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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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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时期是中国古代技术演进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华文明特性形成的关键时期。《夏商考古》坚持反映夏商考古研究范式的转变、吸收新近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体现比较研究思路和国际视野等原则，主体内容由夏商两代的考古学文化、社会结构、社会经济和精神文化四个部分组成，并对夏商考古的学术史进行系统梳理，以专门章节探讨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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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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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第一章 绪论/1第一节 夏商考古若干基本问题/1一、夏商考古的时空范围/1二、夏商考古的特点与地位/2第二节 夏商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简史/6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6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至20 世纪90 年代前期/7三、20 世纪90 年代后期至今/12思考题/18延伸阅读/18第二章 夏文化的探索/19第一节 夏文化探索的历程及研究方法/19一、夏文化探索历程/19二、夏文化研究方法/24第二节 龙山时代晚期相关遗存/27一、龙山时代晚期相关遗存概况/27二、与夏文化相关的讨论/29第三节 新砦文化/31一、新砦文化的命名与文化特征/31二、新砦文化的时空分布/37三、文化属性与社会性质/38第四节 二里头文化/40一、二里头遗址的主要发现/40二、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与年代/47三、二里头文化的分布与地方类型/53四、二里头文化的性质/64思考题/65延伸阅读/65第三章 二里头文化的社会结构/66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聚落形态/66一、二里头文化城邑与典型聚落/66二、二里头文化聚落形态研究/74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墓葬等级与丧葬礼俗/77一、二里头文化墓葬的等级问题/77二、二里头文化墓葬的丧葬礼俗/80思考题/81延伸阅读/81第四章 二里头文化的社会经济/82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的农业经济/82一、农作物种植/82二、家畜饲养与渔猎/85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的手工业生产/87一、青铜冶铸工业/87二、陶器生产工业/92三、制骨手工业/96四、玉器手工业/98五、石器手工业/100六、漆器制作业/103思考题/104延伸阅读/104第五章 二里头文化的精神文化/105第一节 二里头文化精神文化相关遗迹/105一、二里头遗址祭祀区/105二、二里头遗址其他区域祭祀遗迹/106三、二里头文化其他遗址祭祀遗迹/107第二节 二里头文化精神文化相关遗物/108一、卜骨/108二、镶嵌铜牌饰与绿松石龙形器/109三、刻符陶片/112四、其他/113思考题/113延伸阅读/113第六章 商文化的文化谱系/114第一节 商文化谱系的建立与完善/114第二节 商文化的分期与年代/119一、先商文化/119二、早商文化/121三、中商文化/123四、晚商文化/125第三节 商文化的分布与地方类型/128一、先商文化的分布与地方类型/128二、早商文化的分布与地方类型/132三、中商文化的分布与地方类型/143四、晚商文化的分布与地方类型/153思考题/160延伸阅读/160第七章 商代的社会结构/161第一节 聚落与商代社会结构/161一、都城遗址/161二、地方城邑/179三、典型聚落/189第二节 墓葬与商代社会结构/194一、典型商代墓地与墓葬/194二、墓葬与商代的社会分层/205三、商代的葬俗/207思考题/215延伸阅读/216第八章 商代的社会经济/217第一节 商代的农业经济/217一、农作物种植/217二、动物饲养与渔猎/220第二节 商代的手工业生产/223一、青铜冶铸工业/223二、陶瓷生产/229三、玉石器加工/233四、骨角牙蚌器生产/236五、商代其他手工业部门/238第三节 商代的商品交换与交通/242一、商品交换/242二、交通/243思考题/246延伸阅读/246第九章 商代的精神文化/247第一节 出土文字资料所见商代的精神文化/247一、甲骨文与商代的精神文化/247二、金文与商代的精神文化/249三、朱（墨）书文字与商代的精神文化/251第二节 图像资料与商代的精神文化/254一、青铜器纹饰所见商代的精神文化/254二、其他图像资料所见商代的精神文化/258第三节 祭祀遗存与商代的精神文化/259一、建筑相关祭祀遗存/260二、墓葬相关祭祀遗存/260三、手工业相关祭祀遗存/264四、社祀遗存/266思考题/268延伸阅读/268第十章 夏商时期周边的考古学文化/269第一节 东方地区/269一、海岱地区/269二、江淮- 太湖区/272第二节 南方地区/275一、浙闽地区/276二、江汉平原/277三、赣鄱地区/279四、湘江- 洞庭湖区/283五、岭南地区/284第三节 西南地区/286一、峡江- 汉水上游区/287二、川西平原区/290三、云贵高原区/297第四节 西北地区/299一、甘青地区/299二、新疆地区/201第五节 北方地区/303一、河套地区/304二、晋陕高原/308三、燕山南区/311四、燕辽地区/312五、松嫩平原/317思考题/318延伸阅读/319第十一章 夏商考古与中华文明/320第一节 夏商考古与中国早期国家性质/320一、夏商时期已经进入国家阶段/320二、夏商时期的国家性质/321第二节 比较文明视野下的夏商文明/324一、文明比较研究的意义/324二、世界其他地区主要古代文明/325第三节 中华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的地位/331思考题/333延伸阅读/333参考文献/334后记/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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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夏商两代处于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向历史时期的过渡阶段，创造了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这一时期，社会的文化面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性质与社会组织结构不断演进，是中华文明形成和早期发展的重要阶段。 第一节夏商考古若干基本问题 夏商考古的时空范围、夏商考古的特点与地位等是夏商考古的基本问题。学术界在很多方面都已达成共识，但在不少方面仍存在分歧。 一、夏商考古的时空范围 “夏商考古”是以王朝为标准划分的考古学阶段，顾名思义就是夏商时期的考古学，其中既包括中原地区夏文化、商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也包括中原王朝之外中国境内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现及其相关研究。 关于夏商考古的时间下限，学术界的意见比较一致，一般是以武王灭商为限。但对研究的上限，学术界却存在不同的意见，且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反映了学术界对夏文化甚至商代早期文化的不同认识。如1952年，中央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全国**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时，郭宝钧讲授“殷周考古”，从殷墟代表的商代晚期讲起。1956年，邹衡将“殷周考古”更名为“商周考古”。这一变化当与邹衡主张郑州商城文化遗存为早商文化有关。邹衡指出，更名后的“商周考古”，“是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其所包括的绝对年代，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实则包括夏文化考古或夏代考古，虽然当时“在考古学上还不能确切判定哪些是夏代的遗迹和遗物”。在论及“二里头文化”性质时，邹衡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填补了河南龙山文化和郑州早商文化之间的空白，“这不仅为研究我国新石器时代如何过渡到青铜时代找到了典型的实例，而且为解决夏文化问题提供了可寻的线索”。自此，二里头文化成为探索“夏文化”的焦点。 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则以“商殷”指代夏、商两朝考古，认为“通过对有关文献的研究和一系列的田野调查，现在已为探索夏文化开辟了可以寄予希望的途径”。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延续了“商殷时期”的用法。 张之恒主编的《中国考古通论》“夏商周考古”中，夏代部分仅涉及“二里头文化”陈旭所著《夏商考古》也是如此。井中伟、王立新主编的《夏商周考古学》则明确将研究对象的上限设定于公元前19世纪前后。理由有二：其一，现有文献记载关于夏代纪年存在明显分歧，难以考知夏代开始的确切年代。其二，目前尚未确认可以标志夏代开始的考古遗存。 2003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夏商卷》，接受夏王朝纪年范围为公元前21～前16世纪的观点，主张在没有其他方面确切证据、充分理论的情况下，仍应以公元前21世纪或前2070年作为夏的始年。 空间范围方面，早期夏商时期考古工作主要集中于中原地区。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考古工作的陆续开展，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商文化遗址不断增多。同时，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和相关研究的深入，夏商时期边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不断被辨识出来，其与中原夏文化、商文化的关系及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不断得到认识。如此，夏文化、商文化及同时期其他考古学文化的相关遗址逐渐遍布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全国各地。 二、夏商考古的特点与地位 关于夏商周考古的特点，此前已有若干学者进行过讨论。如张之恒、周裕兴认为，夏商周时期考古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即“两次考古时代的更替和两次社会制度的变革”“文字的产生和使用”“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前者是指新石器时代过渡、发展至青铜时代，青铜时代过渡、发展至铁器时代；原始公社制社会过渡、发展至奴隶制社会，奴隶制社会过渡、发展至封建社会。这一主张大体延续了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的《商周考古》的观点，但后者“采用了郭沫若同志关于中国古代史的分期意见，于是将战国部分裁去，而截至春秋时期”。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井中伟、王立新就认为，“对中国是否存在过奴隶制社会，应持慎重和客观的态度”。因此，他们转而从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出发，强调夏商周时期在技术发展史中的位置和夏商周考古与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关系。 综合不同学者的观点，可从研究资料、技术发展水平与社会文化发展阶段三个方面概括夏商考古的特点，揭示这一阶段在中国考古学、中国上古史研究中的地位。 （1）从研究资料方面来看，夏商考古整体上处于学术界讨论的“原史”时期。 “原史”（Proto-history）是相对于文献丰富的历史阶段而言的，“这一时期已经有一些文书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只是一些片断，涉及社会非常少的方面，这些记录可能表现于一些刻铭、硬币等等，或是其他地区散乱的文本资料”。简言之，即“古代文献很少，考古材料的重要性超过或等于文献材料的时期”。 目前，中国是否存在“原史”时期、何时属于“原史”时期，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如李学勤认为，“东周和更早的商和西周不同，已经脱离了这种‘原史时期’而跨入真正意义的‘历史时期’了”。钱耀鹏认为，中国的原史时代大体相当于考古学上的铜石并用时代和青铜时代，也即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和夏商周三代；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相当于龙山时代，中期相当于夏及商代前期（盘庚迁殷以前），晚期相当于商代后期及西周时期。吴晓筠主张将夏至西周晚期（甚至春秋中期）作为中国的原史时代。许宏则将商文化视为中国“原史”与“历史”时期的分界点，商前期及更早阶段属于原史时期，以殷墟文化为代表的晚商时期已经进入了历史时期考古阶段。 法国《史前大辞典》一书指出，“原史”概念的提出具有方法论意义，“其研究可以包括考古学资料及间接的文字记载资料两方面”。夏商考古大部分属于原史时期，在研究过程中，需要综合利用多种史料，在理论的指导下开展跨学科研究。这一点已有不少学者进行过相关讨论。如徐旭生、苏秉琦指出，“一部理想的中国上古史必须是根据全部可用的文献、传说和遗物，三种材料综合运用，适当配合，写成的”。张光直在论及“探索商代历史的五条途径”时指出，要“尝试使用所有可以获得的资料来写一部初步的综合商代史”，其“途径”包括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卜甲和卜骨、考古学和理论模式。后者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观指导，也包括“帮助我们把史料和理论结合在一起”的“中介理论”，“也就是当代的以及可以获得详细文献的历史时期的文化和社会的运作系统和亚系统的蓝图”同时，还需要开展跨文化的比较研究，明确差异，做出阐释。吴晓筠也强调，“中国原史时代的研究工作需要将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字学、艺术史、器物学、地质学、古生态学等等多种学科综合起来，讨论这一时间段内涉及对象的方方面面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性质的史料具有一定的“等级性”，在考古学研究或古史重建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不同。如徐旭生、苏秉琦认为，“文献，主要是流传下来的古代典籍。其次是各种古器物上的文字。 在古史研究中，这一类材料算是*严整的了。传说，即是先由口耳相传，经过千百年后，始被写下来的历史故事。这自然不是一等的史料。但其对于古史的研究自有其重要地位，不可随便抹杀。 遗物是考古学和民族学的研究对象。 将来必有一天，我们可能根据丰富可靠的地下遗物遗迹，和考古学的成就，来描述中华民族的史前文化。即是有文字以后，如商周的历史，亦定可借地下发现的新材料，新事实，大量的充实其内容，改正其史籍记载的错误”。林沄也指出，“研究三代历史，传世文献、考古出土文献和其他实物资料三者都不可偏废”。 关于传世文献与考古资料之间的关系，多数学者持积极态度，如张光直就主张在研究过程中要积极加以整合，认为“历史文献并不是考古学家的额外负担，而是他们的福分，如此一来，他们用来复原历史原貌的那些建筑材料就有了强力胶黏剂，从而达到浑然一体的效果”。吴晓筠也认为，“原史考古与文献之间则是一种互补的关系，文献为考古提供线索，考古则检验文献的正确性，并在文献所提供的框架之上进行更深一层的复原”。近年，有学者在梳理国外学术界关于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考古学与历史学关系的基础上指出，在材料综合运用时，不应僵化地强调考古与文献材料之间的区别，而是提倡取向的多样性，对考古材料进行文本分析的同时，也注重文献材料的物质性，并将二者置于特定的语境之中予以理解，实现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的关系从“同质互补”到“异质互动”的转变。 需要注意的是，在运用传世文献对考古资料进行阐释的过程中，一定要严格审慎，虚心坦诚地对相关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避免仅选择适合自己研究的片段记载；文献与资料绝非局部地、片段地同考古相对应，而是相关文献的逻辑关系同有关考古资料的存在背景关系总体对应。 夏商考古的这一特点，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掌握考古学的一般理论、方法、技术，还要熟悉传世文献相关记载，了解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献的基本内容和研究重点，还要关注古文字学界、先秦史学界最新的研究进展。 （2）从技术发展水平来看，夏商考古大部分时段处于学术界讨论的“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初是由丹麦古物学家汤姆森（1788～1865年）提出的。1816年，汤姆森被任命为丹麦国家博物馆馆长，出于陈列藏品的需要，他将馆藏的武器和工具按照材质进行了分类，**阶段为石器，第二阶段是青铜，第三阶段也是*晚近的铁器。“三期说”的提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影响，被称为“史前学的基础”“现代考古学的基石”。 在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中，青铜器被称为“吉金”“彝器”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不少中国学者开始使用“青铜（器）时代”这一概念。 1986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出版，书中即列“青铜时代”词条，释为“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 张光直的表述略有不同，“所谓中国青铜时代，是指青铜器在考古记录中有显著的重要性的时期而言的。辨识那‘显著的重要性’的根据，是我们所发现器物的种类和数量，使我们对青铜器的制作和使用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有中心地位这件事实，不容置疑”。 何驽强调，“进入青铜时代初级阶段的标志是，就本文化总体而言，青铜器应当以比较固定的工具套（tool-kits）、兵器套和装饰套的定式组合套出现”。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张光直提出“显著的重要性”“发现器物的种类和数量”，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适用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我们在讨论某一地区（包括中国）“青铜时代”的时候，必须充分考虑“发现器物的种类和数量”。 关于中国青铜时代的起始时间，传世文献中有若干记载，但不甚一致，有黄帝、蚩尤、夏、禹、启铸铜等不同说法。《史记？封禅书》：“黄帝采*山铜，铸鼎于荆山下。”《世本？作篇》：“蚩尤以金作兵器。”《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史记？封禅书》：“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墨子？耕柱》：“夏后开（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 核诸考古资料，虽然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时代已有零星的铜器出土，但数量有限，多为小型工具或装饰品，很多领域还没有完全使用铜器；材质包括黄铜、青铜、红铜，以红铜占多数，合金配比还处于试验阶段；制作技术仍然比较原始，锻造法还占有一定比例。因此，“龙山时代仍然属于铜石并用时代而不是青铜时代”。“龙山时代之后，中国历史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同时开始了由铜石并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转变”。在中原，这一阶段的考古学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当然，随着后续新的考古资料的积累，不能排除中国青铜时代开始的时间提前至二里头文化之前的可能。 （3）从社会文化发展阶段来看，夏商考古处于探讨中国早期国家与礼乐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关键时期。 李济在谈及章丘城子崖遗址发掘的意义时说：“现代中国新史学最大的公案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要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择一个若明若昧的时期作一个起发点；这个时期，大部分的学者都承认在秦汉以前的夏商周三个朝代。因为我们中国文化的基础是在这‘三代’打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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