研究脉络，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学术发展脉络中的独特地位。 關於作者：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哈佛大学James Bryant Conant荣休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文学、抒情诗和比较诗学。主要著作包括：《悉为我有！——11世纪中国的快乐、拥有、命名》（Columbia， 2021），《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Harvard， 2019），《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Harvard， 2006），《诺顿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Norton， 1996），《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论集》（Stanford， 1996），《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Harvard， 1992），《迷楼》（Harvard， 1989），《追忆》（Harvard， 1986），《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Wisconsin， 1985），《盛唐诗》（Yale， 1980），《初唐诗》（Yale， 1977）等。曾出版杜甫诗歌的英语全译本《杜甫诗》（De Gruyter，2015），并与孙康宜一起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Cambridge，201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自2003年起陆续出版“宇文所安作品系列”。 洪越，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博士，曾任教于美国卡拉马祖大学外文系，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唐代文学与文化、海外汉学，著有《礼法之外：唐五代的情感书写》。 目錄： 前言 宇文所安与世界中的中国文学（洪 越） 一、中国诗歌 寻找乱世中的知音——建安文人的女性书写和社群建构（胡秋蕾） 从《娇女诗》到《课女诗》——有关稚女的文学书写和女教变迁（孙承娟） 二、文学理论 抒“情”的极致——《牡丹亭》与浪漫之爱的叙写（张淑香） 空灵无待与充然情至——从《拟阮步兵咏怀》看船山诗与诗论之关系（章 琛） 残山剩水——明末清初文学中的摧残、新生与创造（赵颖之） 三、重写文学史 重审应璩与陶潜之诗学联系（林葆玲［Pauline Lin］撰 卞东波译） 移入家园未得无——晚唐北里女伎诗探微（王凌靓华） 读者与作者的“竞争”——论晚唐五代杜牧形象的生成（洪 越） 初唐皇室乳母——史学评价与叙述建构（杜如碧［Rebecca Doran］撰 刘倩 译） 四、文化史研究 苏轼馈赠给卓契顺的礼物及书法的社交性（杨晓山） 微物之义——作为士大夫文学的北宋谱录（麦慧君） 小道末艺抑或终南捷径——《欧苏手简》与古代日韩的汉文书简习读（刘 晨） 作者简介 后记 內容試閱： 编辑出版这本论文集主要有两个意图。一是纪念宇文所安教授荣休。集中收录宇文教授一些访问学者和学生的论文，以纪念昔日从师求学经历，并向老师致敬。二是展现海外汉学研究的新成果，本书所收的十二篇论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年来美国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前沿的部分成果。 编集的缘起，要追溯到 2018 年宇文所安教授在执教四十五年后退休。为致敬宇文教授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合办了“重审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致敬宇文所安国际学术研讨会”(Reconsider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orld: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Honor of Stephen Owen)，于4月26日至27日在哈佛大学召开。会议邀请宇文教授指导过的研究生报告他们正在研究的学术课题，参加者共三十三人。另有两场圆桌讨论，参与者是宇文教授的朋友和同辈学者，来自欧美、东亚各地，他们回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变化，展望这一研究领域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方向和可能。 这次研讨会启发、促成了两本论文集的编辑和出版。一本是艾文岚(Sarah M. Allen)、陈威(Jack W. Chen)、田晓菲主编的英文的《中国内外的文学史：阅读文本与世界》(Literary History in and beyond China: Reading Text and World)，已在 2023 年 4 月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集中包括九篇宇文教授的学生撰写的文章，对中国传统中的文学史观念、文学史提出的基本范畴和假设、文学史评判标准的确立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剖析。另一本就是这本中文的《宇文所安教授荣休纪念论文集》。集中收录了宇文教授的十二位学生的自选论文，是我们在中国诗歌、文学理论、重写文学史、文化史研究这四个研究领域的探索。 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要感谢三联的编辑宋林鞠，她对如何结构文集、写什么样的前言，都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谢谢我的硕士生王紫婷做了初期统稿和调整格式的工作，非常细致。也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明跨学科交叉平台经费的支持。 洪 越 2025年3月 从1975年出版第一本专著，宇文所安的研究、翻译和教学对半个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在中国，他的所有专著和大部分文章都被译为中文，在古代文学、比较文学，甚至新诗批评的领域引起讨论和思考，可以说是影响最大的北美汉学家。 2018年宇文所安退休时，为致敬他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做出的贡献，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合办了题为“重审世界中的中国文学”(Reconsidering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World)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里的“世界中”，并非借用歌德强调的世界乃是不断变化的状态和经验的“世界中”(being-in-the-world)概念，也不同于王德威在《哈佛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提出的从中国现代文学中“不仅观察中国如何遭遇世界，也将‘世界带入中国’”的“世界中”，而是指回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变化、展望这一研究领域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方向和可能。实际上，“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也是深入了解宇文所安学术研究的很好切入点，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世界中的中国文学”呼应了宇文所安的学术关怀，即思考中国文学与文学的关系、中国文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他力求把中国古代文学引入英语读者的视野，希望使之成为英美文学资源的组成部分，正如英美现代诗已是中国现代汉语诗歌的重要资源。他希望有一天《红楼梦》在美国不只被视为中国文学名著，或者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只被那些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学生阅读，而是被看作是伟大的小说，就好像《堂吉诃德》首先被看作是伟大的小说，其次才是西班牙文学。同样的，他希望把中国文学研究引入文学研究领域，与其他文学的研究者对话，主张把中国文学本身当作研究对象，而不是像“汉学”或“中国学”那样，把文学当作材料去考察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这些学术关怀是宇文所安的研究、翻译和教学的起点，其意义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二，宇文所安的研究是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其在英语世界的影响、所引起的讨论，折射出半个世纪以来英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特点。宇文所安主张中国文学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分，因此研究中国文学不仅要熟悉中国文献，也要熟悉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他自己的中国文学研究也与西方文学理论、学术思潮有着密切的关联。他在20世纪70、80年代的中国诗歌研究中的一个显著的方法就是用西方文学批评话语分析中国诗歌，90年代以后的研究则从当时美国兴盛的文化研究、重写文学史的理论和实践中汲取灵感。但显然，把西方的文学理论当作文学的普遍理论来分析非西方文学，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危险，而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随着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的盛行成为美国的学术潮流。在这个语境中，宇文所安尝试解决研究方法中潜在的西方中心主义问题。他明确反对那种以西方的理论和文本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理论和文本的研究范式，思考如何使中国文学既具有普遍性，却又不用西方标准衡量的办法，比如他提出，中国的文学和文论可以丰富以欧美文学为基础的“文学”的概念，中西文论的不同视点有助于揭示各自的特殊认识方式，实现中西文论的互相阐发。 第三，宇文所安的著作译为中文后，在中国的古代文学、比较文学、新诗批评领域引起很多讨论，成为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研究回到中国、与中国的文学研究产生互动的例子。中国学界对宇文所安研究的关注热点，比如他观察中国诗歌的比较视角、向西方读者讲解中国文论的尝试、用“文学文化史”的框架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对中国新诗的评论，折射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关心的一些问题，包括反思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整体把握和文学史写作的构架、如何进行平等的跨文化交流、中国现代诗歌与中国传统和西方文学的关系，等等。中国学界与欧美学界对宇文所安著述的反应和评价，一方面表明宇文所安的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一方面也说明世界中的中国文学研究必然有不同的关怀和视角，它们互相呼应、互相启发，构成丰富的中国文学研究图景。 对宇文所安来说，世界中的中国文学是一种学术关怀、一种研究视野，也是他对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原因。将宇文所安的研究分别放在美国、中国各自的学术研究脉络中讨论，可以全面评述宇文所安研究的特点和影响；同时，通过分析宇文所安的研究所引发的讨论，可以考察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中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情况，以及中国文学研究在世界中的旅行和互动。 宇文所安在耶鲁大学读书的20世纪60年代(1968年获学士学位，1972年获博士学位)，正是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发生根本性改变的时期。这个改变与研究中国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从“汉学”转型为“中国研究”的学术大环境有关。20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文学研究是“汉学”(Sinology)的一部分。汉学始于19世纪欧洲，重视历史、语言和文献的研究。在欧洲的大学里，汉学是“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的分支，与“古典学”(classics studies)比邻，都属于人文学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于国家战略需要，重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于是在美国大学的人文社科结构重组中，对中国的研究从注重古代的“东方学”中的“汉学”，转变为注重现当代的“区域研究”中的“中国研究”。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文学研究开始与“文学研究”学科发生关联。60年代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傅汉思(Hans Frankel)是最早提倡把中国文学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之一。在他看来，虽然“汉学”把文学当作材料考察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但那不是文学研究，“中国文学”应该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分，因此，研究中国文学不仅要熟悉中国文献，也要熟悉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这种强调文学研究本身的价值的观点越来越被北美汉学家接受，在60—80年代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主流。宇文所安是傅汉思的学生，他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明确地把中国文学视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致力于考察中国文学的内在特质及其作为一种独立文化现象的发展和演进。当时，作为独立领域的中国文学研究才开始不久，“汉学”也仍在传承继续，学者尝试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偏重历史主义，一类偏重文学理论。宇文所安的早期成果——他在20世纪70—80年代出版的六本专著——正是在这两个方面的探索。 “文学史不是名家的历史”：20世纪70—80年代初 1975—1981年，宇文所安出版了《韩愈和孟郊的诗》《初唐诗》《盛唐诗》三本专著，确立了他作为唐诗研究专家的声誉。这些著作在方法上属于历史主义的研究，即将文学作品放在历史语境中考察，描述诗歌发展的线索、诗人之间的关系、诗坛的状况等问题。当时的学术界肯定了这三本书的开创性，认为它们是英语世界迄今为止最全面的唐诗研究，创立了研究中国诗歌的新文体，标志着深入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时代的开始。《韩愈和孟郊的诗》基于作者的博士论文，是第一本研究韩孟诗的英文专著，出版时作者只有二十九岁。当时，韩愈、孟郊的诗还没有英文研究，欧洲语言中只有奥地利汉学家萨克(Erwin von Zach)把韩愈的诗全部译为德文。宇文所安翻译了韩愈、孟郊的约一百五十首诗，通过分析这些作品，描述他们的诗歌的发展变化，讨论他们的诗和中唐“复古”思潮之间的关系。《初唐诗》和《盛唐诗》是文学史。在它们出版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无论中西，还很少有学者对唐代各时段的诗歌进行整体性的探讨。尤其是初唐诗，一般评价不高，除了个别诗人，研究很少。宇文所安首次全面研究初唐诗，将初唐诗放在它们的时代背景中，分析它们的标准和惯例，讨论诗人如何采用、突破宫廷诗的惯例，又如何利用这些惯例为自己的目标服务。如此，初唐诗就不仅仅是盛唐诗的一个注脚，而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活力。与初唐诗相比，学界对盛唐诗的研究比较多，但主要集中在李白、杜甫等大作家。《盛唐诗》提出了盛唐诗歌的演进线索，关注主导主流诗坛的“京城诗”，以及“京城诗”以外的诗歌发展。宇文所安没有把这个时期的诗歌史简约为李白和杜甫，他认为只有将诗人放在当时的诗歌背景中，才能看到其独创性的本质和程度，比如李白的“奇”是相对于宫廷诗、京城诗的规范性和群体化的有个性的声音。在他看来，文学史的目标不是由大诗人去勾勒时代，而是由属于那个时代的诗歌准则去理解伟大的诗人。 这三本专著的出版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欧美与中国研究相关的重要英文期刊，如欧洲大陆的《通报》(T’oung Pao)，英国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美国的《亚洲研究杂志》(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美国东方学会杂志》(Journal of American Oriental Studies)、《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Essays， Articles， Reviews)、《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等，都刊登了书评。撰写书评的学者持不同的立场，属于不同的辈分和年龄层：有的继承“汉学”研究方法，有的主张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有在50—60年代成名的资深研究者，也有他们的学生辈、博士毕业不久在高校任教的年轻学者。书评总体上是肯定的，但也有批评，其中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引起了争议，一是研究方法，二是翻译。从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对于研究方法、翻译理念的不同理念。 有关研究方法的核心问题是，要研究中国古典诗歌，文学批评(literary criticism)、文学史(literary history)、“汉学”研究(Sinology)这三种路径，谁更有效？这里，“文学批评”和我们今天在中国的习惯用法不太一样，不是指对当代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分析，而是指对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区别于探究文学原理、文学范畴和判断标准等问题的“文学理论”。“文学史”指对一个既往时代的文学演进的研究。宇文所安这一时期的唐诗研究专著，结合了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一方面结合政治事件、诗人生平描述韩孟诗、初唐诗、盛唐诗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用西方文学批评话语阐释、分析了大量诗歌。有趣的是，当时两位研究方法截然不同的重量级学者，一位是认同欧洲汉学传统、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另一位是主张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刘若愚(James J. Y. Liu)，都认为这种做法不可取。比如薛爱华认为，除非我们承认诗中的主人公(persona)就是诗人(poet)本人，否则，从诗歌提炼关于诗人的性格、心境和情感这种做法，对历史传记研究和文学批评都是有害的。刘若愚则认为，文学研究的关注点应该是作品本身的审美价值，文学史研究既不可行，也没必要。与此同时，也有学者认为用西方文学批评话语分析中国文学毫无价值，比如从伯克利获博士学位的年轻学者杜迈克(Michael S. Duke)即持此见解。薛爱华的观点显示了他对诗歌的理解基于近代欧美诗歌观念。刘若愚和杜迈克的观点则代表了是否应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学的两个极端。多数学者在两极之间，认为西方文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中国诗，也肯定宇文所安结合文学史、文学批评的尝试。 第二个引起讨论的问题是翻译。这三本专著一共包括了数百首中国诗的英译，因此诗歌翻译是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几乎每篇书评都谈及诗的翻译和解读，有的花上几页篇幅商榷翻译。最系统的关于翻译的讨论，出自柯睿(Paul W. Kroll)的《初唐诗》书评。书评发表后，宇文所安写了一篇短文回应。他们的争论具有代表性，因为涉及一些讨论中国古典诗歌翻译时反复出现的问题。一个分歧是要不要解释诗中的典故和比喻。柯睿认为应该在诗的注释中进行说明，这样才能让西方读者了解原诗的丰富含义。宇文所安则认为，过多的解释会破坏文章的可读性，使读者失去耐心，而且因为脚注占用大量篇幅，这种方式适合在一本书中写一个诗人，而不是一百年的文学史。更重要的分歧是关于什么是“准确”的翻译，包括如何翻译颜色和动植物语汇，是否应该在翻译中保留诗句的语法，如何翻译汉语中由两个字义相近的字组成的复合词，等等。在不同的翻译策略背后，可以窥见这两位彼时只有三十出头、后来皆成为北美唐诗研究大家的学者，当年关于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些不同理念。 “文学不是历史”：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 宇文所安不只是唐诗研究的专家，他在美国学界的影响力，也在于将中国诗歌与诗学介绍给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术同行、不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在写《初唐诗》《盛唐诗》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历史方法的局限性，认为不是所有的诗都适合放在特定的历史框架中讨论，也不是诗的所有面向都能被文学史解释，甚至有时候，文学史这样“系统的阐述可能会违背事实，可能将我们带入歧途，令我们遗忘作为诗歌阅读者充分的自由”。基于这种考虑，他把文学史放在一边，探讨中国诗歌那些无法为文学史所解释的方面。他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出版的三本书，《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世界的征象》(1985)、《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1986)、《迷楼：诗与欲望的迷宫》(1989)，就是跳出历史主义研究的尝试。 这三本书都表现出比较的视角。《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以西方诗学传统作为参照系，提出中国诗学的特点，认为相对于西方诗歌以隐喻和虚构为中心的诗学传统，中国诗歌有一个“非虚构”的诗学传统。在这个传统中，诗是诗人对某一历史时刻的经验的描述，诗人在诗中遭遇、诠释和回应世界。因此，读中国诗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像20世纪的英语读者所做的那样，把诗人和诗中虚构的主人公分离开来，最好是把诗歌读作诗人联系自我与世界的行为、他的内心状态的彰显。《追忆》探讨回忆这个中国古代文学的母题，这个论题的提出也出自中西文学传统的比较。在西方传统中，文学被视为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和再现，关注点是文学的意义和真实，因此象征、隐喻在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在中国的传统中，文学是作者呈现自己、联结自己与世界的方式，因此对不朽的期望、对往事的记忆成为文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它与用典、咏史的修辞手段也密切相关。《迷楼》是一部比较文学的专著，它把来自多种文化、多个历史时期的诗歌放在一起分析，由此讨论诗歌中的爱欲问题、抒情诗的本质和功能。这三本专著的预期读者，除了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和学生以外，还有不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英语读者。这些读者既不知道诗人生平和他们生活的时代，也不熟悉中国的诗歌传统，因此论述的方式是通过细读让文本自己说话，对读者产生直接的感召力，好让他们从文本进入中国文学的世界。 相比唐诗史的系统性论述，这三本书显得更“自由”。“自由”首先体现在研究对象的选择和排列上。《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讨论4—12世纪的中国诗歌，但并不按时间顺序论述，而是把苏轼和陶渊明、孟郊放在一起；《追忆》处理的作品时间、文体跨度也很大，从《诗经》到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到沈复的《浮生六记》；《迷楼》更是把古今中西的诗歌混杂并置，引读者穿梭于荷马史诗、白居易、马拉美、古诗十九首、波德莱尔、里尔克之间。“自由”也表现在叙述方式上。《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是个很好的例子。虽然书中提出了中国的“非虚构”诗学传统的观点，但这本书不像一般的论著那样由一个权威的声音来主导，而是采取了对话的形式，而且引导对话向一个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对书中“作者”的观点，有的声音反驳，有的发问，有的嘲笑，有的说起了题外话。这种对话的方式让不同的观点充分展现出来，把作者的观点呈现为切入问题的一种角度。最后，“自由”还表现在文体上。多篇书评提到这些书脱离了学术专著的范式，是文学与研究的结合。它们采用了英语“散文”(essay)这种文学体裁，它的特点是读起来令人愉悦。作为文学批评的英语“散文”，可以把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融合在一起，将思想纳入文学的形式，它展示文学研究的成果，但不是以引文和脚注的形式。宇文所安选择这种文学体裁来写学术专著，是因为他觉得“文学创作、学术与思想，是可以也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文体的尝试是成功的，多位书评作者用“妙趣横生”“令人愉悦”这样的词来形容这几本书，说阅读它们是一种享受。宇文所安也把《追忆》在美国和中国都产生了广泛的吸引力这个现象部分归功于文体，说这本书是他尝试混合英语“散文”和“中国式的感兴”的结果。 前面谈到，宇文所安这一时期的专著都是跳出历史研究的尝试，不过它们剥离历史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和《追忆》讨论的作品虽然不局限于某一个历史时段，但还是放在中国的诗学传统、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回忆主题这些背景中讨论，这些背景仍然是历史的。可到了《迷楼》，古今中西的诗歌仿佛是随机地排在了一起，历史的框架完全消失了。在文学研究者看来，这种趋于极致的非历史主义的文学研究是大胆的，但可以接受，甚至具有启发性，然而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这种做法匪夷所思。1968年从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先后在牛津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伊懋可(Mark Elvin)，就在一篇书评中批评《迷楼》，说书里面的诗好似一个拼盘，他看不出为什么要把这些诗放在一起讨论。他不解地问道：为什么一个有天分的优秀学者要做这样的事？对伊懋可的质疑，宇文所安写了一篇短文回应，阐述了为什么要写《迷楼》这样一本书，集中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脱离历史的文学研究是否必要、如何可能？第二，在西方的学术环境中，怎样读中国诗才能摆脱比较文学的等级秩序，摆脱中国文学研究的边缘地位？ 第一个问题涉及文学研究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关系。宇文所安说，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文学常常被包括在历史中，因此当文学研究脱离历史领域，就会受到这篇书评这样的批评。如果文学研究不想成为思想史的附属品，就必须有一些非历史的文学研究。《迷楼》这样的书提醒我们：文学不是历史。在古希腊文明中读古希腊戏剧当然有收获，但是戏剧本身对那些对古希腊文明一无所知的读者也是有感染力的。我们读莎士比亚不是为了去了解那个时代，而是因为莎士比亚吸引我们。同样，我们读杜甫不是因为对唐诗有兴趣，而是因为读杜甫而对唐代中国产生兴趣。文学的历史背景是第二位的。我们当然需要附属于思想史、文化史的文学研究，但总要有不能被历史所包含的文学研究。也就是说，诗歌本身对读者具有意义。我们不一定要通过诗去了解诗人、他的时代，或者思想和文化，读诗本身的愉悦就是目的。这个看法蕴含在《迷楼》这个书名里。迷楼是隋炀帝建造的一座享乐的宫殿，进去后使人流连忘返。用“迷楼”作书名，是把诗歌比作让人迷失的宫殿，给我们带来喜悦。迷楼也指向读者：解读不同文化中的诗，就好像是迷楼中的一个个诱惑使读者沉迷其中。 第二个问题涉及比较文学的等级秩序和中国文学研究在这个秩序中的边缘位置。宇文所安谈到当下存在的两个中国文学研究范式和它们的问题。一个是用西方的理论、观念和文本衡量中国的理论、观念和文本。用这种范式进行研究就会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史诗？为什么中国的比喻不如西方的大胆？或者发现中国原来也有解构，或者研究中国的某位作家“像”西方的某位作家。另一个范式是关注中国传统的内部，宇文所安说这是他自己和大多数研究中国文学的同行在做的。我想第二种范式的研究应该包括宇文所安的唐诗研究三部曲，以及他在《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追忆》中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在他看来，这类研究虽然不以西方为标准，但也同样使中国文学研究边缘化，因为它们强调中国的特殊性，这就把中国文学研究孤立了起来。那么，有没有一种比较文学，可以使中国文学具有普遍性，却又不用西方标准衡量？宇文所安说这就是他在《迷楼》中尝试做的事。他让中国诗歌和其他文化的诗歌一起出现，但不用西方理论去分析它们，也不把它们当作不同文学传统的例子，而是让诗歌互相交谈。这个尝试在研究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的学者中得到了广泛的肯定。研究陆游诗的年轻学者Martin Backstrom祝贺宇文所安把中国诗歌批评从地方性中解放了出来，认为他证明了中国诗歌语言具有普遍性、人文性。研究爱尔兰文学、比较文学的R. B. Kershner把《迷楼》和研究20世纪欧美小说的专著《语言的迷宫：现代小说中的象征和叙述》放在一起评论，称赞宇文所安对诗的评论总能带来惊喜，无论诗的语言是拉丁语、希腊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英语还是汉语。研究中国诗学、比较诗学的余宝琳(Pauline Yu)也说，虽然我们可能对书中的某些论点提出质疑，但我们无法否认，这本书有一种比阐明论点更迷人的纯粹的诱惑力：宇文所安是出色的诗歌读者，他听到了诗之间的对话，而且让诗对我们说话。 “文学文化”研究和重写文学史：20世纪90年代以来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宇文所安的学术出版包括翻译和研究两个方面。翻译有《中国文论读本》(1992)、《诺顿中国文学选集：从开始到1911年》(1996)和《杜甫诗》全译(2016)，这三部译作的具体情况我会在谈翻译的章节中讨论。在研究方面，宇文所安先是“回到”唐代文学，出版了《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1996)和《晚唐：九世纪中叶的中国诗歌》(2006)，然后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汉魏六朝诗歌、宋词和宋代的士大夫文化，出版了《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2006)、《只是一首歌：中国11世纪至12世纪初的词》(2019)和《悉为我有!——11世纪中国的快乐、拥有、命名》(2022)。这一时期的研究侧重两个互相关联的方面，一是文学文化研究，二是重写文学史。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从关注文学自身的文学解读和批评、关注文学历史演进的文学史研究，转向关注文化对文学影响的“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研究。这个转变和21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主流学界的跨文化、跨学科研究的兴起有关。宇文所安1996年出版的《中国“中世纪”的终结》，就已经开始采取文学文化研究的方法。书中勾勒的一系列中唐特征，如营造私人空间、对阐释的兴趣、浪漫文化，都既是文学现象，也是文化现象。书中提出，八九世纪之交(贞元、元和年间)初次发生的文化现象标志了中国文学文化的重大转折。这个时期的主要文人对宇宙万物、社会、文化所提出问题的激切程度前所未有，一个通过发问建立权威的文化代替了以往通过重复建立权威的文化。文学文化研究的思路在2011年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也有十分清晰的表述。主编孙康宜、宇文所安在序言中明确说，此书采用的是“文化史或文学文化史视角”。宇文所安2022年出版的专著《悉为我有!——11世纪中国的快乐、拥有、命名》也是从文学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里面的六篇文章包含着对北宋文化的思考。在宇文所安看来，11世纪出现了两种现象。一边是日益成长的商业世界，这使士大夫能够享受拥有贵重之物的乐趣，欧阳修说他有一万卷藏书，一千卷古代金文石刻的拓片，一张琴，一壶酒，一局棋，拥有这五物使他快乐。另一边是严格检视士大夫言行道德内涵的道学的兴起，在这个思想氛围中，人们觉得应该是“道”而不是“物”给人带来快乐。面对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矛盾，如何用文字表达快乐就成了问题，于是北宋作家采取各种方式和策略言说快乐，为其辩护。 文学文化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物质文化”，关注文本的物质形态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在20世纪末，宇文所安在为北大百年校庆所做的演讲中提出，我们需要从书写活动的物质性来思考它对文学的深远影响。例如他邀请听众从一些“天真的问题”开始：如果我们相信屈原在自沉之前写了《怀沙》，那么他是把作品写在竹简上了吗？在那时候流放荒野而又随身携带大量竹简是常见的现象吗？这些问题可以引向更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证据表明《怀沙》最初是书面创作的？有没有可能《怀沙》不是“写”的，而是口头创作和流传，后来才“写下来”的？而如果是屈原的口头创作，那么又是谁把它背诵下来带回文明世界？在这一时代，除了《诗》《书》这样的权威古文本之外，有没有证据表明人们还记诵其他文本？宇文所安认为，这些关于“物质文化”的问题对我们重新思考上古文学特别有用。再比如，在宋代印刷术普及之前，诗歌文本靠手抄本流传，每一代手稿抄写都会产生错误和差异，越是享有盛名的诗人，情况就越是复杂。在手抄本文化里，文本的变化是不断发生的，文学史在充满自信地引用抄本时代的诗文时，也应该提出和讨论文本不定性的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在北美的上古文学和中古文学研究领域，逐渐涌现了大量有关抄写、记诵、印刷等涉及文本物质性问题的研究，反映了年轻一代学者对这些问题的重视。 关于物质文化与中国上古、中古诗歌性质关系的思考，体现在宇文所安21世纪以来的著作中。一个例子是2006年出版的《晚唐》，虽然和三十年前出版的《初唐诗》《盛唐诗》一样，也是关于唐诗的文学史专著，但《晚唐》格外强调手抄本文化对诗歌的影响。书中指出，由于唐代的诗集大多是手抄本，不像印刷普及后的刻本易于保存，大量唐代抄本亡佚，现有材料只是唐诗的一部分，保留下来的作品很多时候出于宋代编集者的趣味和运气的偶然，因此在对诗人、作品和时期做概括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李商隐能有各种题材类型的诗歌流传下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宋初杨亿请人到处搜求李商隐的诗歌抄本，但很多其他唐代诗人的宋代编辑者缺少杨亿那样的显赫地位和文化影响，能找到的他们喜爱诗人的作品就很有限。另一个例子是2024年出版的宇文所安和柯马丁主编的《屈原和〈楚辞〉：新角度》。书中收录的论文都把上古文本的物质性和流动性作为研究的基础。书中收录宇文所安两篇分别关于《离骚》和《九歌》的论文，长达180页，是他二十多年来在哈佛大学开《楚辞》专题课和研究的结晶。他在《阅读〈离骚〉》一文中提出，“离骚”很可能不是一个固定的文本，而是一个包含诸多主题的大纲，这个大纲可以在流传和表演过程中根据记诵者的需要而增加或减少，而现存的《离骚》只是“离骚”的一种实现方式。他认为，这个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现有的《离骚》文本混合了宗教、政治和历史等各行其是、有时难以用逻辑关系说明的论述。 21世纪以来，宇文所安的另一个研究重心是重审文学史经过复杂中介被形塑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写新的文学史。这个研究方向的侧重与欧美文学研究领域的新发展密切相关。对这种关联，宇文所安在《史中有史——从编辑〈剑桥中国文学史〉谈起》这篇文章中有所阐述。他说，原来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两个对立的团体，一边是历史主义的研究和考证，另一边是文学理论的新发展，逐渐走到了一起，结果是看文学史的方法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我们“处在可能是从18世纪后期文学史诞生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时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文学史不是对历史上发生了什么的客观描述，而是某个历史时刻的后人根据他们的趣味和诉求建构出来、经由复杂中介的历史叙述。文学史告诉我们一个时期的大作家、小作家，他们的风格特征，但这些评价跟作家在世时得到的评价常常是不一致的。新的文学史应该讲述我们现有的文本是怎么来的，它们“在什么时候、怎么样以及为什么被认为是重要的”，“文本和文学的记载是如何被后人的口味与利益所塑造的”。新的文学史写作要把既有的文学史叙述也作为研究对象，去揭示后人如何按照自己的口味和观念，对前代的作品或保存，或忽略，或修正，或再创造。 宇文所安称这样的文学史写作是“史中有史”。他认为这种方法在概括性的文学史著作中因篇幅所限很难做到，但在具体研究中是非常实用的原则。的确，他对这一文学史观的实践，虽然在《晚唐》和他与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有所体现，然而把这个原则贯彻得最彻底的还是两种具体的研究，即《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和《只是一首歌》。这两本专著反思、质疑了既有的文学史框架。《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提出，我们对汉魏五言诗的理解，包括文学史教材和选本描述的早期五言诗的文体发展与风格变迁，都是5世纪晚期和6世纪早期建构起来的叙述，是齐梁宫廷文人根据自己的品味和标准，对经过几个世纪传抄下来的文本进行筛选、补订、重组甚至改动的产物。抛开齐梁人的叙述，会发现汉魏五言诗的作品与作者、年代之间的关系往往无法确定，它们是由主题、话题、程序句和习惯性序列等共享诗歌材料拼合起来的文本库中的诸多变体，是“同一部诗”(one poetry)。《只是一首歌》则认为，文学史一般把北宋词纳入一个有作者归属的文学体系，为词确定作者，给词作编年，但这种以词家为中心的北宋词史，是在词逐渐取得正统地位之后，学者根据诗文史的模式建构出来的历史。而实际上，词在11—12世纪初只是歌伎在酒席上演唱的歌词，作者经常不确定，口头流传或以手抄本形式传抄的歌词也经常发生改动；词只是一首歌，是处于中央集权、道学崛起的“严肃”大环境中的宋朝士大夫，在边缘的空间(酒席)，以边缘的文体(小词)抒发个人感性声音的场所，它建构了一个在修辞上悬置于帝国之外的自我空间。考虑到北宋词的流动性，考证词家生平与词作的关系、知人论世的批评方式，就不总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宇文所安重写文学史的实践常被称为解构主义，有时被误解为是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拆解，甚至毁坏。但其实，解构(deconstruction)不意味着毁坏，而是检视一个东西的构造(construction)过程，可以理解为“反向的建构”。解构文学史的叙述揭示了文学史叙述被塑造的历史过程，尽可能准确如实地描绘中国文化在长期的发展和流变中产生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是还原古代的历史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宇文所安称他的研究方法是“激进的历史主义”(radical historicism)。 从宇文所安的《晚唐》《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只是一首歌》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文学文化”研究和“史中有史”的新文学史写作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北美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这几部专著被认为是具有开创性的、有可能改变研究范式的作品。在为《晚唐》《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所写的书评中，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丁香(Ding Xiang Warner)说，如果这两本书共有的批评视角被学者接受，会把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习惯性论述引向新的方向。夏威夷大学的麦大伟(David McCraw)更是盛赞《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认为自宇文所安于1985年出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以来，这本书是研究中国诗歌与诗学的最重要的著作，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无法用同样的方式读那些诗了”。《只是一首歌》被斯坦福大学的宋代文学研究专家艾朗诺(Ronald Egan)评价为极具启发性的著作，改变了我们对词的历史的看法。宇文所安也凭借此书获得2020年的儒莲奖(Stanislas Julien Prize)，说明欧美汉学界对这本著作的高度认可。 翻译 在美国，虽然20世纪初开始就有庞德(Ezra Pound)等诗人翻译中国古典诗歌，“二战”后中国文学研究成为一个学科后学者翻译中国古代典籍的成果更是日益增加，但宇文所安译介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的影响力十分独特，这和他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他的翻译的数量和广度、他让更多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学的信念、他推动中国文学典籍系统翻译出版的视野和行动力，都是分不开的。宇文所安有三部译作：20世纪90年代，他根据在耶鲁、哈佛教授中国文论、中国文学课程的经验，编译了《中国文论读本》和《诺顿中国文学选集》，2016年，他翻译出版了《杜甫诗》全集。 长达674页、出版于1992年的《中国文论读本》(以下简称《读本》)，是向西方讲解中国文学理论的翻译与评论。这本书在20世纪80年代酝酿和写作的时候，宇文所安任教的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还没有中国文学专业学生，学界对中国文论的翻译和研究还很少。在这个背景下，书的目标是把中国文学批评介绍给学习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学生，和希望了解非西方文学思想传统的西方文学学者。《读本》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从文本出发。当时已经出版的介绍中国文学理论的方法有三种：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把文学理论分类，然后选择文本举例说明，魏世德(John Timothy Wixted)的《论诗诗：元好问的文学批评》从一个人的诗追溯到诗歌和文学讨论的源头，余宝琳的《中国传统的意象阅读》讨论一个核心问题。宇文所安尝试的第四种方法是通过文本讲述文学理论。为此，他选译了《诗大序》、《文心雕龙》、《沧浪诗话》、叶燮《原诗》等文论著作的片段，并加以评论。 《读本》的第二个特点是整合文学思想和文化史。当时，中国文学批评领域的主流研究方法是“观念史”，即从文本中抽取观念，从历史的角度说明哪些观念是新的，观念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但这样做会排除与观念不吻合的文本，也容易忽视观念是在什么具体条件下被抽取出来使用的。《读本》尝试把文学思想放到文化语境里面，看它们在具体条件下如何被使用。比如16世纪末17世纪初袁宏道等作家对大众文化的赞美，从观念史的角度看，是新观念，是对16世纪复古思潮的反动，但如果放在文化史的范围内考察，就会看到那是在文学教育迅速普及的情况下，江南上层精英将自己区别于人数剧增的中层知识分子的一种策略。在北美学界，《读本》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林理彰(Richard John Lynn)在书评中说，以往的中国文论研究很少能走出汉学圈子，吸引其他文学传统的理论家和学者的注意力，但这本书肯定会对汉学界以外的广大读者产生重大影响，提高非汉学专业人士对中国文学创作和批评的认识。 1996年，宇文所安编译出版了《诺顿中国文学选集》，这是在美国高校使用最广、影响最大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这本选集有1300页，翻译的作品从《诗经》《楚辞》一直到清末的秋瑾、王国维。1998年，宇文所安在和张宏生做的访谈中说，在美国，他的书里面最重要的无疑是《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因为它被列入诺顿(Norton)系列，成为得到权威机构认可的标准教材，在美国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大学生都会用它，所以它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他其他任何一本书。宇文所安的这本选集被列入诺顿系列不是偶然，这说明了他在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和声誉。在《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出版的前一年，宇文所安参与了《诺顿世界杰作选集》增订版的编选工作。这部选集在1956年由诺顿公司推出，但当时只收入了西方作品。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成为美国学界的热点，打破欧洲中心、提倡多元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1995年出版的《诺顿世界杰作选集》增订版增加了两千页，包括非洲、阿拉伯国家、以色列、中国、埃及、印度、日本等非欧洲文学，其中中国文学部分由宇文所安编选。宇文所安学术声誉的另一个标志，是他1997年被哈佛大学授予“大学讲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称号。“大学讲座教授”创建于1935年，一共只有二十五位，是哈佛大学授予教授的最高荣誉，用来表彰在不同学科取得突破性成就、有重大影响力的哈佛教授。 除了诺顿系列的权威性的因素，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作品选在大学里受到欢迎，也因为它的编译有很强的个人特色，包含了他对如何让更多美国人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思考和实践。《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出版之前，美国已经出版了两部有分量的中国古代文学选集，一部是1965年白之(Cyril Birch)编选的两卷本《中国文学选集》(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部是1994年梅维恒(Victor Mair)编的两卷本《哥伦比亚中国古典文学选集》(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这两部选集都有多位译者，他们都是不同文体、不同时段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而《诺顿中国文学选集》的翻译是宇文所安一个人完成的。他花了四个暑假翻译了大量作品，然后在上课时给学生读这些译作，看学生的反应，效果不好的作品就不包括在选集中。对一个人翻译1300页作品这个有点疯狂的举动，宇文所安解释说，一个人做有一个人的好处。比如可以更好地贯彻翻译的理念。这本选集是给不懂中文的大学生看的，因此翻译要在尽量准确的同时保持可读性。由于他希望大家读到中国文学的不同声音，因此力图在翻译中创造出一个复杂的“文本家族”，通过用文学英语翻译早期作品，英式英语翻译文言，美式英语翻译白话，用不同的英语风格翻译不同的作家，使每个时期、每种风格、每种流派都各自不同，也让每一个作者听起来都不同。 一个人编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在选集中呈现编译者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和一般的文学选集主要是经典作品汇编不同，《诺顿中国文学选集》是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翻译的结合。在介绍作品的时候，宇文所安强调文学作品之间的关联和文学传统的延续性。以《诗经》为例，除了选译诗篇，他还展示《诗经》篇章如何出现在后代的文学作品中，比如《牡丹亭》中杜丽娘的老师教她读《关雎》，说那是关于妇德，可她却由此思春，在花园中梦见柳梦梅。宇文所安也关注文学作品如何被解读和使用，因此引用《诗经》出现在《论语》《左传》《庄子》中的段落。于是读者可以看到中国文学传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还很难得的是，宇文所安在介绍中国文学的时候引入了比较的视角。讲《生民》的时候，他比较后稷之母踏到帝的脚印后怀孕与古希腊史诗中人神诞子的异同，谈到农业文化和战争文化里面人们认知时间的不同方式。这样，学生就可以把自己熟悉的西方文化传统作为参照系去理解中国文学。 在《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出版二十年后的2016年，宇文所安出版了《杜甫诗》英语全译本，这是杜甫所有作品的首次完整英译。和宇文所安其他翻译一样，这部书也由他一个人完成，前后花了八年时间，一共六本，3000页。《杜甫诗》由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出版社德古意特(De Gruyter)出版。译文采用双语对照的方式，打开书后，左边是中文原文，右边是英译，注解分为脚注与尾注，脚注以解释典故和疑难为主，尾注标明异文、版本等学术性问题，预期读者既包括普通大众读者，也包括专业的研究者。在北美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杜甫诗》的出版被当作一个事件、一个纪念碑式的成就。麦大伟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发表了7页篇幅的长书评，年轻学者魏宁(Nicholas Morrow Williams)在《中国研究书评》发表的评论更是长达43页。年轻诗人、学者柯夏智(Lucas Klein)在《洛杉矶书评》发表评论，题为《向博学和品味致敬：或者，为什么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风头正劲？》，把《杜甫诗》放在美国翻译中国诗歌的大背景中看，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先锋诗人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后先锋”诗人对中国当代诗人的兴趣，再到21世纪美国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新兴趣，期待宇文所安的杜甫诗翻译能在美国吸引新的读者，再次激活英文诗歌。 柯夏智的标题看起来也许有点夸张，但他所关注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在美国的生命力，也是宇文所安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宇文所安在翻译杜甫诗全集以外还有更大的抱负，那就是通过出版《杜甫诗》吸引更多资助，也吸引更多的学者投入翻译事业，有系统地把中国文学和历史典籍译成英文，就像著名的“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所做的那样。1911年，洛布家族捐赠给哈佛大学一大笔钱，每年的利息用于出版希腊文、拉丁文的经典著作英译本。这套丛书已经出版了五百多卷，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古希腊文、拉丁文典籍，包括诗歌、戏剧、历史、哲学史、演说辞等作品。丛书采用双语对照的形式，书的左边是古希腊文或拉丁文原文，右边是英译。“洛布古典丛书”因为它的权威性、可靠性和可读性，成为使用最多、影响最广泛的古典文献丛书。宇文所安看到，在希腊文和拉丁文教育逐渐衰落的20世纪，“洛布古典丛书”成为欧洲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重要方式。他表示，2015年墨提(Murty)家族捐赠给哈佛大学500万美元赞助出版类似的印度文学经典，也有人赞助出版阿拉伯文学经典系列，作为世界古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也应该有像洛布、墨提这样的经典英译丛书。2005年，宇文所安在获得美国梅隆基金会(Mellon Foundation)的“杰出成就奖”之后，决定用这一奖金作为出版“中华经典文库”的种子基金，于2013年发起了“中华经典文库”(Library of Chinese Humanities)。文库的编委会由包括宇文所安在内的七位学者组成，致力于出版中国古代文学和历史典籍的翻译，每种译作都有纸质书籍和免费线上电子文本两种形式。截至2024年，已经出版了近十种，除了六卷本的《杜甫诗》，还有《寒山拾得丰干诗》、《阮籍诗/嵇康诗》、《李清照集》、《王维诗文》(二卷)、《曹植诗赋集》、《颜之推集(含〈颜氏家训〉)》、《孟浩然诗集》、《李贺歌诗》。下一阶段，会陆续出版《列仙传》、《河岳英灵集》、《苏轼诗文选集》(四卷本)以及《资治通鉴》等文史典籍的英译。译者都是研究所译诗人作家的学者。2018年，宇文所安在获得表彰汉学领域特殊贡献的唐奖后，又把其中的研究经费都用于支持“中华经典文库”在全世界范围的免费电子文本下载，为的也是让更多人读到中华典籍。目前，基于哈佛大学东亚系的“中华经典文库”正在积极寻求下一阶段的赞助，以求把这一事业继续下去。

書城介紹　 |　合作申請　|　索要書目　 |　新手入門　|　聯絡方式　 |　幫助中心　|　找書說明　 |　送貨方式　|　付款方式	台灣用户　|　香港/海外用户
megBook.com.tw
Copyright (C) 2013 - 2025 （香港）大書城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