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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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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选取了宋杰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地理环境与历代开国君主成就霸业过程的文章八篇，涉及春秋时期的列国、秦、西汉、楚汉战争、三国魏蜀吴、北朝后期的东西战争等多段历史，展现了作者在地理形势与政权统治的关系方面的开创性研究成果。比如，他深入分析了秦与西汉政权均将“关中”（山西）作为基本经济区和都城所在地，采取“以关中制山东”的对内防御战略；从地理角度阐述楚汉战争中项羽失败的战略原因；作者对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地理基础有更详细的解读，这也是作者一直比较专注的研究领域。本书所选入的文章均经过作者的全面修改与调整，体现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新认识，并删除简化了注释，尽量少用脚注，更利于普通读者阅读，内容与此前所出版的著作有衔接和照应之处，叙述更扎实全面，可读性强，适合粉丝读者拓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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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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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杰，男，1952年1月28日生，北京市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现已退休。专业研究方向为秦汉史及历史军事地理，至今共发表学术论文108篇，其中有3篇刊登在权威期刊《历史研究》上，有6篇刊登在《中国史研究》期刊上。个人出版历史著作12部，分别为：《<九章算术>与汉代社会经济》《先秦战略地理研究》《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两魏周齐战争中的河东》《中国古代战争的地理枢纽》《汉代监狱制度研究》《汉代死刑制度研究》《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汉代宫廷居住研究》《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三国人物风云录》《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其中《汉代监狱制度研究》入选2012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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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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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争之地域分析与列国的争霸方略
一、春秋战争之地域分析 002
二、从地理角度所见列强争夺中原地带的战略 008
魏在战国前期的地理特征与作战方略
一、三家分晋后的魏国疆域及其特征 030
二、从战国前期魏之用兵方向和次序分析其地缘战略 038
三、从地理角度分析魏国的战略失误 050
秦、西汉“以关中制山东”的国家防御战略
一、秦与西汉的基本经济区“关中” 058
二、秦与西汉“以关中制山东”战略的具体内容 061
三、“以关中制山东”战略的成败与终结 078
从地理角度分析项羽失败的战略原因
一、对都城和根据地的选择 090
二、对主攻方向和路线的选择 093
三、对诸侯国土资源的控制利用 099 从邺城到许、洛——曹魏军事重心区域的转移
一、曹操在邺城与冀州的军政建设 113
二、曹操经营邺城与冀州之原因综述 129
三、先北后南——曹操平定冀州前后的战略决定 134
四、官渡战后曹操对江东孙氏态度的转变及南征计划 138
五、曹魏王朝建立后军政重心的南移 140
六、对曹魏军政重心南移原因的分析 152
七、曹魏中叶至晋初兵力部署的演变与影响 159
八、结语 170
孙策攻夺江东的经过与方略
一、孙策的江都之行与起兵构想 174
二、初次渡江作战失利与重整旗鼓 179
三、击败刘繇与王朗，攻占江东三郡 181
四、剿灭境内豪强，与袁术决裂，交好曹操与朝廷 185
五、北进失败与西征的巨大胜利 191
六、孙策攻占江东的影响与获胜原因 198
刘备攻取益州的经过与谋略
一、《隆中对》的“跨有荆益” 204
二、刘备占据荆州与策划入蜀的三次良机 209
三、刘备离荆入蜀的经过 217
四、葭萌起兵与雒城受阻 219
五、诸葛亮等入蜀助战与迫降刘璋 224
六、刘备占领益州的影响与胜利原因 227 晋阳与北朝后期的东西战争
一、高欢以晋阳为军政中心的战略布局 232
二、东魏由晋阳南下的主攻路线与西魏之防御对策 243
三、西魏北周主攻河洛并忽视晋阳援军以致挫败 247
四、北周东征转向晋阳与最终胜利 250
五、结语 25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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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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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活动的舞台，也是古代君主兴王图霸、创立国家的客观物质基础。在先秦学者看来，所谓“王业”和“霸业” 的区别在于：是推行“德政”，还是靠强权维持统治。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即谎称“仁义”，实际上仅凭暴力去征服，这属于“霸道”；“以德行仁者王”，即用道德施行仁义来使人们归顺，则属于“王道”。托名于春秋贤相管仲的著作《管子》也有类似的解释：“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值得重视的是，在这部书的《霸言》一篇里，首次把地理因素与建国立业联系在一起，认为前者是称王称霸的必要条件，成就“王霸之业”需要在五个方面超过对手：“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动作胜之，故王之。”即建立霸业和王业的形势，要在实行道德仁义、运用智谋、兴兵作战、利用“地形”和把握行动时机等方面处于优势，才能统治天下。这里所说的“地形”并非如今所言地貌的高低起伏状态，而是指地理形势，即包括山川险要、道路交通、城市及人口的规模与分布、自然资源等综合因素的地理环境，它对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军事活动的影响至关重要。
古代中国在改朝换代的动乱阶段，往往会出现群雄纷立的割据混战，如果没有巩固的立足之处，那么就会由于缺乏兵员粮草补给而不能持久作战，一旦受挫也没有退兵安身之地。因此在这种局面下，有远见的君主将帅常把占领和建设根据地视为首要任务，率先夺取一块富庶安定的地区，作为立身之本，然后再投入兼并战争。例如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占据兖州的曹操想在内乱未定的情况下出兵攻打徐州，谋士荀彧曾以西汉、东汉建国的先例来进行劝阻。他说：
昔高祖保关中，光武据河内，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进足以胜敌，退足以坚守，故虽有困败而终济大业。将军本以兖州首事，平山东之难，百姓无不归心悦服。且河、济，天下之要地也，今虽残坏，犹易以自保，是亦将军之关中、河内也，不可以不先定。（《三国志·魏书·荀彧传》）
荀彧强调必须先清除境内吕布、张邈等叛乱势力，使兖州成为自己稳定的后方，然后方能对外用兵。否则，主力部队离境后，敌人如果反扑控制了兖州，曹操出征在外若有失利，将会陷入无家可归的窘迫局面。曹操听从了他的建议，在彻底打败吕布、张邈，将其驱逐出境之后，才南下攻占豫州，在那里大兴屯田，“积谷于许都以制四方”，最终消灭袁绍等劲敌，成为北方中原的统治者。
本书通过八篇文章论述了春秋战国至南北朝千余年间地理环境对霸王之业兴衰的影响，以及君主将帅在政治、军事斗争中运用“地利”的各种策略，其中大多数为成功的典范，也有一些失败的例证，它们反映出以下规律及特点：
首先，根据地的选择，最好是那些土壤肥沃、面积辽阔的区域， 周围又有山川环绕，以作为天然的防御工事。例如《史记》载张良说关中平原，“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可以“阻三面而守， 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请刘邦在那里建都。沮授向袁绍提议“横大河之北，合（冀、幽、青、并）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 （《三国志》），以此来争锋天下。汉高帝十一年（前196），淮南王英布发动了大规模叛乱，谋士薛公曾对刘邦分析了英布可能采取的三种战略。其中的“上计”，是迅速控制华北平原、山东半岛、江淮流域等广阔的重要经济区域，扩大自己的领土和人力、财力，以便和汉朝对抗：“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 山东非汉之有也。”所谓“中计”是抢占关中、山东交界的枢纽地区——韩、魏，依靠敖仓的粮食供应，把汉军堵在成皋以西，使其不能东进中原。“下计”只是占领吴、楚、越地等穷乡僻壤，不能给关中的西汉政权造成致命的威胁。要是那样的话，“陛下安枕而卧， 汉无事矣”（《史记》）。而英布无谋，恰恰采用了下计，所以刘邦率军出关后很快平息了这次叛乱。
其次，即使是那些农垦资源不够丰饶的区域，如果统治者能够因地制宜，开发利用，也能够富国强兵，成就霸业。例如西周的齐国，位于山东半岛的北部，自然资源相当贫乏。《汉书》称：“齐地负海澙卤，少五谷而人民寡。”是说那里处在海滨，地多盐碱，不利于耕种，所以人口稀少。《盐铁论》亦云：“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但《史记》载周初姜太公受封之后，“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到春秋时期，当地的矿藏又获得开采，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及霸业的建立。“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
和齐国情况相似的吴国，也是地处偏远，与中原的华夏诸族少有联系，所在的太湖流域水网交织，荆莽丛生，直到春秋中叶尚未得到充分治理。《吴越春秋》载吴王光曾对伍子胥言：“吾国僻远，顾在东南之地，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不过，“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史记》）。春秋后期，吴国的农工商业亦有明显进步，为其称霸诸侯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再次，幅员万里的东亚大陆受山脉、河流的阻隔，形成了多个经济区域，由于位置不同，它们对战争的影响和利用价值皆有差异。俗语常说“得中原者得天下”，这里的“中原”是狭义的概念，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河南省，它号称“天下之中”“九省通衢”，是地势平坦、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控制了这一地区，自然有利于向各方用兵调度。但河南又多面临敌，容易遭受来自周围各地的攻击，于防守相当不利。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有所必争。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 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他提出，河南的防御需要相邻之关中或河北地区的有力支持，互为表里，才能巩固那里的防务。“守关中， 守河北，乃所以守河南也。自古及今，河南之祸，中于关中者什之七，中于河北者什之九。”如果投入全力争夺中原（河南），而忽视了对关中、河北的占领与控制，那么一旦受挫，就会陷入孤立无助的危险境地。像战国前期的魏国，从安邑（今山西省夏县）迁都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虽然拓地千里，但被秦国袭取了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地区），随即成为商鞅所说的“四战之国”，形势转为被动， 最终被秦国灭掉。
隋朝末年战争也是很好的例证。《旧唐书》载，大业九年（613） 隋炀帝远征高丽，杨玄感起兵造反，谋士李密献上三计。上计是“长驱入蓟，直扼其喉”，阻断隋炀帝东征大军和国内的联系通道， 使其粮饷断绝，不战自溃。中计是突袭防务空虚的“天府之地”关中，以此为根据地发展扩张势力，逐步统一全国。下计则是攻打拥有巨仓坚城的东都洛阳，短期内未必能够取得成功。“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此计之下也。”可是杨玄感目光短浅，偏偏采用了李密的下计，结果围攻洛阳不克，待隋朝援兵赶到时仓皇西走，兵败身死。
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巡行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时，瓦岗军再次围攻洛阳，《资治通鉴》载，柴孝和也曾劝首领李密西征关中，说：“秦地山川之固，秦、汉所凭以成王业者也。今不若使翟司徒守洛口，裴柱国守回洛，明公自简精锐西袭长安。既克京邑，业固兵强，然后东向以平河、洛，传檄而天下定矣。方今隋失其鹿， 豪杰竞逐，不早为之，必有先我者，悔无及矣。”但是李密当局者迷，惑于攻占东都后在全国造成的巨大影响，又担心分兵会引起部下脱离自己的控制，并且错误地认为凭借洛口、回洛两仓存米可以满足粮饷补给的需要，没有将建立根据地当作瓦岗军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致使他重蹈杨玄感的覆辙，兵困于洛阳城下，未能及时进占关中，失去了有利的战机，最终在邙山之役失败、洛口仓城丢失的情况下无地容身，只得去归顺李渊。
李渊在晋阳起兵之前，县令刘文静即托李世民转达其乘虚入关的建议，李世民深以为然，立即与裴寂等人劝李渊起兵西征，说“代王（杨侑）幼冲，关中豪杰并起，未知所附，公若鼓行而西，抚而有之，如探囊中之物耳”（《资治通鉴》）。李渊在迅速渡河占领长安后，伪装与李密结盟，利用瓦岗军牵制隋朝的主要兵力，自己则全力巩固关陇地区。结果三年之内，李唐集团坐拥关中沃野，西夺陇右，南下巴蜀，北据河东，建立了相当稳固的根据地，其兵强粮足，傲视群雄，为后来出潼关攻克洛阳、进而统一天下的功业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另次，地理环境并不是纯粹的自然因素，它在人类各种社会活动的影响下，会不断发生改变。地貌、水文、气象等要素虽然相对稳定，在数百千年内变化不大，可是生产力的进步、文明的发展， 会涌现出新的富饶区域，甚至使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重心、政治中枢、人口聚居点、交通路线发生转移；而战争动乱的屠杀烧掠则能彻底破坏某个传统的基本经济区域，使之一蹶不振，造成它数十年或百年以上的萧条，从而改变政治地理格局。也就是说，相同的经济区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地位价值不同，它们对战争的影响是有差异的。统治者应该依照当时的情况来进行决策，选择合适的区域作为自己的根据地，绝不能墨守成规。例如前述齐国的疆域靠近海滨， 土壤贫瘠，而战国秦汉时期铁器的推广为发展水利工程提供了必要条件，当地的盐碱瘠土逐渐被改造利用，带来了农业的繁荣。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又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齐地已经不复当初“地薄人少”的情景了，它也因此被誉为“东秦”，可以和关中平原分庭抗礼。战国后期的齐湣王和秦昭王一度并称“东帝”“西帝”。
关中平原沃野千里，由于发达繁盛而号为“陆海”。《汉书》颜师古注：“海者，万物所出。言关中山川物产饶富，是以谓之陆海也。” 自战国中叶至王莽新朝数百年间，关中始终是全国的经济重心，以及秦、西汉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但是在新莽灭亡后，赤眉攻入关中大肆焚掠，“民饥饿相食，死者数十万，长安为虚”。《后汉书》载， 建武二年（26）九月，“三辅大饥，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人口大量死亡，秦朝以来关中地区的建设成就被破坏殆尽。光武帝刘秀在起兵兼并天下时，选择了战国以来农业迅速发展的河北地区作为根据地，部将耿弇对他说：“公首事南阳，破百万之军；今定河北，据天府之地。以义征伐，发号响应，天下可传檄而定。”李贤注：“关中所谓金城天府。（耿）弇以河北富饶，故以喻焉。”这是把河北比喻为秦与西汉的关中。刘秀尤其重视河内郡，他任命寇恂为河内太守，告诫道：“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萧何镇关中，吾今委公以河内，坚守转运，给足军粮，率厉士马，防遏它兵， 勿令北度而已。”后来寇恂“讲兵肄射，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 养马二千匹，收租四百万斛，转以给军”，对东汉的军事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后汉书》）。
古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区域长期位于北方，秦汉以来，封建生产方式从黄河流域南移，向长江、珠江流域蔓延，使南方的经济、文化水平逐渐上升，终于在宋代超过了北方，其中又以江浙地区为重心，号称“苏湖熟，天下足”。元朝末年战乱期间，朱元璋在淮南起兵后正确地选择了南渡长江攻占金陵，逐步控制了最为富饶的江南经济区，并没有急于向北方进攻元朝，而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明史》）。在打败周围的割据势力，统一南方之后，积累了雄厚的力量，这才出兵北伐，势如破竹地进兵大都，推翻元朝。值得注意的是，自秦朝兼并天下千余年来，南方政治势力还从来没有北伐成功、统一全国的先例，朱元璋的获胜是历史上划时代的创举， 也是依靠新经济重心建立“王霸之业”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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