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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964年，披头士顶着独特的拖把头造访美国，引发反对声浪，二十年后，这种发型早已广泛流行并成了复古经典……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潮流的来来去去？
破解文化变迁大谜团，揭秘地位这只“无形的手”
作者直抵人们不停追逐潮流的隐形动机——对地位的渴望。如同经济学中的“无形的手”，地位也在操纵文化的变迁：地位构建了我们的行为，形成了我们的品味，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最终塑造了我们是谁。
“当今最棒的文化作者之一”重新定义品味的集大成之作
W. 大卫·马克斯是著名文化记者和作家，在东京长居二十余年。他的前作《原宿牛仔：日本街头时尚五十年》是观察日美文化变迁的畅销名作，此次是他重新定义品味的集大成之作。
以通俗易懂的分析工具切入易变的时尚肌理，融合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史，打造一份全面向的身份使用说明书
品味并非个人偏好的简单表达，而是地位竞争的直接体现。通过风格、惯例、感受力和信号传递等锐利工具，刺破地位的社交面具：新钱炫耀性消费彰显财富，老钱低调“古旧感”传递文化资本，专业阶层通过信息与知识的竞争，创造出独特的“中端品味”。作者提供了四种地位策略，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圈层专家，锚定独属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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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从小黑裙到嘻哈裤，从品种狗到狗狗比特币，从巴黎水到纸杯蛋糕……
潮流的变化，构成了文化的变化，人们追逐它，但从未追问过为什么——文化的变迁究竟是随机无序的，还是有着更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
在《地位与文化》中，“当代最棒的文化作者之一”W. 大卫·马克斯融合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史，揭示了文化和潮流变迁背后的核心驱动力——地位渴望。地位构建了我们的行为，形成了我们的品味，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最终塑造了我们是谁。
本书用海量的前沿案例和文化理论，破除了“文化即自我表达”的浪漫想象，为所有受困于身份焦虑的人洞悉文化背后的权力规则，提供了游刃有余的观察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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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W．大卫·马克斯（W. David Marx）
著名文化记者、职业撰稿人、作家。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庆应义塾大学商学院。作品见于GQ、The New Yorker、POPEYE等刊物，在东京长居二十余年。他的上一部作品《原宿牛仔：日本街头时尚五十年》曾因对“洋风和魂”的日美文化潮流变迁的洞见，引发时尚圈的强烈关注。目前他已受邀担任Nigo的潮牌 Human Made 的外部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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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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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引言 文化与地位禁忌的大谜团
第一部分|地位与个体
019 第一章 地位的基础要素
048 第二章 惯例与地位价值
081 第三章 信号传递与地位象征
104 第四章 品味、真实性与身份
第二部分|地位与创造力
139 第五章 阶级与感受力
174 第六章 亚文化与反文化
203 第七章 艺术
第三部分|地位与文化变迁
233 第八章 时尚的流行周期
282 第九章 历史与连续性
第四部分| 21世纪的地位与文化
309 第十章 互联网时代
361 结语 地位平等与文化创造力
37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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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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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文化与地位禁忌的大谜团
斯图·萨克利夫[ 斯图·萨克利夫（Stu Sutcliffe，1940—1962），披头士前贝斯手，斯图为斯图尔特的简称。—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的新发型，遭到伙伴们大肆奚落。天可怜见！斯图可是放弃了在利物浦的绘画事业，来到德国汉堡城中最凄惨破烂的这个角落，在这帮哥们儿的摇滚组合里担任贝斯弹奏的啊！这支翻唱他人曲目的乐队，大概脑袋里钻进了甲壳虫，有个傻不啦唧的谐音名字：披头士[ Beatles，谐音beetles，即甲壳虫。
]。眼下，正是这些“甲壳虫”在痛斥斯图。他们本来都是飞机头，向上高高梳起，用大把的百利发蜡定型，就像四个吉恩·文森特[ 吉恩·文森特（Gene Vincent，1935—1971），美国山地摇滚歌手。
]克隆人。偏偏斯图多事，把发型改成了时髦的“恺撒头”—刘海直直往下耷拉在脑门上。
斯图突然改头换面，小伙子们知道罪魁祸首是谁：都怪阿斯特丽德，斯图的“存在主义者”德国女友。她给斯图剪了头发，造型像当地艺术学院的男生，而他们又是模仿了最新的法国样式。接下来的几天里，斯图因这个发型不断受到冷嘲热讽，但随后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披头士中最年轻的“甲壳虫”乔治，请阿斯特丽德给他剪同样的发型。几个月后，约翰和保罗也投降了。在巴黎度假时，他们意识到，要搭讪“左岸的波西米亚美人”，斯图的发型很有必要。但泡妞只是托词，找个台阶下罢了：在欧洲大陆待过一段时间后，约翰和保罗对自己以英国人的身份模仿［吉恩］美国式的招摇风格失去了信心；他们现在相信，斯图的那种造型形象可以让他们与其他英国摇滚乐队区分开来。虽然最初挖苦嘲弄斯图，但披头士回到利物浦时，少了斯图，留起的发型却是他独特的“拖把头”。
由于“近乎光头”这种发型在当时的英国男性中非常普遍，披头士脑门上的刘海在他们的传奇中就显得突出了。《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刊登的第一篇关于该组合的文章，是记者从英国发来的报道：“他们留着相同的拖把头发型，额前那浓密的发绺儿甩一甩摇一摇，就足以在他们现身的任何剧场中引起轰动骚乱。”虽然姑娘们喜欢披头士的发型，但英国的成人群体却觉得那“不好看、不安全、不规矩也不干净”。年轻学徒假如敢顶着拖把头去工厂干活，就会被暂停学艺、勒令反省。
1964年，披头士计划首次访美演出。英国人对他们蓬松耷拉的头发还只是温和的担忧，在美国则升级为完全的道德恐慌。底特律大学的学生甚至成立起了“扑灭甲壳虫协会”，抗议和挞伐该组合的“非美国”发型。在披头士的第一场美国新闻发布会上，媒体将谈话的大部分内容引向了打扮修饰。“你们觉得自己像力士参孙吗？”一位记者问道，“如果失去了头发，你们就会失去所拥有的东西吗？”[ 参孙的头发不可剃掉，否则就会失去神力。
]另一个人则问：“你们在此期间考虑理发吗，大概一次也不会吧？”对此，乔治·哈里森给出了机智的应答：“我昨天刚理过发。”这一回应后来广为传播。在紧接而至的披头士狂潮中，那些公司每天要赶制出一万五千顶披头士假发，而电视节目主持人埃德·沙利文（Ed Sullivan）和导演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曾开玩笑地将这假发戴到自己的头上，作为廉价的笑料。
起初，美国的年轻男性也嘲笑这“娘娘腔”的拖把头。但是，在注意到此发型对美国女青年有着春药般的作用后，他们认定，是时候该让自己的平头短发往长里长了。随着婴儿潮这代人顶着拖把头回到家中，“英国入侵”从电视屏幕，扩展到了郊区。父母们对此视如寇仇：1965年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反对披头士的发型。迷幻药（LSD）专家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认为，中产阶级最终接受男性留更长些的头发，是在《门基乐队》（The Monkees）完成电视黄金时段的首秀之后；“门基”是美国版的“披头四”（Fab Four），但这个模仿版“没什么令人争议、遭人抗议的言行，没有奇思怪想，没有独特的观点，也不会冒犯爸爸妈妈和广告商”。到了1968年，父母们已心平气和，也许是因为针对浓密刘海的这种痛心疾首的忧愤已经变得没有实际意义。与披头士此时的嬉皮长发相比，拖把头看起来已极为端庄得体，值得尊敬了。
我第一次看到披头士拖把头的照片时，才八岁，距离他们“臭名远扬”的顶峰期已整整20年。那时我生活在密西西比州的牛津；这是一个思想非常传统的小城，父母们仍然指望着孩子在应答时会说“好的，先生”或“是的，女士”。当看到精选合辑《披头士/1962—1966》的盒式磁带封面时，我只是想到，他们看起来跟我哥哥和我也差不多。当时牛津的大多数小伙子，刘海都耷拉到前额上，与1961年的斯图·萨克利夫没有太大区别。这种披头士发型，曾经让不同国家的国民以及新老两代人分裂对立，但即使在保守的南方，当时也已变得极平常、极普通。小时候，我觉得奇怪和不解，这样传统的发型为何曾引起如此多的辱骂责难。今天看来，那种愤怒更显荒谬。拖把头不仅变得正常，而且成了经典。2019年，《智族》（GQ）上有文章指出，拖把头“现在看起来和当时一样好看”。
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拖把头及其引起社会强烈抵触的故事，但这可能会让我们的视线被遮蔽，看不到其中揭示的人类行为的奇怪之处。就像对待拖把头以及其他成千上万我们称之为潮流的微观社会运动一样，人类会集体转向，从一套任意的做法跳到另一套，而背后的原因却难以捉摸。一开始，这些微小的风格差异会滋生出可怕的社会摩擦—结果稍后却能赢得包括最初的反对者在内的认可。后来的权威人士将潮流的创始鼻祖誉为“偶像”和“传奇”，由此开始，以前的激进行为在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中便获得了一席之地。斯图·萨克利夫有一天决定尝试刘海发型，最终竟创造出一个年代的有力象征，那个年代我们称之为60年代早期。
人类行为的这些怪诞特性，可以纳入一个更广义的谜题，我愿意称之为文化的大谜团：为什么人类会集体一致地偏好某些做法，数年之后，在并无必要理由的情形下，又转向替代方案？正如《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中的殡葬承办人奥默先生（Mr. Omer）打趣说的：“时尚就跟人类一个样。人来到世间，没人知道他何时、为何或如何来的；人离开了，也没人知道他何时、为何或如何走的。”
相比之下，技术变革则很合理，有逻辑可循；技术的迭代创新，是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高的效率和更多的便利。我们的祖先采用纺车，不是把它当成一种“时尚”，而是因为它缩短了将纤维加工成纱线所需的时间。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文化的变迁就显得颇为怪异。斯图和他的模仿者们，想用拖把头来达成什么？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喜好？进化生物学或经济学都无法解释这种行为—拖把头并不具备比其他发型更多更大的内在价值，也没有提供更愉悦的触觉质感。拖把头是一种自我表达的形式吗？如果是这样，大家又是怎么知道这个特定的发型表达了什么感觉？为什么每个人在同一时期都通过相同的发型来寻求表达相同的情绪与感想？
与许多其他方面的人类经验不同的是，关于什么改变了我们的文化偏好，至今几乎仍然没有权威的答案。近期有一本书，试图解释品味的运转机制，但以举白旗给出结论，它将随时间推移产生的风潮变化贬斥为“随机游动”，类似于股市的短期波动。在过去的20年里，最受认可的成熟的文化变迁理论将这种阐释类比为“病毒传染”，认为我们是像感染麻疹那样臣服于时尚。
但文化的变易从来都不是随机的，也不是像瘟疫一样降临到我们身上。趋势的发生是由于个人选择采纳新的行为。如果我们审视文化变迁的历史，会发现人类从一种社会习俗转向另一种，一般都有着清晰的模式。早在拖把头开始风靡的年代再往前推60年，社会科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William Graham Sumner）似乎就预言了潮流如何兴衰：“新的服饰款型，刚开始看可能是荒谬、不雅或不体面的。但过了一段时间，对它的第一印象就逐渐钝化、缓解，以至于一切都符合了时尚的要求。” 在几乎所有的情形下，新行为都是从较小的社会群体（可能是精英圈子，也可能是局外人）独有的实践操作开始，最终在更大的人群中广泛传播。这适用于表现直观的发型的扩散普及，也同样适用于那些不被视为“时尚”的事物：汽车和杂交谷种等实用技术，巧克力和金酒等美味佳肴，政治和精神信念，以及现代艺术中的一系列新潮运动。我们称之为文化的东西，始终是人类个体行为的集合；如果品味仅仅是随机的个性特质和非理性心理的产物，那么文化就不会呈现出模式，而只有噪声。不同领域的偏好选项遵循相似的变化节奏；这一事实表明，人类行为中必定有着某些普遍原则在起作用—有某种“文化引力”在背后推动人类同时采取相同的集体行为。
尽管有人贬低文化的变易，将之归为表面现象，但它们却是我们作为人类的生活体验的核心。它们定义了我们的身份，并决定了他人如何对待我们。我们每天都必须做出选择，是顺从社会标准还是“做自己”。我们发觉某些东西“很酷”，但不知道为什么酷。我们使用文化变迁的标志作为检验自己过往岁月的试金石，令人尴尬的发型能让我们一眼确定旧照片的年代。披头士不仅仅是一支乐队—他们是那支留着拖把头的乐队。正如各位将在本书结尾处看到的那样，时尚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改变，比我们所愿承认的更多。
自从小时候注意到拖把头后，我就一直在寻找文化大谜团的答案。大学期间，我研究日本的街头时尚品牌“沐浴猿”[ “沐浴猿”（A Bathing Ape），即BAPE。
]。BAPE借助不合常理的营销策略，比如店面地址很难找，产品供应不足，也不打广告，反倒积累起一群狂热的死忠粉。考察之后，我取得了最初的一些突破。后来，在研究生阶段，我的研究聚焦于经济体系如何影响流行文化，特别关注音乐行业的垄断是否阻碍了艺术创新。我的第一本书《原宿牛仔》（Ametora），追寻了一个特定文化潮流的诞生和发展：一家非正统的企业如何单枪匹马在战后的日本传播了美国风格，乃至于几十年后，日本服装公司开始影响美国人对“传统”服装选择的认知感受。我首先在位于纽约下东区的一家小型独立杂志社工作，然后在东京的一家跨国公司负责监管亚洲范围内的传播工作；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观察音乐、艺术和时尚界新趋势的实时呈现与演进—所有的潮流都遵循相同的上升和衰退的经典模式。
然而，在痴迷于研究这一主题的漫长岁月中，我还从未找到一本书能解释这一文化的大谜团。几个世纪以来，许多聪明的学者已经发掘出了关于品味偏好和文化变迁的一些批判性洞见，但这些论述往往被埋没在臃肿、浮夸又乏味的文字或学术文献的小角落里。如果我希望这些知识片段能拼凑成一个连贯的解释，那就必须自己来做。
因此，我开始综合所有重要的理论和案例研究，来解释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如何运作，以及文化为什么会随着时间而变易。我意识到有一个关键概念能将全部相关要素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地位（status）。而问题是：地位本身长期以来也是一个谜。
※ ※ ※
我说的“地位”，到底指什么？我们在口语中用这个词来描述个人的社会重要性，描述其在非正式的社会重要性排序中的位置。每个社群都有一个地位等级制度，名人、有权势的和受尊敬的人居于顶部，大多数人居于中间，不幸者、弱势者和遭轻视鄙弃的人处于底层。我们在等级制度中的位置，支配着各自作为个人的日常经历。如果我们地位高，事事进展顺利，人们对我们礼貌友好，我们也会相对更快乐。如果没有地位，我们就会变得痛苦和沮丧。社会学研究表明，我们的人际地位会影响长期的幸福感，会激发我们的行为，而地位本身便能构成一个独立的目标—因此可被视为人类的一个基本愿望。
我们追求地位，因为它能带来他人的尊重、赞同或偏护。但这些从来都不是易如反掌的。高地位是等级秩序中的一个位置，因此想要向上爬的人越多，达到顶峰的难度就越大。这种内在的不确定性，使许多人永无止境地求取更高的位置。研究者最近得出结论认为，获取高级地位只会让人想要更上一层楼。
尽管地位的重要性如此之大，但关于它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却明显缺乏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人将阶级分化视为一种社会弊病。哲学家奉劝我们独立定义自己，不要顾及和参考他人对你的判断，而宗教领袖则奉劝我们去思考更高尚的精神秩序。民主平等和社会主义的倡导者，将社会功能失调和矛盾斗争归咎于地位等级制度。作家汤姆·沃尔夫[ 汤姆·沃尔夫（Tom Wolfe，1930—2018），美国记者、小说家，“新新闻主义”的创立者。
]在 20世纪70年代得出结论，地位是“根本禁忌，比性和其他所有同类主题都更被视为禁忌。这个年头这个时代，人们谈论自己的性生活比谈论他们的地位要轻松得多” 。公开讨论社会等级制度是令人不快和不礼貌的。英国小说家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中思考了上流社会与中产阶级言论之间的细微差别，结果，大量“暴力到没法登出来的”信件涌入了发表该文章的刊物的编辑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讨厌汲汲于往上爬的攀附权贵者：他们提醒我们，有一个梯子可以攀登。事实上，现代英语的“villain”（小人/坏蛋）一词，便是派生自封建时代的“villein”（隶农），卑贱的佃农竟大胆寻求更高的社会地位，这被视为罪恶。
这种对地位话题敏感不安的集体心态，极大地削弱了我们认识其效应的能力，并阻碍我们去解开文化的大谜团。一旦我们了解了地位，文化变迁就远远没那么神秘了。正如微观经济学假设的，自利的个人要让他们的金钱效用最大化，市场便由此形成。地位与文化之间，也存在着类似的“看不见的手”的机制：在寻求地位最优化且稳定保持地位的过程中，个人最终会集聚，选定某些行为模式（体现为习俗、传统、时尚、潮流、品味），而我们将这些理解为文化。
这并不是说，文化只是作为标记地位的一种手段而存在。所有的地位象征都依赖于各种物品和行为，它们具有实用或审美的价值，能丰富我们的生活。中产阶级的许多标志性的文化准则，都提倡对健康明显有利的理性行为—比如吃有机蔬菜而不是预制食品，每天锻炼而不是长时间看电视。而用以标示精英阶级等级的激进艺术，在情感上使人满足，在精神上令人振奋。文化使人类的自我理解、复杂思维和创造性表达成为可能。
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地位与文化是如此缠结交织在一起，以至于如果不了解地位，我们就无法理解文化是怎样运转、怎样产生作用的。要了解社会的地位组织与结构，最好的方法是观察它们如何表现在文化模式中。地位与文化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关于镀金时代炫耀性消费的著述中。他在书里提出假想，富人购买昂贵的东西，是为了显示他们有实力挥霍，买得起昂贵物品。但这里的相互作用要深刻得多：地位塑造我们的心愿和欲望，为美和善设定标准，以此框定我们的身份；地位造就集体行为和道德，激励新的审美感受力的发明，并自动充当文化永恒持续改变的发动机。文化体现在构成人类经验的各种产品、行为、风尚、意义、价值观和感受力中—而正是地位引导着所有这一切的创造、生产和传播。
将在本书中揭示的地位与文化的那些原理，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周围世界的宝贵工具箱。对品味、真实性、身份、阶级、亚文化、艺术、时尚、风潮、媒体影响、复古和正典等老概念、老问题，我们将会产生新的认知。这些认识能帮助我们解读最新的流行趋势，解释“身份”的热点话题，并尝试提出文化批判的通用语言。这些原则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因为文化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还因为，生活中我们认为超越文化的那些部分—技术、个人信念和对美的判断—同样也会在变幻莫测的时尚中载沉载浮。
这些分析工具尤其有助于解决当下的一个紧迫问题：为什么互联网文化往往不如我们在模拟世界中所经历的文化有价值？为什么所有东西看似都没有以前那么酷了？
从互联网如何改变了“地位信号”（status signaling）的角度来考察，原因就会清晰得多。人们以前要求得地位，都需亲身临场（或通过媒体报道社会活动中的现实场面），而如今在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上，则不间断上演着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的炫耀盛会。精英们曾经可以保护他们的身份象征，以信息壁垒和对产品的独占权作为保护屏障，但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可得到或接触到所有东西。同时，文化碎片化带来的“长尾”效应，又稀释淡化了品味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排斥手段的力量。互联网固有的超高速，意味着时尚周期更倾向于推出速生速灭的短暂潮流，而不是定义时代的趋势。亚文化曾经为社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创新，但21 世纪最出名的局外人群体或“野蛮人”则是互联网喷子，他们通过挑衅的、煽动仇恨的口号和文化模因[ 模因（meme），文化传承和社会传播中的基本单位，涵盖思想、行为或风格等诸多范围，在互联网时代，以流行的、衍生的方式传播和复制的图像、视频和文字等都可被视为模因。
]来反抗、攻击多样性、平等和包容。
总括来看，地位结构体系的变化凑到一起，正在合谋对抗新文化趋势的广泛流行，而这种反动的节奏，碰巧有着我们在20世纪经历过的（文化革新的）相同的频率。许多人都有同感，觉得已经进入了一个文化停滞期。在互联网上，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你反而感到它根本没有流动。1968年毕业的理想主义的嬉皮士，15年后已蜕变为物质主义的雅皮士，这为电影《大寒》（The Big Chill）提供了戏剧性的张力。但在2022 年，来自2007年的文化还是如此熟悉—这令人失望，15年间变化甚微。许多对当代文化感到厌倦的人，已逃入一种“复古狂热”，执迷于挖掘过去。与此同时，Z世代似乎已经放弃了前几代人谋求激进艺术创新的决心，转向业余化的态度，悠闲躺平。
文化停滞并非微不足道：衡量我们文明的健康状况，正是要考察文化生产的丰富性和深广度。我们依靠风格的变化来定义时间和空间刻度上我们所存在的特定位置。这里，从对地位与文化如何相互作用的更深入的理解中，我们也将会寻得答案。
※ ※ ※
显然，这本书看似一下子涉及了太多的话题：社会等级制度、惯例、信号传递、符号、身份、阶级、亚文化、艺术、时尚、大众媒体、历史、技术。但只有审视这些现象的交集，我们才能充分理解地位与文化如何作为一个系统来发挥功用。为了证明地位与文化背后原理的普遍性，我们将研究现实生活中有过的、范围广泛的历史上的例子，从发型和服饰到宠物、饮料、零食、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名流和江湖骗子、模因、小说、绘画以及夜生活。（但这绝不意味着仅限于或只有这些例子。）同样，我们必须超越学科的边界，去挖掘和综合多门类的智慧，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哲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化理论、文学理论、艺术史、媒介研究和神经科学。在如此的学科规模下进行本项工作，有明显的不利之处：缺失细微差别、忽视边缘案例、挂一漏万的可能性很大。撇开这些顾虑不谈，我们首先需要一个围绕地位与文化搭建的基本概念框架，一旦这个框架到位，我们就可以顺利地进一步丰富和增补材料、扩展和修正内容。
读者可能已经熟知许多指引文化演变的原理，例如时尚趋势的“涓滴”[ 指向下渗滴。
]作用和过时风格作为“复古”潮流的可预见的回归。还有被介绍给大众的一些学术理论，无论是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对“品味”的解构，还是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关于“创新”的扩散模型，都已在学术界之外广为人知。但是，这些文化法则与我们的个人生活经验之间频繁出现脱节，导致了人们内心对其预测效力的本能怀疑。因此，挑战不仅在于要对关于文化机制的繁杂的总体知识进行分类，还在于要证明这些社会现象为什么是个人自利行为的结果。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从一些明显的观察所见开始，然后逐步推导出更引人注目的结论。我们最终会看到，追求地位如何塑造了我们最深切的个人欲望；为什么肆意挥霍是合乎逻辑的；地位对鼓励和促成激进的艺术发明如何重要；时尚是怎样无需时尚产业也照样存在的；精英们怎样对我们记忆的内容施加影响；后现代政治如何让我们对品味感到可耻；做到“原创”，这样一种道德义务为什么可能只不过是贵族式风习的民主化。
我们将得出这些问题的答案，而这些是为解开文化大谜团进行的工作的一部分。这个项目，我们可将它分为三个板块：
第一部分：为什么作为个体的人会集体性地做出某种任意行为，并从中提取出深刻的意义？
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关注构成地位的基础要素，了解这些原理如何推动个人采取约定成俗的惯例行为，以及我们如何使用惯例来构成我们的身份。
第二部分：不同的风格、惯例和感受力是如何出现的？
地位的争夺在三个重要领域激发了文化创造力：社会经济阶级之间的竞争关系，亚文化和反文化的形成，以及艺术家群体内部的争斗。
第三部分：为什么我们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行为，为什么有些行为会持续存在？
地位的内在机制导致了永恒的时尚循环；高地位群体往往能决定什么可成为“历史”，什么应被遗忘。
一旦我们明白了个人对地位的追求怎么会引发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就会清楚披头士乐队为何留起了拖把头，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竟对此怒不可遏，以及为什么这种造型最终流行起来并成为“经典”。在书的第四部分，我们将把地位与文化的原理应用到互联网时代，以此来理解我们今天所谓的文化停滞状态。
对地位的阐释，尤其是关于高级品味原则的概述，大多数都听起来像是认可和赞同。这不是我的本意。我们来这里是为了解构地位，而不是赞美它。人类偏好等级秩序—尤其是表现为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其他偏见的形式—的惯习，长期以来一直是有害因素，阻碍了真正的民主社会的实现。但是，如果我们寻求促进平等而不是维护等级制度，如果要激发文化创造力和鼓励文艺实验，就必须先了解文化与地位如何互动，了解这种相互作用的全部含义。
虽然对地位的渴望可能是人类的根本欲求，但许多读者可能会忍不住抛出论断—“是的，这些原理对其他人确实管用，但我除外”。政治学者拉塞尔·哈丁（Russell Hardin）曾写道：“所有社会理论中最棘手的东西”是读者会“否认我们的叙述与他们的行为和动机有相关性”。地位这个主题尤其如此：它不是谁可任意选择玩或不玩的“游戏”，而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从底部支撑着全部的个人行为和社会组织。作为个体，我们将自己的品味和偏好视为个人表达，而不是对社会等级制度中某个位置的机械反应。我们相信自己拥有自由意志，并寻求打造独特的身份。我们希望伟大的艺术和永恒的美是源于其内在价值，而不是来自精英团体的论断。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肯定会有一些节点，你会发现某特定原则可能不适用于你。但重要的是要记住，我们生活本身就是在生产文化。文化，正如我们身在其中，与之息息相关一样，从来都不是对单个人行为的客观衡量—它是一种抽象概括出的、经诠释得出的近似值。这里，最恰当的类比可能是化学：并非每个分子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运动，但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出气体的性质。
几乎不用怀疑，地位实际上以深刻的方式影响着你的行为，就像它影响了披头士从飞机头到拖把头的发型变化一样。只有当对地位概念有了精深的理解之后，我们才能正确行动，去努力实现自己所欲求的社会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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