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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唐代避讳问题八讲

書城自編碼: 4193340
分類: 簡體書→大陸圖書→教材研究生/本科/专科教材
作者: 窦怀永
國際書號(ISBN): 9787100259767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 2025-11-01

頁數/字數: /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平装

售價:NT$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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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古代避讳如同时间密码,为判定文献、文物年代提供了关键的线索。但因制度自身的主观性与史料留存的偶然性,利用避讳字形进行断代是一种极需技巧的研究方法。而本书作者在此领域积累有年,此八讲为其长期浸淫唐代避讳与避讳断代研究的切身思考与感悟,可为欲了解中国古代避讳、掌握避讳断代研究之法的相关领域研究者提供有效镜鉴。
內容簡介:
避讳从根本上缘起于原始人类对死亡的畏惧和禁忌,是一种自发的鬼神信仰。而国家的产生则促使避讳逐渐从原始禁忌中分离出来,与政权结合从而具备制度属性,成为“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的现象。
本书即基于这一定义,探讨中国古代以国讳为主体,以官讳、家讳和圣人讳为必要补充的避讳制度在李唐政权时期的多种表现,重点关注唐代避讳的制度探析、史料搜集、字形辨析与研究概况,全景展现文献学视角下有关唐代避讳的现有研究成果与未来研究方向,是了解与研究唐代避讳的必读书籍。
關於作者:
窦怀永,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敦煌学、写本学和避讳学,兼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秘书长,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和地方合作项目等多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项目多项,曾在《文学遗产》《文献》《敦煌研究》《浙江大学学报》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出版专著《敦煌小说合集》《敦煌文献避讳研究》等,古籍整理著作《古今岁时杂咏》《万历义乌县志》《崇祯义乌县志》等。
目錄
前言
概况认知
第一讲 唐及唐以前避讳发展历程概述 
一 秦汉时期的规则确立与初步实践 
二 魏晋时期的实践总结与规则拓展 
三 隋唐时期的制度建设与曲折推行 
四 李唐制度余绪与避讳字形的变相保留 
结语 
第二讲 唐代避讳的主要方法 
一 改字避讳法 
二 缺笔避讳法 
三 改形避讳法 
结语 
史料利用
第三讲 写本视角的唐代避讳观察 
一 从避讳发生的社会阶层来看 
二 从避讳达成的文献形态来看 
三 从避讳实施的语言影响来看 
结语 
第四讲 幸存者偏差与唐代避讳观察 
一 唐代避讳史料与幸存者偏差 
二 幸存者偏差视角的唐代避讳观察 
结语 
字形推衍
第五讲 唐代避讳字形的区别性 
一 区别性的存在意义与外在表现 
二 区别性的实施背景与达成因素 
结语 
第六讲 六朝俗字与唐代避讳字形 
一 唐讳字形的现成利用来源 
二 唐讳字形的有效思路启发 
结语 
前后瞻望
第七讲 唐代避讳研究的外在现实 
一 前期研究成果相对缺乏 
二 既有史料利用仍嫌不深 
三 可用史料依然有待挖掘 
结语 
第八讲 唐代避讳研究的内在困境 
一 避讳制度自身的主观性太强 
二 避讳应用结论的客观性太弱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內容試閱
“避讳”的概念是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的。广义的“避讳”可以用来指称语言学的避讳修辞格,也可以用来概括民俗学的禁忌、忌讳义,甚至还可以用来指称心理学的回避类现象,其涵盖范围实在是很广泛的。狭义的“避讳”则是指“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的现象 ,人文历史领域的学术性较浓。本书八讲取用后一概念,主要讨论以国讳为主体,以官讳、家讳和圣人讳为必要补充的古代避讳制度在李唐政权时期的多种表现与相关问题。 至迟从李唐王朝后期开始,有关唐代避讳的情况就已经逐渐被不同的学者关注,相关研究到两宋时期渐成规模。个中原因比较多元,既是由于有唐一代上承秦汉、下启宋元,社会生产逐渐形成稳定的规模,是古代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样板;也是缘于避讳制度在李唐时期趋于完备,避讳类型和方法多样,避讳范围广泛,对后世具有极强的现实借鉴作用;更是由于避讳制度在唐代全面法制化,上升为国家法律意志,合适场景下的合理避讳要求被写入法律条文,主动规避类的家讳也被纳入约束与保护范畴。自两宋以至今时,围绕唐代避讳制度的实施过程、规律特点、正负影响等诸多问题,涌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尤其突出的是,两宋以来的历代学人利用避讳的时代性特点,逐渐形成了根据避讳字形推断文献年代的实践性操作经验,具有重要的文献学指导意义。
正是基于前人著述与时贤成果,我们曾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五代写本为研究对象,尝试通过统计其中存有明确纪年的写本的避讳情况,分析共时与历时视角的避讳特点、字形特点等,以探索和归纳这批西北边陲文献的避讳规律,再欲持此规律用于推断没有明确纪年信息的写本的年代。在逐一翻阅了六万多件敦煌文献后,我们共筛选出六百余件有明确纪年时间且时间信息可靠的写本,再结合传世文献和其他出土文献,对敦煌文献避讳的内在特点和影响因素、主要方法和阶层分布、字形规律与纵向关联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归纳、抽样统计和多方比较。基于对这些规律性现象的探讨和总结,我们从文献学价值的角度出发,尝试归纳了利用避讳来断代的一般方法和原则,并结合实际的写本案例来做规律展现与断代验证。 按照既定设想,这一番研究基本符合“汇聚样本——筛选样本——发现规律——总结规律——应用规律”的学术研究逻辑,理应表现出较好的文献学实践意义;但令人不甘的是,用于断代实践的写本案例并没有如想象的那样很快得出比较中肯的结论(即给出具体的年代),反而会在比较宽泛的时间范围内陷入取舍困境。这个客观事实曾经一度打击了我们的研究士气和信心,促使我们去反思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出了纰漏。在借鉴了传播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相近学科的理论思路后,我们意识到,无论是基于社会制度还是礼仪风俗视角,唐代避讳的发生、发展都是极其复杂的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制度制定与实施也都存在不可预设的主客观因素。因此,单一的文献学视角很难观察到避讳制度发生与发展的全貌,也很难在避讳结论的归纳和避讳规律的运用上表现出强烈的客观性。 我们又带着这些思考回溯了上述研究逻辑中的各个环节,深刻意识到了累积效应(accumulative effect)的存在: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完整与否都在影响着文献学视角的考察效果。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只有将上述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予以尽可能充分的研究,才有可能对唐代避讳有相对理性、完整的认知,才有可能利用避讳字形、规律得出客观性略强的文献推论。我们还进一步意识到,虽然两宋以来多有学者探讨唐代避讳制度的若干方面,但受限于避讳史料的著述目的、收集的完备性和对避讳利弊的观察程度等因素,避讳研究成果很难形成体系化、全面化的局面。倘若以横向比较的视角,将唐代避讳研究的历程与宋代起步的金石研究的历程略作对比就会发现,二者在理论架构、成果数量、参与群体和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差异程度还是比较大的。

避讳在根本上缘起于原始人类在生存环境中形成的禁忌和对生命死亡的畏惧,是一种自发的鬼神信仰。国家的产生促使避讳逐渐从原始禁忌中分离出来,开始与政权结合而具备制度属性,获得独立发展的空间。王建先生对此有过很好的概括:“周武王灭商以后,周人把浸透着巫术气息的避讳纳入到政治文化体系之中,使它从民间的习俗变成为一种礼仪制度。这一作法的意义在于,它为避讳注入了一种新的政治生命。”
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政权,开始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 秦博士叔孙通成为制定礼仪制度的核心人物。 依附于政治制度的避讳也在上述原则的规范下继续实践,并明显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开始统一使用同义字来替换名讳用字。例如,秦始皇讳“正”,文本中但凡用到“正”字的就统一改为“端”。1975年,湖北云梦县出土了一批秦简,其中《语书》篇有“以矫端民心”“有能自端殹”“毋公端之心”等句,其中的“端”字就是“正”字的讳改字。 这样一来,因避讳需要而更换汉字时就有了良好的规范性,讳字与避讳字的替换也变得有规律。幸运且巧合的是,这两个优秀特性最终在两汉时期得到了充足的表现时间和施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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