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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一部图文并茂的个人生命小史，以平凡人视角写下自己所见、所闻、所知、所寻的历史。本书以作者早年乘坐的“绿皮火车”为意象，串联起个人和家庭主要成员的人生经历。正文30余万字，配有家庭相册、日记、书信、车票、毕业证等200多幅珍贵图像，图文互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历史价值。
2.反映中国社会近百年巨变的一手记录。作者出身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皆在民国时期受过系统教育，他们经历过军阀混战、内战硝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作者和四位哥哥姐姐生在红旗下，经历和见证了三年困难时期、“串联”“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节点。本书既是个人史、家庭史，也是社会史。
3.一部充满温度的回忆录。书中出现的人物众多，对长辈家人、师长前贤、职场同事等，作者皆以温情和客观忠实的笔墨写下与此有关的回忆，而有些一晃而过的侧影，作者也写得郑重其事，对困难时期一粥一饭的点滴之恩，对困境中陌生人的微小善意作者也念念不忘，读来令人倍感温情。
4.民国教育的鲜活史料，展现一代知识青年的风采。作者父母都在民国时期完成学业，父亲毕业于浙江大学，母亲毕业于金陵女大。通过作者父母的经历，今人可以感受民国时期寒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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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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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部用平凡人眼光叙述中国社会近百年变迁的回忆录，既是个人史、家庭史，也是社会史。全书以作者早年乘坐的“绿皮火车”为意象，串联起两代人的生命轨迹：从未谋面的父亲、一生坚毅的母亲、努力上进的兄姐、困难时期的生活点滴、面粉厂当工人、改变命运的高考、跻身大学讲台实现理想。从民国军阀混战、抗战岁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举凡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节点都有涉及。书中配有家庭相册、书信、车票等200余幅珍贵图像，图文并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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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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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忆石，祖籍浙江温岭，1954年生于重庆。1990年入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2019年退休。曾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理事等。曾获全国宝钢教育奖、上海市育才奖等，出版《马克思的哲学轨迹》《阿尔都塞哲学研究》等专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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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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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亲恩难忘
第一章 从未见过的父亲
1.父亲的身世 2.父亲的经历 3.父亲的品性 4.父亲的精神遗产 5.母亲了愿 6．儿女寻根
第二章 一生坚毅的母亲
1.母亲的曲折求学路 2.母亲的教书生涯 3.母亲的为人 4.母亲独自抚养我们五兄妹长大
5.母亲对我们的教育 6.追寻母亲的过往踪迹
中编 酸涩往昔
第三章 三年困难时期点滴
1.幼年不知饿汉饥 2.吃起了“大锅饭” 3.跟母亲遛“黑市” 4.挖野菜
5.我们家的自救行动? 6.告别饥饿
第四章 南下北上本地转
1.大哥的南下之行 2.大姐的北上见闻 3.我们仨的就地转经历
第五章 我的两个发小
1.我们仨结缘 2.回忆赶场 3.感念发小送温暖
4.踏上求知路 5.《金色的炉台》?
第六章 哥哥姐姐的插队生活
1.酉阳、秀山、黔江、彭水 2.“喜看稻菽千重浪” 3.接受“再教育”?
4.一串小插曲 5.危险无处不在 6.回家了！ 补 记
第七章 职业生涯的第一站
1.我当上了工人 2.追求政治进步 3.参加民兵训练 4.成为宣传队员
5.被抽去当“吼帮” 6.我要读书
下 编 小花采撷
第八章 改变命运的高考
1.我的高考动力 2.紧张备考
3.走进考场 4.二十多年的梦，终于圆了！?
第九章 我的大学生活
1.泡在教室和图书馆 2.黏在食堂
3.聊在宿舍 4.乐在操场
第十章 川大的老师们
1.教公共课的老师们 2.教专业课的老师们
第十一章 在丰台的五年
1.新的工作环境 2.上司杨部长
3.我的几位同事 4.我的几位好友
第十二章 考研往事
1.报名遇挫 2.复习备考
3.我又进考场了 4.人大的读研生活
第十三章 丽娃河畔的教研室同仁
1.坦对死神的蒋老师 2.魂入学术的江老师
3.大儒风范的张老师 4.温暖如春的来老师
5.淡定自若的徐老师 6.曾经与如今的同仁
结语 绿皮火车：相随半生的长情
1.购票难 2.上车不易 3.硬座、硬卧、软卧和短途闷罐车厢
4.吃喝 5.睡觉 6.闹心事不少
7.乐趣亦多多 8.下车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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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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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转眼就到了“古稀”。回望来时人生路，感慨着那些难以忘怀的曾经，有酸涩苦楚，有曲折坎坷，还有许多明媚艳丽，许多深情厚谊……那么悠长，那么深刻，那么镌骨铭心。
我生于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千遍万遍，道不尽对父母的感激！是他们给了我生命，让我拥有了一个家。这个家，虽然简陋、清贫，却为我提供了生存的养料，给了我一个还算健康的身体。
我父母皆在民国时期受过系统教育。他们经历过军阀混战、民族危亡、内战硝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他们独立的人格品性，在困苦中挺立的脊梁，靠不断拼搏以实现目标的进取心，以仁心贯穿的善行，既是我立世的标杆、职业生涯的基点，也熏陶了我的心性。他们给予我无穷的精神力量，陪伴和激励着我一天天长大，成为现实中的自己。
家是暖身的港湾。这份暖，首先来自我母亲，一位慈爱、善良、坚韧、智慧且能干的女性。几十年间，她孤身一人，忍辱负重，含辛茹苦，为我们五兄妹遮风挡雨，在独自一人抚养我们的同时，为我树立了为学为人的风骨典范。
这份暖，也来自我的哥姐和亲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地关爱我，这份爱如阳光似美酒，明媚香醇，陪我走过风雨，度过艰辛，让我感受和收获了源源不断的脉脉暖情。
情是润心的玉液。这份情，来自我的老师们。他们书山开路，学海领航，用知识和智慧滋养我的头脑和心灵，使我的事业之舟得以遂行。
这份情，也来自我的同学、朋友、同事和学生。他们淡若清溪，亦如沙海浓荫，顺利时祝福庆贺，遇难时施以援手，让我的人生之旅充满温馨。
感恩改革开放！相对公平的社会环境，给了我选择的机会、奋斗的动力和发展的空间，让我得以到四川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求学和深造，最后到华东师范大学从教，从而圆了我自幼的两个梦：读大学、做园丁，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一路走来，屡有所成，花开时新……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爱我和我爱的人！
——摘自郑忆石著《绿皮火车：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2月版。
从未见过的父亲
1.父亲的身世
父亲是浙江省温岭县泽国镇人，出身于一个城市平民家庭。
爷爷奶奶育有一女两男。父亲出生前，奶奶生过几个孩子，但都夭折了，只剩下一个女儿。又过了七年，爷爷四十八岁时，终于有了他的第二个孩子，即我父亲。那个时代的人，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好不容易得了个儿子，自然宝贝万分。奶奶生下父亲后，怕有闪失，抱着他“住蚊帐”（昼与夜都呆在蚊帐里）两个多月。俗话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这套说辞在爷爷奶奶那儿却不灵，因为两年后，他们又有了二儿子，但他就没能享受到这等待遇了。
爷爷原在乡下种田，但一亩多地不足以维持温饱，须得另谋生计。因他略懂厨艺，成家后，便带着奶奶到镇上谋生，先在小学当厨工，后来开了个小面摊。父亲幼时，爷爷已是镇上小有名气的厨师，面摊升格为小饭馆，所得微薄盈利，尚能维持一家五口的生计。于是，家里开始考虑父亲的学业问题。
爷爷奶奶年少时，因家穷上不起学，都是文盲。他们想送长子进学堂，但学费却是一道坎。父亲后来有幸入学，全拜“陪太子攻书”所赐。六岁时，他陪地主儿子读私塾，坐在书房，他比年长他两岁的“太子”学得快、记得牢。教书先生看他聪明，不要钱也乐于教。家里有这么一颗读书种子，让爷爷奶奶挺长脸，想着孩子学成后，能在打理饭馆账目上不吃亏，就决定无论多难，也要供他上学。于是，七岁的他被送进了泽国镇最好的阮氏私立小学（现泽国小学前身）。
过了几年，爷爷的饭馆经营出现危机。爷爷老实心善，被人冠以“滥人”的诨名，意即好到从不与人计较，哪怕别人借了他的钱，也不向人讨要的地步。于是，吃白食的、欠债赊账的人越来越多。这类人多是当地的地痞、流氓、无赖和劣绅。后来，“铺子到了支持不住的时候，尚有几百户‘霸王账’无法收回”。
更要命的是，爷爷也欠着南货店（旧时主营长江以南地区盛产食品的商铺）、酒坊、烛台店、瓷器店老板，以及海产贩子的债。父亲清楚地记得债主“冰冷的脸，说出的话像一把把尖刀，直刺心坎。每逢旧年除夕，铺子的门总要到鸡初啼后，才能关上。因为老板派遣的索债人，轮番坐在铺子中臭骂，直到骂得打哈欠后，才肯离开”。
人欠我钱，我又不得不欠人钱。“霸王账”和“三角债”，让爷爷的小饭馆亏蚀到一无所有。父亲十一岁时，爷爷变卖了小饭馆，带着一家人，住回了乡下的破矮小屋。此后，靠着爷爷的老手艺，偶尔能接到红白喜事的宴席订单。但订单少得可怜，只能勉强糊口，一家人的生活，再度陷入贫困之中。
能干敏捷的奶奶不认命。她看父亲体质孱弱，并不直接督促，只在夜静时，给他讲头悬梁锥刺股、十年寒窗一朝及第的故事，向他灌输不甘平庸、读书改变命运的思想。这激发了他的学习热情，夜深温课，晨起阅读。勤奋结硕果，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阮小初级部考入高级部（小学分初级四年、高级两年）。
这一成绩及随后发生的事，多少改变了父亲的命运。
当时，阮小要参加温岭县的小学初级毕业生会考，父亲被派应考。学校董事长八老爷发话：如果父亲能考入全县前三名，他的升学自有办法。结果，父亲刚好考了个第三名。于是，学校将二十多桌的学生餐，交由爷爷长期承包。这既缓解了家庭窘境，也解决了父亲高小阶段的学费，并为他日后读初中，积攒了部分学费。
此事让父亲意识到，寒窗苦读，虽未考取功名，却实实在在给自己和家里，带来了好处。
1930年，十三岁的父亲考入浙江省立第六中学（现台州中学前身）初中部。这是一所名校，大部分学生来自有钱人家。他与同学们交谈时，曾坦言自己的贫寒家境，却招来一阵尖刻的嘲笑，让他深感自卑和压抑。
上学期间，恰逢“九一八”事变。国文老师告诉他们，南京政府训令张学良忍耐不抵抗，父亲因此有了粗浅的政治意识。
父亲忧虑更多的，还是家里的穷困，以及毕业后的出路。临近初中毕业，奶奶对他连声叹气：“唉，下半年无法供你出门了。”如此，他初中毕业后，不得不停学。
父亲渴望读书！半年后，他考上了浙江省立第四中学（现宁波中学前身）高中部。这所学校历史悠久，孙中山曾在该校演讲，对宁波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振兴实业、讲求水利、整顿街衢”的三点建议。
考上固可喜，就读却不易。要赴六七百里外的学堂，仅盘缠就成问题，更遑论学费。爷爷虽尽力筹措，终无所获。最后还是奶奶出面，到有四十多亩水田的姨母家借到一笔钱，父亲才得以成行。
高中期间，父亲接触到大量文学作品。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象征主义诗人戴望舒、杜衡、张天翼的诗，新月派诗人徐志摩、陈梦家、闻一多的作品，左翼作家鲁迅、鲁彦、艾芜、巴金的小说……“自觉虽然思路杂乱，但知识储量大增”。这为他日后既能教理科，又能教文科，乃至作词写曲，奠定了基础。
父亲高中三年级时，家中承包的学生餐被停。学费告罄，父亲的学业将难以为继，愁苦再度降临。幸得爷爷与亲戚合伙，借了点钱做起了米粮生意，靠微薄的收入，他勉强读完了最后一学期。
临近高中结束，西安事变爆发。父亲对此的看法很矛盾：既赞同张、杨“逼蒋抗日”；又担心若蒋介石的生命有虞，会导致国内大乱，“我只知中国政治动荡的局面中，需要一个核心，但不懂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核心”。
高中毕业后，父亲没钱读大学。为解决生计，他到乡村小学当老师，到京赣铁路做乘务员，去夜校给平民上课，一晃近两年。他不甘心一辈子过着吃了上顿忧下顿的日子，何况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他的心中始终揣着大学梦。
1938年秋，全国公立院校在杭州设立考区，父亲靠着过硬的数理化基础，考取了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
父亲选择报考浙大的原因很简单，它是公立大学。抗战开始后，陈立夫当了教育部部长，他上台后的一项重大改革，便是在公立大学推行“贷学金”制度，为那些贫家子弟，提供了跻身知识殿堂的机遇。
父亲选择学机械，动机也挺单纯，缘于学工科容易找到饭碗。但他思想深层的原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德先生”“赛先生”之风，吹动了年轻求知者的心海微澜，“科学救国”的种子，已在他的心田发芽。
考取固可贺，入读磨难多。家里一直穷困，学费虽有保障，路费和生活费却没着落。“家里供不起，我就不去读了”，面对困境，父亲打起了退堂鼓。爷爷奶奶却心有不甘：好不容易迎来这道光耀门楣的曙光，怎能轻易把门关上？两人四处求告，最后，四门亲戚和一位小学老师（兼地主）伸出援手，总算筹到二百元钱，他才得以走进因抗战，已由杭州迁往广西宜山的浙大校门。
很快，战事吃紧，日机轰炸加剧，浙大又被迫从广西迁到贵州遵义。读书期间，父亲的学费靠“贷学金”解决，生活费虽有带去的钱垫底，但毕竟不足以支撑四年。于是，他到中学教数学、物理和音乐，靠勤工俭学，于1942年如期完成学业。
回顾父亲十八年的求学历程，所读皆为重点名校。由此，他受到了民国时期完整良好的教育，才智得到了较为全面充分的发展。这为他日后求职，应对不同工作，筑牢了根基。然而，贫穷于他，始终如影随形，以致学业时断时续，生活捉襟见肘。但困窘增加了他的忧患感，也磨炼了他的承受力。
大学毕业后，父亲思念家乡亲人，一心想回浙江。然身处战火纷飞的年代，一个外乡人，寻到一个饭碗尚属艰难，踏上漫漫回乡路，更谈何容易！所幸大学毕业考试前一个月，他作为班里成绩前十名的学生，被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预约，获得了统一分配工作的机会。
1942年7月，父亲被分到国民政府新办的重庆资渝炼钢厂轧钢组，当甲种实习员。其后，因拒绝一次自认为不合理的公差，他与顶头上司闹翻。年轻气盛的他，抱着“老子有几种本事可以吃饭，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的心态，当即签呈“要求滚蛋”。几天后，获准离开。
父亲一直想出国深造。然国难当头，几无可能。离职后，他曾给浙大原系主任去信，想回校当助教以获得进修机会，争取日后去英、德、比、捷克等欧洲国家留学。因信晚到一月，未果。
随后，他在街上偶遇大学同学周隆畏，开口一谈，周介绍他到四川省南川县当中学教员。周的叔父周游是该校校长，为人刚直正派。父亲欣赏老先生的为人，又认为当教员少了人事上的麻烦，遂欣然前往。
在南川，父亲先后在道南中学、道屏中学、简易师范等校任教，讲授数学、物理、语文和音乐等课程，并先后担任过教务主任、副校长和校长。
1944年，父亲在道南中学当校长时，遇到了我母亲。她也在南川当老师，教化学和英语。
同为天涯异客，又相互倾心，父母遂用英文写信，互表心意。父亲写“我伫立在山岗上良久，良久，直待丛林挡住了我的视线”，母亲以“我渴望着像光一样，消失在光亮里”回应。父母连表达爱情的方式，都那么委婉又富有诗意。
1945年5月，父母喜结连理。动荡岁月中，他们成为了彼此的归宿。
父母志趣相投、情深意笃。
两人爱唱歌。每当夜幕渐垂，父亲吹笛子，母亲唱歌，然后，两人一起高唱。歌声伴着晚霞，在不大的教工宿舍回荡，引来一群孩子驻足窗外，仰脖观望。两人兴致越发高涨，一首接一首，直到月光遍地铺霜。
两人喜热闹。每到赶场天，熙熙攘攘的集市上，一对身着西装旗袍的“洋先生”，在石板路上踏出的“笃笃”声，总能引来乡民一波又一波好奇的目光。
俩人很“顽皮”。周日得闲，跑到河边，看同事垂钓。见鱼儿老不上钩，父亲冒出一首诗来：“曲岸深潭一山叟，驻眼看钩不移手。世人欲得知姓名，良久问他不开口。”逗得同事绞成麻绳似的脸，顿如花开般舒展。
两人挺贪玩。林海听风，山顶观景，出游打猎，有空即往。学生邬应辉曾在《道南通讯》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九四五年暑假，殷先生、郑先生和两位美国友人，牵着两条猎犬，背着两支猎枪，由南川步行去白沙打猎。那天我也徒步经过木凉回兴隆，正好与他们同行。”
他们志同道合，恩爱非常，所以父亲常说：“哪里有我们，哪里就是天堂。”
1947年3月，父亲受聘于重庆市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务主任。同年8月，入职重庆二十一兵工厂（长安机器厂）步枪所，任工程师。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以极大热情，投入火热的建设事业中。1949年12月，他调任重庆建设机床厂（步枪厂）技术科任工程师。此后，忙忙碌碌，早出晚归，成为他工作和生活的常态。
1953年2月，父亲到北京兵器部，参加枪支技术改进研讨会，到清华大学靶场验枪，直到4月底返渝。
1953年5月28日晚，父亲在回家途中，遭遇一辆快速行驶的大卡车。车灯闪亮的刹那，司机看到父亲扑上前，推了三个少先队员一把。其中两个孩子得救了，而父亲的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三十六岁那一年、那一瞬间。
2.父亲的经历
父亲对政治不感兴趣。他选择学工科，除了信奉“科学救国”“工业救国”，还因骨子里“无论何种党派，都与我无关”的超党派思想。
无心政治，不等于不关心政治，不等于他没有正义感，更不等于他不闻窗外事，只读圣贤书。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经历了军阀混战的纷杂乱局、民族危亡的生存焦虑、硝烟弥漫的内战紧张，因而总是将个人命运和民族命运、求学求知与悲悯天下联系在一起，从中激发出作为文化人应有的担当。
高中刚毕业，“七七”事变便爆发了。国民党军退出南京后，他便从杭州回到家乡，到“民众教育馆”上课。在那所专为文盲办的夜校里，他与一批热血青年讲国难，出简报，不遗余力地宣传抗日救国。
大学期间，正值抗战时局艰难。1940年1月寒假，正读二年级的父亲参加了由浙大“黑白文艺社”组织的慰问前线将士的活动。
彼时，日军为切断中国经由越南的海外交通补给线，并由贵州入侵重庆，发动了桂南会战，攻占了南宁，叫嚣这是对华的“最后一战”。日军以“钢军”第五师团为主，兵力达十万余人。国民党军由白崇禧任总指挥，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邱清泉等众将率十五万余人参战，包括当时唯一的机械化部队第五军。其间，国民党军统帅蒋介石曾两次亲临前线督战。
昆仑关是南宁的门户，距当时浙大所在地宜山（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区）四百余里。南宁失守后，昆仑关亦被日军占领，并部署精锐部队死守。为阻止日军攻势，1939年12月18日，国民党军对昆仑关发起反攻，至1940年1月11日结束战斗。经过近一月的鏖战，国民党军几乎全歼日第二十一旅团，毙敌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及部众五千余人，国民党军牺牲一万四千余人。
昆仑关战役是国民党军对日军攻坚战的一次重大胜利，它确保了国际援助通道桂越公路、滇越铁路的畅通。
父亲参加了前线慰问，时值昆仑关战役刚刚结束。慰问团约七十人，编为十二个组，将分赴荣誉师部队、伤兵收容所、野战医院等地。父亲带队前往的目的地，是最远的昆仑关。
行前，他们做了相应准备：练歌、创作活报剧、学简单的日语、掌握基本的救护技能等。这些在日后，还真派上了用场。
1月10日，父亲一行从学校出发，搭车、步行，一路风雨兼程，经大塘、迁江、宾阳，奔赴昆仑关所在地九塘乡。
南行一路，父亲感受良多。
他耳闻目睹了国民党军将士的英勇和战争的酷烈。
一路上，他们深入国民党军多个部队的基层连排班，与官兵座谈，听他们讲昆仑关大战：
参战国民党军均为精锐部队，基层军官多受过良好教育，或军校出身。官兵皆久经沙场，打仗勇猛顽强。一位年近六旬、头发花白的老汉，眉宇间透着英气，屡经战场历练的他，已由士兵升任排长。将士们每谈及昆仑关战役，“无不神情昂扬”。
日军退路被蔡廷锴率部阻断后，陷于重重包围中，便以飞机投放弹药食物，甚至空投指挥官以激励士气。空投的食物，不时落入两军阵地的中间地带。于是天黑后，“夺食战”又开打。
还有瓦解日军斗志的攻心战。大战伊始，前线便活跃着“日本在华友战同盟”。离火线仅三百米处，国民党军架设收放机，开始用中文广播，招来敌方如雨的枪弹，接着用日语广播，枪声渐稀。当播到“今夜是1939年除夕，日本的兄弟们，我们凭什么还以死相逼呢？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日本军阀财团”时，枪声稀疏到三五声。播毕，又用口琴播放日本歌曲，“敌军竟然响起‘再来一个！’”
国民党军士兵仇敌心理深极，致日军俘虏甚少。尽管“明知逮住一个鬼子值几百块钱，可当我一见到他们，没有话说，就是一刺刀。荣誉师打到最后，战利品多了，据点也尽拿到手，可缺乏的是俘虏，结果师长悬了许多赏钱，才拿到几个”，一位士兵向他诉说。
这场以国民党军胜利告终的血战，是将士们英勇捐躯赴国难换来的。荣誉师副师长说：“该师仅政工人员就阵亡十二人、负伤三十四人”；机枪连长说：“全连仅存二十余个”；步兵班长说：“全连生还者十余人。”而父亲一行到达野战医院的当晚，半夜送来的十余名伤员中，就有团长马正昌和营长喻天鉴。
战场景象惨烈异常。姐妹峰遍山草木焚烧一光，山崖均呈黑色；白凿山成了肉搏之场，血雨腥风处处留痕；扼守昆仑关的左右两个高地，日军为掩护退却，还释放了毒气……至于暗夜奇寒中，道上络绎不绝的骡马炮车、疾行队伍、担架伤兵，路边堆积的战利品，似都在述说官兵的刚毅坚强、战斗的激烈悲壮。
父亲感受到了民众的苦难和抗敌的决心。
战争给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尤以敌机轰炸之下的地区最为惨烈。轰鸣声过，火光四起，尸横遍野，血流满地。
距宾阳县城尚有五公里，便见“路旁弹炸后，斑斑痕迹”。在宾阳县城，新旧两个城区“无不满目疮痍，屋瓦败残歪斜，十室十空，整个城内，阴森异常”。在旧城区“断垣残壁处，一个双目失明的老妪，哀声求助，景象实凄清怆然！我投一毛又四铜子，邵全声（同乡兼挚友）投以二毛”。在巷贤圩的乡公所，挤着上百个从南宁逃出的难民，有单身的，也有拖家带口的，“此时近阴历年底，天奇寒，老人小孩冻得瑟瑟发抖，彼等颠沛他乡，衣食无着。远处，还在不断传来被炸的轰轰声，不知又有几何同胞血肉横飞？！”
悲痛激起了民众的抗战激情。
在迁江，父亲遇见一群“新安旅行团”的少年。抗战期间，这些八至二十岁的孩子，践行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理念，以长途旅行修学的方式，奔走于大江南北。他们以文艺为武器，宣传抗日救亡，被誉为“民族解放的小号手”。父亲没想到，在昆仑关战役之地，竟然活跃着他们的身影。听孩子们讲述前线情形，看他们互帮互爱的举动，父亲由衷感叹：真是少年强，则国不亡啊！
赴前方路上，他见一卖豆饼老头，带着个四岁孩子，便“逗玩小孩甚久，问其长大后作甚，老者代答：打鬼子！”他称“民众们个个善良”，佩服他们虽置身前方，“飞机还在投弹，大炮还在隆响，却平静如常，且准备过年”的镇定与坚强；他到过的村落，总能见到乡长带着壮丁，去几十公里外，修复被日机炸坏的道路。
他们向百姓作抗日宣传，众人凝神静听，时时询问，“讲至痛心处，讲者听者，脸上无不交织着恨与愤的线条，语至兴奋处，民众的抗战情绪十分高涨，意志决心分外坚强”。
野战医院七十余名医护杂工，多为热情且充满朝气的年轻人，皆自愿前来。其中更有不顾父母妻子劝阻，毅然奔赴战场的医学院学生。
他感动于官兵对学生的关爱。
在大塘，他们偶遇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见到学生们，李“满脸喜悦，双目放光，边说‘我将看看你们’，边走至我们队伍中央，连声说‘好！好！’”随后，李问大家：“饭吃得怎样？那次遭炸有损失否？”听到众人回答：“八元钱一月伙食，尚堪饱；无甚损失”后，李又说：“青年人来前方看看是应该的，我是很关心你们的”，并“勉励我们工作应尽力”。
途经装甲兵团运输连，士兵兄弟“个个极善良，对我们招待之亲热，前所未有”。
1月29日，父亲一行从宾阳往昆仑关进发，到达山腰101A军部时，已是零点以后。政治部严主任得知他们到来，“立即披衣而起，命人导我等至客室，并约明晨见”。他们来到小民居，见“地上已铺妥新稻草，系专为我等而借”。次日晨六时余，师部王主任即来，“派我等到301DS师部”。临别时，他再三叮嘱父亲：“遇大道时分散走，越要道时散而速，免被敌炮兵观察所发觉遭炮击。”
1月30日12点40分，父亲一行终于抵达九塘乡六道坡——那曾为昆仑关战役“肉搏之场”的白凿山。来到山顶301DS师部，副师长惊讶万分：一帮书生，居然能长途摸到前线阵地！谈锋甚健的他，“恐我等初入战地心惴，多加入镇定人心之言辞”。交谈过程中，他“电话筒不离口，事务之忙碌，非久经战场者难以应付”。他告知父亲：尽管前线急需绷带救护人才，但自前天下午起，日军开始反攻，战斗异常激烈，我军在前线失利，此地虽暂平静，但离火线仅几百米，不宜于初上战场者。于是，他“继命我等随医务处长，合往五六里外的中光村野战医院”。下午4时许，父亲一行离开前方阵地，循原道折入山巅，赶赴野战医院。
来到野战医院，院中官兵见到他们，“惊喜之余，极表欢迎，并客气非凡”。遵命后撤的那天清晨，从师部打探消息回来的院长，虽因前方失守而表情凝重，但仍镇静从容地“边指挥属下，边照顾并安慰我等，让我等自惭患难之时，无助人反累人”。当父亲一行与医院上下的官兵告别时，双方“莫不深感凄怆”，政治指导员握遍他们的手，一句“想不到……刚出口，下半截话简直连不上来”。
父亲尽力为前方军民服务。他教士兵唱抗战歌曲，一起做游戏，演活报剧，没日没夜地赶制壁报，“累得手足僵硬”。
在机枪三连，他撕开笔记本，替幸存的二十余名士兵写家信，并贴上自己仅有的一元钱邮票，将信一一发出。即便如此，他“仍然总觉在物质上，给他们的慰安太欠缺了！”
在野战医院，他给伤员上药、捆绷带、扎伤口，“整夜无入睡时刻”。得知医院严重缺乏担架床，他多次联系乡长，到处找材料，不分昼夜地赶制，还协助乡长征集民夫，“累得浑身散架，几乎趴下”。
在伤兵医院，他见院中住着四五百伤员，“凄苦状不忍尽观”。他到轻伤区，“与挂彩同志谈话，令他们颇兴奋”；他为伤员唱《卖马耍锏》，唱由底层士兵作词、他谱曲的《昆仑关之役胜利了》。他到重伤区探望伤员，“然未到门口，已闻声声惨呼与呓语”。想到重伤员还在昏迷中或神智极度紧张，“我们的安慰，无异于给他们打兴奋剂，很不适合”，便不忍打搅，悄悄退回。他到病区登记“受伤官兵是否领取犒赏费和赏银”，片刻不停。
在后方村庄，他出壁报作漫画，向民众揭示日军的残暴；开村民大会，举实例讲解军民合作之要义；教乡里儿童唱歌；为乡民表演歌咏和活报剧。
他的身心经受了考验。
吃饭难。无论前行还是后撤的路上，一行人常常吃不上饭，有时一天仅一顿无菜的饭食，只能以随身所带之盐佐食。
住宿难。能在祠堂庙宇、茅舍草房，躺上稻草堆，便是莫大享受，有时只能睡在野外丛林、山崖岩洞中。
行路难。去前方的路上，为赶时间，他们尽可能搭便车。广西山多，路窄道险，“沿道时见坏车，多辆已翻入溪涧”。车况差，抛锚是常态。一次，离目的地尚有几十里，车趴窝了，众人下车推了三个多小时。
回程路更难。国民党军在昆仑关取胜后，未乘胜追击夺回南宁，而是转入固守。日军乘机重新集结两万余人，于1月27日发起反攻，至2月2日，先后攻占宾阳、思陇、九塘、昆仑关、上林、武鸣一线。国民党军全线溃退，桂南战役就此结束。
战事突变，父亲接到撤退命令，带队返校。他们从中光村出发，经南绿盆村、巷贤圩、上林、万福、古蓬、渡口、梭罗、嘉仁、永定、石别等地。一路上，后撤部队川流不息，伤兵担架连绵不断，流离难民成千上万，“带箱背包，扶老携幼，尽是悲怆凄凉”。
这番回程是溃逃，只能靠双脚。整整七天，父亲一行从清晨到天黑，从更深到黎明，在头昏眼花、精疲力竭中，一刻不停地走啊走，“时入半睡中，足机械般移动，路滑更无力，几次险入溪涧”。暗夜中，“惟闻行李杂物碰击声，后面的人，目不转睛盯着前人的背包，时以手抓握，连小便也是集体行动。每人都有固定编号，不时连续报数，以免脱节”。过高山时，更是“命与危崖争咫尺”，最险之处，身贴崖壁，一步一挪，心惊腿颤。后撤最后一天，在距宜山仅十五里的泥泞路上，父亲“走坏了足关节，奇痛难忍”，最后一段路，他几乎是“拖着红肿膝盖爬回去”的。
艰难险境中，最怕有人生病。同伴中有患疟疾的，感觉“时而如埋火堆，时而如落冰窖”，但也只能吞几片药，跟着队伍脚不停歇。一次，一位同学半夜发高烧，怎么也不愿从稻草堆上爬起来。父亲只得强行拉起他，使他跟着队伍迷迷糊糊、跌跌撞撞地走了几百米。随后，同伴一头栽倒在地，再也不愿动弹。父亲心急如焚，只得与另一同学“架起他，拖了几里地”。另一次，黑夜中翻越高坡，一位同学滚下去伤了腿，大家只得用简易担架轮流抬着他，在万般疲惫中走了几十里。
难受的不只生理，更有心理。
父亲作为青年学生，有勇气奔赴前方，与鬼子隔空较量，已属不易。然而，求生是人的本能，危急关头，面对险境，他也难免紧张恐惧。
从南绿盆村后撤前，他想到“我等身无一武器，又无指南针”，不免心生“求死不易，逃生亦难”的悲叹。得知宾阳失守，日军离他们的住地不过二十余华里，死亡威胁步步紧逼，他更是感叹：“我们无武器，无向导，无指南针，无详细地图，无战场经验，抛落敌后方，该如何求生存？！”
过迁江后，距宜山尚有百余里，他再次充当探路先锋。但当地百姓讲壮语，他根本听不懂。因听错地名，与同伴奔出老远后，才发现方向反了。跑了二十多里冤枉路，来回损失两个多小时！“错走一里，比快走十里更累人”，他连声感叹。
路过残破碉堡，堡壁上两个黑洞，似蒙面大汉杀气阴森的双眼，让他顿生“惟恐堡中钻出一个怪面好汉”的恐惧。野草封路的尽头，忽见一只野兽，耸立拐弯处，一动不动，让他顿觉“双重恐怖，死在后方不该啊！”好在没等他俩走拢看清，那家伙抢先溜了。
最让他难受的是，宾阳出发时，二十余名同学彼此“互道保重！”归途最后一站重聚时，竟有四位下落不明，“众人相见，惟听凄声，心绪难平”。所幸，失散同学除一人受伤外，其余三人，终平安归来。
一路艰辛，筋疲力尽。2月7日，一行人终抵宜山。但宜山也不太平，政府机关忙着撤离，浙大已迁至遵义。费尽周折，总算搭上物资运输车，他于2月19日到达浙大在抗战中的最后落脚点——遵义。
父亲的正义感，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中。
在南川任教时，他积极为前线抗日志士募捐。南川学生钟邦臣，曾在缅怀我母亲的文章中写道：“夫妇俩以其多才多艺，给学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两人曾经多次率领学生们，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
他给学生上音乐课时，不忘身为人师的职责，将李叔同《春夜》的“金谷园中，黄昏人静，一轮明月，恰上花梢……你试看他青史功名，你试看他朱门锦乡……”改为“桃李园中，夜深人静。一轮明月，独上花梢……你曾见过狼烟遍野，你曾见过敌骑咆哮……”谱曲后，教给学生，激励他们为洗雪国耻而发奋读书。
从教过程中，出于教育对象是中学生的现实，为保护这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他要求他们夯实知识基础，以谋国家民族强盛为己任，刻苦读书。他拒绝在学生中宣传任何党派教义，力使学生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他奉行“培养学生一点起码的正义感和正直性格”的理念，教育他们认清社会是个大染缸，不要同流合污。
抗战胜利后，国统区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他所在学校的学生，为抗议县政府克扣口粮，到政府机关示威游行。结果，被当局扣上“通共”的罪名，准备予以逮捕。父亲担心学生的生命安全，想方设法保护学生。他以自身经历，力劝学生“不要吃眼前亏”；到相关机构，多方疏通，使学生避免了牢狱之灾。也因此，他和母亲被当局怀疑“有共党嫌疑”，最后不得不逃离南川。
然而，父亲又不是一个有远大革命理想、高昂革命激情、热衷革命活动的人。
入大学前，尽管他也喊过“抗大！抗大！”但“仅仅是一种无政治基础的情绪宣泄”。当得知既是街邻，又低他两班的徐贤星悄然离校，奔赴陕北时，他“反而暗暗安慰自己：人各有志，断了念头吧”。
大学期间，他参加了“黑白文艺社”的外围组织，担任歌曲学习组、平民习艺所工作组的负责人，当得知黑白社的几个地下党员被捕后，他怕受到牵连，“紧张害怕得几天不敢出门教歌”。
在南川上音乐课，他坦承自己教学生抗日歌曲，有时会顾忌自己客处异乡，不想招惹麻烦，便对学生们说：“大家都是中学生，抗战意识已很清楚，我们用不着再在课堂上喊‘大刀’‘杀’这一类歌词。”而在选择歌曲时，“凡是吕冀、冼星海、郑律成等人的曲子都未采用。当然，相反的歌曲，如重庆卫戍部的卫戍歌一类，也一律不教。而是选一些社会人士写的抗日歌曲，或选一些清心寡欲的、超现实的、以旧诗词为主的歌曲”。
1946年“沈崇事件”爆发后，女师学生大力声援，积极参与重庆的“抗暴运动”，他则“要求学生彻底划分教训与界限”，奉行“我当我的纯‘教务’主任，不谈政治，不问学运”。
所以，在解放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在人人必写的《自我鉴定》里，父亲承认自己：思想上，自以为多才多艺，超然清脱；学业上，自以为所学机械工程，日后可靠本事吃饭；音乐活动上，只是形式方面靠向大众；文学活动上，虽用高尔基的“海燕”作为文艺社名称，但简直就是躲在云端里。他批判自己“拼命往小资产阶级的圈子中钻并自鸣超然”，责骂自己是“立场不鲜明、隐藏正义感、做着怀古梦的乌龟型人格”。
父亲的上述表白，既是环境所致，也关乎他的性格。因为究其本性，他就是一个阶级观念模糊，崇尚精神自由，向往安宁生活，性格平和又略带忧郁的普通知识分子。
3.父亲的品性
父亲富有爱心。
因为自己出身贫寒，有受苦受难的人生经历，所以，他除了“决心一辈子不去高攀有钱有势的人”，还非常同情社会底层人的境遇，理解其心情。他对社会地位最低微之人的友善态度，也是他最为母亲称道的品性。
在南川当老师时，他夸农家子弟“简朴可爱”，见他们生活贫困，常心有戚戚：“他们除严冬外，一年中都穿着草鞋或打着赤脚，看着真是不忍！”严冬里，农村学生衣着单薄，瑟瑟发抖，他找出自己的衣服送去。开学了，个别农村学生交不起学费，他拿出自己不多的薪酬，无偿为其垫付。物价飞涨后，学校发薪水以大米代替，他便直接用大米，为贫困学生缴付学费。
在二十一兵工厂时，他见隔壁两位工人，皆靠一人挣钱养家糊口，家中孩子多，生活很困难，便主动拿钱拿物，帮助他们。他说爷爷借钱给人，从不知讨要归还，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有人管他借，他从不拒绝，也从不问人还期。他走后，这些借款均不了了之，以致母亲说：“我和你爸爸以往在这方面吃了不少亏。”
他发现所在技术科的小青年，经济拮据，打着单身，就周末协助母亲，做一桌好饭菜，呼他们来家，大快朵颐。几个年轻人酒酣耳热后，在大床上东歪西倒，鼾声大作，有时还污物吐一地。逢此时，父亲只埋头清扫。下个周末，继续“笑意显、酒饭全”。
他深谙“会说是能力，会听是修养”之理。与人交谈，耐心倾听，即便开口，也话语暖心。在桂南战场，见撤退士兵吃了小贩的糯米饭团欲走，卖者不敢吱声，他上前说：“目前军队纪律良好，请你放心，兵士绝不是白食之人，不过是开玩笑。”果然，士兵听后，欣然付钱。他去车间检验产品，每次进大门前，总要先咳嗽一声，提醒工人“我来了，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以维护他们的自尊心”。哪怕是赠给工人米面，他也要再三声明：“这绝不是施舍或赏赐”，以免受惠人产生心理负担。
他秉承爷爷“心善是路，谦让是腿”的祖训，与人相处，从不争强好胜，面对应得利益，也要谦让。从二十一兵工厂调到建设机床厂后，厂里按规定，给他分配了住房。但他考虑到从二十一兵工厂调来的少数工人，家住江北，每天上下班要乘过河船，再走很远的路，比自己更辛苦，便主动将房子让了出去。
父亲是孝子。
上大学时，他思念家乡亲人。然烽火连天，家书难抵。无奈中的他，但凡听说有人来自浙江，便会找上门，打探家乡和亲人的消息。一旦收到爷爷的信，就在回信中放入新邮票，叮嘱爷爷：“最多隔三个月，一定要让铭弟（我叔叔）给我写封信。”即便在桂南前线终日紧张忙碌，只要路过县城看见邮局，他也会给家里发张明信片报平安。从前线回到宜山的当晚，他迫不及待地“写了四张明信片，寄给铭弟，好让大家放心”。他深知父母供自己读书不易，工作后，将多半薪水寄给家里，宁可自己生活苦点，也要尽赡养之责。母亲说：“自我认识你爸爸以来，他的衣着用物比我还差，穿的是拍卖行买的两件旧衣服，只有一个旧的假皮皮箱。那时他已工作两年，却还是这么穷。生活上，他是不讲享受的，没有做过一件毛呢料衣服。”
父亲家庭责任感强。
1948年7月，大哥因高烧抽搐，在二十一兵工厂医院住院。父亲每天来回奔波，不幸感染伤寒，住进了重庆宽仁医院。这种由伤寒杆菌引发的传染病，虽不会迅速致人死命，但因能引起肠出血、肠穿孔等严重并发症，危险性与致死率很高。即使在恢复期，饮食稍不注意，也会要人命。
住院不久，父亲的病情得到控制，食欲逐渐恢复，但饮食须少食多餐有营养。母亲冒着酷暑，提着饭盒，挺着凸肚（已怀上二姐六个月），乘过河船到医院，给父亲送鸡汤面。父亲病房里，另有两位病员，他们的病程与父亲相似。两人身体好转后，难抑旺盛食欲，父亲总是极力相劝：“忍得一时饥，免得丢小命”，又说：“我还有妻儿，都在等我回去，我不能搁下这副担子！肚子再饿，心头再想吃，也要忍！”结果，三位同病相怜的人，一位啃了一个肉包，一位嚼了半根油条，引发了肠穿孔，没能挺过去。只有父亲，最终走出了病房。
父亲调到建设机床厂后，单位离家远，公交车少又收车早。想到母亲独自在家照料小儿女，他就难以安心。于是，他只要下班时间稍早，晚上定要回家，哪怕步行两三个小时，到家时已近午夜；哪怕第二天晨曦微露，就得出门。
父亲很爱孩子。
爷爷奶奶家人丁不旺，父亲就希望自家多有几个儿女，也对儿女特别上心。
在二十一兵工厂时，母亲在厂子弟中学教书，逢下午有课，无法照顾哥姐睡午觉，父亲便将大哥大姐带到工厂宿舍，待两人熟睡后，在枕边放几颗糖或几块饼干。大哥大姐醒后，第一时间就找他放的东西，猴急地往嘴里塞。他若碰巧看到两人的吃相，会佯装“虎口夺食”与他们争抢。然后，仨人床上地下，追来撵去，嘻嘻哈哈，闹作一团。
他下班时，母亲常会带着哥姐，在厂门口等他。看见三个小家伙，他伸出双手，而后，肩上扛一个，一手抱一个，吹着口哨，哼着小曲，踏上回家路。两双脚下，一地残阳余辉，分分合合，散散聚聚，他说：“这是我人生最幸福的光阴。”
大哥温顺安静，向来循规蹈矩。身为长子，他被父母寄予了厚望。五岁时，母亲送他去读小学，因为年纪小，一学期后，收效甚微。母亲有点沮丧，父亲却说：“很不错嘛，至少他晓得热爱毛主席”，而没把大哥一棍子打出局。转眼到了学年末，大哥的语文数学考试都及格了，顺利升到二年级。不想，期末考算术，考题标明减号，他嫌麻烦，心想若改成加号，会算得更快，便随手将试题中，凡有一横的地方，都加上一竖。减法变加法，他是班里第一个交卷的。大哥自作聪明的代价是，算术考试不及格。父亲同母亲商量：他还是太小了，就留一级，再读一个二年级吧。由此，大哥的求学史上，有了唯一的蹲班记录。
父亲到北京出差，隔几天就给母亲来信。每封信中，他都单独给大哥写两句：听妈妈的话，好好学习，照顾妹妹，回来给你买好东西。大哥则按母亲的要求，给父亲回信。那时不兴练毛笔字，亦未推广简化字。大哥信上的繁体字，身材胖瘦不一，站队参差不齐。但父亲却从大哥的一笔一画中，看出长子如己，身上有股子认真劲。他挺舒心。
大姐活泼好动，有点小“叛逆”。两岁多时，她喜欢跳阳沟玩。但人小腿短，总是“咚”的一声掉沟里。沟底满是黑乎乎、臭烘烘的烂泥，母亲将泥猴般的她“捞”上来，从头到脚冲洗一遍，换上一身干净衣服，打几下屁股，再三警告她：“不准再去了！”可不到十分钟，又听见屋后阳沟，传来小泥猴的呼救声。母亲气得抹泪，父亲却说：“她有点个性，也蛮好的。”
父亲爱逗大姐。他伤寒痊愈回家后，母亲仍给他煮鸡汤挂面。每见父亲端起面碗，大姐会大叫“不吃鱼肝油，吃命（面）！”他便假装大口吞面，然后再一点点地喂她。晚上，他给大姐洗脚，总是一只手抱着她，一只手往她的肉脚板上浇热水，嘴里念念有词：“大妹呀，大妹，替哥哥出头，口叫手又挥。天发蒙，地吓退，坏蛋打颤腿，哎哟哟，淘气又有味。大妹呀，大妹，妈妈不喜欢，爸爸也难为。看你怎么办，我的小大妹！”逢此时，大姐依偎着父亲，特别听话，还不时笑出声来。她心里想的是，只要有爸爸给我洗脚，管得妈妈欢喜不欢喜。
二姐生来眉清目秀，打小就聪明伶俐，小嘴利索，每天“吧嗒吧嗒”地话不停歇。她的胳膊、腿又白又嫩，肉皮都包不住似的，父亲给她取小名“藕节”，唤她时，她立马回应：“我来了！”应答声又响又脆。
父亲得空时，喜欢把她抱在腿上，抖动双腿，颠过来，倒过去，一口一声“我的小观音菩萨”。二姐不爱喝牛奶，一喝就往外吐，见此，他抱起她，边哄边喂；她哭了，他会耐心地给她讲道理，不管她是否听得懂，听懂了多少。
二哥出生后，身体很瘦弱，父亲在建设厂，工作很忙，却总是尽可能抽出时间，亲自照料他：哄他睡觉，半夜给他兑牛奶……二哥的五官不如大哥标致，但皮肤特白，父亲说他“丑乖丑乖的”，叫他“白儿”。
二哥还在蹒跚学步时，会摇晃到家门口，望着树上的树叶，恭恭敬敬地迭声喊“叶叶”。父亲以为他在喊“爷爷”，说他“这么小就有联想力了”，言外之意，夸二哥聪明。
拥有两儿两女，父亲感觉家庭生活格外圆满。1953年2月底，他出差到北京，写信告诉母亲：“很想几个孩子。”母亲马上领着四个哥姐，到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寄给他。这张照片，他一直放在内衣口袋里，说自己“每天都要拿出来看看”。
所以，父亲的同事和朋友，都羡慕他有一位聪颖能干的贤妻、两双活泼可爱的儿女、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4.父亲的精神遗产
“文革”中，大哥曾给母亲去信，询问她对父亲的看法，“我对他的印象一直是很好的。除了有点太好说话，他说不上有任何较严重的缺点”，母亲这样回复。
其实，在母亲心中，父亲岂止是“没有任何较严重的缺点”，几乎就是一个完人。母亲八十五岁以后，记忆力明显衰退，却仍能不时忆及与父亲相处的点滴，重复那句她说过无数次的话：“你们爸爸太全面了，你们五个，除了两个儿子一米七四的身高与他一样，其他方面，没一个比得上他，更没哪个超过了他。”
是的，父亲多才多艺。他学工科，在文艺方面也颇有才气。
他的教学颇受学生好评。“1944年，我在南川读初中，你爸爸教过我，我对他的教学印象很深。当时，学校教师多是本地人，有时他们不来上课，你爸爸就顶上。他不光教数学、物理和音乐，还教语文和地理，他好像什么课都能上，而且讲得很好。”父亲的学生，时年九十三岁的鄢国森（原四川大学副校长）大哥，看到我的回忆文章，当即电话告知我关于父亲当年教学的点滴。
他有文学和诗词的功底。大学时，他与外文系的邵全声，成立了“海燕青年文艺社”，组织同学阅读讨论世界名著。他热爱中国古典诗词歌赋，任教时，常利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学习品鉴佳作名篇。即便在桂南战场躲警报的间隙，他也会或面朝绿溪，岩石当桌，或借洞中弱光，跪膝为椅，记录前线官兵的不屈斗志和可歌可泣之功绩，抒写桂南的诗意山水和淳朴风情。
他喜欢音乐戏曲。这得益于江南的如画景色和民间厚重的诗风雅韵。两三岁时，爷爷常把他扛在肩上，到戏馆茶楼或露天戏场，听绍剧、越剧、金华剧，乃至京戏，使他受到传统艺术的熏陶。在南川教音乐课时，他将李白的《月下独酌》、李煜的《虞美人》等诗词谱曲，教学生吟唱；在重庆任教导主任时，他甚至在一个学期内，组织举办过十余次全校性的学艺活动。
他爱唱歌，能演剧。父亲嗓音亮，属于标准的男中音，浑厚铿锵，富有磁性。他能用德语、英语唱歌，甚至能用德语写歌词，谱曲后，扯起喉咙自嗨。即便在赴桂南战场的紧张日夜，他也会趁候车的片刻，面对崇山峻岭，一遍遍高唱激励斗志的战歌；在蚊蝇轰炸的茅舍牛圈，创作恨愤交织的《先锋号》旋律。父亲不仅很会唱歌，母亲还多次提到：“你爸爸京戏唱得有模有样，地方戏更是演得惟妙惟肖。”
他还擅长吹奏乐器。“笛子、笙、箫、口琴……只要是用嘴吹的乐器，没有你爸爸不会的。哪怕一片树叶，他放在嘴里，都能吹出很好听的调子”，母亲反复提及。
哥姐说：“有一年，建设厂搞国庆节游行活动，妈妈带我们去看。我们站在马路边，看到爸爸走在乐队的最前面，手拿指挥棒，一上一下地舞，神气得很！”当年的那一幕，至今令他们记忆犹新。
然而这一切，随着父亲的离去，戛然而止，如烟似云。
母亲晚年，我同她聊起父亲早逝之因，“你爸爸若不是将分配的住房让给工人住，若不是在生死关头拉救少先队员，他是不会抛下我们的”，母亲如是说。潸然泪下中，哀痛难遣，思念未尽。
正值英年的父亲走了，母亲的天也塌了。
噩耗传来，母亲悲痛欲绝，终日以泪洗面，半年时间下不了床。那一年，父亲留下的儿女们，大儿七岁，大女六岁，小女四岁半，小儿一岁两个月，还有一个尚在母腹中的我，只有十七天。面对四个嗷嗷待哺的幼小儿女，母亲最终意识到：我要站起来！我必须站起来！丈夫留下的血脉，需要自己抚养，丈夫未竟的心愿，等待他的儿女去了却。
母亲终于挺过来了！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母亲生下了我。为纪念父亲，母亲给我取名“忆石”。之后的岁月，母亲以她的无私、坚韧、智慧、勇气和能力，为我们撑起了这个家。她要上班，要抚养五个幼小儿女，身兼严父慈母的双重角色，辛苦、劳累、忙碌、艰难……可想而知，又一言难尽。在那个政治至上的年代，母亲作为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除了工作、生活的重担，还要面对政治运动的压力。坚强的母亲，虽时常心情郁闷，却始终信念坚定：一定要把丈夫留下的儿女们抚养长大，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母亲给予了我们一切，从物质生活的照顾，到精神世界的滋养，从品德人格的培育，到行为规范的养成。母亲管教我们很严，她要我们从小懂得：刻苦学习、踏实做事、谦逊处世、宽厚待人。
1964年，大哥考上了清华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母亲冲口而出：“同你爸爸专业一样！”我们知道，她的话里除了自豪，更有因哥哥的争气，而能告慰父亲的欣悦。
“文革”期间，为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我们五个子女中，大姐、二姐和二哥到偏远山区插队落户，大哥则被分配到四川自贡远郊的工厂守仓库，一家人天各一方，艰难度日。虽如此，母亲却常以她和父亲的经历告诫我们：千万不要自暴自弃，任何时候都要严格要求自己。
改革开放后，母亲的晚年生活有了极大改善：增加了退休工资，搬进了新房，身边有儿女日夜陪伴、悉心照料。母亲后因心衰安详辞世，享年八十八岁，父亲在天之灵若有知，会感到宽慰的。
较之父母，作为儿女的我们，确有很大差距。而父母留下的精神财富，却让我们终身受益。
父母在困苦中挺立的脊梁，是我们立世的标杆。
父母都是大学生，自然希望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我们迎来了命运的转机。大姐、二哥和我均在1978年考上大学，已从清华大学毕业的大哥，也于同年考入重庆大学继续深造。这样，除二姐当年因生孩子，错失高考良机外，四个儿女都了却了他俩的心愿。而且，大哥所学的机械专业与父亲相同，大姐所学的化学专业与母亲一致，也算“袭冶承弓”了。早逝的父亲，虽没等到这一天到来，但猝然亡故的他，在天之灵定会闻之欣喜。
父母靠拼搏实现的目标，是我们职业生涯的基点。
父母或一段时期或终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受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大学毕业后，都先后加入了教师队伍。早逝的父亲，虽没亲见这幕场景，但长眠九泉的他，定会对此满意。
父母以行动体现的良德，熏陶了我们的心性。
像父母一样，我们只是平头百姓，没有显赫业绩，且始终甘于平凡。但靠自律，我们活成了善良正直的人。早逝的父亲，虽没亲历儿女成长的全过程，但移居天国的他，定会因此安心。
父亲的一生，虽短暂，却久长。父亲的经历，不复杂，却丰富。父亲的生活，有苦闷，也有欢乐。父亲的精神星空，有愁云，更有明丽。父亲活出了“谦谦君子德”的风范，这得益于他的心，总被良善之光吸引，他的足，总在仁爱路上追寻。
今生，我没有，也根本不可能有机会，见到父亲。父亲的身影，只能，也永远只能，出现在我的梦境。梦中的他，和我说话，陪我们玩耍，那么亲切，那么和气。然而，片刻，只有片刻，他便转过身，离开了，走远了，模糊了，任凭我大声喊，快步追，却没有任何回应。最后，只剩下缥缥缈缈的背影——父亲。
——摘自郑忆石著《绿皮火车：我的回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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