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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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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资深法医、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阪府法医监督，作者通过40年职业生涯中亲历的近60个案例，结合54个知识点，集科普、叙事于一体，深度讲述了死亡想要告诉我们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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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法医的职责在于通过解剖和检查来查明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为法律判断提供依据。非正常死亡指的是除了有医生提供死亡诊断书的正常死亡之外的全部死亡。因为非正常死亡可能产生法律相关的问题，所以必须通过第三方来调查死因。死因必须以科学（医学）的证据和客观的事实为基础来进行判断。
本书作者吉田谦一在接手至今所经历案件的同时，也致力于对多起冤案上诉案件的鉴定。作者毕业于爱媛大学医学系，医学博士。他主修法医学，研究范围为失血、压力对人体的影响和中毒的病态生理学、生物化学。曾担任山口大学医学系教授、东京大学医学系教授、东京医科大学教授，现在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阪府法医督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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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吉田谦一，1953年生，爱媛大学医学系毕业，医学博士。他主修法医学，研究范围为失血、压力对人体的影响和中毒的病态生理学、生物化学。
他曾担任山口大学医学系教授（1992—1999年）、东京大学医学系教授（1999—2014年）、东京医科大学教授（2014—2019年），现在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阪府法医督察。他主要著作有《从案例中学习法医学》《医事法（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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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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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为什么会判断错误？——死因调查制度中的陷阱
第一章 被警方忽视的要素 / 3
第二章 临床医生的判断（检查）是查明死因的出发点 / 12
II 猝死是如何发生的，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第三章 心源性猝死 / 23
一 暴力行为与心源性猝死 / 24
二 压力会致人死亡吗？ / 32
三 心律不齐导致的猝死 / 46
四 身体拘押导致的猝死 / 47
五 过劳死 / 57
六 压力感受性反射与迷走神经反射、神经介导性晕厥 / 67
第四章 其他意料之外的死亡 / 75
一 溺死 / 75
二 过敏性休克 / 89
三 肺栓塞 / 96
四 脂肪栓塞综合征 / 103
五 电解质紊乱 / 105
III 医疗事故与刑事判决
第五章 医疗判决中的“因果关系” / 117
第六章 医疗事故调查制度的思考 / 122
一 都立广尾医院事件引发的“异常死亡争论” / 122
二 回顾司法解剖事例 / 127
IV 如何防止冤假错案
第七章 医疗版冤案是如何产生的 / 147
第八章 日本的死因调查制度的问题点 / 156
第九章 追求死因调查的理想形态 / 164
第十章 冤案是这样产生的 /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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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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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6月，美国发生了一起白人警察在拘捕一名黑人男性时致其死亡的事件，由于事件的整个过程通过网络视频传播到了全世界，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反对种族主义和歧视行为的示威活动。似乎所有人都认为黑人男性的死因是由于颈部受到压迫引起的窒息死亡，但我认为不能过早地下结论。美国警察经常用类似柔道中的绞颈一样的方法来控制嫌疑人。V字形的手臂不会压迫气管，但能够压迫嫌疑人的左右颈部动脉，从而暂时切断脑部供血，待嫌疑人失去反抗能力时就放松压迫，这样可以避免窒息，这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安全的拘捕方法。但如果对处于药物等因素的影响下情绪十分激动的人使用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其猝死。也就是说，绞颈导致猝死的死因不一定是窒息死亡。此外，除了身体受到拘押之外，暴力、事故、过度劳累、医疗等“行为”都可能给人造成“心理压力”，成为导致急性心肌梗死等猝死的诱因。
但因为颈部受到压迫导致窒息死亡的尸体所表现出来的状态，与所有猝死的尸体所表现出来的状态十分相似，就连专家也很难区分，所以在法医鉴定和刑事判决中经常会将窒息死亡与猝死混为一谈。为了以科学的证据做出正确的法律判断，就必须了解各种疾病和身体状态在怎样的压力影响下，会出现怎样的猝死，以及会产生怎样的法律问题。帮助大家了解上述内容，就是本书的第一目标。 法医学的职责在于通过解剖和检查来查明“非正常死亡”的原因，为法律判断提供依据。“非正常死亡”指的是除了有医生提供死亡诊断书的“自然死亡”之外的全部死亡。因为异常死亡可能产生法律相关的问题，所以必须通过第三方来调查死因。死因必须以科学（医学）的证据和客观的事实为基础来进行判断。
法医经常需要在不了解死亡状况和背景等因素的状态下判断死因，有时候还需要对因为暴力或事故被害后经过急救医疗死亡，以及因为业务上的过失出现医疗事故导致死亡的尸体进行解剖。我本人就曾经亲身经历过许多与医疗相关的法医解剖，在东京大学法医学教室承受过许多医疗相关人员的严厉批判。因此，我阅读了许多与医疗、既往病史、药物毒副作用等相关的文献，尽可能地寻找能派上用场的检查方法和能够提供意见的专家，还将专家邀请到解剖室来，召开由诸多专家共同参与的讨论会，一同制作检验报告。后来，我受法院的委托，审阅再审案件的判决记录和鉴定书时，发现很多法医检验报告中不但没有考虑医疗、既往病史和药物毒副作用等因素，就连解剖相关的内容也没有充分地经过法医观察、讨论和听取专家意见。法医为了能够为警察、检察院以及法院提供准确的证据，必须对尸检结果进行充分的讨论，查阅文献，参考第三方专家的意见，在有必要的情况下甚至需要进行额外的检查和实验。关于这一点，我将通过自身的经验和法院判决的案例来加以解说，这是本书的第二目标。
“异常死亡”→需要查明死因的对象
自然死亡
（Natural death）
非正常死亡
（Unnatural death）
生物学上的死亡
法律意义上的死亡
所有人都能够接受
有人无法接受
医生可以处理
医生无法处理
无须报案
需要报案
由临床医生和病理医生诊断
由法医和第三方检查、解剖、鉴定
认定的准确性，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法医在鉴定过程中会根据观察的结果来建立假设。假设与“推理”的不同之处在于，假设需要通过客观的事实和其他的科学实验来验证，需要同领域的专家们对其正确性给予认可。如果其中一名专家对假设存有疑问，可以再次对其进行验证，判断其究竟是真实的还是捏造的，并能够将反对意见公开发表出来。同时，反对者还需要将进行验证的事实依据和实验条件客观且准确地记录下来，将验证所需要的材料保存下来，保证能够随时进行检查。与科学相关的信息在原则上是公开的。以新冠病毒感染症为例，日本的专家根据感染状况提出了“三密”的假设，通过分析感染者和密切接触者的行动，对“三密”的假设进行验证。此外，戴口罩、保持距离、减少外出等对策有效地减少了感染者的数量，也从侧面证实了假设的正确性。
但在刑事搜查和法院判决之中，以起诉为前提的犯罪事实、检验报告以及包括血液在内的各种证据等，都不予以公开，所以旁人无从探究真相。即便有人通过科学的验证对犯罪事实和证据存在的判断错误提出了质疑，也只会遭到忽视。
在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上，毛里求斯的代表批评说“日本的刑事司法还停留在中世纪”，引得其他各国的代表哄堂大笑，日本代表只能失态地大喊“闭嘴”。这不仅反映出日本的人权问题，同时也暴露了日本司法系统对基于科学证据的事实认定的轻视。因此本书的第三个目标，就是针对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没有基于科学、客观的证据来认定事实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解说。
我在爱媛大学医学部就读时，被基础医学的老师们邀请加入实验和论文抄读会。临近毕业时，因为他们说我“不擅长和患者交流，不适合做医生”，于是在1979年将我介绍到法医学教室攻读研究生课程。我一边接受木村博司助教授（后来成为久留米大学教授）的指导，一边独自完成论文，为了成为一名合格的研究者而每天坚持看论文、思考、做实验，就这样度过了六年。
因为我利用疾病生理学与生物化学的研究方法对缺血性心脏病和压力导致的猝死进行的实验研究成果得到了认可，所以我在45岁时成为东大法医学教室的教授。由于那一年的2月份，以“都立广尾医院事件”（后述）为开端，刑事司法与法医学开始介入医疗事故事件，导致我刚上任不久便不得不面对医疗界的猛烈批判。同时因为当时法医不允许向被害人家属说明检查结果，我也不得不面对辩护律师和被害人家属的批判。此外，因为法医的解剖案例中有四分之一以上都经过急救医疗，所以必须通过医疗相关人员了解死者的既往病史和诊疗过程才能明确死因。反之，医疗相关人员却得不到任何与解剖结果相关的反馈，这也导致我必须承受医疗人员的批判。面对如此之多的批判，我也尝试过一些方法，并成功地满足了相关人员的要求。我60岁时从东大退职，转移到东京医科大学任职，因为经常接到重新鉴定冤罪案件的委托，我也逐渐了解了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
本书的第四个目标，就是从实验研究者的角度出发，尤其是根据我从事医疗相关死亡的解剖和鉴定工作的经验，揭示法医鉴定与刑事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我采取的应对方法和尝试进行介绍。此外，我也希望能够和诸位读者一起思考，怎样才能帮助法医和刑事司法的负责人做出正确的判断，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为社会做出贡献。
本书的结构如下。
I 为什么会判断错误？——死因调查制度中的陷阱
II 猝死是如何发生的，又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III 医疗事故与刑事判决
IV 如何防止冤假错案
如果诸位读者在读完本书之后，能够了解到法医学、刑事司法以及刑事判决的实际情况，并且理解查明死因对于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避免冤假错案、防止事故和事件的再次发生以及保护国民人权的重要性，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幸事。
案例3 乌头草保险金杀人事件——法医解剖的作用2
1986年，一对夫妇前往冲绳度蜜月，在抵达那霸机场之后，丈夫给晕机的妻子吃了一粒胶囊。随后妻子独自飞往石垣岛，抵达酒店后她立即出现发汗、恶寒、四肢麻痹的症状，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的过程中出现心电图异常随后死亡。当时正好在那霸出差的法医学助教授A（后来的日本医科大学大野曜吉名誉教授）前往当地对尸体进行了解剖，初步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因为保险公司拒绝支付死者的巨额保险金，死者的丈夫起诉保险公司并胜诉。但在二审中，法医A提出死者可能死于中毒，于是警方以骗保杀人的嫌疑将死者丈夫逮捕。法医A怀疑死者可能死于乌头草中毒，于是将保存的死者血样交给药物学者进行检测，结果和他预想的一样，果然在血液中检测出了乌头草毒素。随后，又根据警方的搜查信息在死者血液样本中检测出了河豚毒素。虽然这两种毒素都有破坏钠通道（后述）、影响心脏收缩功能的作用，但最终判断死者死于乌头草中毒。日本最高法院以杀人骗保的罪名对死者丈夫做出了有罪判决。（2000年2月21日）
在这起案件的发生地冲绳县，对于看起来属于猝死的案例，为了查明死因也大多会进行承诺解剖。在大多数情况下，警方都无法在死亡现场查明犯罪线索，但尸体解剖提供了又一次查明犯罪线索的机会。法医解剖留下的尸检记录以及保存的死者血液等，都是防止罪犯逍遥法外的重要证据。比如在上述案件之中，法医解剖时保留的血液就成了检测毒物反应的关键。
案例3中的被告人选择在冲绳县度蜜月，而法医A对尸体进行的法医解剖最终导致了案情的暴露。由此可见，法医解剖以及法医准确的判断力能够查明死因，从而防止出现尸检误判。上述案件虽然现场情况完全符合猝死的特征，而且在抢救过程中（心电图异常）以及解剖后也都表明死因为心脏性猝死，但正因为发生在异常死亡需要进行法医解剖的地区，所以才能够揭露犯罪的阴谋。此外，这名被告人在第一任妻子猝死后，给第二任妻子购买了高额的保险，并在第二任妻子“猝死”后领取了保险金。在法医学领域有一句话叫做“有二就有三”。例如，美国就发生过母亲杀害好几个孩子但伪造成意外或猝死骗取保险金的案件，在检察官和法医多年不懈的追查下才让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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