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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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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秉琦，现代中国考古学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开创者，他提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论”，中国古代文明演化的三阶段“古文化、古城、古国”，中国古代国家发展的“三部曲”与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三模式”，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本书通过人物照片，以时间为序，展现苏先生不平凡的学术人生。本书还配有苏先生年谱、著述目录，并对影像集中出现的人物进行了索引，非常便利读者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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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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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集了苏秉琦先生生平照片300余幅，绝大多数照片为先生长子苏恺之提供。以时间线为序，通过不同年代的照片展现了苏先生不平凡的学术经历，如陕西斗鸡台遗址的发掘、“区系类型论”“古文化古城古国”“三部曲”与“三模式”提出的前前后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创立与科研教学的设计等。读者可以从这些重要学术活动及师友学生的互动中，感受新中国考古学主要奠基人苏秉琦先生从实践到理论、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科不懈奋斗的一生和中国考古学从草创起步到蓬勃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大顺先生作序，另附录苏秉琦年谱、著述目录和影像人物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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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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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博物院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街道美丽洲公园内，是一座收藏、研究、展示和宣传良渚文化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博物院总占地面积4万余平方米，博物院常规展览面积4000余平方米，分为3个展厅。常规展览的主题是：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展览依托“水乡泽国”、“文明圣地”、“玉魂国魄”三个展厅，全面、立体、真实地展示了良渚遗址和良渚文化的考古成果、遗产价值，体现了良渚文明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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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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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3
感谢名单 4
序 8
1923年 16
高阳读小学 16
1926~1928年 16
保定读中学 16
1931年 17
北平师范大学读大学 17
1933年 18
泰山讲学 18
1934年 20
大学毕业入职北平研究院 20
斗鸡台发掘 22
1935年 22
斗鸡台发掘资料整理和渭水流域调查 22
1939年 24
昆明整理斗鸡台发掘资料 24
1941年 26
昆明编写斗鸡台发掘报告 26
1947~1948年 26
考古类型学的奠基 26
1950年 28
参与考古所筹建 28
辉县发掘 30
1952年 31
筹建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31
1956年 33
主持洛阳考古工作 33
1957年 34
参与接待日本考古代表团 34
1958年 37
华县发掘指导 37
1959年 38
坚持以类型学方法指导教学 38
1961年 39
侯马考察指导 39
西安洛阳考察 39
1962年 41
指导大汶口发掘材料整理 41
侯马考察指导 42
1965年 43
仰韶文化研究与考古学文化的新探索 43
1971~1972年 44
干校的思考 44
1975年 47
侯马指导工作 47
石峡考察 48
1976年 49
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酝酿和提出 49
1977年 51
与张光直会面 51
山东考察指导 53
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 54
1978年 59
山东东部考察 59
1979年 61
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和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 61
与德国老友傅吾康相聚 62
七十寿辰 63
1980年 65
天津考察指导 65
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 67
1981年 68
第一次全国碳十四会议 69
与日本学者聚会 71
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 71
1982年 74
北京大学聚会 74
蔚县三关村考古工地座谈会 75
定陵调研 78
1983年 78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分编委会扩大会议 78
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 79
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考古座谈会 83
承德指导大甸子整理 87
考察琉璃河遗址 88
1984年 89
全国考古发掘与文物普查工作会议 89
内蒙古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座谈会 92
七十五寿辰 94
“三古”会议 94
1985年 96
全国配合基本建设考古工作座谈会 96
北京平谷考察 102
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 102
考察辽宁绥中秦行宫遗址 104
古文化古城古国讲座 105
晋文化研究会 106
考察陶寺遗址 110
考察葫芦沟遗址 112
1986年 113
与北京大学考古毕业生合影 113
考察玉皇庙春秋墓地 116
大地湾考古座谈会 118
包头考察 120
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 122
77岁生日 127
1987年 128
全国文物普查编图会议 128
三星堆和十二桥遗址考古发掘座谈会 131
第一次环渤海考古学术讨论会 134
山西忻州之行 136
考察牛河梁遗址 140
发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 145
接受《人民中国》采访 146
1988年 147
第二次环渤海考古座谈会 147
1989年 151
“考古学现状与前景”座谈会 151
全国文物工作会议 153
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 153
中日联合中国南海沉船调查学术委员会成立暨第一次会议 158
八十寿辰 159
1990年 162
出席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协会成立五周年活动 162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国际学术研讨会 164
第三次“环渤海考古”学术讨论会 166
会见日本“中国考古学研究会”学者 166
纵论“Y”字形文化带和中华文化直根系 168
1991年 170
为查海遗址题辞 170
中国考古学会第八次年会 171
1992年 173
文物局老干部春节茶话会 173
学生拜访 174
第四次环渤海考古国际学术讨论会 175
1993年 177
“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177
后辈拜访探望 184
雁北考察疗养 186
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 189
1994年 190
湖南文物考古人员拜访 190
荣获首届国家图书奖 191
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 192
“庆祝苏秉琦教授从事考古工作60周年茶话会”暨《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首发式 196
八十五华诞 197
天津考察 199
1995年 202
出席《中国民族史》首发式 202
1996年 205
深圳疗养并写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205
87岁寿辰 210
1997年 210
“苏秉琦回归大自然”仪式 211
附录一 苏秉琦论著目录 212
附录二 苏秉琦年谱 220
后 记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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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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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苏秉琦影像集》（以下简称《影像集》）在良渚博物院徐天进、马东峰二位院长和诸位的努力下得以编辑完成。这是继《苏秉琦往来书信集》于2021年出版后，近年有关苏秉琦先生资料的再一次整理和发表。将这两部作品对照读来，感觉快30年过去了，先生的音容笑貌犹在，似乎在继续同大家一起经历中国考古学的快速发展时刻。
我在2009年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时策划过纪念展览，那次展览也是以照片为主，深知几乎每幅照片背后都有对先生学术经历的回忆。这次良渚博物院编辑的影像集，更加详尽、系统和全面，基本涵盖了先生学术生涯的全过程。
1994年先生的《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书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庆祝他八十五寿辰时出版。先生以《六十年圆一梦》为题作序，总结他个人的学术经历，并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分为两大阶段，即“前后两个30年”—70年代前的摸索、70年代后学科理论的建立和古史重建。后30年又可分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形成，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文明起源讨论，90年代文明与国家起源系统观点的形成（即“三部曲”与“三模式”）和在此基础上与世界接轨。可见先生的学术生涯与中国考古学科的发展历程是大体同步的，所以这本影像集也是一部生动的现代中国考古学科史。
《影像集》所收照片资料属于前30年的不多，而且那时以黑白胶片为主。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国内虽逐渐开始使用彩色胶片，但所用范围十分有限，而且大家的摄影意识也不强。这本《影像集》能收集到那一时期的50余幅黑白照片，十分珍贵。后30年是学科快速发展时期，先生参加的学术活动较多，又赶上数码相机逐渐普及，所保存和收集的照片较多，是为本《影像集》的主要内容。照片大部分为合照，多为各地活动照，以及与学生的留影。照片所见在库房工作室摸陶片，在野外看考古遗址现场，在学术会议上谈课题，与学生互动交谈，以至参观景点……触景生情，忆人忆事，都是先生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形成过程的主要形式。
先生是考古界的“尊神”（徐苹芳先生语），天然有亲和力、吸引力、凝聚力，还有他那特有的专注、深思的神态、慢条斯理的表达，与同事、学生、地方各级领导甚至陪同人员都能引出话题，谈笑风生。特别是他视学生们的来访为快事，大家见到先生，总要争先恐后汇报近期成果和想法，先生也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听到和看到新的考古发现或新的观点，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于是从学术价值到工作方针和下一步具体安排，先生都会毫无保留地予以指点。那些既富于远见又切实可行的教诲令人难忘，告别时也总是依依不舍，于是照相成为留下纪念和回忆的重要方式。
先生回忆他学术生涯前后两个30年之间的转折点，是80年代前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说的提出。这一对全国考古界有重要指导意义、对兄弟学科有重要影响的理论，是经过长期酝酿，于社会科学界思想解放开始不久的1981年正式提出来的，是先生学术生涯中酝酿时间最长也最为重要的一个理论。照片记录了先生1976年8月在北京王府井考古所会议室为吉大师生讲“条条块块”，1977年在南京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讲东南“半边天”“全国两大块”和1979在年西安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和规划会上讲“三南三北”。而先生正式将六大区系发表，是1981年6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那次学术报告还提到由区系理论引伸出来、大家现在较为关注的建立中国学派和考古学作为独立学科的问题，可惜历博讲座未能留下照片。1971~1972年在下放河南信阳明港“干校”期间，先生虽身处逆境，仍信心坚定地思考学科今后发展方向并为恢复正常秩序后开展工作做着准备，当然也未能留下照片。为此《影像集》特选了先生在干校进行“业余考古”和划分区块等内容的笔记作为弥补。
80年代以后，也就是先生学术生涯的后30年。其实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区系类型理论正式提出后，从80年代中期中华文明起源讨论开始，到90年代初提出古史重建，前后不过十几年，却是他学术活动最频繁、发表指导和影响学科全局的新观点最集中且不断有新高度的时期。收集的照片也以这十多年为最多。这一时期先生学术生涯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的研究明显在加速。
1985年10月先生在辽宁兴城以牛河梁遗址为主要依据讲“古文化古城古国”，当年11月就在山西侯马讲红山文化“坛、庙、冢”是南北交汇的成果，前后不到一个月。1993年5月先生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馆暨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古国—方国—帝国“三部曲”，当年11月就同时在济南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闭幕辞、“海峡两岸考古学与历史学学术交流研讨会”致辞以及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往来成古今》的书序中，提出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的“三模式”，前后也不过半年时间。
记得1985年10月的兴城讲话，是应我们邀请到兴城休养，先生一下火车就对我说，这次我们谈“古文化古城古国”，我立刻意识到应该请先生将新观点做系统阐述，并尽快传播出去，于是组织了全省文博人员参加的报告会，并将讲话整理稿在近期的《辽海文物学刊》和《文物》上发表。从照片上看到，俞伟超、张忠培和严文明三位先生都参加了那次报告会，受苏先生委托，他们三位在会前先去考察了牛河梁遗址。当年11月的侯马会，重点是讲晋文化考古，先生后来对我讲，那次开会前一天的晚上，对明天会上如何讲，还没理出头绪，躺在床上突然想起四句话，马上坐起来记下，这就是后来广为传颂的《晋文化颂》，先生自嘲为一首歪诗。以此为提纲讲山西既是中原古文化也是北方古文化还是南北古文化的枢纽，红山、陶寺都是南北交汇的产物；在“三北”地区辨认出小口尖底瓶向斝、鬲等三袋足器演变的最早实例，也是“丙”“酉”等卜辞中干支文字初创时期的物证；以侯马铸铜作坊分工和布币演变等考古发现所见礼器商品化等解释古史记载的“楚材晋用”既指人才，也指物资。讲话满是新意，我没能参加那次侯马会，从照片上看，大家被先生的新观点深深吸引，都在专心致志地倾听和记录。张政烺先生对苏先生的四句诗和讲座内容非常赞赏，欣然命笔，于是就有了《影像集》里收入的那幅被历史与考古界传为佳话的既大气又有意境的篆书杰作。
至于“三部曲”与“三模式”的文明起源系统理论的形成过程，1993年先生在北大会上提“三部曲”的同时，就有在同世界诸文明古国的比较中瞻望“人类文明一元性”的终极目标，同时参会的张光直先生在会上讲话和会后文章中，对以苏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人面向世界、高瞻远瞩的眼光十分钦佩。《影像集》收入这次会上苏先生与来宾和学生们的多幅合影照片，可见会议盛况，可惜未收集到开会现场苏先生与张光直先生再次会面交谈的合照。那次会上，先生还未提到“三模式”。当年夏秋之际，先生应山西考古所杨富斗所长之邀赴雁北朔州，身临其境，对南北朝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社会大转轨时期北方民族充满活力的气质与气魄印象深刻。在题为《晋文化与北朝文化研究的新课题》的讲话中，先生高度评价北方草原民族为中华民族注入的活力与生命，以及它所带来的欧亚大陆北方草原民族文化和各种信息，在中西文化交流上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要从全新的视角认识北朝文化。于是，“续生型”进而“三模式”的完整概念形成。《影像集》收有先生在朔州博物馆观摩青铜器、参观大同文物古迹的照片。不过大家一直较为关注的是，为什么苏先生将北方地区视为中华文明起源的“原生型”，而中原地区反而是“次生型”。对此，我从苏先生在那几年论述中华文明起源必讲民族文化传统来理解，可能是从五六千年的红山文化“坛、庙、冢”（最早的古国）、四千年前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为伍”的方国连锁式城堡带（长城原型）和二千年前秦始皇碣石宫（国门）为标志，以及燕文化保留较多北方早期文化因素如饕餮纹瓦当和源自东北新石器时代筒形罐的燕式鬲，前后有连贯性，更能体现中华文明连绵不断的缘故吧。这还可举先生考察喀左东山嘴遗址为例。《影像集》收有先生于1983年考察东山嘴遗址和在辽宁朝阳参加“燕山南北考古座谈会”的多幅照片，尤其是先生立于东山嘴祭坛前的久久凝视，那是先生不顾7月底辽西山区最炎热天气登上遗址所在高岗。他当时十分敏感于遗址南隔开阔的大凌河川正对大山山口的气势和布置于遗址南部的圜丘，说这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根。还有1986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在沈阳召开时参观沈阳故宫，对东路大政殿和十王亭的布局所反映的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罕王与各旗王共议国事印象深刻；济南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闭幕式讲话说是系统论述文明起源，却大部分时间都在讲满族开国史是“三部曲”的翻版，以此作为“三模式”中“续生型”的典型实例。
看照片，忆往事，大家自然还会回忆起对先生印象颇深的两件事：一是摸陶片，一是打比喻，这在照片中都有记录。
考古界内外都熟知先生摸陶片的“功夫”。《影像集》收有先生在多地观摩陶器的照片。从中可以看出，陪同者都被先生的专心致志和观察事物的细微所吸引，但有时大家不免又感到有些神秘。对此，先生在《给青年人的话》一文中，回顾他整理斗鸡台发掘材料时“如痴似呆”地摸瓦鬲的经历，用哲学的思辨回答了大家的不解：“对于陶器，如果以为仅凭视觉观察到的印象可以代替手感的体验，那就错了。科学是以逻辑思维反映客观世界，艺术是以形象思维反映客观世界。根据我的实践体验，形象思维对于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性决不下于逻辑思维，而手感对于形象思维的作用，决不是凭视觉得到的印象所能代替的。”先生还在诠释“小文物”“大文物”至小至大的特点和优势时，引用《庄子》中的两句话，一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庄子·天下篇》：“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一是“庖丁解牛”的故事（《庄子·养生主篇》）。前一句话是说，学科方法论从微观入手，要做到如生物学那样的分子水平，到宏观思维如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理论的创建，这是衡量中国考古学是否成为真正科学的标准；后一句话则是在比喻以考古复原历史的认识过程，目前已从“皆牛也”，认识到“无全牛”，要不断追求的目标是进入“游刃有余”的境界。其实这也是对先生本人在掌握考古方法论上已达到得心应手的写照。
先生爱打比喻，总是用浅显而形象的话语将深奥的理论或概念加以提炼表达出来，不仅贴切，而且不少比喻原本只是预言，后不断被考古新发现所证实，更为大家津津乐道。以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为例，先生将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在人工堆起的土墩上筑墓称为“土筑金字塔”，在杭州余杭区大观山果园土台边靠着吉普车车轮席地而坐时称“这里就是古杭州”，几年后确认这个土台为良渚遗址群的中心—莫角山宫城遗迹；称南北交流双向通道的张家口地区为“三岔口”，近几年就在宣化洋河南发现了大规模具有浓厚红山文化特点的积石冢和玉器；东山嘴遗址座谈会时誉辽宁西部建平、凌源和喀左三县交界地带为考古的“金三角”，当年秋冬就有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和玉器的发现；1983年在考古学会郑州会上以《红灯记》中李奶奶、李玉和、小铁梅一家三代无血缘比喻夏商周的关系；1984年参加全国考古发掘与文物普查工作会议，在四川省博物馆走廊将月亮湾的两筐陶片称为四川古文化的“生长点”，告诫坚持做下去，隔年就有三星堆两座祭祀坑的发现；将处于多文化分布边缘又是接触地带的天津考古的特点和优势，形容为“用边角料做时装”；以“考古资料是十三经，发掘报告是十三经注疏”启发各地同行们重视系统收藏科学标本和档案的考古实验站的建立；还有大家都熟知的将中国多元文明起源比作“满天星斗”等等。
提到“满天星斗”，想起先生1996年初应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万雄先生邀请赴深圳写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的40余天，那是先生最后一次出京。国家文物局提前电告广东省和深圳市文博单位多加照顾。《影像集》收有在广东和深圳工作的学生们到住地贝岭居看望先生的多幅照片。一次，深圳博物馆黄崇岳馆长率队前来看望先生时说：“苏先生，我没有听过您的课，但您讲的‘满天星斗’我完全同意。”正好《新探》一书的写作在酝酿各章的标题名称，于是讲文明起源那一章的标题就用了“满天星斗”。这一命题较早见于先生论著的，是在文明起源讨论之初。1986年先生在《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代序）一文中提到“‘星星火’比不得‘满天星’”，1987年又在《再谈筹建考古实验站与课题问题—给山东省文物局负责人的一封信》中正式提出“文明曙光，似满天星斗”。而且先生以“满天星斗”比喻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并非各自孤立存在，而是诸区域诸文化在彼此频繁交汇中不断碰撞出文明火花，特别是以由四周向中原汇聚为交流的主导方向。《影像集》收有我们1957级同学于1961年在洛阳考古工作站进行专题实习时与夏鼐先生和苏先生的合影照片。那次实习我被分配做王湾遗址新石器材料的整理，记得先生到库房仔细观摩了王湾的这批陶器后，一边拍拍沾满灰土的双手，一边说了一句“四面八方”。从此后于1965年第1期《考古学报》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若干问题》一文可知，这个“四面八方”具体指的是王湾二期文化包含有大量东方大汶口文化“鼎豆壶”组合，还有来自江汉平原的屈家岭文化因素。1986年在兰州会前给甘肃考古所张学正等先生的信中，先生又以车轴“辐辏”非“辐射”概念，比喻由四周向中原汇聚的文化交流主导方向和陶寺的综合体性质。先生还以兄弟、亲戚和邻居形容彼此交流的形式和程度，如说仰韶文化与红山文化的关系是“兄弟”，仰韶文化与大汶口文化的关系是“邻居”，而陶寺的部分外来因素要到良渚文化去“攀亲”等。
用通俗的话语对考古研究成果加以概括，既是凝练与升华，又通俗易懂，是先生大力倡导考古学大众化与科学化辩证统一的身体力行，所以广为史学、哲学、文学，特别是教育界等兄弟学科和社会各界所关注和引用。1987年应《中国建设》杂志之邀所撰《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一文由《新华文摘》转载后，以内容的科学性、语言的准确性和阐述的逻辑性，被选为1988年高考语文阅读题。2019年版高级中学历史教科书有对先生重建史前史的重点推荐。就在我着手为这本《影像集》作序时，看到2024年12月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CETV－1）播出西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龚梦川老师在讲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早期中华文明圈时，特别提到先生及其《晋文化颂》中的名句“华山玫瑰燕山龙”。该校老师们还在课堂上通过展示仰韶文化和红山文化的陶罐图片，引导学生思考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帮助学生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历程。
谈到考古学如何为现实、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先生从不回避，差不多每次讲话都会提到，而且都是同学科建设紧紧相联而非牵强附会。先生在讲区系说和文明观的学术目标时多次强调，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远不只是分区分期那么简单，而是重在建立谱系基础上“探讨56个民族十亿人是如何凝聚在一起的基础结构”，文明起源讨论也不要总是在时间和标准上打转转，而是要把着眼点放在“中国文化传统（长期起积极作用的因素）如何从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从涓涓细流汇成长江大河这个千古之谜，从考古学寻找‘破密’的钥匙”。在80年代中期中华文明起源讨论开始进入热潮时，作为课题引领者，先生已在对五千年文明起源与现实和未来的关系作更深入的思考。《影像集》收有1986年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和会后在兴城作《文化与文明》讲座等活动的照片。这是继上一年以“古文化古城古国”解读中国文明起源道路之后，先生进一步论述文明起源的动力和机制。讲座中特别谈道“建设与五千年文明相称的现代化”问题：“我们建设现代化，如果是建设日本式的，新加坡式的，是单纯学美国、学西欧、日本，那能就是千万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奋斗的目标?不是。我们要建设的是同五千年文明古国相称的现代化。这就自然而然提出，我们这个具有五千年古老文明的民族的灵魂是什么?精华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我们要继承什么?发扬什么?”先生并以在文明起源中裂变、碰撞、熔合等形式导致文明火花在中华大地纷纷闪烁，推动文明进程的加速，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华归纳为巨大的凝聚力、无穷的创造力和无限的生命力，将红山文化与仰韶文化这南北两支不同传统的文化融为一体视为“中华文明灵魂，民族精神核心”。还有先生于1996年所撰《良渚文化的历史地位》（刊于《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一文，那是先生最后发表的文章之一，是那一年初在深圳写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时，应余杭文物管理委员会王云路先生之邀而作，在这篇不到1000字的短文里，先生纵论从先良渚、良渚文化经吴越直到南朝、宋和南明史在中国历史上“东南半壁”的地位，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一直讲到近代：“到了近代，上海成为全国经济重心，也不能说与古老的良渚文化无关，宁波籍人在上海经济、文化活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对此有阅者大惑不解，为此我请教过同是宁波籍的上海博物馆黄宣佩先生，他说苏先生讲的有道理。在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和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的今天，先生这些含意深邃掷地有声的话语不是仍然值得回味和反思吗？
1994年11月先生应天津市文化局张新生同志之邀，在南开大学“谊园”举行的天津史学会上作《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派》的学术报告，报告最后在展望中国考古学的前景时，引我1985年于福州召开配合基建考古会时在鼓山以一棵大榕树作背景为先生拍摄的一幅照片。先生深情地说：“我们的考古学，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已经成长为一棵参天的大树了，但我们还期望更美好的未来。我希望，明天它会成为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这是我的祝愿。”看来先生已预感到中国考古学将迎来更加郁郁葱葱的明天，所以他晚年时说过，21世纪的考古学，我看到了。
郭大顺
2025年3月于海南省东方市汇艺蓝海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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