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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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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媒重塑视听艺术生态的当下，这本书以中国本土实践为根基，纵深探讨智媒技术路径、内容生产革新、场域融合逻辑与用户变迁规律，既聚焦媒体深度融合中的资源整合、形态变革等核心议题，也延伸至虚拟现实艺术、人工智能艺术等前沿领域，更直面风险防范、治理模式构建等现实命题，深刻回应科技赋能与人本逻辑的时代叩问，为传媒研究者、从业者及文化关注者提供了理解数字文明时代视听艺术发展的全景视角与思想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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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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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的智媒时代，数智化正重塑视听艺术生产传播的流程、场域与体系。本书立足中国视听传媒本土实践，研究智媒发展的技术路径、内容生产、场域融合、用户变迁等问题，探究智媒发展的风险防范、管控架构及治理模式，厘定数字文明时代文化认知的新坐标，聚焦媒体深度融合中视听生产的资源整合、要素重组、形态变革、生态演化，探讨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总体屏幕时代视听艺术新形态、文旅融合视听新场景等问题。本书还跟踪虚拟现实艺术、人工智能艺术发展动态，拓展人机关系、价值共创的讨论，积极回应科技赋能与人本逻辑的时代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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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顾亚奇
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吴玉章”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院副院长、首都战略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
学术兼职有中国高校影视学会理事、中国认知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史学、理论评论专委会副会长、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艺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级人才及科研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研究领域为艺术理论、视听传播、影视文化。发表理论文章160余篇，期刊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现代传播》《中国电视》《北京电影学院学报》《戏剧》《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出版著作10余部，主持完成多个国家社科、人文社科、北京社科项目；主持国家首批一流课程，曾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后、“中国人民大学教学标兵”等荣誉称号。
在艺术实践方面，曾担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大题材纪录片《复兴之路》《伟大的历程》《鉴史问廉》《健康中国》等策划、撰稿，主创作品曾获“五个一工程奖”“星光奖”“金鹰奖”等；担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大赛”专业评审、CCTV《遇鉴文明》等栏目策划，应邀担任多家国内知名传媒机构艺术指导与学术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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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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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第一章 媒介的迭代演进与智媒体时代
第一节 通向智媒时代的媒介演进
第二节 “万物皆媒”的传播新场域
第三节 智媒内容架构的新体系
第二章 数智赋能视听艺术实践新变革
第一节 “数智化”视听媒体的内容再造
第二节 短视频：如何走出“算法陷阱”
第三节 线上演唱会：形态、模式与趋势
第四节 Z世代：悦己型消费与视听破圈
第三章 总体屏幕时代视听艺术新形态
第一节 发现屏幕：视听艺术的形态演变
第二节 界面影像：当传统绘画走上电视
第三节 融合与破圈：艺术的跨媒体叙事
第四节 歌舞作为元素：荧屏与银幕之别
第四章 传统优秀文化重塑视听新场景
第一节 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
第二节 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两创”
第三节 2021—2023年全国“春晚”解析
第四节 营造城市文旅融合视听新场景
第五章 主流价值视听表达传播新路径
第一节 新主流影视创作的突破与启示
第二节 以纪实影像书写中国式现代化
第三节 2022—2024年纪录片创作述评
第四节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视听传播
第六章 前沿技术视听领域应用新体验
第一节 “可供性”视角下的虚拟现实艺术
第二节 VR纪录片：多维解析“情动—影像”
第三节 有意义的控制：AI艺术的交互方式
第四节 认知传播视域下AI艺术的生成逻辑
第五节 空间与观念：沉浸式新媒体装置艺术
第七章 智媒风险治理与价值生态重构
第一节 智媒新技术诱发多重风险
第二节 内容融合的弊端与潜在挑战
第三节 智媒的风险治理与防控策略
第四节 人机关系与价值问题再探析
结 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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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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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的“人民性”与新时代视听艺术实践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毛泽东同志和习近平同志分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对文艺工作作出重要讲话：毛泽东同志1942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时隔72年的两个讲话，历史背景不同，但在“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上却有着跨越时空的统一性。两次讲话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高频词是“人民”：1942年的讲话中出现94次，2014年的讲话中出现112次。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对文艺“人民性”的强调是两次讲话的核心，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根本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文艺观，把文艺的“人民性”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新方向。
一、人民性：两次文艺座谈会讲话的核心命题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集合。在文化艺术领域，“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尽管范畴不一，但作为“具体的人的集合”，主要是指广大劳动群众。那么，何为文艺的“人民性”呢？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学术界对“人民性”概念的思考从未停歇，它与党性、阶级性、民族性、人性等概念一直存在纠缠与论争。本文的重心不在于辨析“人民性”概念本身，主要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角度予以把握，因此，“人民性”主要是“衡量文艺与人民之间相关联倾向性的尺度，是一种情感和价值的投射及其共享共鸣的概念，是文艺与人民之间互为主体的相互生成与相互成全，是对文艺与人民之间艺术关系的一种阐释。”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回溯两次讲话中“人民性”的阐发及其发展。
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国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之时召开，毛泽东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情况，具体分析和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怎么服务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即“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这些观点直接指明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属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旗帜鲜明地确立了文艺的“人民性”，成为此后数十年中国文艺发展的重要指引。在全国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称呼与会文艺代表为“人民的艺术家”，他指出：“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和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为了充分调动一切有利于国家发展和人民进步的积极因素，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指导方针。“双百”方针是“人民性”文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阐释了社会主义文艺的地位和作用，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文艺繁荣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这些论断与毛泽东提出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邓小平提出的“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一脉相承。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思想，进一步凸显了人民在新时代文艺事业中的核心地位。在此后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贯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灌注其中，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使“人民性”文艺思想不断实现新飞跃。
可以看出，尽管延安时期与新时代在文艺创作的内容、手段、形态、载体上存在很大不同，但文艺的“人民性”都是两次文艺座谈会的核心命题，其内涵外延的丰富与发展既适时而变、与时俱进，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文艺实践不断结合。
二、统一性：两次文艺座谈会讲话的赓续与发展
两次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历史背景不同，时代对文艺的要求有所区别，但两次讲话都准确把握了当时文艺事业的发展形势。“人民性”文艺思想的确立与发展，揭示了文艺事业的发展规律，锚定了文艺事业的前进方向。从“文艺为人民服务”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继承基础上的赓续与发展，两次讲话在诸多关键问题上有着内在统一性。
（一）文艺时代性与“人民”的范畴
文艺的时代性既是对艺术家的一种呼吁，更是一种期待，文艺工作者如何回应时代主题取决于对社会性质的判断上。1942年的中国正处于抗战时期，毛泽东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即代表半殖民地半封建力量的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与以工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强调，文艺应当为当时最大的政治——抗战服务，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文艺的服务对象“人民”有着特定范畴，主要包括四种人：领导革命的工人阶级、革命同盟军农民阶级、革命主力军武装工农和革命同盟者城市小资产阶级。毛泽东的论断符合当时的革命形势，其目的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斗争，文艺工作者当然也应该围绕这一目标进行文艺创作。
当前，中国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时代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文艺的服务对象成为“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文艺工作者回应时代要求就要“深刻把握民族复兴的时代主题，把人生追求、艺术生命同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愿望紧密结合起来，以文弘业、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铸魂，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人民奋斗的征程中”。
（二）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用唯物史观对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在文艺本源问题上提出了“深入生活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毛泽东不仅认同现实对于艺术的先在性和决定性，而且认同艺术在反映现实过程中的能动性，以及艺术劳动成果对于现实的影响和反作用。毛泽东认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具普遍性。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创作源泉的阐释，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遥相呼应，同样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这就是说，只有走进生活、扎根群众，才能真正走近创作源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的论述，进一步将文艺的“人民性”体现到创作环节，深刻揭示了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广大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的辛勤劳动、感知人民的喜怒哀乐，才能洞悉生活本质，才能把握时代脉动，才能领悟人民心声，才能使文艺创作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隽永的魅力”。在新时代的语境下，“深入人民群众”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更多地深入底层群众生活，这是因为不同群体有不同的特点、诉求，但任何时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众都是文艺的服务对象，这正是对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回应。
（三）坚持问题导向的方法论
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抓住主要问题，是两次谈话方法论上的同一性。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主要是解决解放区文艺界思想认识上不统一的问题。毛泽东对此有非常清醒的认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毛泽东的讲话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系统回答了当时文艺运动中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文艺事业出现了诸多不同以往的新问题，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涉及艺术生产与市场机制、继承与创新、培根铸魂、讲好中国故事等一系列与民族复兴伟大梦想密切相关的重大战略问题，丰富和发展了“人民性”文艺思想。
三、视听艺术实践：“人民性”文艺观的践行与探索
视听文化是当前主导性文化，视听艺术文本是公众文化消费中最具影响力的产品形态。从央视、省级主流视听媒体到各类网络平台、移动终端，广大视听艺术工作者把握媒体深度融合趋势，在内容供给侧推动综艺、纪录片、电视剧等各类节目迭代升级，在分发端针对用户特点实行跨平台矩阵式传播。视听行业对“人民性”文艺观的践行与探索，不仅满足了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推动了行业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一）秉持人民立场，凸显人民的主体地位
视听文化的形成离不开人民群众实践的“源头活水”，凝结着人民的劳动和智慧，是“人们通过电视传播所产生的精神价值和物质价值的总和”。从本质上看，视听艺术既是人民群众生产实践的抽象、生命经验的显现，又构成了人民群众新的文化体验。“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的主体，视听艺术作为一种创作表达和文化呈现，无疑应当凸显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人民群众是伟大斗争的英雄、伟大工程的劳动者、伟大事业的建设者、伟大梦想的追梦人，理应成为视听艺术抒情、抒怀、书写的主角。一方面，主流视听媒体以纪实语言反映和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抒写中国人民奋斗之志、创造之力、发展之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国工匠》《抗战家书》等代表性纪实节目，记录百姓的日常生活，关注个体的悲欢离合，关注平凡英雄的奋斗成长，引发了公众的集体共鸣。另一方面，融媒体环境创设了新平台，给公众提供了内容生产与传播空间。短视频、直播文化的兴起成为移动互联时代日常表达的新常态，社交媒体全面激发了网络大众的表达欲，人们通过视频展示自我、连接社会。当代人独有的文化情感在日常化、个体性、扁平化的视听景观中得以传递。技术赋能让人民获得了在公共领域表达与展现的舞台，真正让“人民”成为“剧中人”。
（二）厚植人民情怀，饱含对人民的深厚情感
“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文艺工作者只有与人民情感交融、忧乐同享，才能够使艺术作品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强化与人民的情感联系、深化对人民的认识，方能激发创作激情，才能避免出现“为艺术而艺术”、只抒一己情感的文艺作品，才能实现作品的真挚化、真诚化、真实化。
文艺工作者要爱人民，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才能真正尊重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才能真正俯下身子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认同人民的情感、感同身受地体验人民的冷暖，才能创作出有态度、有温度、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优秀作品。进一步说，是否内蕴对人民的情感认同，是创作者是否具有人民立场的试金石。
（三）创作精品力作，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越来越迫切。对视听艺术工作者而言，“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就“具体的实践行动”而言，文艺的“人民性”最终要体现在为公众提供高质量的视听文化产品上。
新时代的视听艺术创作应当扎根中国大地，用作品反映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体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一方面，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丰富多样的，视听传媒的内容生产应当与此相适应，在节目品类、题材、风格、形态上不断创新迭代。以提供娱乐的综艺节目为例，各类媒体对原有的搞笑类、竞技类、服务类、真人秀类、慢综艺等进行适配用户特点的改造，以满足不同层次观众的需求。另一方面，内容生产在满足公众娱乐需求的同时，尤其要注重弘扬先进文化，传播主流价值观，发挥凝心聚力的功能。以传统文化类综艺节目为例，河南卫视推出《唐宫夜宴》等“中国节日”系列节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中国诗词大会》《经典咏流传》《典籍里的中国》《中国考古大会》等，融合音乐、舞蹈、戏曲等多种艺术元素，以数字技术手段连接历史与当下，让优秀传统文化接轨当下语境与时代精神内核，既接地气又通人心，在古今对话中实现与观众的交流和共鸣。此外，充分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还需革新视听产品的传播方式和消费样态。人工智能、大数据、5G等技术催生的智能时代正重塑视听艺术内容、形式和传播的模式。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期间推出的大型融媒体产品《人民冰雪》就是一个生动案例，它以科普专题、短视频等系列产品充分满足了广大人民奥运期间的收视需求。
（四）坚持社会效益优先，让人民成为艺术评判主体
好作品应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这就要求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艺术的最高标准。让人民满意、以人民的喜爱为评价标准，不是一句口号，需要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近年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管部门针对视听行业出台了一系列管理办法。例如，2021年9月2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旗帜鲜明地倡导爱党爱国、崇德尚艺的行业风气，从严整治艺人违法失德、“饭圈”乱象等问题，坚决反对唯流量论等。2021年8月，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的目标之一就是健全文艺评论标准，把政治性、艺术性、社会反映、市场认可统一起来。
让人民成为艺术评判主体，尚需建立和拓宽渠道，将观众的评价反馈到视听艺术创作的生产和传播环节中，推动视听艺术的再创造、再循环和再扩大。从早期的观众来信、热线电话、短信投票到如今的弹幕评论、用户评分等，近年的视听节目能够通过社交软件与观众实时互动，新技术正为视听艺术评价体系构建提供新路径。毋庸置疑，人民群众的评价必须成为视听艺术生产传播不可或缺的一环。只有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才能共同营造健康、良性的视听艺术新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中国文艺事业的延安回望与新时代展望表明：“人民性”是中国特色文艺事业始终如一的准则，它贯穿在两次讲话中文艺工作出发点、立足点、目的、评价标准及来源等各个方面。贯彻文艺的“人民性”，就是要在实际创作中凸显人民主体地位，秉持人民立场，深入人民生活，认同人民情感，表达人民心声，尊重人民评价。唯有如此，才能铸就新时代的文艺高峰，文艺的百花园方能因人民、为人民绽放。
绪? 论
媒体正经历又一场由技术推动的大转型，既有媒体形态不断进行自我革新进化，与此同时，媒介的迭代进程日益引人注目，新的媒介形态在技术、经济、文化等共同作用下，逐渐进入并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国外学者较早提出“智媒时代”这一概念，“智媒”在全球视野下呈现出差异化发展与共性聚焦特点。关于智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路径”和“实践应用”，以具体案例探讨基础层、技术层和产业层的实施方案。
从门户媒体、社交媒体到当下的智媒场景，互联网业态的发展促使媒体深度融合的进展加速。技术迭代推动着传媒业一轮又一轮的变革，现实与虚拟共生所构成的智媒景观，不仅更新了传播媒介本身，更重塑着传播的社会功能。面对“万物皆媒”、人机共生、自我进化的智媒时代，学界、业界多关注技术驱动下的资源要素、形态演进、行业机制等，“内容新业态”触发的文化影响与价值重塑的研究亟待加强。
一、述评：智媒时代引发的多重变革和影响
视听传播视域内，智能技术在全方位融入，在信息搜集、处理汇总、核实评估及协同创作等多个环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视听内容生产体系也亟待重构。
（一）关于“智媒体”的理论研究
关于“智媒体”的理论研究，重点把握智能媒体的技术要素、用户匹配、场景具象化、服务精准化等属性。一些学者结合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跨界理论，从媒介、市场及社会等角度关注未来传播业态的变革与前景。
学界对智能媒体的研究，主要考察媒体的智能化趋势和技术形态，大多从智能内容生产和算法伦理角度研究智媒如何作为社会机构的信息传播渠道及其发展现状，侧重对智能媒体内容属性和规范要求的研究，较少从智媒独特的技术属性，以及不同社会情境下智能媒体对社会和公共生活的影响方面进行考察。实际上，智能媒体不仅在于技术辅助性或算法公共性
提高等方面发挥作用，更在于其搭建了社会（公共）与用户（个体）间交互体认、深入的桥梁渠道。包括算法在内的智能媒体技术，嵌入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与人形成了新的交互范式。智媒技术显然早已超越了媒体内部信息处理，真切交融于用户与信息关系的全方位、全过程。
（二）智媒时代视听传媒业的变革
智媒时代视听传媒业的变革突出体现在三大方面：在运营模式方面，从融媒时代的线上线下联动到智媒时代的线上线下共融；在内容生产方面，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的应用拓宽题材范畴与视听呈现方式；在行业发展方面，伴随智媒发展衍生出新的市场动向、产业模式等。
互联网平台在传统媒体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互联网平台的诞生、发展始终离不开数字技术，同时其作为智能时代的基础设施，又反过来影响了技术发展的（潜在）走向。针对当前时代的信息交流甚至社会规范，大数据算法的成熟与广泛应用，使得传统媒体的许多功能让渡至社交媒体，媒体平台成为真正具有传播力、影响力（甚至控制力）的关键驱动。
智媒时代，全媒体化、平台化趋势日益显著，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被互联网平台完全掌握，且各大平台已不知不觉间发展为社会正常运作的结构性支撑。在此语境下，互联网平台理应肩负起信息环境生态的保护职责，充当互联网治理的主体力量。当然，由于互联网平台本质上的商业属性，其信息的筛选、处理机制间或导致“信息茧房”，造成一定程度上的负面影响。必须时刻保持数据的公开透明，实现动态的数据共享，将公共机构、政府官方也纳入信息生态域。打通平台生态系统间的节点阻隔，才能为塑造符合时代需求的视听传媒奠定基础。
（三）视听文本与用户体验的关系
移动媒体，特别是智能手机，已广泛渗透至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场景”成为考察、审视互联网不可忽视的关键性概念。从技术维度而言，通过场景设计、功能细化、在线调整等多元手段，智能算法能扩充主流议题的影响力。并且这种颠覆传统“场景”的传播方法，对主流价值的渗透性传播大有裨益。
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和形塑已逐渐成为智媒研究的趋势。通过智能技术与社会的深度融合，智媒系统正扮演着社会交互桥梁与稳固基石的角色，以“万物皆媒”的新面貌，使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在高度智能化的时代迈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形态。“智媒”概念已不再局限于“专业”或“职业”的范畴，而是展现出鲜明的系统性特质。不可否认，智媒时代下的传
播秩序正遭受着虚假信息、有偿新闻等传统问题的严峻挑战，同时还面临着“信息茧房”、群体极化、无感伤害等新型难题。故而，我们必须意识到，智能时代传媒生态的底层逻辑是由技术驱动的社会信息流动，对于传播伦理的探讨，不应仅仅拘泥于新闻领域的传统议题，而应拓宽视野，深入剖析智媒变革所带来的多维度困境。
（四）关于“价值”问题的研究
步入一个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广泛互联的智能时代，我们正经历着由智能化传播形态所带来的生存方式的深刻变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曾经的新闻与信息场域纷纷借助智能技术加入新一轮的传播革命中，并在全新的传播生态中经历着数据伦理、算法伦理和传播效果伦理等多重困境。从理解智媒的传播生态和伦理变革开始，研究智媒时代视听内容生
产与价值体系建构需要“思维转向”“对象转向”“理念转向”，以此回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应如何构建新的生产与传播生态。
智能媒体建构的传播新环境在价值生态建设上既可能造成“人”的异化，也可能凝聚社会共识。因此，有研究者提出，智能技术将数据和符码进行人性化、情感化聚合，重建智能时代价值话语体系、话语方式。智能媒体的突破性在于跨身体、大众传播、数字技术媒介形态的熔铸与重塑，实现技术、用户、信息的有机整合。主流价值传播日渐趋向于自下而上的
“嵌入式认同”，这一历程离不开多方的共同参与以及场景化技术的支撑，共同形塑了全新的传播机制。
二、焦点：智媒语境下视听传播的价值再造
鉴于技术带来的深刻现实变革，主流话语的传播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唯有摒弃僵化、封闭的旧逻辑，转而采取开放策略，充分利用当下多元丰富的网络传播平台，方能探寻到主流话语传播的正确路径。主流话语传播应建立在“用户本位”的价值逻辑之上，并以“可感知”的形态和方式与用户需求及选择行为发生交集，通过构建魅力、营造流行，成为吸聚海量用户的、以内容作为载体的大媒体平台，使主流话语影响力的落地有实实在在的依托。
（一）为主流价值体系保持支配性地位提供精准对策
新型主流媒体以“新型”和“主流”为关键词并区别于其他媒体。也就是说，新型主流媒体同时占据“前沿”和“主导”的重要位置，也就要求其吸引更多受众，以他们的认同与支持来稳固地位。通过搭建系统分析框架，开拓视听生产链接用户的新路径，构建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的价值生态体系。
步入智能媒体时代，传统主流媒体，那些昔日稳固于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力量，正面临身份认同的严峻考验。在此转型之际，新型主流媒体正处于一个亟待重塑自我的关键阶段。传统的群体、价值观念在今天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原子化的社会中寻找共识是相当困难的。在此语境下，新型主流媒体要作出表率，充分发挥其在价值引领方面的主导作用。在众声嘈杂的舆论场中，新型主流媒体需要直面社会问题，设置身份认同议题，尝试联结个体，并形成圈层建立信任，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自身作用。
（二）确立“智慧互联”内容生产的标准、方法、策略
研究丰富智能媒体内容建设的数据、样本与本土案例，为智媒实践与整体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思考。首要任务是朝向智慧化方向迈进，利用智媒技术构建生产与消费融合的内容生态系统。智能媒介在建立协同合作的视听内容创作体系、打造用户定制化内容需求时，应依托算法分析与云端计算的技术优势，服务于现代化治理体系。同时需遵循数字化趋势，构建智能传播矩阵。主流机构需整合采编团队、技术专家、运营主体及社会组织等多元节点，形成协同创新机制以激活产业链资源。此外，应构建复合型媒体平台生态系统，基于生态视角重构媒介机构与社会结构的互动模式：对外实施多平台战略协同，对内优化传播矩阵的生态承载力与功能延展性。
另外，需紧抓国际传播格局重塑的历史契机，建立覆盖全球、精准分众、多语适配、全媒体融合的国际传播矩阵。通过“他平台”的表述范式与逻辑框架，立足实际讲述中国故事，从国际认知维度阐释中国价值、中国精神，推动跨文明共识构建与价值共振。
（三）实现“科技赋能 +人本逻辑”的融合互通
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主流话语传播面临的核心挑战在于渠道的丰富、多元及随之而来的海量信息与碎片化趋势。昔日电视节目能够吸引六七亿观众同时观看的辉煌景象已成为过往云烟。传播市场的“碎片化”现状，使我们难以精准把握当下的用户究竟在何时、何地、通过何种渠道、消费着何种内容。
在媒介融合进程中，需实现主流媒介与市场媒介的双向整合协同。前者应建立制度性衔接与弹性协作框架；后者需推进传播范式的结构性转型，包括符号表征系统的重组、意义生产机制的调适以及话语传播路径的革新，从而完成传播体系在技术环境与价值维度上的双重适配，实现传统传播模式向数字传播生态的深度互嵌与价值增值。这种转型既涉及媒介组织架构的生态重构，也包含传播本体论层面的范式演进。简单来说，就是要引导公众认识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参与价值再创造，以健康的价值取向与精神内涵共建文化新景观。
三、观点：价值观引领视听传媒的未来发展
“智能化”与“共享化”的趋势相辅相成，媒体需要顺应共享趋势。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与演进，其固有的开放性赋予每个人成为网络主宰者的权利，共享这一开放的内容生态，技术的进步正引领媒体向更高层次的智能化迈进，未来的媒体将凭借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服务，精准对接内容生态和平台渠道引入的用户。未来，视听内容产业向智能化演进将呈现四大
结构性特征。
其一，数据驱动核心。当前影视机构依赖收视率、人口统计特征等传统抽样统计指标，已难以适配全媒体传播环境。虽然内容吸引力是基础，但缺乏基于用户行为数据的预测建模与需求构建，必将导致传播效能衰减。而通过构建用户数字画像与行为模型，深度激活数据资产的场景化应用价值，方能实现内容与需求的精准匹配及价值转化。这标志着媒体价值评估体系正从内容本位转向数据本位的战略性升级。
其二，多形态服务矩阵。智能传播时代，传统视听产品交互升级后需模块化数字服务。这种范式转型要求建立“创意—开发—分发”的全链路协同机制，以实现IP资源的多模态转化与跨渠道传播。产业运作须突破线性生产逻辑，构建多种角色的跨职能协同网络，形成“需求感知—智能创作—精准触达”的闭环服务体系。该转型本质上是对媒介产品论的价值重构，推动视听内容从单向传播载体向智能服务介质的根本性转化。
其三，跨屏生态中枢。全媒体传播环境下，用户行为呈现时空碎片化特征，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车载终端等多模态接口构成分布式触达网络。媒体智能化转型需构建终端间的认知协同机制，通过实现跨屏内容流与场景流的动态适配，整合跨终端数据流与交互行为，其本质是将终端矩阵转化为具有认知计算能力的“环境媒介”，使传播效能在人机共生界面中实现指数级增强。
其四，业态范式重构。视听产业创新需突破传统广电线性生产范式，在三个维度实现结构性跃迁：一是组织形态向“技术+内容”双螺旋架构转型，建立AI驱动的内容认知工坊；二是生产流程重构为“数据感知—智能生成—动态优化”的认知闭环；三是商业模式转向基于用户数字孪生的价值共创体系。这种变革要求深度解构媒介业态边界，实现传播系统与互
联网经济生态的基因级融合，形成“技术渗透—场景激活—生态反哺”的协同演进机制。
因此，在场域融合、人机融合、内容融合中深化对人机关系的理解与把握，确立“智慧互联”内容生产的标准、方法、策略，研判智媒风险防控原则、完善管控架构、优化治理模式，是对新业态下智媒体与新时代文明发展调谐协同的时代命题的解答。
重新界定“内容”本身，内容即“媒介”。“万物皆媒”说明内容所蕴含的吸引人、汇聚人与启发人的强大力量。换言之，一个“内容”可以成为下一个“内容”的载体或媒介。从“万众皆媒”的融媒时代进入“万物皆媒”的智媒时代，给新型主流媒体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望。在人类书写的文明历史中，故事是文化延续、传播的根本载体，人类因而能铭记自身的生活轨迹、延续自古以来的文明。中华文明千载绵延、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新中国峥嵘历程，凝结成了中国叙事体系。置身智媒时代，我们应借助数字技术与媒体技术的力量，作为中国故事走向世界舞台的桥梁与技术支撑，促进中国故事的精准化生产与国际化传播，让全球观众对中国故事产生兴趣、乐于倾听，并从中获得深刻启示。
创新话语方式和叙事体系，实现智能化精准传播。在智媒时代环境中，要提高中国故事话语的普适性、针对性、可读性，需要从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转向，传播主体需要从单一走向多元，传播逻辑也需从模糊迈向精准。采用多元、互动、直观、可感知的传播手段，让中国故事更加生动鲜活。在此过程中，我们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工具，在传播领域发挥精准效能。此外，充分利用跨文化研究、叙事学、传播学等理论资源，对中国故事国际传播对象进行再度校准、内容定制与高效推送。传播主体应积极运用智能手机等各色新型工具，打造真实可感、触手可及的故事传播场景，让中国故事“伴随”海外用户左右。
深化理解人机关系，走向人机价值共创。深化人机协作与对话，亟待搭建一个全方位智能化生产与传播体系。此外，智能技术的赋能使视听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多环节发生智能升级和流程再造，为视听产业价值体系重塑和升维发展提供新机遇。视听业价值生态的重塑，首先体现在价值主体关系的重构上——从以往人为中心的价值逻辑走向人类与机器协同共生的价值共创。步入智能媒体时代，人与机器之间的相互碰撞将会引领传媒业的新一轮变革，其中，具身化趋势日益显著。这种人机协同的模式正逐步成为一种新的视听业务形态，广泛应用于视听内容生产流程与反馈机制中。在未来，人类的“智力”将以指令的形式持续输进机器之中，机器也将进一步延展人的智力边界，形成人与机器双方的优势互补、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
重视智媒风险防控，注重传媒生态建设。新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传受关系，“传受复合”的全新身份导致伦理风险的产生概率、发生机制、影响边界进一步扩大化。一方面，个体在内容生产和传播中的角色愈发重要，也导致内容质量下降或信息冗余；另一方面，个体在舆论生态中的冲突和矛盾也会对公共利益和社会稳定造成潜在风险。“公私交叠”模糊了公、私领域的边界，使得舆论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控制，也使得网络监管和风险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新技术潜在的风险和隐患也为传播秩序和社会伦理带来不可忽视的挑战。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内容审核方面的误判或滥用可能导致不公正的审查；云计算技术引发的数据安全问题，导致用户数据泄露或被篡改；5G技术的高速传输特性，可能加剧网络攻击的风险。此外，技术迭代正重塑视听内容生产的全产业链，在推动科技发展紧跟时代前沿步伐的同时，亟待政府、社会个体、企业多方共同开展治理路径探讨。未来的智媒生态治理应通过多方协同，实现风险预判与治理，为智能媒体的发展保驾护航。
如何使技术不只是沦为工具，而是成为视听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如何应对技术给视听传播研究带来的新挑战？如何将视听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更好地结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归根结底，人是技术的尺度，智媒时代的内容生产亟待体系化的价值规范，价值观引领视听传媒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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