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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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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作者李景源教授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重要成果。本书有三个创新点：第一，该书把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置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变革之中加以考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即中国社会的变革和中国文化的变革，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改造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创造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文化精神的过程。第二，该书以唯物史观为主线，分别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观、思想方法、群众路线、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文化观，完整地勾勒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全貌。第三，该书用历史主义的观点论述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叙述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到今天的思想历程，阐发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述，该书勾勒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的全貌，阐发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色，揭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机制。这一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有着极其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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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景源，1945年7月生，天津宝坻区人。1968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1978 年考
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获哲学硕士、博士学位。从 1992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 年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2014 年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称号。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研究》主编。曾就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与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问题为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做讲解。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
学博士生导师。代表性著作有：《史前认识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李景源自选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时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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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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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导 言 唯物史观研究的开展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开新 / 1
一、唯物史观的引进和传播是中华民族主体长期探索的结晶 / 3
二、长期的、系统的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础和源泉 / 6
三、以现实问题研究带动基础理论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本途径 / 11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深层结合的产物 / 15
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近代哲学演进的产物 / 19
六、唯物史观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线 / 25
第一章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再创造 / 27
一、毛泽东的历史观 / 29
二、生产力标准：邓小平理论的基石 / 59
三、唯物史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 / 73
第二章 唯物史观的再创造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 / 105
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法的唯物史观内涵 / 106
二、毛泽东思想方法论的形成道路 / 144
三、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方法在新时期的丰富和发展 / 162
第三章 唯物史观的再创造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提出 / 202
一、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命题的方法论意义 / 203
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命题的文化意义 / 214
三、习近平的群众观 / 233
第四章 唯物史观的再创造与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的建构 / 273
一、近代以来中国改革思潮中的价值观 / 274
二、毛泽东的真理观与价值观相统一的理论 / 290
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发展道路 / 310
第五章 唯物史观的再创造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文化观的创造和发展 / 326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民族文化相结合问题的提出及其解答 / 327
二、文化的综合创新 / 333
三、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的方法论原则 / 352
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基础 / 365
五、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结构探析 / 385
第六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 408
一、“中国特色”研究范式的建构与中国哲学理论的革新 / 409
二、与时俱进思想的哲学基础 / 433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建构 / 447
四、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合之路 / 458
五、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463
结 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观照时代的发展 / 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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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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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节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精神内核，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开始了，距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仅有四十年的历史。本丛书定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丛书”，是在后一种意义上研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由两个因素推动的。
第一个因素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启蒙中，批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在研究方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教科书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两个重要特点。其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只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不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由于这一特点，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就成了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科研的中心点。在这个中心点之下，无论是研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著，还是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都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的基本原理的注释，在研究的形式上也从未突破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框架。这就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变得越来越脱离中国的实际，而难以建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话语体系，当然也就提不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课题了。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框架，也是其他哲学学科的研究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无论是西方哲学史的研究，还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甚至美学、伦理学的研究，都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讲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为范式来裁剪哲学史的史料，衡论哲学史上的哲学家的思想，并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史前史，因此，在时间上只讲到19世纪中期为止。这就阻断了中国学术界对20世纪各哲学流派的研究。由于上述两个特点及其引起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单调匮乏状态，中国学术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之初，就把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作为中国学术启蒙的切入点。这就使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启蒙运动成为新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断裂点。在这个断裂点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突破了原有的追求一般性和单一性的研究方式，转而面对中国的现实，走向了思维的具体，而西方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史等其他学科经过了哲学方法论的批判和反思之后，摆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的研究框架，建构起自身的理论研究框架，从而构造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新格局。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变化和新的学术发展格局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提出和开展提供了思维基础。
第二个因素是对“中国道路”问题的探索。“中国道路”这个概念最早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邓小平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解答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邓小平指出，面对全球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必须向世界市场开放，走一条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不能按照西方市场经济的道路走，而必须根据中国的情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一条中国式的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道路。很显然，邓小平是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放到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里面讲的，肯定中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强调中国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在邓小平这一思想指导下，中国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走向了城市，大型国有企业的市场化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兴起和快速增长，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从而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据统计，1992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日本；到20世纪90年代末，外国公司每年在中国的投资达354亿美元，在出口方面，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之一。由于这些成就，“中国道路”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国外学者多从肯定的角度认同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把“中国道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成功的典范。一些西方左翼学者在研究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时，把“中国道路”作为成功抵御亚洲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典范。然而，在国内，“中国道路”已不再只有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一重含义，它还有中国市场经济的价值观的含义，从而成为中国不同学术派别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场域。一些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学者，力图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模式来否定“中国道路”。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不相容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因此，中国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就必须放弃社会主义，以“普世价值”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与之相反，政治儒学的代表人物强调“中国道路”的本土化方向，认为，“中国道路”的成功是因为它适合了中国文化。在他们眼中，中国文化即中国的儒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文化，不是从中国的本土中生长出来的，因而不具有中国文化身份的合法性，既然如此，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成为“中国道路”的价值观念，当然也不能作为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真正有资格成为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应该是传统的儒学。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从不同的层面质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市场经济价值观念的合法性：新自由主义者是从经济和政治层面上，质疑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市场价值观念的合法性；政治儒学是从中国文化传统层面，挑战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市场价值观念的合法性。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界探讨中国道路的重大学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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