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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1. 哈罗德·布鲁姆是西方传统中极具天赋、原创性和煽动性的文学批评家。《影响的焦虑》《如何读，为什么读》《诗人与诗歌》等著作深刻影响了当代的文学研究和创作。
2. 从布莱克的预言到史蒂文斯的哲思，布鲁姆以“修正主义”为剑，剖开诗歌与压抑的共生之网。他追问：诗人的强力从何而来？文本如何在与先驱的角力中重生？在这部批评的经典中，布鲁姆将浪漫主义的火焰燃烧至现代诗歌的荒原，揭示文学传承中隐秘的焦虑、防御与超越。
3. 这本书也是通往“诗性逻辑”的钥匙——与布鲁姆一同潜入语言的深渊，见证修辞如何成为生存的武器，见证迟来者如何以词语篡夺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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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布鲁姆的理论作品被誉为20世纪文学批评的重要贡献。本书是其《影响的焦虑》开始的四部曲之最后一卷。这本书是他对我们文学传统的重新解读，审视了从约翰·弥尔顿开始的文学上的“严厉父亲”形象，通过仔细阅读布莱克、华兹华斯、布朗宁、惠特曼和史蒂文斯等人的诗歌，把握英美诗歌的深度线索。
他对压抑的观念是对弗洛伊德的修订，它指的是一个写作的原始场景，即“教学场景”。诗人只有在训练的压抑中才得到更高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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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出生于美国纽约，“耶鲁学派”批评家、文学理论家。布鲁姆生前曾执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1959年出版了第一本书《雪莱的神话创造》。布鲁姆一生出版了四十多部著作。
译者简介：
连晗生，诗人，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广州科技贸易职业学院。曾获第二届J青年翻译奖。译作有《贾雷尔诗选》《帕特森》《失落的世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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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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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诗歌、修正主义、压抑
二?布莱克和修正主义
三?华兹华斯与教导场景
四?雪莱和他的先驱们
五?济慈：罗曼司被修正
六?丁尼生：在济慈的阴影里
七?勃lang宁：美妙的时刻和被毁的探索
八?叶芝、诺斯替主义和神圣的虚空
九?爱默生和惠特曼：美国式崇高
十?华莱士·史蒂文斯：超验的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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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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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一首强力的诗？如何写一首强力的诗？是什么让一首诗强有力？超读者（Over-reader）和超诗人（Over-poet）之间存在着一种不确定的同一性，他们都可能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所预言的超人（Over-man）的形式。强力诗歌是一个悖论，极其像涂尔干论马克思主义，或卡尔·克劳斯论弗洛伊德主义。涂尔干说，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学或微观科学，而是一种悲伤的哭泣；它与其说是一种对社会事实的科学表述，不如说本身是一个社会事实。克劳斯说，精神分析本身就是它声称要为之治疗的疾病，而跟随克劳斯的格言，我们可以说精神分析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事实，而不是一种对心灵事实的阐述。同样，读强力诗歌也像写强力诗歌，是一个诗歌事实。强力诗歌之所以强大，只是由于一种文本篡夺，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夺取或弗洛伊德主义作为精神篡夺所包含的东西。一首强力的诗没有系统化阐述诗歌事实，强力解读或批评也没有，因为强力解读是唯一的诗歌事实，是对持久存在的时间的唯一报复，那时间在将一个文本（而不是另一个竞争的文本）正典化中是成功的。
没有强加的行为，没有被喻示性地、而不是严格地或字面意义地作出的所有权声明，就没有文本权威。因为，一首诗的强力阅读所提出的终极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写它？为什么我们应当读它，而不是其他所有太多的、可得到的诗？诗人认为他是谁？为什么是他的诗？
通过把诗歌的力量定义为篡夺或强加，我正在冒犯文明，冒犯文学学术和批评的社会习俗。但诗歌，当它渴望力量时，必然是一种竞争模式，实际上是一种痴迷的方式，因为诗歌的力量包含了一种自我呈现，这种呈现只有通过入侵，通过跨越一道魔灵的门槛才能实现。再一次，诉诸维柯，可得到最佳的洞察力，从而便于观察强力诗人自我宣言的性质和必要性。
维柯说，“真正的神”建立了犹太人的宗教，“在禁止占卜的基础上，而所有异教民族都在占卜的基础上兴起”。一个强力诗人，对维柯或我们来说，恰恰就像一个异教民族：他必须预言或创造自己，因此尝试了自我起源的不可能性。诗歌起源于身体对自身的观念，这是一种维柯式的概念，至少对我来说是难解的。因为诗歌，不像犹太人的宗教，不会回到一个真正神圣的起源，诗歌总在想象它自己的起源，或讲述一个关于自己的有说服力的假象。当这样的假象使读者相信他自己的起源被诗重新想象时，诗歌的力量就随之产生了。在一首诗中，说服是修辞学的工作，而维柯再一次是最佳向导，因为他令人信服地将修辞学的起源与他所称的诗性逻辑（或我所称的诗歌的强力误读）的起源联系起来。
安格斯·弗莱彻（Angus Fletcher）在论《魔笛》中写道：“开始时总不确定，接近混乱。开始时，我们要不确定地告别某事、某人、某地、某时。开始也是结束。”弗莱彻通过强调开始的不确定性，跟从了维柯关于所有世俗起源的不确定性的观点。但这种不确定性，因为它是人造成的，所以可以由人来阐释。维柯说：“无知是惊奇之母，使得对事物一无所知的人们惊叹一切事物。”由此产生了一种诗性逻辑或语言，它“与它所处理的事物的性质不同……但……奇想的语言利用被赋予了生命的物质，而那些物质大多数被想象成神圣的”。
因此，对于维柯来说，喻示来自无知。作为修辞哲学家，维柯超越了除他真正的儿子肯尼斯·伯克之外古今所有的哲学家，他的深刻之处，是将喻示视为防御。防御什么呢？起初，他们防御自己在无知中的起源，然后，防御与世界相联系的人的无力：
……无知的人使自己成为宇宙的尺度，因为在所举的例子中，他已经将自身塑造成完整的世界。因此，正如理性的形而上学告诉我们，人通过理解万物而成为万物，这种想象性的形而上学则表明，人通过不理解万物而成为万物；也许后一种说法比前者更准确，因为人在理解的时候，他就扩展他的心智，接纳这些事物，但在不理解的时候，他就从自身中创造事物，并通过让自身转化为它们而成为它们。
维柯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它可被还原性地解读为，什么是诗性意象，什么是修辞喻示，什么是心理防御？维柯的回答可用一个范式来解读：在人类的无知（从自身创造事物）和人类的自我认同（将我们转化成自己所造之物）之间存在一种比率，诗性意象、喻示、防御都是这种比率的形式。当人类的无知僭越对“先在性”的诗性压抑，而转化运动是一首新诗，那么这个比率所衡量的是重写或修正的行为。作为诗性意象，比率是心灵吸纳事物世界之中的一种现象遮蔽，这是维柯对笛卡尔的心物关系的强力误读。一个意象必然是一种模仿，它在诗性语言中的遮蔽或伪装必然集中在某些固定领域：在场和不在场、部分与整体、充实与空无、高度与深度、内在与外在、早先与迟晚。为什么是这些？因为在时空的框架和限制内，它们是我们的创造和生成的必然范畴，或者说，是此类范畴所能达致的终极必然。
雅克·德里达在他关于弗洛伊德和写作场景的文章中提出一个核心问题：“何为文本，如果心灵可以被文本表征，那么心灵必须是什么？”我的关注面窄一些，我面向诗歌，我对它的关注会引出一个逆向的问题：“何为心灵，如果文本可以被心灵表征，那么文本必须是什么？”德里达的问题和我自己的问题需要探究三个术语：“心灵”，“文本”，“表征”。
“心灵”（“psyche”）最终可追溯到印欧语系词根“bhes”，其意为“呼吸”，其本源可能是拟声的。“文本”（“text”）可追溯到词根“teks”，其意为“编织”，还指“制作”。“表征” （“represent”）有它的词根“es”：“存是”（“to be”）。因此我的问题可重述为：“何为呼吸，为了作为一种呼吸而再次出现，一次编织或一次制作必须是什么？”
在启蒙运动之后的诗歌语境中，一次呼吸即是一个词，是说出那个词的一个姿态，是某人自己的一个词和一个态度。在这种情况下，一次编织或制作就是我们称为一首诗的东西，其功能在于表征，在于将一种个体的姿态与词语重新带入存在。诗，作为文本，是精神分析所称的“心灵”表征的或支持的。但文本即是修辞，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喻示系统（system of tropes ）`，它只能被另一个喻示系统再次带入存在。修辞只能被修辞支持，因为修辞能意欲的唯有更多的修辞。如果一个文本和一个心灵能相互表征，那只因为两者皆是对本义的偏离。最终，喻性赋形（figuration）是我们在呼吸和制作之间唯一的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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