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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个朝代的盛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公权力的核心是不是开放的。——许倬云
许倬云先生以其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深厚学养，从系统论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古今中外大国霸业的成败兴废之道。
中国史部分，本书从秦汉帝国开始，提纲挈领地分析了中国历代王朝组织架构的分散聚合对其存续的影响，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一幅中国历史大脉络；世界史方面，则重点分析了罗马帝国的成败因缘，并由此而下将其与近代列强如荷兰、大英帝国等比较异同，最后反思了今日美国基督教精神丧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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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许倬云，1930年生，江苏无锡人，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
许倬云先生不仅以其学贯中西的素养享誉海内外学术界，近二十年来他还致力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力图将历史的现实意义呈现给大众，在中国大陆陆续出版了《万古江河》、《从历史看管理》等著作，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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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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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上篇 古代中国
第一章 王朝的盛衰周期
第二章 秦汉帝国的扩张与崩溃
第三章 征服王朝与胡汉双轨制
第四章 无效率的宋代
第五章 辽金元：没有管理体系的征服王朝
第六章 明清：最专制的中枢神经
中篇 近代中国
第七章 革命前的中国
第八章 边缘人的辛亥革命
第九章 从革命到北伐：中国向何处去
第十章 黄金十年，流泪十年
第十一章 八年抗战，为国格而战
下篇 帝国兴衰
第十二章 罗马帝国为什么崩溃
第十三章 帝国的精神理念
第十四章 帝国的制度系统
第十五章 罗马帝国与西班牙、英国之比较
第十六章 今日美国与中国该往何处去
附：许倬云先生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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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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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古代中国
第一章 王朝的盛衰周期
中国自古以来有一句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似乎是一种周期。历史学家眼中也有一种周期，他们认为朝代由盛转衰是一定的，开国时必定兴盛太平，而这个朝代将要结束时，一定是内忧外患接踵而至。这两个观念中所说的“周期”，并不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规律，却正好描述了一个政治共同体，将其当做一个复杂系统来看，它是如何逐渐失去自己的调节能力，以至于不能面对困难的。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先说分合观念。中国是很庞大的地区，各个地理区域天然条件不一样，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体，必须是各个区域之间能够互补而无冲突。朝代刚兴盛的时候—通常是大乱以后，一个新的秩序出现了，各个地区可以重新调节，彼此形成互补的关系；在各地区之间协调与重新分配资源，也正是一个新政权的重要任务。建立一些新的交通网和新的管理制度，都是为了要把若干互相冲突的地区，重新放在一个系统之内，这个调节的过程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比如说，汉代分裂以后，要到唐代才重新建构起一个南北之间相互协调的新秩序。汉代是东西方向的结合，物产和人力资源都是靠横向的几条大路和纵向的分支路线，将帝国结合为一个整体。汉代崩溃以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导致南北分裂，各走各的发展路线。中间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其实南北的物产和人口配置都已经不一样了，隋唐之间建立的大运河，就是重新结合南北的一个新的配套设施。
各区的核心与边陲的关系，也因为新的资源分配而有不一样。秦汉的核心，是在于关中和中原的配合，隋唐也是如此。但是在宋以后，核心实际上在逐渐南移。北宋虽然中央政府在北方，但财富和资源都已经移向南方，甚至于南方人才也逐渐多了。这个南移的趋向延续不断。南宋时代疆域只有北宋的一半，但国家的富力不但并未减少，反而比北宋时候更好些。“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到了明代，南北的差异更为显著。政府保持南北两直隶作为中央直辖的领土，在这南北两个直隶之内，不分封任何亲王。但实际上，北直隶是北京的外围，大量的军队驻屯在这些地区，南直隶却是财富的所在—经过大运河往北方运粮食，是北京建都后主要的粮食供应方式，明清两代都如此。到清代晚期，沿海地区，华南和东南，都是支持国家的主要资源所在地。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都取决于中央政府能不能有效地掌握各主要地区的资源。
人才的选拔机制是否合理
再说盛衰周期。朝代刚起来的时候，似乎满地都是人才；朝代结束的时候，人才都不见了。这并不是说天地生才在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分布，而是有才之士能不能被吸收到国家的管理机构之中，以维持一个有效的管理体系。中国历代的王朝都是帝国制度，而且中央集权的趋向一朝比一朝严重。也就是说，统治阶层是一个密封的集团。在开国之初，功臣将相来自各方，成分是多元而复杂的，这些人才放在一起，又经过打天下的历练，都是富有经验的人物，他们的合作确实可以形成一个很强的团队。一代、两代过下去，功臣子弟成了纨绔，只知享乐，不会办事。皇室集团本身是一个非常狭小的团体，再加上逐渐有了皇权传嫡子的规矩，这个可以从中选择领导的人才库，就非常狭小了。皇权本身是不容挑战的，于是，依附在皇权四周的权贵—包括宦官和宠臣，代表皇权统治整个庞大的国家。这个团体延续日久，吸收新生力量的可能性也越小。固然中国有长期存在的科举制度，理论上可以选拔全国最好的人才进入政府；不过，上面向下选拔人才，一定是挑最听话的人。于是，虽然有新人进入这小圈子，两三代以后，这小圈子的新生力量也只是陈旧力量的复制品。他们不会有新的观念，也没有勇气作新的尝试。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小圈子，如果两三代以后，只是同样形态人物的复制，而两三代之后随着内外环境的改变，必定出现新的挑战，这些领导者就不能应付了。
国家政权与社会力量的互动
中国这个庞大的帝国，自从秦汉以后，下层和上层之间都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几千万到上亿的人口，散居在庞大的疆域之内，不能完全靠国家权力来管理，必定要创造合作与共处的环境。因此，在国家公权力之外，一定还会有社会力量结合，与国家一起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在秦汉时代，所谓豪族、大族，有一部分是依附在政权上形成的权贵，另外一大部分，却是在地方上形成的宗族力量。广土众民的中国，政府也没法纯粹靠公权力来管一个个老百姓，老百姓抱成团，对国家的统治也是有帮助的—政府只要管住每个地方的大族，大族会管好自己的成员。这里面所说的“大族”不一定是亲缘团体，也可能是地缘团体结合在一些有声望的人物周围。用个比喻，中国黄土高原上发展的夯土建筑，就是将松散的黄土粒子夯成一个一个的方块，直的可以成墙，横的可以作地基，大族、豪族就犹如黄土粒子构成的夯土块。最常见的形式，是亲缘和地缘的结合，宗族邻里共同组成一个有机整体。秦汉的大族、豪族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很久，虽然名称不一定相同，这种结构却总是存在的，这是庞大人口和地域能够结合成一个大国的基本条件。这种团体聚合形成的社会力，不仅能够协调群众权益与政治权力的平衡，它也能发挥一种社会福利的功能，为团体之内的群众谋取社会福利，使穷苦无依、鳏寡孤独的成员有所依靠。
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互补和彼此制衡，其实在今天的美国一样可见。不过，美国不是以宗族和邻里作为结合社会力量的基础，他们是以工会、政党、企业、信仰等种种多元的方式，将许多人口结合成一块。所谓现代方式的结合，一样有领袖和群众，一样也以利益结合，只是美国的结合方式是个人自愿的，自己作选择，也可以自己退出，团体对于个人的约束性并不构成一个僵化的压力。
这些基层社会力量的意愿，和对于政权统治方式的反应，都是政权能否稳定的重要因素。如果中央的权力团体和社会力量之间没有足够的沟通，公权力的行使往往就不是以维持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正常运作为目的，而是以公权力压制社会；社会力不能影响政治力的时候，社会力必定像决堤一样，冲破约束，颠覆政权。
中国传统的王朝，民意反馈的管道建立在科举制度上面。并且，科举制度自宋以后，越来越寻求地区的分布平衡，每一小县份都会有人进入科举系统，甚至于最后进入中央的管理系统。不过，如果政府的官员和皇权的核心之间，有一个包围皇权的小圈子，这些官员的回馈信息，也无法影响那个密封的权力中心。政府官员上下得不到交流时，整个的政府只是一个寄生在皇权上的僵化团体，无法有效地管理国家，更不能替等待“抚字”的百姓解决问题。
政权的核心应该开放
一个朝代的盛衰，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公权力的核心是不是开放的。这个核心如果以为自我凝聚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断地保障自己团体成员的利益，以至于关闭门户，以这种方式自求永续，反而是自找灭亡。这种自我封闭的过程，最多能维持五六十年，超过两代、三代，痼疾已成，核心内的领导者就不可能再有开放的意图了。于是，下面三代、五代，上下逐渐脱节，政府逐渐失去效率。政府中的官员找不着政府存在的理想，只是借着公权力以自肥，贪渎现象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失去民心，社会力量无法匡正政治力量，除了决堤以外，别无选择。在混乱之中，新的朝代出现，又有一些人结合为新的统治群体。于是朝代周而复始，由治而乱，由乱而亡。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吃亏的都是老百姓。
如果一个政府的核心团体足够开放，可以不断吸收新鲜血液，不断地面对新问题，这样的核心就不会和百姓脱节。百姓聚合而成的社会力，也可以不断地和公权力对话，将百姓的需要回馈到公权力，使国家共同体成为为大多数百姓求安定、谋福利的力量。前面所说的兴亡盛衰周期，就可以拉得很长，甚至于不会发生。现代社会有民主制度，能够不断地更新政府，也不过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然，以今天的美国而论，掌权者并不一定在政府之中，也可能在企业界，大企业的共同力量，足以影响政治权力。但是，大企业的领导层，也可能是一个封闭的集团。实际上，美国最近多少年来，由于大企业图利之心太切，对于社会公益已经不太关心。于是，以企业界为代表的社会力和政治力的结合，造成了政治力相对僵化的状况，即使换了政党，也很难为老百姓解决问题。因此，盛衰兴亡即使在民主政治之下也会发生，只是它的周期可能会拉得长一点。就比如说美国，从开国到今天，也有二百多年了，今天衰象已现，我们只盼望在如今这个开放的社会里，可以出现新的社会力，以制衡金钱和政府权力的结合。
会铤而走险，揭竿而起，造成巨大的民变。明代的流寇和清代的屡次变乱，都是这种例子。
清末太平天国声势浩大，湘军以士大夫力量崛起民间，居然一举平定大乱。可是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明知清政府已经腐败不堪，却不敢取而代之；清末民间处处有维新改革的呼声，可高官疆臣都不敢有胁迫中央改变的行为；甚至义和团运动时，罪魁祸首慈禧太后已经逃到西安，东南封疆大吏敢于提出东南自保，却不敢要求慈禧释放光绪，另外组建一个可以进行改革维新的政权。这两个例子，正是说明意识形态在成为钦定的正宗时，拘束人心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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