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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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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王南湜教授长期致力于实践哲学的研究，谙熟中西古今的实践哲学传统。在他看来，要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规律，就需要对中西古今的哲学传统作两个方面的区分：第一个方面是从哲学思维的类型上区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传统；第二个方面是从实践哲学的流变中区分了中西古今的实践哲学。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以中西古今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之间的交互关系为理论框架，分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历程及内在逻辑进程。他认为，从逻辑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历了从理论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变。由此可见，王南湜教授的这本书的价值，不是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历程，而是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在逻辑。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最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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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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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湜，1953 年生，陕西凤翔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近年来主要关注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比较与汇通问题。撰有专著《人类活动论导引》《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社会哲学：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生活》《复调文化时代的来临——市场社会下中国文化的走势》《追寻哲学的精神：走向实践的哲学之路》《辩证法：从理论逻辑到实践智慧》《中国哲学精神重建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讨》等10余种，另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著作曾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图书奖及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多项。另获全国模范教师称号、宝钢优秀教师奖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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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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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论 实践哲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1
一、回归实践哲学的视野/ 2
二、中西思维方式的“视差”/ 6
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视野/ 9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早期进程/ 17
一、中国人初识马克思主义/ 18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李大钊/ 33
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征/ 39
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 54
一、“掌握群众”与思想的体系化/ 54
二、瞿秋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肇始/ 58
三、李达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确立/ 70
四、艾思奇与中国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扩展/ 92
五、回归实践哲学/ 99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转向/ 106
一、《实践论》的实践哲学阐释/ 107
二、《矛盾论》的实践辩证法/ 125
三、重估毛泽东哲学中的中国传统元素/ 146
四、毛泽东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 171
第四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的推进/ 179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从理想性到现实性/ 180
二、社会主义与人的全面发展/ 197
三、以人为本与社会和谐/ 213
四、中国梦：重建中华民族的目的王国/ 220
第五章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术上的进展/ 245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三种范式/ 246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 268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实践哲学/ 285
第六章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前景/ 300
一、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 301
二、民族生活理想的回归与重塑/ 316
三、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 331
附录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百年回顾与展望/ 346
附录二毛泽东实践智慧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疆域的中国式拓展/ 375
附录三重建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条未彰显的发展路径及其意蕴/ 408
附录四“赞天地之化育”与“人是对象性活动”的比较与汇通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事’的本体论”建构论纲/ 437
主要参考文献/ 466
后记/ 469
修订版后记/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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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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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节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精神内核，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开始了，距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仅有四十年的历史。本丛书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丛书”，是在后一种意义上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由两个因素推动的。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启蒙中，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在研究方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教科书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只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不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由于这一特点，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就成了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科研的中心点。在这个中心点之下，无论是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著，还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都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的基本原理的注释，在研究的形式上也从未突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框架。这就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变得越来越脱离中国的实际，而难以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当然也就提不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课题了。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框架，也是其他哲学学科的研究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无论是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还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甚至美学、伦理学的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讲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为范式来裁剪哲学史的史料，衡论哲学史上的哲学家的思想，并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史前史，因此，在时间上只讲到19世纪中期为止。这就阻断了中国学术界对20世纪各哲学流派的研究。由于上述两个特点及其引起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单调匮乏状态，中国学术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之初，就把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作为中国学术启蒙的切入点。这就使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启蒙运动成为新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断裂点。在这个断裂点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突破了原有的追求一般性和单一性的研究方式，转而面对中国的现实，走向了思维的具体，而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等其他学科经过了哲学方法论的批判和反思之后，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研究框架，建构起自身的理论研究框架，从而构造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新格局。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变化和新的学术发展格局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提出和开展提供了思维基础。
第二个因素是对“中国道路”问题的探索。“中国道路”这个概念最早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邓小平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解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邓小平指出，面对全球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必须向世界市场开放，走一条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不能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的道路走，而必须根据中国的情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一条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很显然，邓小平是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放到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里面讲的，肯定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强调中国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在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走向了城市，大型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和快速增长，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从而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据统计，1992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日本；到20世纪90年代末，外国公司每年在中国的投资达350亿美元，在出口方面，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之一。由于这些成就，“中国道路”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国外学者多从肯定的角度认同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把“中国道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成功的典范。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在研究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时，把“中国道路”作为成功抵御亚洲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典范。然而，在国内，“中国道路”已不再只有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一重含义，它还有中国市场经济的价值观的含义，从而成为中国不同学术派别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场域。一些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学者，力图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来否定“中国道路”。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因此，中国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就必须放弃社会主义，以“普世价值”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与之相反，政治儒学的代表人物强调“中国道路”的本土化方向，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是因为它适合了中国文化。在他们眼中，中国文化即中国的儒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文化，不是从中国的本土中生长出来的，因而不具有中国文化身份的合法性，既然如此，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成为“中国道路”的价值观念，当然也不能作为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真正有资格成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应该是传统的儒学。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的层面质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合法性：新自由主义者是从经济和政治层面上，质疑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市场价值观念的合法性；政治儒学是从中国文化传统层面，挑战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市场价值观念的合法性。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探讨中国道路的重大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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