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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为什么托尔斯泰八十二岁还离家出走，如任性的小孩？
为什么托尔斯泰写完伟大的《战争与和平》后，觉得自己写的是垃圾？
为什么成为举世知名的小说家后，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吸引了更多“粉丝”？
全面而深刻地揭示贯穿托尔斯泰一生的、极致“内耗”的自我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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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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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牛津大学俄语文学教授安德烈·佐林所写的托尔斯泰小型传记。全书分四章，以“壮志的孤儿”“已婚的天才”“孤独的领袖”“逃走的名人”为主题叙述了托尔斯泰的一生。作者基于对托尔斯泰生平与作品的精熟，形成了对托尔斯泰一生的独特叙述。作者以精炼的笔法，引人入胜的连贯叙事，在两百余页的篇幅内，囊括了托尔斯泰的重要人生节点与重要作品的写作。本书大量结合托尔斯泰的作品，但其目的并不在用作品为人做注或用人为作品做注，而是互相参照，用作品来加深我们对托尔斯泰的理解，同时提出一个颇有洞见的看法：托尔斯泰的艺术是生命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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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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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佐林（Andrei Zorin），牛津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18、19世纪欧洲背景下的俄国文学与文化史，俄罗斯文学与意识形态，情感史，以及晚期苏联与后苏联时期文学。已出版俄语著作《哺育双头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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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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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壮志的孤儿
第二章 已婚的天才
第三章 孤独的领袖
第四章 逃走的名人
缩略表
引文出处
精选书目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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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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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5月，托尔斯泰着手起草自己的回忆录，并将其暂定名为《我的人生》。此时，他写完《安娜·卡列尼娜》不久，刚刚开始经历自己一生中最为深刻的精神危机。一天，托尔斯泰写下了几个记叙童年印象的零散片段，他后来并未完成这部回忆录，也没有再讲述过这些片段。它的开头是这样的：
以下是我最初的记忆：我被绑在什么东西上面，双手想要挣脱，但无能为力。我又哭又叫，哭喊声连我自己都听着不怎么悦耳，可就是停不下来。有几个人对我俯下身子，我不记得他们是谁了，这一切都发生在半明半暗中，不过我记得有两个人，我的哭闹让他们很担心，可他们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松开我，于是我哭得更大声了。对他们来说，［把我绑起来］这件事是必要的，但我不这么认为，而且我想向他们证明这一点，我哭得无法自拔，自己都觉得厌恶，可我抑制不住。我感受到的不是人的不公和残酷，因为他们怜爱我，而是命运的不公和残酷，这也让我可怜起自己来。我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我一生中最初也是最强烈的印象。难以忘怀的不是我的哭声，也不是我的痛苦，而是这种印象的复杂与矛盾。我渴望自由，这并不会伤害别人，但他们却一直让我深受折磨。他们怜爱我，将我包裹起来，与强大的他们相比，事事仰赖别人的我是如此弱小。（CW， xxiii， pp. 469–470）
这个片段并不能为精神分析式的思索提供素材。托尔斯泰“最初也是最强烈的印象”不是他坐在精神分析师的沙发里对潜意识进行深度挖掘的结果，而是一个年逾五十的作家有意识的（重新）建构。托尔斯泰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婴儿，但“记得”自己亲身体验的微妙与复杂，其中最强烈的印象是被束缚和不自由的感觉。托尔斯泰尤其关注大人们对他的爱与怜悯，并把他们的态度描述为一种因爱而生的残忍。婴儿托尔斯泰努力想把自己从这种善意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但他太弱小了，无法抗衡那些通过禁锢他来表达关爱的人。这种挣扎贯穿了作家的整个人生，直至他生命的终结。
传统传记通常从传主的家庭出身开始讲起。就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而言，这种写法既必要又多余。说它多余，是因为托尔斯泰在其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战争与和平》中，已经对自己的家庭出身做了深刻有力的描述，连现实都相形见绌。说它必要，是因为托尔斯泰的家族史贯穿了整部小说，并从许多方面定义了他的生平。托尔斯泰写作的一大特点是通过略微更改人物的名字以模糊小说与“现实”之间的界限，由此，托尔斯泰母亲的真实姓氏沃尔孔斯基（Volkonskys）在小说中就变成了博尔孔斯基（Bolkonskys）。沃尔孔斯基家族是俄国最显赫的贵族之一，发源于9世纪的瓦良格首领留里克，后者是俄国的传奇缔造者之一。对于父亲的家族姓氏，托尔斯泰的文字游戏就有些复杂了，《战争与和平》的初稿中似乎写作托尔斯托夫（Tolstov），在后来的草稿中变成普罗斯托夫（Prostov，俄语意为“简单的人”），但这个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8世纪的道德喜剧。托尔斯泰把普罗斯托夫的首字母略去，写作罗斯托夫（Rostov），这个姓氏听起来像一座古老的俄国城镇，从而强化了这一家族的民族根基。尽管改了名字，但在小说中，简单依然是罗斯托夫家族的基本生活方式。
对于现代读者而言，伯爵的头衔与简单的生活习惯和平民出身很不相称。不过，从18世纪初开始，俄国贵族才被授予伯爵头衔，因此，它表明这个家族的历史并不悠久。事实上，托尔斯泰的父母—也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婚姻并不算门当户对：玛丽亚·沃尔孔斯基公爵小姐是一位富有的女继承人，而她的丈夫尼古拉·托尔斯泰伯爵当时快被自己父亲的挥霍无度毁了。1822年，在丧父一年后，32岁的玛丽亚·沃尔孔斯基结婚了。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她已经是个老姑娘，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她“长得不好看”，丈夫比她还小四岁。在小说中，托尔斯泰没有隐瞒这段婚姻背后的现实原因，但这不妨碍他们在这段上帝缔结的婚姻中相爱。我们不知道托尔斯泰父母的家庭生活是否像《战争与和平》的尾声所描绘的那样，是一种幸福的结合。虽然托尔斯泰父亲“登徒子”的名声并不公允，但我们也知道，他大部分时间不在家，不是在法庭上处理无休无止的法律纠纷，就是在附近的森林里打猎。与此同时，他的妻子在庄园里建造了一个特殊的露台，在那里等待她不见踪影的丈夫。
托尔斯泰在他未完成的回忆录中写道，他的母亲是一位完美的妻子，但实际上并不爱自己的丈夫。她的心完全属于她的孩子们，尤其是大儿子尼古拉和四儿子列夫，也就是她最小的儿子。列夫出生于1828年8月28日，他的母亲在生下唯一的女儿玛丽亚几个月后就撒手人寰，当时他还不满两岁。
早年丧母对托尔斯泰有着深刻的影响。他把对母亲的回忆摆上神龛，会特意在家中花园母亲最喜欢的角落里待上一段时间。他后来还执意让妻子在他出生的那张沙发上生产，最重要的是，他永远渴望自己被剥夺的那份母爱。托尔斯泰不记得母亲的样子，他很欣慰家里没有保留她的肖像，只有一张用黑纸裁成的小剪影。这样一来，他理想中至爱之人的精神形象就不会被物质材料污染了。托尔斯泰回忆说，当他在“生命的半程”与各种诱惑斗争时，他向母亲的灵魂祈祷，而这种祈祷总是有用。
1906年，77岁的托尔斯泰在日记中写道：
整天都处于沉闷的痛苦状态。到了晚上，这种状态转变为一种情绪—对感情的渴望—对爱的渴望。就像是童年时紧紧抱住一个充满爱与怜悯的人，一边纵情哭泣，一边得到安慰。但是我可以像那样紧紧拥抱的人是谁呢。我回想起所有我爱的人—没人能做到。我能拥抱谁呢？我想重返幼时，紧紧抱住我想象中的母亲。是的，是的，我亲爱的母亲，我从未这样呼唤过她，因为那时我还不会说话。是的，她是我对纯洁之爱的最高构想—不是冰冷、神圣的，而是温暖、世俗、母性的爱。这就是吸引我那向好而疲惫的灵魂的东西。亲爱的母亲，爱抚我吧。这些话很愚蠢，但是真实的。（Ds， pp. 395—396）
托尔斯泰的一生始终萦绕着对孤儿身份的敏感。1837年6月，他的父亲在列夫即将过九岁生日时英年早逝，这加剧了他的敏感。伯爵在前往图拉的途中突然死于中风，有人怀疑他是被仆人们毒死的。托尔斯泰后来说他从不相信这些流言，但他对此有所耳闻，这样一起犯罪的闲言碎语也必定使他深受影响。失去双亲很可能造成了托尔斯泰极度害羞和敏感的性格，他的亲戚们都知道他是个“爱哭鬼”。小列夫在学习上也落后于他的哥哥们，还因自己的其貌不扬而深受创伤。这种自我贬低贯穿了他的青少年时代：至少到他结婚以前，托尔斯泰都不相信有哪个女人会爱上他这样一个丑陋的人—这对幸福快乐的少年托尔斯泰的形象而言可真讽刺。不过，虽然这一形象可能没有现实基础，但它根植在他的文学想象之中。
…………
在喀山生活的五年半里，托尔斯泰也面临青年生活的重大挑战。首先，他不得不处理自己强烈的性欲和同样强烈的对纯洁的渴望之间的冲突。他非常清楚，是爱洛斯摧毁了人类最初的纯真。在《童年》中，托尔斯泰以一个过来人高尚的温柔，描述了一个十岁男孩突然亲吻一个女孩裸露的肩膀时产生的情欲。他被逐出了幼年的天堂，现在必须应对那些不那么动人和细腻的情感。
在喀山，托尔斯泰受到亲戚们的控制相对较少。虽然不富裕，但他仍然有钱可花。与此同时，他极度害羞和不自信，在与和自己社会地位相当的女性们相处时尤甚。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他不可避免地成为妓院的常客。列夫在十五岁时被哥哥带去嫖妓，后来他回忆失去童贞后，他站在床边哭泣。这种无法抗拒的欲望和内心的厌恶（主要是对自身兽性的厌恶）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他笔下反复出现的情感主题，先是在他的日记中，而后是在散文里。
值得一提的是，托尔斯泰于1847年在大学诊所接受淋病治疗时开始写日记，在接下来的六十年里，他时断时续地一直写。最重要的一次中断恰好发生在他创作两部重要小说的时期。这些日记不仅将作者的行为，也将他隐秘的思想和欲望置于严苛的审视之下。托尔斯泰沉迷自我与鞭挞自我的疯狂程度可能会令现代读者感到震惊。他试图按照最高的道德标准生活，为自己设定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一次又一次地因未能完成而自我谴责。阅读这些日记会让人想起菲力浦·勒热纳的观点：“日记很少是一幅自画像，如果它被当作自画像，有时候也更像幅漫画。”
托尔斯泰的日记并不能展现我们从他的许多信件及其亲友的回忆中所了解到的那个人：有着迷人而尖刻的风趣、温柔时而笨拙地关心他所爱的人、大方慷慨、与人为善。托尔斯泰性格中最麻烦，有时也最讨嫌的特质，在他的私生活领域—日记和他与妻子的关系中有着最为强烈的体现。这两个领域时常重叠。
在他的第一篇日记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托尔斯泰将来进行自我斗争的轮廓：
我已经清楚地看到，大多数上流人物仗着年轻过着混乱的生活，这只不过是灵魂初显腐败的结果罢了……如若让一个人退出社会，回归自我，他的理智很快就会把那副扭曲了事物的眼镜弃置一旁，他对事物的看法会变得格外清晰，以至于他无法理解自己以前怎会熟视无睹。让理性发挥它的作用，它将向你揭示你的命运，给予你自信地进入社会的规则……形成你的理性，这样它将会符合整体，符合万物的本源，而不是符合部分，也就是人类社会，那么作为部分的社会就不会对你产生影响。把一个原则付诸实践比撰写十卷哲学著作更难。（Ds， p. 4; CW， xlvi， p. 3）
这些饶有趣味的早年思考已经让我们看到了托尔斯泰的缩影—他随时准备抓住一切时机，得出关于人类的重要结论，无论它看上去多么微不足道。他确信，真正的反省可以成为了解人类整体的线索，因为任何个人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而仅凭理性就足以完成这项工作。他认为，对于一个脱离了社会腐败影响的人来说，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与此同时，他既想进入社会，又想按照自己的理念修正社会。他还坚信，哲学只有服务于实际需要并塑造个人的道德生活时，才是有用的。
接下来的日记也按照同样的思路写就。在其中一篇日记中，19岁的托尔斯泰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掌握现有的大部分科学和艺术，即法律、医学、农学（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部分）、历史、地理、统计学、数学、自然科学、音乐和绘画。除此之外，他还想学习六种语言，撰写一篇专题论文，以及数篇“关于他即将学习的所有科目”的随笔。为了使这些宏伟的目标相对现实一些，托尔斯泰解释说，他想对这些领域进行不同程度的探索：例如，在音乐和绘画方面，他只期望达到“平均程度的成就”。托尔斯泰为自己设定的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写下规则”。几个月内，他起草了发展身体意志、情感意志、理性意志、记忆、活动和心智的规则。他给自己制定的第一条规则是“独立于一切外在环境”，远离“女人堆”（Ds， pp. 6—7）。可想而知，他在两方面都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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