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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主体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战略研究》从多主体协同治理的视角,深入探讨了政府、企业与农户三方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中的演化机制及实现路径。针对当前秸秆资源化过程中单一主体推进的局限性,特别是政府与农户之间协同不足的问题,创新性地构建了“政策规制—市场驱动—认知重构”三方共治模型,形成政府引导、企业运作与农户参与的协同治理新范式,为更好地推动秸秆规模化利用与产业化发展提供了系统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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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第1章 引言 11.1 研究背景与问题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3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51.4 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191.5 研究创新与不足 25第2章 秸秆资源化利用系统的主体构成及其演进轨迹 272.1 理论基础 272.2 秸秆资源化利用系统及各主体关系分析 322.3 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时空演进轨迹分析 37第3章 秸秆资源化利用中政府、企业、农户的合作博弈及其协同机理 463.1 秸秆资源化利用中三方合作博弈演进与均衡分析 463.2 基于扎根理论的秸秆资源化利用三方协同结构模型构建与分析 633.3 秸秆资源化利用中政府、企业、农户协同机理 68第4章 政府、企业、农户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绩效测定及福利效应 714.1 秸秆资源化利用中各主体的行为决策特征 714.2 多主体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绩效测定 824.3 多主体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福利效应 864.4 研究结论 92第5章 政府、企业、农户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机制设计 935.1 机制设计理论 935.2 相关运行机制构建 945.3 运行机制检验——以激励机制为例 106第6章 政府、企业、农户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路径分析 1106.1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1106.2 数据来源、研究方法和变量选择 1146.3 政策规制影响农户秸秆资源化利用的作用路径——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1226.4 研究结论 136第7章 政府、企业、农户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典型案例 1377.1 秸秆肥料化利用模式 1377.2 秸秆燃料化利用模式 1427.3 秸秆饲料化利用模式 1477.4 秸秆原料化利用模式 1527.5 秸秆基料化利用模式 1557.6 秸秆资源化利用综合模式 159第8章 秸秆资源化利用主体行为与意愿悖离问题分析 1638.1 研究背景 1638.2 分析框架与研究假说 1648.3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1698.4 二重理性对农户秸秆离田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影响分析 1808.5 结论与政策启示 193第9章 政府、企业、农户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总体要求与对策建议 1969.1 多主体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总体要求 1969.2 多主体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对策建议 200参考文献 207附录 226附录1 2021 年度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情况农户调查问卷 226附录2 2021 年度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情况村庄调查问卷 247附录3 2022 年度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情况农户调查问卷 250附录4 2022 年度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情况村庄调查问卷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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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引言 1.1研究背景与问题 1.1.1研究背景 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农业对气候变化表现出高度敏感性,同时也面临着气候变化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农业生产过程的特殊性为其创造了突出的碳汇功能和固碳潜力,这与“双碳”目标“绿色、环保、低碳”的内涵高度契合。此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产业兴旺为基石,而乡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又以农业农村资源可持续利用为重要依托。探索如何高效合理利用农业系统内部蕴含的丰富资源,从而构建“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和谐发展的关系,对加快实现农业绿色化、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我国农业领域仍存在资源与环境不相协调的问题。在生产环节,水土等资源配置失当及肥药等要素投入过量导致的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己经受到广泛关注,并得到逐步改善。与此相反,产后环节中作为农业副产物的“小秸秆”处置不当带来的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等问题,仍是阻碍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大问题”。 一方面,粮食生产连创新高的背景下秸秆产量迅猛增加带来了秸秆区域性、季节性、结构性过剩问题。2022年发布的《全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情况报告》显示,2021年,秸秆产生量为8.65亿吨,秸秆利用量为6.47亿吨,尚未实现全量利用。另一方面,秸秆弃置焚烧等不当利用从两个方面加剧了生态环境问题:一是秸秆露天焚烧加大了雾霾天气发生的概率和频率(Langmann et al.,2009;Trivedi et al.,2017;程良晓等,2017),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削弱了人们对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获得感;二是秸秆大量离田造成了农业能量流失和土壤养分亏损,生产者不得不大量追加化肥等能量投入以补亏,造成土壤要么养分结构失调,要么物理性状变差(Shahabazuddin et al.,2018;Yin et al.,2018;孟庆阳等,2016),使本己脆弱的农业生态系统进一步恶化。秸秆利用长期失范的坚冰不破,农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难成。因此,深入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对加快补齐农业资源环境领域的突出短板,全力筑牢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蕴”至关重要。 秸秆资源化利用指的是把秸秆当作一种资源系统化地加以利用,通过肥料化、燃料化、饲料化、原料化和基料化的“五料化”利用方式将其变废为宝。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减碳潜力与生态环境效应己得到广泛认同(Morato et al.,2019;白玫,2015;张崇尚等,2017;张伟明等,2019),并且在应用推广中受到关注和重视。 《全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情况报告》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88.1%,其中肥料化利用*多,利用率为60%,饲料化次之,为18%,燃料化利用占比8.5%,基料化利用和原料化利用极少,基本形成了以农用为主,农用中以肥料化和饲料化为主的利用格局。从利用方式占比来看,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程度仍有待提高,科技含量不高,并且仍存在秸秆废弃、焚烧等突出问题。 作为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核心主体,政府、企业和农户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秸秆露天焚烧的环境危害及资源化利用的减排潜力己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盛锦,2015;田雄和郑家昊,2016)。2018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指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农业生产者和相关企业采用先进或者适用技术,对农作物秸秆等进行综合利用。《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年)》更是将实施“秸秆机械还田、青黄贮饲料化利用,实施秸秆气化集中供气、供电”等重大项目作为农业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一些地方政府也先后建立了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的长效机制,一方面出台诸如还田直补机补、秸秆收储补贴等激励政策;另一方面投入巨额行政成本严禁秸秆露天焚烧(周应恒等,2016;张景源等,2019)。实现秸秆资源化利用己经成为国家行动,但总体上表现为政府一头“热”,参与主体“冷”的局面(于法稳和杨果,2018)。 在公共环境治理领域,企业是重要的责任主体(颜运秋,2019)。随着投资者环境责任意识不断增强,企业愈加重视自身的环境行为,并力求实现与政府环境目标的协同(崔广慧和姜英兵,2021)。己有研究表明,虽然环境治理行为在短期内加大了企业环保投资成本,但由于该行为产生较大的社会和环境效益,仍然获得了投资者的支持(Martin-de Castro et al.,2016)。但在秸秆治理中,企业的主体作用却远未发挥。现有文献则更多关注农户这一秸秆生产和利用主体。研究表明,面对政府“疏堵结合”的秸秆治理策略,农户的行为响应不一,禁烧政策并未达到政府预期(Hou et al.,2019;陈跃跃等,2016;丁焕峰和孙小哲,2017)。由于劳动力机会成本提高、种养分离等,农户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意愿不强,露天焚烧、随意丢弃等现象时有发生(黄武等,2012)。 1.1.2问题提出 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表明,市场机制难以对造成秸秆污染的行为主体进行有效处罚,政府的处罚与激励政策效果也相对有限(范逢春和李晓梅,2014;贾秀飞和叶鸿蔚,2016)。多年来对于秸秆污染等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研究往往从单一的某类主体出发(常多粉和杨立华,2019),抑或结合了政府与农户两大主体,却剥离了第三大主体一企业,弱化了企业这一市场化主体对秸秆资源化利用的经济激励,尤其是未能充分盘活政府、企业、农户三方主体的联动责任与协同效应,不仅无法消除秸秆废弃焚烧等现象,也无形中加大了政府的环境治理成本。基于此,本书综合运用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工具,从政府、企业、农户多主体协同共生视角入手,解析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多主体协同机理与耦合机制,探寻多主体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典型模式与实现路径,以期为政府完善公共治理政策提供价值参考。 1.2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研究目的 1.客观揭示秸抒资源化利用的多主体协同机理 从时空维度和产业模式变迁等视角,刻画秸秆资源化系统主体关系及其发展历程。借助系统论、共生(symbiosis)论,揭示主体关系演进轨迹及其变动规律,探寻参与主体间关系松散甚至冲突的深层原因。综合运用演化博弈、扎根分析等理论体系,重点回答:政府、企业、农户等不同主体在秸秆资源化利用中各自的*优决策是什么,如何实现?不同主体的收益函数和决策目标有无冲突,如何规避?企业在其中扮演着怎样的重要角色?通过理论解析和逻辑推演,准确定位秸秆资源化利用中政府、企业、农户的角色与职能,科学辨识企业在多主体协同中的特殊地位及其价值,深入揭示多主体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内在机理。 2.定量测度政府、企业、农户协同推进秸抒资源化利用的系统绩效及福利效应 政府、企业、农户协同共生关系的形成,对实现秸秆资源化利用系统稳定运行意义重大,而良好的系统运行及其绩效改进,会使每个参与主体的个体福利得以提升。利用实地调研获取的一手数据,实证揭示主体间的协同关系及其决策的影响路径;构建数据包络分析(dataenvelopment analysis,DEA)模型,测度秸秆资源化利用中政府、企业、农户的绩效影响程度,并实证分析各主体在提升秸秆资源化利用绩效中的具体作用,进一步运用熵值法、普通*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OLS)探明秸秆资源化利用系统稳定运行下各参与主体的福利水平及其变化。 3.有效构建多主体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实现机制、可行路径与政策体系 主体间合作博弈(或违约行为的规避),必须建立推进合作博弈实现的驱动机制,才可能得以实现。运用条件价值评估法测定多主体协同下企业、农户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激励补偿标准,构建激励与约束相容、市场与政府结合、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多主体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耦合机制,克服各主体协同面临的障碍因素,理顺主体间利益分割与协调机制,探索具有较强执行力和约束力的秸秆资源化利用三方共治机制。以系统绩效提升和个体福利增进为目标,运用熵值法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结合不同主体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源动力,提出秸秆资源化利用系统稳定运行的实现条件和可行路径。在分析现状、把握规律和借鉴经验的基础上,从技术、制度等层面给出多主体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政策措施。 1.2.2研究意义 1.学术价值 以往有关秸秆资源化利用及农业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对政府、农户单一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给予了较多关注。尽管政府对推进秸秆资源化给予了极大的政策支持,但无论是技术有效性还是经济可行性,仅靠农户单方力量均难以实现,企业等主体的组织功能和联动效应亟待激发。本书从政府、企业、农户协同共生视角,明晰多主体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的内在机理和耦合机制,探寻多主体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的可行路径和补偿标准,对丰富和拓展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等理论体系具有创新价值。 2.应用价值 实现秸秆规模化利用与产业化发展,关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和美丽宜居 乡村建设进程。实践证明,盘活中间商等秸秆企业的技术、组织和市场优势,健全农作物秸秆收储运体系,构建激励与约束相容、市场与政府结合、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政府、企业、农户三方共治机制,是加强秸秆综合治理、促进秸秆综合利用的必然选择。本书提出加快秸秆资源台账数字化建设,从技术、制度等层面探寻多主体协同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的典型模式和政策措施,主张培育并壮大中间商以加快秸秆规模化利用与产业化进程,更多通过市场手段解决秸秆综合利用的“*后一公里”难题,为党和政府有效治理秸秆污染这一农村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提供决策参考。 1.3国内外研究动态 1.3.1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研究进展 1.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定义探析 农业废弃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业废弃物指的是农业领域要素投入与产品产出过程中形成的物质能量差额,这一类非产品产出广泛且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农业生产与再生产环节以及农村居民生活中(胡明秀,2004;李长生和杨正礼,2006;陈智远等,2010)。狭义的农业废弃物是指农业生产过程中被丢弃的有机类物质,可以划分为农业生产废弃物、农副产品加工废弃物、畜禽排泄物和农村居民生活废弃物四种类型(李鹏和王文杰,2009)。按其存在形态又可分为气态废弃物、固态废弃物和液态废弃物(李鹏,2014),具有产量大、处理难、分布范围广的特点(吕晶等,2018)。 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技术是指将上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农业废弃物以及农村居民生活垃圾,通过直接作为原料或再生利用的方式进行合理运用的技术的总称(曹琛,2019)。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方式可以划分为肥料化、饲料化、能源化、基质化和工业原料化等几种利用路径(Chemyaeva et al.,2017;陈智远等,2010;蒋磊等,2014)。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使农业生产系统的物质能量循环和转换得以实现,既保护了农业生态系统的土壤、水肥条件,又推动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 2.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潜力测算及分布差异 明确农业废弃物可实现资源化的数量是实现合理利用的基础和前提。目前开展的农业废弃物资源量核算的研究,主要是针对以农作物秸秆为代表的植物纤维性废弃物和以畜禽粪污为代表的动物性废弃物。主要使用谷草比法、副产品相对质量密度法、农作物经济系数法计算秸秆产量,对动物性废弃物的计算方法则采用饲养畜禽量、饲养周期和饲养期内日均排泄量进行估算(张海成等,2012)。 我国幅员辽阔,农业废弃物资源总量丰富,但基于地理、经济条件和农业布局的差异,农业废弃物资源在空间上呈现区域相对集中分布和分布不均衡的特点(杨佩林,2019)。据此,学者开展了一系列针对特定区域估算农业废弃物资源潜力并因地制宜地提出具体利用路径的相关研究,如江苏(王雨辰等,2013)、新疆(张翠燕等,2016)、湖南(李胜男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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